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大华商报》　

中国经济大餐，加国敬陪末座？------写在马田与加拿大商团访华前夕

一、马田访华：改进加中贸易的紧迫需要

马田及加拿大商团（Canada　Team）于本周抵达古老中国的首都北京城，开始对加拿大来说意义重大且深远的短暂访问。此次访华的动因及宗旨，早在一个月前就开始在媒体及大众中不断“炒热”。身为一国主政之首的马田，在不同场合均郑重其事地宣言：时不我待，加拿大必须积极抢占、扩大世界“新兴市场”的份额，他在２００４年底加中贸易理事会年度晚餐上演讲时表示，中国不能仅被视为一个新兴市场；中国已经跃居成为具世界性影响力的大国。他认为中国崛起对全球各国和加拿大政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加国朝野必须正视中国经济勃兴及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改变，这是对加国工商界的挑战，政府亦必须采取行动，增强加国在新的国际格局中的地位，保持在全球一体化经济中的竞争力。他强调，加拿大是一个高度倚赖贸易的国度，在变动世界新秩序中，加拿大没有观望、犹豫的本钱，必须全力做好准备工夫，从创造互利双赢立足点出发，迎接一个中国与全球经贸体系挂钩的新纪元。 加中贸易理事会主席杰克奥斯汀亦在本报去年１０月举办的“商务论坛”上发言指出，加拿大政府2004年施政报告中明确了贸易与投资是促进本国经济繁荣的五个支柱 在世界新兴市场上，（对加拿大来说）还有很大的机会与潜能。他对加拿大没有跟上中印急剧增长的市场发展速度，从而错失了一些机会深感痛惜，他说：“比起其它G7国家来，加拿大今天的经济繁荣更加有赖于贸易与投资。如果我们不跻入全球竞争的行列，所有的加拿大人就会失败，我认为加拿大已不能再次承受无谓的时间浪费。”加拿大贸易部长彼特森、工业部长艾民信也都表示过类似的立场与看法。马田与新一轮中国商团的访华正是在这样紧迫的国家需要形势下进行的，有批评认为是仓促成行，但亦反映了马田所谓“时不我待”的心态。　　　　　　

二、中国经济大餐：加拿大席位不佳

为什么加拿大会有这样的紧迫感？让我们来看一些数字。加拿大算得上是世界上最开放的贸易国之一，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虽然中国已成为加拿大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但在我们目前的出口额上只有百分之一多的份额。中国在过去四年的时间里，经济增长了近40%。同时拥有40%的储蓄率，而加拿大对中国的出口仅增长17%。与之相比较，美国出口到中国增长52%。澳大利亚增长57%，日本增长73%。去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首选地，吸纳投资额达五百三十五亿美元之多。而在2003年，加拿大仅在中国有五亿四千二百万的投资。约占加拿大对外投资额的百分之零点一。与之相对的是，中国在加拿大的投资虽有一定增长，但在2003年，仅有四亿二千二百万美元的投资。 本月１８日The Globe　and　mail　上登载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以旅游业惩罚加拿大” （China uses tourism to punish Canada），文章提到，中国每年有约两千多万出国游的公民，这笔丰富的旅游资源为各国带来难以想象的巨大商机，但中加旅游协定的谈判前后进行了五年之久，仍没有看到中国方面将批准加拿大作为中国游客旅游目的地的迹象，而有６３个国家（占联合国成员国的四分之一）只用了较短的时间就迈过加拿大，获得了许可。就连９１１后最重视国土安全的美国，也在近一年内为中国学生留学美国及中国游客访美创造了种种有利条件，并成为中国批准的新一批旅游目的地之一。　 也就是说，加拿大面对着正在日新月异改变当今世界发展格局的中国、面对着这样一个１３亿人口（其中有两亿是消费力旺盛的中产阶级）的庞大市场和无限商机――人们将它比作资本史以来最丰盛的经济大餐，在贸易的投资方面却明显没有及时跟上，滞后于美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及其他ＯＥＣＤ强国，甚至一些在综合实力上弱于加拿大的小国如韩国、新加坡等，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中国的青睐。猛然回首，加拿大才发现在中国市场的竞技赛中已经先输一着。

三、人权与经贸：挂钩将损害加中贸易

现在让我们来思考，为什么在“新兴市场”崛起的同时，加拿大没有及时跟上，在贸易和投资额上滞后于其他强国？从既往历史看，中国和加拿大由于同处太平洋沿岸，一个是西方工业七强之一，一个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经贸发展空间广阔，潜力很大，在政治上又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中加贸易发展一直算是平稳顺利，贸易摩擦相对较少。90年代初期自由党执政以后，加拿大政府就提出了“面向亚太、面向中国”的贸易额新方针。除了每年派部长去中国探讨经贸合作外，自1995年以来，每年还定期向加企业推出《中国与香港贸易行动计划》，介绍中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两国互补性强、可合作的领域(即农业渔业、建筑、电力、环保、林业、信息技术与通讯、自然资源和运输)，贸易环境、存在的问题以及加政府可提供的支持等，从而对加中经贸合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些都是非常有利的经贸合作优良环境。 不仅如此，在中美关系处于低潮时，加拿大在西方国家中率先提出“人权与经贸脱钩”的主张，提出对外“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和平与安全、法制与人权、环境与发展”四大支柱，表示加对华政策将遵循“四大支柱“的原则，强调“经济伙伴关系”是加对华政策的核心。1999年11月26日中加双方达成并签署了中加两国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市场准入协议。 2001年2月，时任加拿大总理的克里田率领了一个由10多个省的官员及企业界人士组成的历史上规模最大的600人贸易代表团访问了北京、上海和香港，两国签订了近200项商业合同、合作协议备忘录。同年，加中双边贸易额为73．7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6．7％。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中国加入ＷＴＯ，从此有如一列高速运转的列车，不断创造着一个个新世纪的经济神话，将整个世界带入她的发展轨道和远景蓝图之中。但加拿大在这四年中，却未见有政府倡导、民间踊跃的大规模对华贸易举动，直到２００４年夏季之后，随着中国大型海外投资开始进军加拿大，各主流媒体才惊呼：“中国狼来了”，从而对“中国机会”有了大幅报导。不可否认，这些报导为加国民众带来了中国发展的新信息新认识，但也反映了加拿大“反应不快”的事实。正如温哥华前中国总领事李元明先生所说：“中国早在四年前就制定了资本“走出去”的战略，而加拿大直到今天才意识到。宣传中国固然值得肯定，但他们做得太晚了，对加国发展不利。”此外，在主流新闻从业人员中反映出的知识陈旧、“冷战”思维（重弹“中国威胁论”老调），从一个角度说明加拿大意识形态的僵硬教条与贸易滞后的关系。比如本地著名的主流专栏作家Jonathan Manthorpe在他为《温哥华太阳报》所写的长篇深度报告“中国：从中土帝国到中产阶级到世界超强”中，他多次强调，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将穷尽整个世界的资源。《国家邮报》对中国收购加拿大的矿产资源公司Noranda 一案，反应有如末日降临，宣称中国人权纪录不好，政府应干预中国的收购行动。 其实，全球化的今天，资本的国际间流动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不同经济集团考虑的出发点更多应在权衡利益的优劣，而不是拿政治、人权的标尺去衡量。的确，尽管令人难以理解，但无论是支持法轮功，还是接见达赖喇嘛、不及时遣返赖昌星，相信这些因素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加中两国经贸的顺利发展。

四、加中贸易前景：取决于务实态度

还是从这次马田访华谈起，马田亚洲行的主旨是与日本、印度、中国等构建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以利日后各种经贸合作的顺利开展。几乎没有人不这样认为：在整个行程中，中国才是重中之重，是实现加拿大海外经贸拓展的关键所在。从目前公布的信息看，马田在北京只有一天的时间，与温家宝共进工作午餐、与胡锦涛有正式会晤，然后是加中理事会举行的欢迎晚宴，可以有机会与中国商贸界见面。我们可以想象，将所有必要仪式、讲话的时间排除后，中加两国首脑及马田与中国经贸巨头们的实质性谈话会有多少呢？在这样显然更重姿态和形式的国事访问中，从加拿大方面来说，初衷及使命无疑是传递友好信息和合作愿望。但是，让我们看看马田及他的随行大员们对中国领导人谈些什么？他们在经贸合作议题之外，要谈人权和法轮功！ 可以肯定地说，在目前状势下，如果加拿大要与中国领导人讨论这两个问题，所产生的后果将与加拿大出访的愿望南辕北辙！加拿大在人权问题上难道会比美国更激进吗？美国为了与中国的经贸合作，甚至可以不考虑台湾的利益，更惶论其它！日本在历史与中国有过战争和积怨，难道日本人会真的喜欢中国吗？但为了多得贸易上的份额，日本可以把中日友好的高调永远唱下去。其他如德国、澳大利亚、法国、英国等等，谁会浪费时间在中国领导人面前大谈人权问题呢？ 如果加拿大不在意识形态上采取务实的态度，吃亏的只能是加拿大，毕竟，在中国这桌经济大餐上，作为主人的中国，不会真的care加拿大的人权主张，而加拿大却真的不能不care中国的offer。　试想一下，如果中国仍然秉持过去僵硬的意识形态观点，不与“资本世界”打交道，不改革开放，怎么会有今天的经济飞跃和国力富强？同样，加拿大如果总是抱着形而上的旧观念不放，不肯以务实的态度与中国开展关系，错失历史上难逢的经贸良机，那么在整个世界“争宠于中国”的大趋势下，加拿大会不会连末座的席位都难保，甚至可能成为不受欢迎的客人而被最终逐出宴席呢？可能会。（尚 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