楓園感懷:給加拿大本地人當房東
反客為主(上)
Am I a real landlord?

李彤

作者簡介：1982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業，後任人民日報文藝部編輯。1989年起移居加拿大，曾經商，現在安大略省經營房地產。曾創作發表詩歌、 雜文、報告文學、文學評論多種，曾任加拿大中國筆會副會長。

怎麼樣在加拿大活得——或者至少自我感覺像個主人？你可以積極參政議政，行使公民權利；你可以力爭更好的工作職位，鑽破玻璃天花板；你可以戒除中文傳媒視聽，把英語練得地道純粹，和洋人同事侃球侃股侃電影……而我的做法可能不那末高尚，卻肯定更切近主人的本義——去給洋人（此處定義為加拿大本地人）做房東。

西方人肯定不理解，你給他講解他也不會同意——為什麼“東”就是主人？而東方人來到加拿大，本是客居，忽然搖身一變成了本地人的房東。我不曾問過房客作何感想，而作為房東的我，始而覺得這身份半是怪異，半是自豪；繼而想這種身份互換，主客易位，似乎寓意了什麼。還是東方文人習性，總想悟出某種道理來。

1999年，已經在加拿大生活了十年，小有積蓄的我，決定買投資房出租。因為是小本投資，所以無論是管人還是管房，都需自己親力親為。下水前曾向在國內即已相識的律師栗鈞諮詢，他說：在安省做房東，你作好充分的思想準備應付麻煩了嗎？不容我多想，還是跳了下去。

六年裡，我也曾通水道修廁所不辨其臭香；我也曾寒夜裡清積雪“挈婦將雛”全家忙；我也曾催房租討欠款對簿公堂上；我也曾見血跡聞槍聲彈洞後門牆……

六年裡，我經手過的房子有八處，分租單元三十多個，“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打過交道的租客當在五六十人（家）。租客中全部是本地西人，竟無一例同胞。也許在兩三年後，我會達到“七十二家房客”之譜？房客中有大學教師，喜固守條文照章辦事卻頗多挑剔，難伺候。房客中有二對女同性戀一對男同性戀，他們相對更願意斂形息跡不招惹是非。房客中有販“藥”者，也有吸麻者，倒是供銷兩便，但最終有人引出流血衝突。最常見的是低收入普通租客，也在用力找工，卻收入時有時無，難以保證交租，別說按時，有時一拖數月，只好見官解決。

曾聽說一位年輕的朋友，說要買幾座房，養一條大狼狗，每月牽狗收租，何其威風。殊不知此地人狗親善，洋人中鮮有怕狗者。就是他不交租，你真敢放狗咬嗎？不怕吃官司？準備用幾個月的房租賠償？又聽說一中年漢子，曾以一把大剪刀勇斗搶他便利店的歹徒，其一家人就是三座黑鐵塔，討租時鐵塔堵門，欠租者無不服軟。

我雖有狗，卻從不帶狗收租。我雖無鐵塔體魄，卻略具法律知識，在此略顯出文人本色了。其實就是栗律師講的，安省有一部租客保護法，社會同情弱者，故法律偏袒租客。既然要在安省做房東，你就先要準備為房客服務，準備房客浪費資源（水、電、煤氣）而不過於心疼，準備迎接各種房客有理無理、正理歪理、有意無意、善意惡意製造的各式麻煩。底線是仍然有錢賺，其量與麻煩相比仍然值得，還有你的心理、精力和體力仍然承受得起。

房客有好有壞。套用一句托爾斯泰的話：好的房客都差不多一樣好，不好的房客各有各的不好。若為寫文章而歸納一下，可分為三型。一是積累欠租遷居隱遁型（較常見）；二是雖不欠租（或少欠）行為乖張型；三是先欠租後糾纏攆都不走型。或許這第三種是我遇到的特例，未成類型。試一一舉例道來。

司考特是我初入此行時遇到的硬釘子。他禿頂，面帶兇相，獨身帶一女兒生活。幫我買房的洋經紀見過他一面，便說此人不是善主，避之為宜。第一個月他便提出種種更新要求，稱不修就搬走。我說你搬走好了，搬空才好修。他從此先一個月交一半租，繼而不交租。

我登門時，他或避而不見，或剛“過癮”畢，迷糊不能作答，後來竟誣我私闖偷窺她女兒洗澡，虧那女孩尚有良心，不肯作證。如此過了三四個月，按照法律，我給他十四天通知，或交錢或搬出。到期他置之不理，我按法律告到安省租房法庭，開庭日期待三周以後。庭上他喋喋大講我的不是，法官打斷他，只問你欠租是不是事實？我尚一言未發，他已敗訴，判他十天內或交清欠租，或搬出，即使搬出也仍欠款並加利息。

十天后，無動靜，我再按法律到安省法院執行辦，交錢申請執行。幾天后，法院將告示貼到他門前，以一周為限，或交錢，或封門。司考特的過人之處，就是真沉得住氣，還是不動。到執行那天，我和妻子一早到他門前，見數條漢子聚在門外，妻子怕事，說先躲開吧，於是我們停車在百米以外的路口，只敢遠觀，不敢近前。

一會兒手機響了，法院執行官問我在何處？這才敢到門前，原來那些人是來幫司考特搬家的。執行官問我，是現在封門還是讓他搬完？我再問方知，即使馬上封門那些家具也是他的，我須允許他以後再搬。於是同意延期封門，這一下就等到了晚上。晚九點，我與執行官再次見面，那邊廂仍在挑燈搬家。執行管厲聲催促，司考特一言不發，我一邊動手換裝新鎖。

等到人去屋空，我鎖上一片狼藉的房間時，已近深夜。讀者不難算出，從十四天通知起至執行日止，即使一天不拖也已過去了兩個月，加上通知前他已欠之租，這損失起碼是三個月租金。

司考特此一別，如泥牛入海。我雖有法庭判決他補交欠款兩千多元的一紙文書，找不到他也是無奈。後來我找了一家討賬公司，據說是若討到，他們收百分之四十，聽起來好過全賠。

一晃過了兩年，我已把此事完全忘在腦後。忽一日在某商店門外，一禿頭迎面而來，問我是否還是某址房東，竟是司考特。他說討債人找到了他，問我肯不肯私了，他付我部分欠款，我通知討債公司銷案。我順嘴說可以，拿回多少都是白撿，何必讓討債公司漁利。中國人的習性！中國文人的迂腐！我問他電話，他說將給我打來。

此一巧遇，是我與司考特的最後一面。事後苦笑自責，吃過如此苦頭，怎麼還相信他呢？事情還不算完，幾天后接到討債公司電話，說司考特已找到，準備採取法律行動，讓我交起訴費300餘元。我問交了錢就能保證要回錢嗎？答曰誰也不能保證。那就算了吧，別讓我“舊傷痕上又添新傷痕”了（語出京劇《杜鵑山》）。

此一樁公案，終以司考特脫身我認賠告終。後來此類事續有發生，雖不再像司考特那樣堅持到最後一分鐘，但吃虧的總是房東。我都以“退一步海闊天空”或“能忍自安”自慰，倒也心態平和。說得好些，這是老莊思想；說得差些，這是阿Q精神。非中國人者，豈能領會此中奧妙？

第二種類型沒有這麼曲折，卻是驚心動魄。一間地下室單元空了出來，我一邊裝修一邊登廣告招租。一對青年男女翩然而來，當場拍給我兩個月房租的現金，顯示絕無缺錢的問題。女子是空中小姐，經常往返東西兩岸，不常住；而男子克里斯住本市，說不出正經職業。我一是看他付錢痛快，二是看小姐的職業穩定，故疏於審查，收了進來。

住了一段後，有其他房客反映說克里斯是賣“藥”的，即毒品販子，證據是她（另一房客）跟她買過。我也常見他訪客頻繁，來去匆匆。忽一日接到克里斯的電話，說他被打了，讓我去看看。我趕到時，他剛剛從醫院包紮回來，頭上紗布滲血，面目青腫，指給我看牆上的血跡，凹陷的牆體和劈裂的門框，講述他經歷過的生死搏鬥。警察已經來過，他自稱與殺手素不相識。看着他的傷，我沒忍心讓他賠償房屋的損壞，只是安慰叮囑了幾句。

第二次，又是他打電話來，說有人入室盜竊，偷走了他的現金，那正是他要交給我的房租。我到門前，警察正在現場取證。領頭的警察把我叫到屋外，說據勘查沒有跡象有人撬窗進屋，看來他報的是假案。警察還說克里斯與我們是熟人，你明白這意思了吧？我說那女孩看來是好人，與他不是一路，警察說：判斷正確。那天女孩在一旁垂淚，說是要搬走。

又過了一段，鄰居幾次反映克里斯舉動異常，不堪其擾。終於又一次，克里斯電話報告遭槍擊，我火速趕赴現場，再見警車當門。只見通往地下室單元的後門上有三個彈孔，一彈擊碎玻璃，二彈穿過窗下的鐵皮門體，其中一彈又洞穿了室內的廚櫃。槍擊發生時室內無人，槍手仍連開三槍以泄憤。克里斯仍稱不知何人所為，但他第二天就匆匆搬走了。我當然不再要求它必須提前60天給我書面通知。鄰居從此安然。

(未完待續)

(多倫多在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