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的国民性与中国移民的适应性（修订版）尚虹

近期，本地中文时事评论员、节目主持人丁果先生在＜蒙城华人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加拿大的问题在哪里？”他的结论是“不图思变”、“不会善用移民”，同时也提醒移民要争气，不要将亚洲的恶习带到加拿大。此文后来被温哥华本地的一家中文网站转贴，引来各种不同意见，其中有不少涉及语言学习与文化适应的问题。本人以为，关于加国社会价值观的评判，在主流及中文的媒体中都时有所见，不同观点可谓见仁见智；而有关移民（主要指中国移民，尤指近年来自大陆的新移民）适应的问题也不绝于报端和网文。在马田总理及新一轮的加拿大中国商团的年初访华即将展开之际，移民使用及加拿大的未来发展、加中贸易等问题再度引发人们兴趣。笔者亦有一得之见，愿与广大读者分享。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此文不代表任何媒体、任何机构和组织，只是个人平日的观察与思考，而所据以分析、观察的出发点，亦均指一般、大致、普遍的印象或现象，无统计数字的准确衡量，也不排除种种特例或否认其它不同视角，敬祈读者批评指正。

一、宽容理念与“不图思变”

　　在西方民主国家，较为成熟的政治生态表现之一是国民的意愿大于政党的意愿。两党制衡也好，一党独大也好，都是民众用选票做的最后决定。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加国民众的社会价值观大多倾向自由化，崇尚宽容、平等、尊重并实际照顾到个体、小团体、及社会弱势边缘群体的利益。吻合这一理念的政党及政治家，就比较容易在竞选中获胜，反之则会落败。这在历年的联邦大选中表现十分明显，今年亦不例外，多数民众并非不知一党独大的弊端，但他们更害怕不宽容对个人利益及自由的侵犯。两害相权取其轻，他们用选票在最大程度上维护或保护了自己崇尚的理念。无论我们是否认同这样的理念，它都是加拿大主流社会的客观事实，而且代表了多数人（至少是投票的多数）。　　丁果先生为加拿大是“二流（或三流）国家”与“不图思变”而深感痛心，其实大可不必如此忧国忧民。我们承认，如果一个人（国家，社会亦然）要追求卓越、激情与梦想，自然应当去努力奋斗，力争一流。美国自不待言，不仅要一流，而且要无出其右、世界独霸。亚洲国家，无论四小龙，还是中国、印度，都各自有其梦想与野心，一方面是传统文化的影响，一方面是现实的压力与需要。而加拿大作为移民国家，立国较晚，地域虽广，但人口稀少，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颇占优势，陆地上除与美国接壤之外，身处两大洋的保护之下，较少有来自外界的威胁。与美国的关系虽说时冷时热，但无论有再多争端或不同，也难改两国固有的朋友（甚至是兄弟）关系本质，两国在意识形态（人权、民主等）、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有着比任何国家更一致的方面。多年以来，加美关系已基本形成定势，打破这种强弱搭配的格局，让加拿大与美国在北美一争高低，形成双强，恐怕不是靠意愿就能办成的。由于制度的、观念的及现实需要的种种不同，加拿大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样一副局面，将之完全归罪于某一政党或某一代加拿大人都是不公平的。无论我们华人喜欢还是不喜欢这样的国民性，它都很难在短时间内（一代人）通过某一政党、或发动某种意义上的“改革”就能得以彻底改变。

二、移民的素质与开拓亚洲贸易

　　关于善用移民开拓亚洲贸易（我想丁果先生主要还是指对中国的贸易）的问题，我们不否认移民中人才济济，藏龙卧虎，但这些人才是否符合加拿大对外贸易的要求，还需要考量。在当今国际贸易的舞台上，亚洲也好、中国也好，最基本的工作语言还是英文，不止是口头交流，而且有大量的“paper work”是以英文为主进行的。一个熟知中国市场、了解其中运作规则，而且汉语运用得心应手的移民，如果不同时兼备流利的英文说写能力，亦不能称为合格的加拿大对亚洲贸易人才。因为在与加拿大国内商家或机构组织交流时，这样的移民不能准确迅速地将他所掌握的技能与信息、智能与才干反映出来，在无论何种规模的外贸谈判中，他都将难以及时、完美地达成目标、完成任务，那么，这样的人才就不合格。须知，即使在中国，从事对外贸易的人员，无论公营私营，在英语能力的掌握上，都远远胜过了不少在加拿大的中国移民。所以，我们对实际能胜任加中贸易的移民人才“库存量”的估计，并不如丁果先生那样乐观。　　其次是关于亚洲人（恐怕丁先生也主要是指中国人）自己不争气，窝里斗、坑蒙拐骗的问题。其实，人是制度与环境的产物，我拒绝用族裔的标签来归类人性。在任何种族中，其人性的共同点往往大于其差异点。由于不同制度的规范与制约，身处特定时期后天习染的不同环境中，不同种族、不同地区的人性逐渐有了不同的特质。但一切并非不可改变，“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将在良好机制运转（即相对公平）的社会里，自然去调整和改变人性的弱点，从而实现优胜劣汰。而加拿大社会正是一个比较规范也比较公平的社会，移民群体经过时间的历练，大浪淘沙，也必将或早或晚地顺应这条铁的自然律。因此，与其站在高处指点同胞，不如一同分担这份耻辱，尽自身一己之力，维护并改善群体的形象。

三、语言适应的时间代价

　　在回贴中，以开发某网上语言学习系统而为新移民所熟知的考夫曼先生多次发表意见，其中，他的一个观点是：语言学习与年龄无关，学习态度才是决定因素。我同意学习态度肯定是第一位的，一个人只要想做成一件事，并努力用心去做，他应该可以实现目标，无论年龄多大，只要肯学，都不成问题。现在讨论的重点是所花的时间和代价。几乎没有人能否认，人在青少年时期，记忆力最强、精力最充沛，学东西最快，而语言学习更是如此，如果在青少年时期就得以接触并认真学习母语之外的语言，绝对比成年后学语言要快得多也好得多，而且一旦掌握了第二门语言，想多学更多语言，也会比较容易。反之，一个未在青少年时期掌握至少一门第二外语的成年人，要想在成年后短时间内达到听说读写都流利的程度，是基本不可能的。　　会九种语言的考夫曼先生，出身移民家庭，母语并不是英文，在早年启蒙学语阶段，他已接触了瑞典语及其它语言。这为他今后学习并掌握其它语言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所以，成年人不是不能学会并完美掌握第二、第三门语言，只是所费时间及精力要比青少年时期多得多。考夫曼先生在他的回贴中举了黄耀华先生的例子，他承认黄是经过了很多年不完美的英语练习，才得以一朝突破的，这正说明了我的上述观点。同样，我认识的顾雄教授（UBC美术系），现在说一口流利的英文，他亦坦承经过了多年的苦学，大约有九年之久，每天坚持不懈地学，从三十多岁学到四十多岁，才把英文掌握了。所以，对大多成年之后（基本上都在三四十岁的年龄）来到加拿大的中国移民，如果想在加拿大找到比较适合的位置，比较好地适应并最终融入本地社会主流人群，在语言学习上，就需要长久的毅力和决心。我完全相信，发自内心地相信，每一位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并长期坚持的移民朋友，在数年之后（其所费年头取决于每天所花的时间量），英语能力即使不比考夫曼先生的中文能力强，也至少会一样强。

四、文化适应的终极之限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们艰难地学习并掌握第二语言的过程中，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在各个方面渐渐体会、认知本地文化，并有了大小不同程度的融入。至于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在我们与本地朋友的交往中、在本地主流媒体（电视、电台、报纸等）的熏染下，不管主观上乐意不乐意，每个人都在身不由己地融入，这使我们与移民前的自我和仍在中国生活的亲戚朋友相比，具备了完全不同的文化特质。不过，当我们对第二语言的掌握越来越自信，对本地生活越来越熟悉的时候，我们几乎都不约而同地发现，无论怎样的努力，我们也不可能与本土出生、成长的人群（无论何种肤色）完全一样，我们前三四十年在中国生长的背景和中国文化的烙印，就象生长在我们肌体中的血脉一样，不可能完全彻底地剥离。无论我们的第二语言怎样的流利，我们的思维、饮食、礼仪、习俗如何地“西化”（同胞眼中的“西化”），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知道，脱胎换骨也不可能把前三十年的文化浸染全部消除。而与本地朋友的交往，无论多深的交谊，我们彼此都不能不承认，在很多与文化相关的内容上，我们有着太多的不同，这些不同并不表示哪种文化更为优越，哪种文化应该完全扬弃，一切仅仅是不同而已。正是这些不同，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我们谈话的深度与广度、默契与会心，是的，这就是第一代移民（无论任何族裔）文化适应的终极之限。　　不过，文化适应的有限性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为此而自卑和痛苦。我们来到这个国家，是因为文明的人类社会有迁徒和居住的自由，因为地球村基于人口、经济及各国不同移民政策的自然人口流动。移民加拿大并被它接纳，是一个双向平等选择的过程，这里面不存在施舍与受恩，不意味先来者就有居高临下教训后来者的优越权。对于移民来说，只要我们一踏上这块土地，认同这个国家，做她的守法居民，遵从本地多数人的风俗习惯，愿意为新家园而勤奋努力、用自己的劳动与对社会的贡献（合法纳税）得到人们应有的尊重，使她因我们的到来变得更好，而不是更差，我们就不必因为暂时的语言不好、融入的时间漫长或深度有限而自责。对本地社会来说，大批移民的到来，势必对原有的各种制度、文化形成无论好还是不好的“改变”或“冲击”，在移民融入本地文化的过程中，我们对本地文化也在起着潜移默化的种种影响。某些主流人士不喜欢并否认与反对这些改变或影响，但是，我们不得不说：对不起，这同样是客观的事实，它不会以主观的喜好为转移。

五、值得深思的高才低用

　　有一些自以为是精英的移民朋友们，在回贴中为移民在加国的高才低用而抱屈，也有人说，连第二语言都掌握不好，就不要自称精英。其实，一个人的第二语言能力差，并不能因此否认他的才能与智能，只不过，在一个主要使用此人第二语言的场合与社会中，他的全部才能都将大打折扣，甚至归零。我们一定熟悉下面的情景：当某人用母语表述思想、陈述事实时，他是那样的头脑清晰、逻辑严密、充满智能的光辉。他能就公司的营销策略、产品开发、客户服务提出一整套方案，或就某个学理、政治方面的问题提出与众不同的独特想法，无可否认，多年的专上教育背景，大集团、大公司、著名大学的工作经历，使年富力强、处于人生颠峰的他，在他的母语社会里，的的确确是远远高于平均水平的精英。　　同样是这个人，当他来到第二语言为主要语言及工作语言的社会里，只会简单听说的他，却好象突然之间变成了弱智。他只能默默地听着其它人的高谈阔论，却无法判别其中观点的优劣，因为他只能听懂很少一部分；他也想把自己对某方案、某观点的见解清楚明白地陈述出来，但他做不到，不止是口音，更重要的是，他没有掌握很多有用的表述和最准确的词汇。他本来是这一议题最有发言权的人，多年所受的教育及经验本来是让他发挥智力长处的，但现在却不得不退在一边，做着不需要语言或只需要较少语言交流的体力工作。难道移民到新国家就使这个人的智力下降了吗？显然不是，难道因为他第二语言不好，他就丧失了以往的思想和智能吗？当然也不是。残酷的事实是：在加拿大，英语不好，你就算有天大的本领，表现出来的可能也只是弱智和半文盲，从而最大的可能是，你找不到适合的位置，只能高才低用，从事与智力经验完全不相称的工作。

六、适应与回流的最终抉择　　　　前面说过，语言学习与文化适应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在语言不达标之前，移民更多地会在自己族裔的圈子里生活，用本族裔的语言来帮助适应新生活，这就形成了一个不好的循环：一方面我们知道改进语言的方法之一是尽量摆脱族群的圈子，但在语言不好时却又很难打入主流的社交圈；另一方面，越是在本族群内活动，我们就越难改进我们的语言能力。对于这样一个怪圈，我们不能简单地责怪移民缺乏主动的适应性，还是要从语言培训及文化引导的机制上想办法，用鼓励和刺激的手段尽可能地把移民适应的过程缩短。因此，政府的专款资助并没有错，资金不是给多了，而是还不够，只是钱要用得有效果、有针对性。如果象一些主流人士的建议，取消一切移民帮助计划，移民不需要任何的帮助，那么，那些大量只需要语言突破就能为社会做出更大更多贡献的移民，就只能长期高才低用，这实际上是整个社会的损失。对于以引进移民补充未来劳动力的加拿大来说，帮助移民尽快适应，几乎是主流别无选择的唯一道路，因为，移民现在与主流就在同一条船上求生存。　　当然，作为移民，我们还有第二条路，那就是选择回流。我们曾经为自己选择了一条注定只能为子女创造条件而自身很难再度辉煌的艰难移民路，这条路并非没有希望与曙光，先行者与同行者也并非没有成功的范例。只是它需要太多的付出。为了在新家园有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位置，我们先得花出数年的语言学习时间，消除交流障碍，还要同时进行多方面本地文化的学习与适应，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毅力和决心？我们愿不愿意付出如此多的时间和代价？我们失去的（投资）和最终获得的（回报）是不是成比例？换言之，我们值不值得为了最终地融入加拿大，而失去自己最佳的年华和当今中国最好的发展时机？答案和选择在你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