和鄧淑貞老師認識是因為採訪笛子演奏家王春傑。

春傑說我和鄧老師素昧平生，她知道我剛移民過來，一切都是重新開始，不但送出一半的報紙廣告位置給我做招收學生的廣告，而且還介紹學生給我，以及共同舉辦師生演奏晚會……後來我在電話里和鄧老師提起這件事情，她有些輕描淡寫地說：其實都是中國人，不管來自哪裡，大家總該互相幫忙的。

鄧老師來自台灣，九四年從台北移民多倫多後組建了“禾登樂集”，以教授和組織學生演奏中樂為主，十年來桃李滿園。

那天早上我與鄧老師相約在十六街一間咖啡店見面，問起她的音樂路程，她如數家珍般，那種對事業對音樂的執着讓我肅然起敬。

第一次接觸古箏是14、5歲，那時我有個很好的同學，我們經常聊電話，有很多次我聽到電話那頭傳來一種很奇妙的聲音，讓我感到很好奇，這樣過了有半年，有次我到她家去玩，她帶我看她姐姐練琴，這時我才知道發出這種美妙聲音的是古箏。

同學的姐姐當時在藝術大學讀書，她見我對古箏充滿好奇就問我想不想學，父親知道我想學古箏後說你要想清楚，這可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是要付出艱苦的磨練才會見效果的。那時我被古箏那種美妙的聲音完全吸引住了，根本不把這些困難看成是困難，每天拿着台古箏坐兩個小時的公車，下車後還要走一大段路，一天花6、 7個小時學琴，從下午4點練到晚上10點才開始做別的功課，每星期學一首新曲，堅持了兩年時間，進步很快，無論是節奏、音準都很好，後來老師鼓勵我去參加一個市級的比賽，結果拿了個第二名，這對我很鼓舞。高中畢業後，我原想讀中文系的，老師說你可以去試考一下，那次我考了第三名，不過我沒有去。當時覺得自己是離不開音樂的，最終還是選擇了台灣藝術大學。父親對我的選擇很理解，他原來喜歡拉小提琴，他說，音樂和文學是相通的，兩者之間沒有界限。

由於我在進入大學前比較刻苦，加上八十年代初，台灣與大陸之間的交流不夠，很多信息的傳遞很落後，在古箏方面能教的東西很有限，我用了大概一年的時間就學完所有的東西，因為不想浪費時間，我就跟教授說我想學二胡，當時我要加學一個專業必須要有4名教授簽名批准才行，可幸我找的教授都能理解我渴望學習的心情。這樣我就開始跟台灣國樂名家董榕森先生學二胡。董先生在國樂上的造詣是公認的，如果你有空可聽聽他的《陽明春曉》。

鄧老師講到這裡停頓了一下，我看見她眼眸里儘是對往事的回憶與牽掛。我很老實地對她說我沒有聽過《陽明春曉》，但董先生我是知道的。記得以前聽過他為古龍的《俠客》寫的曲子。那首意氣風發氣勢磅礴的二胡曲至今仍留在記憶深處。尤其是那句：“在小橋樓頭，楊柳樹下斜倚，但見滿樓紅袖招……”，好俠氣。鄧老師聽我這般說笑了笑說：對，就是他。

我跟董先生學二胡漸入佳境時，卻發生了一件很讓我驚訝的事情。那年有位箏樂家從馬來西亞島台灣來學畫畫，他帶來了一台古箏，是21弦的，這台古箏別說我從來都沒見過，我的老師也從沒看過。其時台灣的古箏都是18弦的。造成這種尷尬主要是大陸和台灣之間的隔閡太深，彼此信息不交流，台灣還停留在四九年的水平上，而大陸對古箏的研究和開發已經到21弦了。弦愈多，表現的空間就愈大，對手法的要求就更嚴格，尤其是右手。那時我跟梁在平先生學傳統的曲子，他在三十年代已是古箏界的巨臂，但當時我還不敢與先生放開來比較18弦和21弦，我只有通過先生的教學來揣摩指法上的力學原理。後來我有機會認識一位來回於大陸台灣跑單幫的老太太，我讓她給我帶很多的書籍和音帶，到現在我家裡還有1000多卷帶子都是她幫我帶回來的，我就在這些音帶和資料里慢慢摸索，有時為一個音我要來回聽很多遍。大陸的書籍全部是簡體字，要靠自己猜，確實猜不出就拐彎抹角地問別人，這段期間的學習雖然很艱難，但很鍛煉我。比如很多曲子沒有譜，我就靠用耳朵來聽，然後記下來，這樣對我鍛煉很大。最後的結果不僅讓我弄懂了21弦，還弄通了簡體字。

我在讀藝術大學時就開始到一些補習學校去做兼職，那是我從事教藝的開始。我的老闆看我的學生提高很快就對我說，你別教那麼快，要不學校怎麼賺錢？我那時很固執，對老闆說教師首先要教德，如果我教得有法，還怕沒學生嗎？後來也證明我這樣做是對的。當時我的學生不斷，有100多人，平均每小時要指導8 個學生，我會根據他們各個人的特點為他們選教材，因材施教。

我在補習學校教書的收入不高，那時台灣的公務員一個月也就是8000塊收入，而很多教音樂的一個月就有1萬多塊，但我才4000多塊，平均時薪還不到8塊，有些人笑我是“8塊錢老師”，意思我是很廉價的老師，但我不在乎，因為我教書是為積累經驗。後來請我去教書的學校很多，像“東吳大學”、“國防醫學院”、“華梵工學院”等國樂團，工作還是蠻複雜的，有些樂團的聲部不齊全，就要根據他們的特點來選曲子，結果我的學生表現都很不俗。我教過一個樂團，團員從8歲到60多歲都有，他們跟我學了兩年，結果在“國父紀念館”開音樂會，反應相當好。

我大學畢業時已擁有很多的學生，這些學生成為我藝術生命的一部份，我拋舍不了他們，所以最終我選擇了辦學校。開始有50多個學生，這個成績很了不起，到我移民加拿大時學校已很具規模，有300多個學生，還附設了個樂器公司，平均每個月賣出去30台箏。嚴格來說，樂器公司不全是為做生意，我允許顧客可以拿舊樂器來換新樂器，舊的樂器修理好，也可廉價售給一些初學或者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所以我們公司的名聲很好。

移民加拿大後，第一年我在一些樂團擔任演奏，忙的時候一星期演21場，生活是不成問題的，但總覺得有些失落。後來我想我的心仍在教藝上，音樂是我的夢，更是我一生的事業，我無法拋舍的。這樣我就辦禾登樂集，樂團有數十個學生，我們每年演出五、六次，像CNE、中國年等等，學生里大學生的多，有些學醫，有些學考古，還有學社會學的，各種專業都有，他們都是中樂的愛好者。

我想我天生適合教學，看見學生們一天天的進步，特別是在教學中我有意地和他們一起討論學習優秀的中華傳統文化，總覺得這樣的學習不但只對學生是一種幸運，對老師何嘗不是？

對於我25年的教學及演出生涯來說，假如要我在“音樂家”和“音樂教育者”這兩個稱號中選一個，我會選擇後者。音樂教育的意義除了培養音樂專才之外，其實更重要的是提高國樂欣賞水準及國樂人口比例數，這是促進國樂蓬勃發展的重要因素。看到孩子們從對音樂的崇拜開始走進我的學校，然後帶着對音樂的自信理解走向社會，作為他們的老師，我有理由驕傲。

鄧老師這麼說時我想起她說音樂是她的夢。當我將目光穿過咖啡店大大的玻璃窗落在一天的陽光里時，那句“有夢總是好的”句子一下子從我腦際逸出，那刻我的心情特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