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1988年到加拿大留學，當時我5歲。第二年10月，我就告別了北京海軍幼兒園的老師和小朋友，告別了東單二條28號院的小夥伴，同媽媽一起到了加拿大西部的埃德蒙頓市，在那裡一住就是六年。

在班上一年沒說過一句話

我上的第一所小學是阿爾伯塔大學附近的加洛小學。當時我爸爸在阿爾伯塔大學讀博士。

記得到學校的第一天，校長領着我進了一間教室，教師正在給二十來個盤腿坐在地毯上的小朋友講故事。當時我十分為難，不知道該怎麼辦，因為在國內時，大家都是坐着小椅子，坐在地上被認為是不講衛生的，也是絕對不允許的。校長與老師交談了幾句我當時一點也聽不懂的話，老師又對同學講了幾句我同樣聽不懂的話，同學們都朝着我笑，我左顧右盼不知所措。

學英語對我來說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許多人都問我花了多少時間才掌握了英語，我唯一可以回答的是，我仍然在學。我覺得運用一種語言並不是昨天不會，今天就會的過程，而是一個緩慢而漸進的過程。因為不會講英語，也不知道如何去試，當我一年級結束的時候，老師告訴我父親，我整整一年在班上沒說過一句話！而來加拿大之前我是一個很愛說話的女孩。

老師的話沒有誇張，那一年我心裡空空的，沒有人告訴我要學什麼，要做什麼作業，我所能記得的學校生活就是結識了幾個朋友。當時，我確實有兩個非常要好的朋友，一個是來自日本的小女孩，另一個是南斯拉夫來的小男孩Bogdan，我們三個都是班上的“小老外”。由於那些年南斯拉夫戰火連綿，Bogdan不久之後就隨着他的父母為了國家的利益回國了，在這一點上我真羨慕他。後來每當我從新聞上看到南斯拉夫戰爭的消息，總是在心裡為他們祈禱，祝福他們平安。

我們班上還有一個中國小男孩，他既懂中文也懂英文，本來是被指定做我的小翻譯的，但他總是避開我，不和我一塊玩。我很生氣，但也無可奈何，我們總共也沒說過幾句話，而且從來不在一起玩。我似乎覺得他有點恨我，但是出於什麼原因，我現在也弄不明白。

學習成績不是A就是D

來加拿大後，新的文化潛移默化地影響着我，我經歷的第一件事是萬聖節或稱鬼節。每個小孩都裝扮成一個奇怪的角色，在學校的大廳里舉行活動。第二件事就是聖誕節，當時每個人都在談論聖誕老人。我的第一個反應是，誰是聖誕老人？他是怎麼從煙囪下來給孩子們送禮物的？也有不少同學在爭論是否真有聖誕老人。而我想，我們家沒有煙囪，聖誕老人不會上我們家來，聖誕老人是想像的。

到了三年級，我可以說一些英語了，但好多東西還是不能理解。這時候，我轉到了一個新的學校，在那裡，我是全校唯一的一個中國孩子。第一次成績單下來時，簡直給了我當頭一棒：不及格。我爸爸為此感到十分憂慮，實際上，我在學校的三年裡幾乎沒學什麼東西，也從沒做過作業，甚至不知道我需要學些什麼。後來，我爸爸幫我找出了許多問題，我才真正開始了學習。因為我趕不上正常進度，當其他同學在班上上課時，有人給我單上課。經過努力，我勉強上了四年級。這時我的情形開始好轉，因為我很喜歡我的老師，並且開始非常努力地學習，整個四年級，老師每一次表揚的同學中都有我。我也從此開始喜歡閱讀，而在此之前，我只是看電視學一點口語。

在我的整個小學生活中，並沒有多少朋友，許多同學甚至一些老師都對我帶有歧視心理。在他們心目中，學校里好像不存在我這個人，甚至有一個女孩對我說：“從哪兒來的回哪兒去。”也有一些同學對我說粗魯的話，有些我聽得懂，有些聽不懂，我只好不理他們。記得有一次吃午飯時，鄰座的一個女孩當着我的面把我的桔子拿走了，值班的老師看見了，只是對她說：“如果你再讓我看見你這麼做，你將有麻煩。”我真納悶，難道拿別人的東西第一次總是許可的嗎？如果我像那個女孩一樣，會有什麼結果呢？

我從沒有自豪感，甚至沒有充分的信心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這是我今天還在克服的毛病。五年級的時候，由於搬家，我又轉了一個學校，同學中的冷嘲熱諷使我無法忍受，幾乎每天回家都得哭，他們在背後對我說三道四：我的頭髮啦，我的膚色啦，我的發音不正啦，我的語法有錯誤啦……我的學習成績又直線而下，不得已，只得央求媽媽把我轉回上一所小學。

從此以後，我幾乎有一種自懼症，怕被人取笑，怕發音難聽，怕行為異常，甚至乾脆不說話，所以平時沒有人注意我，我也不願被人注意。挨到六年級，我已經習慣於這種沉默了。這時我有三個老師，一個教英語和數學，一個教自然和社會，再一個教法語和藝術。開頭我想，教法語和藝術的是位女老師，可能對我會熱情一些，但實際上她對我也是視而不見，就如一個人跟你說話，但臉卻朝向別處一樣。我拼命努力去上好她的課，但無濟於事，最終還是不及格。教自然和社會的老師看起來挺可怕，他身材巨大，眼睛發灰，頭髮幾乎搭到嘴唇上，講話的聲音陰森森的，讓人想起希特勒。我與他很少交談，而他每一次與我說話都取笑我。有一回，我們需要用彩色鉛筆做課堂作業，而我把筆盒忘在了隔壁教室，我問他是否可以去隔壁拿一下鉛筆，他的回答是：“看來班上沒有一個人願意借鉛筆給你。”這話全班都聽到了，有人對我投來同情的目光，也有人以嘲笑的眼神看我。更讓我不解的是，不少老師故意裝做聽不懂我的話，每次在班上回答問題，都要另一個同學重複我的話給老師聽。其實，由於我缺乏信心，怕被別人恥笑，因此每一次說話都爭取做到語法無誤，發音準確。要改變老師對我的成見是多麼困難。我不得不承認，我在學校里很不快活，五六年級時，我在對我友好的老師的課上非常刻苦，而在我仇恨的老師的課上故意不及格。因此，我的成績不是A就是D。

許多年來，我只能在校外尋找快樂。從四五年級開始，我學彈鋼琴；八歲參加了舞蹈班；暑假裡又上了中文學校。在舞蹈班和中文學校里，我有了完全不同的生活。這裡的孩子都是中國孩子，沒有人嘲笑我，大家友好相處。這使我獲得了自信心，並成了那裡的優秀生。當然，她們也不知道我在學校里的委屈和心酸。

挨到了七年級，也就是初中一年級，我進了新學校Mackernan，在這裡我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我見到了不少對我友好的同學和朋友，但我還是很擔心被人知道我曾是一個被冷落的小女孩。

第一次回國

1995年底，我們第一次回到闊別6年多的祖國，臨行前，我得了輕微的感冒，但經過十幾個小時的飛行，到達北京時我已經累壞了。假期剛要開始，一個緊急電話從福建傳來，爺爺在老家遇車禍，生命垂危。於是我們又匆匆買機票趕往福建。

在福建老家，我見到了好多親戚，我無論如何也無法記住他們的名字，但他們個個都認識我，我的中文也不夠用了，說起話來結結巴巴，畢竟我的中文只是從父母和中文學校里學來的。和我同齡的在加拿大的許多中國孩子，已經說不出幾個中文字了。我很慶幸，這些日子裡，我中文的表達能力長進了不少。 我爺爺與死神搏鬥了數月之後，雖成了偏癱，但還是活了下來。與我爺爺不幸的情形很類似，我的朋友佳佳第一次回國時，她的奶奶由於太興奮，站到凳子上擦玻璃，結果摔下來得了腦中風。佳佳也把整個假期耗在了醫院。由此我想奉勸那些離鄉多年的遊子，當你們要回家探望父母時，最好事先不要告訴他們，以免他們因過度激動而出意外。

滾筒般顛簸的生活

我們回到加拿大之後，在埃德蒙頓只停留了一天，就去了多倫多，因為爸爸在多倫多大學取得了計算機碩士學位，並在那裡找到了工作。爸爸是在阿爾伯塔大學獲得了博士學位之後因找不到工作又去學計算機的。1996年2月份，我又開始在多倫多上學了。哪裡會想到，我們從此開始了滾筒般的顛簸的生活。

剛進新學校時，一切還算順利，大部分老師對我都挺好。而這種平靜的日子剛剛過了6個月，就在這一年的8月，我們全家又從多倫多搬到了美國。因為爸爸在美國找到了一份薪酬比在加拿大高很多的工作，便去了美國的俄勒崗州波特蘭市。

在美國波特蘭，我感到最大的變化是氣候，這裡多雨，潮濕，不像埃德蒙頓和多倫多，很多樹上都布滿了一層厚厚的青苔，像穿了一件綠色的衣服。許多人不喜歡下雨，我卻喜歡，我喜歡這裡潮濕的空氣、無邊遠際的鮮花和草地。在這個城市，我上8年級，也就是初二。學校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名字，叫做“五棵橡樹”。由於學校臨近世界上最大的計算機芯片廠家——因特爾工業園區，所以學生也來自世界各地，其中也有不少中國孩子。到校的第一天，一個台灣女孩帶我熟悉校園環境，認識老師和同學。在這個學校我結交了很多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我們每天乘同一輛校車上學和回家，到年底時，我已經變成了一個快樂女孩。不但朋友多了，體重也增加了，學習成績也提高很大，進入了優秀生的行列。這一年我13歲，為了表示對我的獎勵，媽媽送我回北京度暑假。到了北京，所有的人，包括我姥姥都說我太胖，而在學校里，人人都羨慕我身材苗條，真是莫名其妙。

我從北京回來時，爸爸又換了工作，在明尼蘇達州找到了新工作，於是我們全家又要搬家了，我只好與朋友們依依不捨地分別了。

我的新學校是“伊根高中”，伊根是明尼阿波利斯的衛星城，位於市區南部，這是我上過的最難受的一所學校。首先明尼蘇達的冬天是不曾到過的人難以想像的，當寒冷的北風襲來時，氣溫降到攝氏零下40—50度，雖然上學有校車接送，但從家門到校車僅僅20秒鐘內，我都有被凍僵在半路上的感覺。更為糟糕的是，學校每天早晨7點20分上課，下午一點鐘放學，我每天六點就得起床，下午放學後再睡一覺到傍晚。中午吃飯的時間只有15分鐘，走廊里擁擠不堪，同學間很冷漠。由於這裡地處偏僻，外來人很少，倒是有不少黑人同學。而我因為是異種人，也幾乎沒有什麼朋友。在家裡，除了做作業和彈鋼琴，我幾乎沒有別的任何娛樂。學校情況更糟，開學不久，就有一個12年級的學生因帶槍上學被學校勒令停學。又過了不久，和我同年級的一個同學，在家裡開槍自殺。校園槍擊事件對我來說已經不是電視上的新聞，而是近在眼前。這期間，我簡直度日如年，我渴求爸爸媽媽搬回加拿大。爸爸媽媽同意了。

1998年8月份，我和媽媽先回加拿大的溫哥華。而爸爸仍留在明尼蘇達，直到半年後在西雅圖找到工作才搬到西雅圖，那裡離溫哥華200公里，爸爸可以每個周末回家。在明尼蘇達的一年，是我心情最陰暗的一年。回到溫哥華，我才又重新“活”了過來。我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尤其是經過了陰暗和消沉，這種感覺更加強烈。

說了這麼多，顯得情緒太低沉了，但實際的情形確實如此。我相信許多與我有着類似經歷的孩子，也會有類似的心情。時間長了，心靈的歸屬也成了問題。第一次回國時，覺得自己是外人，甚至連我姥姥都叫我“小老外”。但是在加拿大，我又不像一個加拿大人，到了美國，也不像一個美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