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心勃勃的美国青春期 (作者：薛涌)　 他们的生活都围着考试和各种各样的申请转，想方设法让自己被别人接受，而不是挑战既有的权威。他们虽然重视教育，但是动机常常并非是对知识的渴求、对真理的追寻，而是六位数的工资凯瑟琳·科恩，耶鲁大学的博士，一个大学前录取办公室的官员。她开了一个名字响当当的公司：常青藤智慧(Ivywise)。该公司的业务，是给学生提供申请大学的咨询。虽然一个学生的咨询费达2.9万美元之巨，该公司照样生意兴隆。美国的大学录取，相当于中国的高考。不同的地方是，人家的程序复杂得多。如果光看分数，参加SAT（大学入学智能测验）补习班就够了。SAT的分数其实只是一部分，除此之外，你还要提交带有自传性的短篇作文、个人简历、高中成绩、课外活动纪录以及各种成就，大多数还要经过面试。因此，如何包装自己，就成了一个复杂的学问。凯瑟琳·科恩的专长就在于此。她指导学生如何把自己的业余爱好变成简历中给人印象深刻的特长，进行模拟面试、对之进行全程录像并作细节分析，向学生介绍每一所大学的特征、课程，甚至推荐学生读“目标大学”的教授的著作。经过一番精心包装，她再根据学生的实力，确定申请战略。这一耗资甚巨的申请咨询，反映了美国式“高考”的激烈程度。这种“高考”竞争，在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白热化。其中的原因，当然有人口的因素。不过，更重要的原因，还是美国这几十年的社会、经济转型，塑造了一个“野心勃勃的青春期”。现在美国的高中生，是美国历史上最有野心的一代。他们的野心，提高了大学竞争的砝码。先看几个数据就可以明白。在上个世纪50年代，只有55%的高中毕业班学生希望上大学，42%希望成为专业人员。到了90年代，高中毕业班90%的学生想上大学，70%想成为专业人员。 上世纪90年代，那些拥有法律、医学学位的人平均一生的收入为440万美元；拥有博士学位的一生收入平均为340万美元；拥有硕士学位的一生平均收入250万美元；拥有学士学位的一生平均收入210万美元；拥有高中学位的，一生平均收入仅为120万美元。1999年，高中毕业生年收入平均为25,900美元。大学生年平均收入则达45,400美元。那些有高级职业学位的平均年收入竟到了10万美元。有人还对1972年高中毕业班的学生进行了追踪，调查这些学生在1986年的收入。调查样本显示，男生的SAT(大概相当于我们的高考成绩吧)成绩每高10分，这些人在1986年的收入相应提高4%。50年代的孩子毕业出去求职，人家问他的第一句话，“有高中毕业证书吗？”只要有，工作就稳了。这样的现实，形成了50年代高中生的特点：高中是进入社会的准备。但是自60年代以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限制工厂运营的环境法越来越严，制造业开始走下坡路。特别是到了90年代，企业纷纷在全球化的大潮中迁出美国。结果，制造业的工作越来越少。那些高中毕业生能干的，大多是服务业中的低端工作，如麦当劳、沃尔玛中的售货员、清洁工、餐馆的跑堂，等等。现实已经给这些还在上高中的孩子们上了一课。他们没有退路，如果不想永远当下层社会的打工仔，就一定要出入头地，所以一个个都野心勃勃。这就造成了90年代以来的高中生的独特生存状态。首先，他们把学业摆在第一位，为了功课拼命竞争，即使参加社会活动，也是为了申请大学积累资本。同时，他们在青春期几乎没有什么真正的朋友，高中情侣结婚的也越来越罕见。这一来是彼此竞争激烈，二来是功课太紧张、无暇顾及社交，但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像50年代那样，一毕业就在本地工作、成家，一辈子不离开自己的家乡。现在的高中生，毕业后就出去读大学，和高中的同班断了来往，利用高中的时间交朋友、建立自己在本社区的人脉，已经没有什么意义。而且，越是有能力、野心大的学生，越要远走高飞，回来的机会就越少。因为青春期的野心，已经使优秀学生越来越集中在几所超一流大学。各州的顶尖高中毕业生，全向常青藤流动，而且在这些大学毕业后很少回来，造成各州的“脑力外流”。这一点，看看美国最精英的高中生毕业后的走向就能明白。1942年设立的“西屋奖学金”(Westinghouse Science Talent Search)，旨在发现高中生中的科技人才，全国每年只有40人入选最后一轮。从1960年到1989年，一半进入最后一轮的学生集中到7所精英大学读书。其中五分之一到了哈佛，其次是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斯坦福、耶鲁、加州理工学院和康奈尔。1964年设立的“总统奖学金”(Presidential Scholars Program)，旨在选拔全国最优秀的高中毕业生。每州只有两个名额，如同参议员的名额一样，另有15个机动名额。从1987-89年的数据看，这些学生中的一半也都到了7所精英大学读书。哈佛吸引了这些学生中的18%，其次是普林斯顿、斯坦福、耶鲁、麻省理工学院、杜克和密西根。上名校立即为自己的事业带来优势。《财富》杂志1990年的调查印证了名校这块敲门砖有多硬。《财富》征集了将近15000位在《财富》500家精英企业和500家精英服务业(包括银行、保险等等)中任CEO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93%的CEO是大学毕业生。其中19%来自常青藤。培养这些CEO最多的还是7所精英大学，依次为：耶鲁、普林斯顿、哈佛、西北大学、康奈尔、哥伦比亚和斯坦福。高学历、名校的奖赏大，激发了高中生的野心。美国的考试服务业，一下子成为一个富得流油的产业。高中生的学术表现也有所提高。就个人而言，野心是奋斗的开始，也是成功的基石。但就群体而言，野心带来的未必就是成功。特别是当大家都同时有了野心、你发奋我也发奋的时候，马上就会造成通货膨胀式的水涨船高的局面，野心在个人成功中的价值就可能贬值。一个90年代的研究表明，越来越多的高中生希望长大成为企业总裁、工程师、律师、医生、体育明星。但是，根据对2005年的就业预测，在90年代希望成为律师、法官的高中生，到2005年他们真正成年、开始在这些行业就职时，实际的职务空缺只有这些学生人数的五分之一；在作家、艺术家、娱乐圈和体育界中，竞争者比实际位置多出14倍。所以，有些人担心：这些孩子是否野心过度？野心过度也好，野心勃勃也好，90年代以来的美国高中生，已经与上两代人大不相同。在未来10到20年间，他们将构成20-50岁的社会中坚力量，改变美国社会的景观。首先，美国是一个注重平等的草根社会。而这一代人，从小就一心想往上爬，对自己生长的社区没有太大的承担。他们的理想，是成为脱离草根社会的精英。他们的成功，可能使一些基层社会失去大量人才。第二，这代人之间竞争惨烈，结果是贫富分化空前之大。如今美国的高考，特别是进入常青藤的竞争，已经成为未来成功的通天梯，家长常常在孩子三四岁时，就开始加大教育投入。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有钱家庭，就有了巨大的优势。他们可以一年支付两三万美元送孩子上私立学校，支付两万多美元的大学申请咨询费用，以及各种各样昂贵的暑期班、家庭教师，等等。这使得穷家庭的孩子很难与之竞争。这一代高中生无疑将是美国受的教育最好的一代。同时，他们又是把所有的精力都用于满足成人对他们的要求的一代。他们的生活都围着考试和各种各样的申请转，想方设法让自己被别人接受，而不是挑战既有的权威。他们虽然重视教育，但是动机常常并非是对知识的渴求、对真理的追寻，而是6位数的工资。1986年，耶鲁毕业班竟有将近一半的毕业生跑到大国际金融集团First Boston去面试。1969-70年，美国通过资格考试的新律师有19000人，这个数字到1989-90年就涨到47000人。但是，辛辛苦苦创造知识但工资菲薄的博士却没有人读。从1969-70年到1989-90年，美国的博士和本科学士的比例已经从0.064下降到0.04。结果，博士课程的外国学生越来越多。未来的美国，阶层可能不断分化，并且逐渐固定。这代人长大后，不仅会形成新的既得利益，甚至有发展出一个变相的贵族社会的可能。到那个时候，美国也许又需要一场新的社会革命。(人物周刊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