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天接到某部門通知，說要在咱家門前掘地幾日，修復地下管道，這幾天我們只能把車停在街上。

維修部門效率高，五六天完工，並在最後一天深夜時分清場撤離。第二天清晨，我們輕輕踩過新修好的門前人行道，看到夾在車子雨刷後的停車罰單，說是我們違反了車輛不能在小區街道停過夜的條例，每輛車罰款四十元，共罰八十元。誰還敢說加拿大政府部門辦公室效率低下？不只是維修部門，連抄罰單的都來得飛快。

對這兩張罰單，我們當然不服氣。我們冒着車子被偷被損壞的風險，將其停在大街數日，為的是做一個配合市政建設的好市民。好市民怎麼可以被冤枉？當時急着去上班，只能把罰單的事放在一邊，來不及想應對措施。中午休息時拿出罰單仔細看了看，才知道不服可以上訴。為了上訴時能拿出證據和理由，我馬上開車回家，用相機拍下門前新修的路面，幾天后再按照罰單上的地址，到指定的辦公室申報。

辦公室工作人員問：“你有證明嗎？如果有的話，可以打電話給維修部門，他們可以幫你解決這個事。”還真不巧，我早把維修通知單當垃圾給扔了，誰知道它這麼有用？沒證明 就只能申請上庭，具體時間等候通知。

這個等候過程，從去年初夏到今天初冬，歷時近一年半。政府部門日理萬機，沒時間應付80塊錢罰單這種小事。這一年半里，多少次清理相機內存，我們都不忘提醒自己，有幾張照片不能刪，它將是我們上庭的證據，只有通過相機展示給人看，才能說明它的拍攝時間，說明我們沒有作假。

接到上庭通知，老公不放心地說：“不巧，那天我剛好要出差，你搞得定嗎？”

我充滿信心：“放心，你老婆這點本事還是有的。”

“說說看，你怎麼打這場官司。”

“我們的相機里有照片，”我說：“這已經是最好的證據。另外我還可以拍幾張房間內的照片，說明我們家沒有租客，車庫夠自己用，完全沒必要把車停到街上去。”

老公補充：“對。最好再叫鄰居寫個證明信，證明那幾天我們家門口確實在施工。”

我笑：“這也太誇張了吧，不用麻煩人家，自己有照片就行。”

那天上庭時間是下午1 點半。這麼嚴肅的事情不能遲到，於是我不到十二點就出發，還帶上一本業務書，供排隊等候時閱讀。上庭大樓前的停車位好象不多，而且要收費。我除了車技差，對各種收費機的使用也不靈光，於是想把車停在附近的商場門前，再走到上庭大樓。在商場門口準備停車時猛然發現，有兩個保安打扮的人在給車輛開罰單，嚇得我趕緊逃竄。為打一個罰單而吃另一張罰單，太不划算，還有辱好市民的名聲。

將車停在上庭大樓後，下車交費，發現收費機的使用很簡單。平時又懶又依賴老公，才以為自己不行，其實什麼都要自己試過才知道。法庭門口，工作人員說我來得太早，還沒開門，過一個小時再來。大樓里人來人往，連個坐下來等的地方都沒有，只好到停車場，多付了一個半小時的停車費，回到車上看書。停車費共計八元，為了不辜負這花錢買來的光陰，看書更加認真，啃下兩個枯燥的章節。

1點15分，時間差不多了。進入上庭區，就象上飛機前一樣，要經過安全檢查。工作人員要翻你的包，再用儀器檢查你有無隨身攜帶危險品。檢查後剛坐下，有一位同胞上前來問：“你講普通話？”我說“是的。”他告訴我，他是翻譯，可以為我提供協助。這點小事，我覺得用不着翻譯，否則也不敢一個人前來。但如何政府提供免費翻譯，為人民服務，我們也不拒絕。

1點半，工作人員宣布本庭開席，可以入場。前來的十多人，排隊登記名字後，在位子上乖乖坐好。 登記時工作人員問：“你服不服這個罰單？”當然大家都回答：“不服。”服從了誰還會到這個地方來？幾分鐘後，另一個工作人員莊嚴入場，在主席台就坐。此時，大家被通知關閉手機和一切攝錄設備。這場面，讓人誤以為法官來了。我把照片從包里拿出，準備隨時亮出有力證據，一洗冤情。那照片，事先用A4大的照片紙，彩色打印好，十米外都能看到新舊路面的痕跡。 不管大事小事，咱不打無準備的仗。

豈料，那工作人員並不是法官。他的工作，就是把到會人員一一召上前來，宣布：“今天法官沒來，你的罰單取消。”輪到我時，宣布之後他還加問一句：“這兩張罰單是你的名字嗎？”我戰戰兢兢回答：“不，是我先生的名字。”難道我們沒辦理正確的授權手續？可是罰單上並沒要求授權！工作人員笑了：“你把罰單的事情解決了，很好。回家別忘了讓你先生請你吃一頓豐盛的晚餐。”我連忙說聲“謝謝！”拎包離開。

等了一年半，精心準備的罰單糾紛，就這麼輕鬆地，兒戲般結束。 想來也是，法官多忙啊，哪有時間花在區區幾十塊錢的停車官司上。在等待上庭的時間裡，無論是超速駕駛的、違章停車的、或是我們這樣被冤枉的，想到自己有告票在身，凡事都會小心些，免得再添麻煩。難道政府的原本用意，就在於它的教育意義和威懾力，而不在於懲罰本身？ 又或者，這個解釋只是我等良民，為政府的低效率找到的藉口？不管怎麼說，今天把罰款單的事搞定了，上庭長見識了，還順帶認真學習業務書，不枉此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