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在我剛到加拿大不久，和我的房東湯姆，年輕時曾經是個非常成功的商人，討論如何理解“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這句話時，他向我大講了一通，一份耕耘一份收穫，別人為你付出了勞動，你也應該給人家報酬，這才是公平的。他認為這是社會最基本的公平原則，也是做生意的基本原則。他講的是不是按勞取酬的意思？我將信將疑，因為我們從小就被教育告知，資本主義是弱肉強食，爾虞我詐，人吃人的社會。我們現在到了異國他鄉，就算是十分小心，還不得到處受到欺凌？事實卻不然，我們所看到的似乎要比社會主義還要公平一些，當然要產生疑惑了。

有一次，我同時得了兩份獎學金，加上導師吉姆用研究經費提供的全額RA和干着TA，總收入超過了碩士生畢業後在公司上班的工資。聽到吉姆的研究經費被砍和別的系有學生因為獲得獎學金，導師減少了該學生RA的消息，我找到吉姆談起了這個問題。吉姆說他知道，審評獎學金時他也在場，只不過沒有發表意見。不過，他不會減少給學生的RA，他希望他的學生都生活無憂，能夠專心學習和研究。被砍的研究經費達幾十萬，不是靠減低學生RA能彌補的，他會申請國家和國際研究項目基金來解決。

我告訴他說，我註冊在數學統計系和經濟系選修了不少研究生課程。他說他知道，到別的系沒有本科基礎，直接註冊研究生課的風險很大，我能學得很好，並獲得獎學金是不容易的。他並且表示理解，說我學得越多，博士資格考試就越容易通過，搞課題研究思路也會越廣，回中國後搞教學和研究時會更方便。看到吉姆還是開着他那輛用得快報廢的老車，穿着那雙已經踩塌了後跟的舊皮鞋，除了感動我說不出話來。

取得了博士學位，我和我的妻子小琪開着車，帶着一車的專業書和研究資料，橫跨了北美大陸，來到了加拿大農業部在阿伯特省的研究中心，跟着戴維·貝利（D. R. C. Bailey）博士（當時的研究員，現在的加拿大農業部萊康貝研究中心主任）做博士後。戴維安排的研究項目時間非常緊，任務相當繁重。不過，等我拿到工資單一看，他付我的工資超出了原定的博士後待遇。戴維向我解釋說，他從來就沒有把我這個吉姆的學生當成博士後看待，我是他的工作夥伴，根據我所承擔的工作量，這是我應得的。他並且表示，他和研究中心主任都非常敬重我和我的妻子沒有利用在中國發生的六四事件，申請在加拿大移民的決定。按法律，農業部是不能聘請外籍人士的。而我是農業部通過特別手續，唯一聘請的中國籍專家。

我的妻子小琪跟着我到了阿伯特省，找不到她合適的工作。在我們到達一周后，就業和移民局官員下班後來到了我們剛安置好的新家，並且帶來了申請失業金的表格。她向我們解釋說，加拿大政府各省之間互聯網都是連通的，他們知道小琪在安大略省辛苦連續工作了四年，在這裡恐怕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可以直接申請領取失業金。這與先生的工資水平無關，是小琪應得的。

我在戴維·貝利博士手下只幹了8個月，完成了三項研究課題，因為接到新加坡國立大學一周三次的電傳和傳真的催請，我不得不與戴維談論起辭職的問題。戴維表示理解，並衷心希望我能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幹得更出色。他還自費在大飯店為我舉行了盛大的歡送宴會，並且送上了一張大額支票。他說明，我雖然只幹了8個月，已經完成了遠超過他們預期的工作量，這是我應該得到的。

在籌備離開加拿大期間，小琪向我提出，我們在加拿大度過了可能是我們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真有一點捨不得離開了。加拿大是一個美麗富饒的國家，加拿大人是那樣的和平友好，童叟無欺，尤其是我在加拿大的工作更是如魚得水，為什麼一定要走？她重申，自從在89年中國發生六四以後，我向國內許多大學寫了幾十封求職信都沒有回應，只有極少數給了回信，也是不了了之，說明人家根本不相信，也不需要我。我不得不提醒她，我們拿的是中國護照，加拿大的CIA（聯邦調查局）每三個月就會找我一次，向我一再重申保密守則，因為我在分析的資料和結論是該行業的機密，而且我是作為外籍雇員在農業部研究中心工作的特例，不可能長期維持下去。

小琪還想要我推遲去新加坡報到，在加拿大再玩上幾個月，她一年的失業金還沒有領完呢，何況就憑她的失業金就足夠這幾個月的開支了。後來因為新加坡國立大學催得緊，連寄來的飛機票日期都定死了，我們只好依依不捨的離開了加拿大。在新加坡工作期間，我們還是十分關心着加拿大的消息，尤其是有關經濟改革方面的消息。從報上看到加拿大政府曾經為了經濟改革，特別是社會福利制度的改革舉行過兩次公民投票，有關詳細的改革情況我們就不得而知了。

旦願加拿大能夠走出政府財政赤字的困擾，越改革越好。也希望和我們曾經一起在加拿大學習，工作過的同學，同事能夠生活得更美好。衷心祝願我曾經為他們工作過，也得到過他們真誠地關心和照顧過的導師和教授們能身體健康，長壽，他們的專著能夠早日出版。加拿大到底是我曾經學習和生活過七年半，而且使我和我的妻子留下了難以忘懷，美好回憶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