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国家的幸福和忧患

文/范立群

三

刚来圭尔夫时，因为小勇有空就喜欢跑旧货店去掏旧书。他说在那里能找到不少有用的好书，只要一，两块钱就能买到。因此，我们几个周末也经常去逛逛市区仅有的四家旧货商店，买旧书，也买一点旧家具，旧电器，反正我们只是临时用一下，价格十分便宜，要走时扔掉也不会心痛。

在我们去逛旧货商店时，经常会遇到一对年轻的加拿大夫妇。他们的注意力主要放在找合身的小孩衣服，摇篮，睡床，小孩推车，有时候也买一些他们自己穿的牛仔裤和上衣等，看上去他们的日子过得十分艰难。见了几次面，大家也就是礼貌性地点个头，说一声哈喽而已。我们私下议论着，人家用过的旧贴身衣裤怎么可以买来穿？加拿大不是有全世界最好的社会福利保障系统的吗？也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怎么会混得这么惨？估计这可能就应该算是加拿大的穷人了，不过我们对他们的情况还是一无所知。

后来我们都有了RA，得了不止一份奖学金，并且做了助教TA（teaching assistantship），钱多了。我们接出了家属，买了汽车，也改善了住房条件，当然需要更多的家具。当时我们都是打算在学成后回国的，并没有长期打算，买新的家具不值得，旧货商店里的家具太少，也太差。有了自己的汽车，就可以在当地政府一年两次规定扔多余家具的日子，天黑后去拣一些有用的家具，也可以利用周末去逛一下garage sale，即一种各家各户在车库里摆出来，拍卖多余的用品和家具的活动。当地人有周末车库拍卖活动的传统习惯，通过这样的活动，既可以及时处理掉家里多余，不用的用品，以非常便宜的价钱转让给需要的人，自己也可以坐在外面晒晒太阳，和来来往往的各种人聊聊天，也是一种生活情趣。

我们在逛车库拍卖活动时，又多次遇到这一对夫妇。见面多了，我们就和这对夫妇也聊了几句，知道了这位男士叫罗伯特，是一位汽车修理工，女士叫安吉尔，是一位小学教师。我的心里直纳闷，据我所知加拿大的汽车修理工和小学教师收入都是很不错的，按道理他们的生活应该十分富足才对，怎么会过得这么拮据？不是深交，就不能多问，知道了双方的名字，只是在以后见面时打招呼能方便一些罢了，至少可以显得亲近一些。

我申请到了大学的研究生公寓，搬了家。在开车往返学校途中，我经常遇到也开着车路过的罗伯特。后来进一步知道罗伯特和安吉尔就住在大学的研究生公寓区外，不远的一栋政府经营出租的排屋（Town house）西头，也就是四户人家连在一起的那种两层楼居民房。有时候我和我的妻子出去散步，还会经常路过他们家。他们家的孩子很多，年龄也很小。他俩好像很闲，当我们路过时他们总是在家。令我惊讶的是他们好像一下子变得很有钱，小孩穿的，用的都是崭新的，车子也换了一辆相当高级的二手车。偶然，他们也会邀请我们进家里坐坐，我看到他们的家具也都是全新的，赞美他们会布置家。他们却只是对着我苦笑，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有一次，我见到他夫妻俩衣冠楚楚地从外面回来。罗伯特告诉我，他们刚从加勒比海旅游回来，孩子还没有接回来，邀请我到家一起聊聊天，帮他们出出主意。罗伯特对我说，不要看他们表面上的风光，其实他们的心里苦得很，简直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随后，他俩就你一句我一句地讲述了他们的处境和困惑。我听得目瞪口呆，想不到居然会听到了这么一个离奇的故事。

罗伯特说，他们可不愿意年纪轻轻就只能在家里闲着，整天无所事事，靠政府的救济金过日子。他们也十分努力地咬着牙奋斗过，挣扎过，到头来还是斗不过命运，不但孩子受不了，他们也都失去了工作。他们在社会工作者的一再督促下，最后只有走上了申请社会救济这一条路。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罗伯特和安吉尔是在七年前结的婚。当时罗伯特在一家汽车修理行当技工，他兢兢业业，埋头苦干，除了抽烟以外，没有任何不良嗜好，是他老板手下的一员得力干将。安吉尔在一所小学当老师，也是从来不请假的满勤合格老师。结婚后，他俩都有二万五左右加元的年薪固定收入，按照分期付款方式他们买了一栋房子和一辆新车，小日子过的相当富足和浪漫。

然而，当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以后，一切都变了。因为他们没有带孩子的经验，孩子老是生病，搞得他俩手忙脚乱的。安吉尔晚上睡不好也弄得病怏怏的，不得不经常向学校请假，自己开车带着孩子上医院看病。校方由于老要找临时代课老师替她上课，意见很大，在安吉尔怀上了第二个孩子以后更是经常请长假的情况下，校方要求她办了辞退手续。

在安吉尔被辞退后的第一年，因为她有失业金可领，影响还不是很大。可是等第二个孩子出生后，安吉尔一个人在家就有些顾不过来了，碰到要上医院，不得不经常打电话找罗伯特临时请假回来帮忙。眼看着安吉尔一年的失业金要截止了，为了要保住房子和新车子他们只能紧缩开支，卖掉了安吉尔的车子，罗伯特又找了一份周末和下班后的工作来弥补收入的不足。罗伯特的老板意见也变得很大，因为他占着一个修车位却老要请假，修车不能按时交货，顾客有投诉。加上罗伯特休息不好，工作时思想不能集中，老是出差错。在安吉尔又生下第三个孩子时，老板也向罗伯特提出要辞退他的要求。没有了正式工作，周末和下班后的第二份工作也做不成了，否则会领不到失业金，罗伯特只有回家，没有了别的选择，安吉尔却又怀上了第四个孩子。

罗伯特到处在找着工作，可是当老板知道他为什么会失去了工作的原因后，都纷纷拒绝了他的申请。他卖掉了结婚时买的新车，换了一辆廉价的老车子，尽量压缩一切开支，千方百计地想保住结婚时买的房子。就像我们早先所看到的那样，他们耗尽了所有的储蓄，变卖了结婚时买的所有新家具和值钱的东西。他们不愿意接受社会救济金，因为他们最担心的是，一旦走出了这一步就会无法回头。后来，他自己一年的失业金也快领完，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社会工作者来了家访，看到家里破破烂烂的，同情地劝说他们，完全不必忍受这样贫困的艰苦生活，强烈谴责他们没有权利，也不该虐待了孩子，必须马上填表申请社会救济援助计划。

为了要达到标准，社会工作者要求他们必须卖掉房子，撤销所有信用卡，领出在银行的储蓄，存折上始终只能保持在一千加币以下。在卖了房产，完成买房贷款结算后有结余，社会工作者就要他们用来租大一点的房子，为了安全换了一辆好一些的二手车，买齐家具和孩子用品，这就是我们后来所看到的。社会工作者帮助他们完成了所有的申请手续，而且很快就批了下来。

罗伯特和安吉尔可没有料到，他们获得的社会救济金，居然会超过了罗伯特拼命干两份工作扣税后的总收入，而且不用纳税，孩子送托儿所还可以免费。因为加拿大报税时，每个人可报免税年基本生活标准，即贫困线，按当时的水平是六千加元，六口之家就已经达到了三万六。社会工作者特别提醒他们，现在他们最重要的工作是抚养好，教育好孩子，在领取社会救济金期间，不得购取房产，新车，等资产，不得外出打工赚钱，银行存款不得超过一千。现金在家里放多了不安全，可以旅游，出去走走，他们的加勒比海旅游也是社会工作者向他们建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