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到王一安，是在濟南。在一個五星級酒店17層，他穿着拖鞋，右眼紅紅的，確切的說是包括整個大眼袋都紅紅的。這是前兩天喝酒的結果。他不停地拿切好的黃瓜片擦，最後乾脆昂着頭，把黃瓜片貼在眼袋部位。“涼點，會舒服一些。”他說。

　　4月份，他剛剛入選了加拿大某市同鄉總會會長。該市去加拿大的同鄉人已經過萬，王一安屬於“去得晚的”。

　　在國內，王一安一直是所在市的紅人。

　　1978年，高中畢業滿一年，王一安到農村當起了生產隊長，推廣雜交水稻，做出了成績，是個“好幹部”。

　　1982年，王一安通過考試，錄取到了區里，進了計劃生育委員會，很快在區里當上了副科長。官運還算順利。

　　1993年，下海。通過民間借貸，融資了1000萬元人民幣，買了一塊地，開始搞房地產開發。

　　第二年，就當選了該市第一屆十大明星青年企業家之一。

　　在百度百科裡，數百字的介紹王一安，都是一個“好企業家”。捐款、名譽、職稱，一項不落。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人，卻說，“待不下去了。”王一安這樣敘述他的移民經歷，以下為他的口述：

　　5年被查9次

　　我移民，完全是被逼無奈的。我覺得自己一向老老實實做生意，但是，國內很多事情沒人脈關係就說不明白道理。這點很要命。

　　1997年我正在美國出差。接到公司里的電話說，市里檢察院抓了我們六個人。有人匿名告我偷稅漏稅和涉嫌關聯交易以及侵吞國有財產等罪狀。檢察院帶人去是要搜集口供。

　　我覺得莫名其妙，趕緊飛回來。我是個直性子，做事也很直，我沒做違法的事就不怕被查，所以，我就說“要關多少天就讓他們關多少天!我們沒犯法!”

　　這六個人，被整得比較慘。我的哥哥被要求在馬桶上跪了一晚上，第二天出來的時候，不會走路了。自那以後，哥哥對我意見很大，總覺得是被我害的，有意地疏遠我。

　　我也猜到了，匿名告我的人是之前公司的一個合伙人。這個合伙人是市稅務局的幹部，在90年代中期，稅務幹部兼職做企業在當地是比較普遍的。我們之間出現了嚴重分歧最後分道揚鑣。他還欠我38萬元沒還。

　　我也開始告他，打官司和他要錢。這個官司打了三年。加上利息，對方償還總共53萬元。

　　但是，他也一直在繼續寫匿名信。

　　後來，檢察院沒問出什麼結果來，刑偵隊又來了，出納抓去關了7天。會計被刑拘。出納是個年輕人，自己說被嚇死了，不敢再做了。出來後，立馬辭職了。

　　以後，我一聽說要查我，第一反應是，“查就查，可千萬別抓人啊!”

　　2000年，區里稅務局也來了。收走了公司賬單。

　　有一次我還被叫到了區稅務局辦公室。我記得清清楚楚，當時，領導問我，“你有什麼意見?”

　　我說，“沒有啊。”

　　“那你怎麼不來看看我們?”

　　我一下就明白了，我沒給他們送好處嘛。但是，我這個人就是這個脾氣，當時看着他們吹着空調很舒服，我們公司還就只有我一間辦公室有空調呢，就說，你們吹着空調過得那麼爽，怪不得查我賬。

　　這下就得罪了領導了，賬單也沒要回來。

　　過了幾個月，市里稅務局又來了。繼續沒收賬單。局裡我有兩位朋友對我不錯，叫出來吃飯。

　　朋友開門見山，“你最笨，你不用交的那些，避開就是了，幹嘛都交了呢?”

　　“我不交全了，現在就栽你們手上了。”

　　“你就補個一兩萬，事情就算完了。”

　　“補什麼?那你給我開稅單，說明白我哪個沒交。”

　　說話硬，又得罪了人。

　　1998年，紀委的也來了。按程序走了一遍，也沒查出什麼結果來。

　　從1997年到2002年的五年，我被查了九次。所有人都懷疑，我一定有問題!連我老婆都問我，“這麼多人查你，你一定有問題。”我老婆是個很老實的好人，也在檢察院工作，害怕這個。後來我和老婆離婚了，也有這個一點原因。

　　其實，按理說，稅上都容易犯點錯誤。稅務上想查哪個公司，一般一查一個準。這個都是公開的秘密。但是我比較幸運，就是1997年開始查我的時候，其實我沒錢，手裡的錢全投進工程里了，還沒開始收回。所以，也沒有那麼多所得稅需要交。1997年開始查我了，那我以後的稅肯定是老老實實的交了的。而且，我這個人，個人沒錢，錢都在公司賬上，所以查我本人，就沒有個人所得稅。

　　我就是一直想不明白吧，一個壞人，寫我匿名信，怎麼有那麼大能量，後來知道，他在市裡的稅務局裡也是有人的。我們這個機構做事也費解，查了一遍還查第二遍，第三遍。三個月就應該查清楚的事情，硬是拖到三十個月也沒有查出結果來，還是不罷休。

　　要不回來的地

　　我最近在看周立波。覺得這個上海男人說到了我心裡。

　　周立波說，應該有個制度，就是事後舉報制度。商人在賄賂官員後可以事後舉報同時不受處罰。

　　這個點子太絕了。作為商人，誰都不願意把自己賺的錢大把大把拿出去給別人，是不得已才會賄賂。如果事後舉報，商人無罪，能檢舉出拿錢的官員。官員就會有顧忌了。這個辦法絕對適用。

　　現在就是監督不明。

　　幾天前，我在溫州和老朋友喝酒，還在抱怨我那塊地的事情。都要了十年了。

　　十年前，買下這塊地的時候，還是郊區，現在已經變成了城中黃金地段。一共四畝。當時我被說服和政府置換，政府要在這裡蓋安置房。但是，後來，地給了政府了，置換給我的地，一直拖着，沒給。

　　十年裡我和公司的員工跑去溝通不下160次了吧。差不多每個月都溝通，早些年溝通的越發頻繁。

　　沒辦法，我就把當年和我置換土地的政府部門告到了法院。六次官司，我都贏了，判決給我是：在沒有給我土地之前，政府每年拿出18萬元賠償我。

　　如今，賠償金我都拿了好幾年了，地還是沒有。

　　為此，我們公司所有員工簽字寫了份萬言書，交到市紀委。還貼到網上去了。有703804個網友跟帖支持我們。我當時覺得，這夠轟動了，夠引起注意了。

　　紀委也的確受理了，讓我們去填了個表。只不過，接下來倆月，又沒聲音了。判決書拿在手裡，就是要不回地。

　　我還是市里一個有身份的人，還能和市里領導說上話。這次回去，我見到了新換屆的市長，又聊起地的事情。市長先表態：一定給你!

　　“那就現在給吧。”我趕緊接着問。

　　市長笑笑，又笑笑，就是一直笑，說，“以前他們那屆沒安置，我現在怎麼弄?再等等，再等等。”

　　現在，還等着呢。那塊地放到現在是值錢了。

　　“一下子安全了”

　　這個期間，我一直想着移民，公司經營基本就停滯了。特別是查我的那幾年。但是就是不知道怎麼移民。就是知道，早年有很多人偷渡。還有很多人是在國外做生意，然後慢慢拿到了綠卡。

　　後來，我就借出差的時間，去香港諮詢這事。

　　其實，我是中共黨員，上過七年半黨校，修過哲學，我認為我們的綱領都是不錯的，壞就壞在一些幹部很壞。譬如，稅務上一些人甚至希望你偷稅漏稅，然後就有理由找你。

　　這讓人很難辦。

　　2006年，移民的手續批下來。接到電話的那一瞬間，心裡覺得，一下子安全了。然後也沒多興奮，就這樣。

　　現在，我在加拿大的生活很好，都不想回來了。每周末去打獵、釣魚。

　　有個事很感動我。有一次，和朋友行駛在高速公路上，車沒油了。正準備打電話給朋友來送油，五分鐘內，警車出現了。我們被監控到了。再過五分鐘加油的車來了。加油，不花錢。對方回答，“這是國家的油，我們不收錢。”我趕忙遞出200加幣小費，給他們。他們說，“我們是國家工作人員，不收小費。”我當時非常感動，和朋友說，“在加拿大捐錢，直接捐給政府就好了!”後來，我朋友把這個故事寫成帖子發到網上。帖子後面還附了一張照片：我在中間，兩邊摟着兩名加油人員的合影。

　　我現在有兩對雙胞胎女兒，都是在加拿大生的。加拿大政府每個月獎勵我2000加幣。我一開始有點受寵若驚。

　　當然，移民，讓我損失也很大。

　　之前我買下的總共1000畝地，沒機會開發了，都轉給了別人。自己開發的話，肯定賺大錢的。

　　自己還留下了幾個項目，想繼續賺錢。項目在中國做，還是比較好賺錢的。而且，又生了第二對雙胞胎女兒後，我決定再多賺點錢。

　　這次到濟南，也是因為要處理一個投資的事情。

　　在濟南的兩個項目，投資了一個億。最後合伙人想把我的股權賣掉。

　　四年沒管這裡的項目，我的一個億的投資沒有了。第一感覺就是：“又要上訴了!沒辦法。”但是，他們在當地有人，聽說我那個合伙人的親姐姐就在檢察院。沒辦法，沒人就不好辦事。所以，第一次查案，不了了之。再次上訴，後來，市刑偵隊出動了，還不錯，終於凍結了這部分即將被交易的買賣。但是，這個錢，我還是拿不到。

　　以後的生意，我會轉向投資，不涉及具體經營了。經營還是讓別人去做吧，和各地方政府和利益集團打交道，我做得累了。

　　不過，項目還會在中國投資，賺錢，還是大陸好賺。

　　有一次，在一家酒店大堂，我遇見了那個一直舉報我的前合伙人。兩人看了看，都沒說話。各自走開了。我曾經想找人揍他，我也想弄弄。這個氣，是誰也不順。後來，想開了，我現在過得很快樂。

　　辦完濟南的事，我就飛加拿大了。那裡生活很好。

　　(文中王一安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