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在我刚到加拿大不久，和我的房东汤姆，年轻时曾经是个非常成功的商人，讨论如何理解“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句话时，他向我大讲了一通，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别人为你付出了劳动，你也应该给人家报酬，这才是公平的。他认为这是社会最基本的公平原则，也是做生意的基本原则。他讲的是不是按劳取酬的意思？我将信将疑，因为我们从小就被教育告知，资本主义是弱肉强食，尔虞我诈，人吃人的社会。我们现在到了异国他乡，就算是十分小心，还不得到处受到欺凌？事实却不然，我们所看到的似乎要比社会主义还要公平一些，当然要产生疑惑了。

有一次，我同时得了两份奖学金，加上导师吉姆用研究经费提供的全额RA和干着TA，总收入超过了硕士生毕业后在公司上班的工资。听到吉姆的研究经费被砍和别的系有学生因为获得奖学金，导师减少了该学生RA的消息，我找到吉姆谈起了这个问题。吉姆说他知道，审评奖学金时他也在场，只不过没有发表意见。不过，他不会减少给学生的RA，他希望他的学生都生活无忧，能够专心学习和研究。被砍的研究经费达几十万，不是靠减低学生RA能弥补的，他会申请国家和国际研究项目基金来解决。

我告诉他说，我注册在数学统计系和经济系选修了不少研究生课程。他说他知道，到别的系没有本科基础，直接注册研究生课的风险很大，我能学得很好，并获得奖学金是不容易的。他并且表示理解，说我学得越多，博士资格考试就越容易通过，搞课题研究思路也会越广，回中国后搞教学和研究时会更方便。看到吉姆还是开着他那辆用得快报废的老车，穿着那双已经踩塌了后跟的旧皮鞋，除了感动我说不出话来。

取得了博士学位，我和我的妻子小琪开着车，带着一车的专业书和研究资料，横跨了北美大陆，来到了加拿大农业部在阿伯特省的研究中心，跟着戴维·贝利（D. R. C. Bailey）博士（当时的研究员，现在的加拿大农业部莱康贝研究中心主任）做博士后。戴维安排的研究项目时间非常紧，任务相当繁重。不过，等我拿到工资单一看，他付我的工资超出了原定的博士后待遇。戴维向我解释说，他从来就没有把我这个吉姆的学生当成博士后看待，我是他的工作伙伴，根据我所承担的工作量，这是我应得的。他并且表示，他和研究中心主任都非常敬重我和我的妻子没有利用在中国发生的六四事件，申请在加拿大移民的决定。按法律，农业部是不能聘请外籍人士的。而我是农业部通过特别手续，唯一聘请的中国籍专家。

我的妻子小琪跟着我到了阿伯特省，找不到她合适的工作。在我们到达一周后，就业和移民局官员下班后来到了我们刚安置好的新家，并且带来了申请失业金的表格。她向我们解释说，加拿大政府各省之间互联网都是连通的，他们知道小琪在安大略省辛苦连续工作了四年，在这里恐怕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可以直接申请领取失业金。这与先生的工资水平无关，是小琪应得的。

我在戴维·贝利博士手下只干了8个月，完成了三项研究课题，因为接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一周三次的电传和传真的催请，我不得不与戴维谈论起辞职的问题。戴维表示理解，并衷心希望我能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干得更出色。他还自费在大饭店为我举行了盛大的欢送宴会，并且送上了一张大额支票。他说明，我虽然只干了8个月，已经完成了远超过他们预期的工作量，这是我应该得到的。

在筹备离开加拿大期间，小琪向我提出，我们在加拿大度过了可能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真有一点舍不得离开了。加拿大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国家，加拿大人是那样的和平友好，童叟无欺，尤其是我在加拿大的工作更是如鱼得水，为什么一定要走？她重申，自从在89年中国发生六四以后，我向国内许多大学写了几十封求职信都没有回应，只有极少数给了回信，也是不了了之，说明人家根本不相信，也不需要我。我不得不提醒她，我们拿的是中国护照，加拿大的CIA（联邦调查局）每三个月就会找我一次，向我一再重申保密守则，因为我在分析的资料和结论是该行业的机密，而且我是作为外籍雇员在农业部研究中心工作的特例，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

小琪还想要我推迟去新加坡报到，在加拿大再玩上几个月，她一年的失业金还没有领完呢，何况就凭她的失业金就足够这几个月的开支了。后来因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催得紧，连寄来的飞机票日期都定死了，我们只好依依不舍的离开了加拿大。在新加坡工作期间，我们还是十分关心着加拿大的消息，尤其是有关经济改革方面的消息。从报上看到加拿大政府曾经为了经济改革，特别是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举行过两次公民投票，有关详细的改革情况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旦愿加拿大能够走出政府财政赤字的困扰，越改革越好。也希望和我们曾经一起在加拿大学习，工作过的同学，同事能够生活得更美好。衷心祝愿我曾经为他们工作过，也得到过他们真诚地关心和照顾过的导师和教授们能身体健康，长寿，他们的专著能够早日出版。加拿大到底是我曾经学习和生活过七年半，而且使我和我的妻子留下了难以忘怀，美好回忆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