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邻居Catherine仅一墙之隔，迎来送往，点头打招呼也差不多三个年头了。但有谁能看出我们正在暗暗较量，打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呢！

应该说我对我们租的这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是相当满意的。我们这栋楼是四层的condominium商品房，整栋楼据我所知除了两户租户外，其余都是业主，以西人为主。Catherine，单身白人，年龄三十七八，高挑身材，长得娇艳可人，住我隔壁。按我先生的话讲是“笑面老虎”，技高不逊“王熙凤”，大有作为。住我另一头的还是一单身白人女性，Linda，四十岁左右。Linda沉默寡言，我们住了三年，和她讲的话加起来不会超过十句，客客气气，相安无事。

我和先生是中国人，搬到西方，入乡随俗，融入主流社会之类的，什么都好说，但改不了的是中国胃。第一个麻烦就出在这个“中国胃”上面，我的烹饪少不了是“中国烹饪”。

Catherine来敲门，说能在她的房间里闻到我们做菜的味道。我听了有点不知所云。怎么会呢？我炒菜一般不爆锅，尽量以焖和卤为主，我自己也怕油烟，再说还有抽油烟机，尽管是西式的，也应顶点事。于是我们来个check up，几次三番，发现通风排气管道是相通的，木结构房子的缝隙不严实，故有此事发生。我对Catherine深表遗憾，我行我素，继续吃我们的中国饭。

但随后的敲门声连续不断，让我不胜其烦，这个Catherine快要把我逼疯了！

我们兴致勃勃地买回音响，正调音呢，我首先声明，那可是早上11点哪，她就来敲门凑热闹。我们有朋友来窜门，瞎聊天，她的敲门声又来搀和一阵。我忍无可忍，提出到她家察看墙壁的所谓隔音，才发现一墙之隔，这边是我家客厅，那边是她的卧室。在加拿大这种底层的condominium一般都采用木结构建筑，隔音非常差，你只要在墙壁上敲敲，隔壁保证听得一清二楚。只有象高层的房子才是钢筋水泥构造，有较好的隔音。问题还出在我的这位芳邻有着军队般的严明纪律，她的作息时间是晚九点前洗洗睡，需要绝对安静。我当着她的面诚恳地提出我们尽量注意，尊重她的个人习惯，但由于房子的隔音效果所带来的不便之处我也无能为力。

Catherine改变了她的战略部署，开始疯狂地写投诉信。我们这栋楼有个业主管理委员会，讨论一些楼里的鸡毛蒜皮之类的琐事，原来会长就是住我隔壁的Linda，我是接到Linda转交给我的Catherine对我的五份投诉信才知此事的。那天晚上，先生气得咬牙切齿，一直质疑着西方民主自由，热血沸腾地和我讨论“绝对自由”“相对自由”的两种概念。我不睬他，我知道“上什么山，唱什么歌”，假若在国内，我一定会客客气气地请Catherine来家小坐，喝喝茶，聊聊天，解决问题之外还增进友谊；这加拿大可不行，您要这么做，她会以为你理亏想用小恩小惠收买她呢！我着手写反投诉信，边写边自言自语：哼！想欺负我不会英语？没门！正巧本小姐是翻译呢！

我的反投诉信也许起作用了，Catherine不再敲我的门，Linda也没再提及Catherine投诉我的事。上天作证，我和先生平日小心翼翼做人，绝不兴风作浪，真是“苦大仇深”怎一个“怨”字了得！

自从写了反投诉信，我在楼道里遇见Catherine，总觉得怪怪的，embarrassed，然而她热情有加，每次都春风满面地和我打招呼，仿佛我们是世代相交的好邻居，我甚至为自己的反投诉信红起脸来，觉得自己不应这样对待邻里关系。

我以为是我们的蹑手蹑脚加家里的清教徒似的生活方式感动了Catherine，反正有六个月了，大家相安无事，当然我家里也无人登门拜访，因为我的朋友们极给我面子，生怕惹恼我邻居，我的日子不好过。

当我收到“Pacific Quorum Properties Inc”的正式公函时，我才意识到Catherine的厉害。公函内容大致是我家由于被人长期投诉发出噪音，他们要对我罚款50。看来我的芳邻奋笔疾书complaints，每月一封，整整坚持了半年，终于盼来了救星。大温地区的公寓商品房有一个管事的“婆家”名“Strata Council”，这个管理委员会下面按地区划分我们这片归“Pacific Quorum Properties”口管，相当于国内的物业管理吧。我即刻给负责人MrRyne去电话要求投诉人写的所有投诉信复印件。我被这种子虚乌有的noise complaints气得咬牙切齿，我要求召开听证会，让群众们来评评理。我仿佛感觉自己回到了小时候拿着小板凳牵着妈妈的手上居委会开会那年代，Mr.Ryne一口应允，再三表示，听证会公正对待投诉人和被投诉人的权益，一定秉公执行，绝不偏颇。

我仔仔细细研究了Catherine的投诉信。她的投诉信不长，每封只有三四行字，写得不外乎她能听到我们客厅的声音，扰乱她的作息制度。我真是哭笑不得。我确定了听证会的具体日期，即刻回了Mr.Ryne一封彬彬有礼的传真，表示自己的清白无辜，更要象秋菊打官司那样要一个说法，讨还一个公道。

离听证会还有两个星期，我的准备活动也紧锣密鼓地开张了。我非常抬举自己，想象自己是个律师，在众人面前慷慨陈词，滔滔不绝。我虚拟了一个又一个场景，假设了一个又一个可能提及的问题，设计了无懈可击的回答。我是被告，当然自己是自己的辩护律师，得意的时候我差点觉得我不去考律师牌照真是浪费了我这个可贵的人才。我实实在在入了戏，情不自禁，一头扎进律师梦出不来了。我去图书馆借Burnaby bylaw，我详详细细研究所有的regulations，我倒要看看有哪条法律规定午夜12点我不能待在自己家客厅说话。先生说我些许有点着魔，take it too seriously，小题大做加兴风作浪。我不管那么多，反正我不打无准备之仗，我打电话给了我们这栋楼的发展商，详细询问了此楼的建筑材料构造及隔音系数，当我提问并做笔录的时候，我真以为我是好莱坞大片中的大律师。我很得意，觉得自己胜券在握，只要我大小姐出马，一定是所向披靡。

差点遗漏了一件事，我必须有我的证人。我与楼上的Rose关系不错，外加她是金发碧眼的加拿大人，“出庭作证”不存在种族偏向的问题。Rose是个虔诚的宗教信仰人士，绝对不能违背上帝的旨意而撒谎，我要她证明的是她在自个家能听到隔壁邻居的声音。我当然还找了我的朋友，由她证明已有好长时间没来我家拜访，原因就是我有个对声音极度过敏的邻居，可怜的我们为此忍痛割舍了在温哥华最心爱的拖拉机纸牌游戏(80分升级)。

一切已准备就绪，我只等着“开庭”，其实不过是个听证会。我突然发现Catherine养了一只黑猫，眼睛碧蓝碧蓝的，经常在后院里窜来窜去，寻觅食物。猫大概不知主人们的干系，经常不识趣地趴在我家窗前，我觉得那只猫的眼光很凶，仿佛能洞穿一切。有时我的后院门开着的时候，它偶尔窜入我家的客厅，从我们的卧室的窗户又窜回后院。这样的情景Catherine见过几次，她说她要多管教猫，让猫有猫规。我对她说动物非人，孰能无故。她绝口不提听证会的事，她也不参加，这个听证会是为我这个“被告人”开的。

听证会终于到期了，地点就在Linda家里。Pacific Quorum 那边来了三人，业主管理委员会的成员们齐刷刷也来了，加上我的两个证人，密密麻麻的十几号人拥挤在Linda家的客厅里。我平时在楼道里经常say hello的邻居们这回算是让我看到了庐山真面目。主持人Mr.Ryne的开场白一结束，我就自己为自己辩护起来。我有一个小本子，里面是逻辑分明的讲话概要。我从一介良民尊老爱幼扯到房屋构造，再说到精神困扰。当然，我还顺便讴歌了一下中华文明的人际处理关系的优良传统，这样的区区小事何止于对簿公堂，动用纳税人的钱财。委员们全体倒戈，都站在我这边，认为这样的罚款简直是天大的玩笑。Mr.Ryne最后一锤定音，用了中国式的结论，表示双方今后要多加注意，和睦共处。此事不了了之，至于罚款，Forget it!

一时我欢呼雀跃，我知道自己算是打了一场大胜仗。当我看到Catherine的猫时，当我注视着那双眼睛，好孤独，好凄凉，我突然觉得是时候找Catherine好好谈一次了。

也许西方社会的人们在格守所谓的个人自由时，心灵也就失去了亲密的自由。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依属于冷冰冰的法律关系。尽管我们近在迟尺，却是如此陌生。

“比如你养的猫”，我对Catherine说，“我不会写信去投诉你的猫，但我会对你指出来，注意就是了。法律能保证一个社会的关系的正常运作，但它不是和谐的交流的桥梁，尤其是感情。”

Catherine还是一脸灿烂的笑容，见到我。

从此之后，那样的笑容不再让我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