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与不归{万维征文}

姜维平

归与不归，对许多海外华人来说，都是交织着内心痛苦和挣扎的一个问题，对我来讲，尤为如此，只是内容与他人略有不同而已，道理非常简单：一方面我希望自由地获取信息和表达自己的观点，但另一方面又年老体弱，不想承受过重的经济和精神压力，这是自相矛盾的，但原因存在于东西方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在国内我有房产，它已经升值了许多倍，靠它出租也可以过小康生活，但我有一个毛病，不以个人的物质基础而满足，对各种社会现象，爱说三道四，用妈妈生前给我下的定义，一辈子就倒霉在嘴上，我想在免于恐惧的情况下，自由地表达我的观点，这正是我2009年2月4日，来到枫叶之国的主要原因。

从踏上旅途那天算起，至今已有两年多了，也就是说，很快就可以拿到永久居留权，或者说，目前我依然是旅居在异国它乡，商务考察的签证延期还没批下来，我哪里也去不了。报上误传的所谓本人是联合国难民的消息，是不了解情况，是不准确的，总之，我是典型的游子。作为一个关注中国事务的评论员，归与不归的问题，一直像一团乱麻，充塞在我的心中，有时，看到温家宝的有关政改的讲话，我对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很有信心，我恨不得马上飞回我的故乡，有时，我看到批评政府的异议人士和维权律师被拘捕或被骚扰，我心中很难过，想赚点钱赶快买块墓地，这种自相矛盾的感觉搅得我坐立不安，既使在写这篇小稿时，也萦绕于脑海，不能释怀：归与不归？

坦率地讲，我不是英雄，我不想让我的家人日夜生活在恐惧中，为我而流泪，我希望和以前一样，我坐在家里的书房里，可以平静地读书，思考，会客，我留在大连旧居的书房里，有多达8000多本各种图书，香港及海外几乎公开出版的书，我大都持有，我可以十几个小时，不间断地读书，这对我是一种最大的精神上的快乐，总之，这种自由阅读的方式，在中国已不是问题，官方不会因为读什麽书和讲什麽话而拘押你，当然这一点比文革时要进步得多，但假如把读书思考的结果真实地写出来，或在公开场合发表观点，则风险就是巨大的。

问题就出在这里：在加拿大有言论自由，但赚钱特别难，2007年，我在上海卖出去很多书法作品，但在北美的市场很小，既使是像我这样的高产作者，每月的稿费收入也平均不过1500元，我在香港出版了《薄熙来传》一书，至今还没拿到一分钱；而反过来说，在国内赚钱非常容易，2008年我在广州卖一幅三尺中堂，就是八千元，买家还要请我吃饭，但公安等部门用卫星定位方式，对我实行二十四小时监控，有时还要跟踪，请我喝茶，使我苦不堪言。假如，我长嘴只有一种功能，就是吃饭，我就留在国内，但它偏偏还有别的很多更重要的功效，使我欲罢不能，所以，我很痛苦，改变不了环境，就必得背井离乡。

不过，凭心而论，不论是在牢房里，还是在获释后，专政机关那些奉命行事的警员们，从来没有直接殴打过我，对我还是比较理性，温情的，记得刚来多伦多时，有的媒体一再追问公安摘取人体器官的事，仿佛我就是有力的目击证人，但我多次讲过，我没有看到这种反人类的暴行，我永远不想用谎言发泄心中的仇恨，更不想违心地奉承某个人或某个组织，去换取可怜的稿酬，虽然，稿费是我唯一的收入，我特别看重。我只想抱着良好的希望中国进步的善意健康的心态，去批评中国社会的弊端，揭露官员的贪腐，指出其病症所在，引起疗救者的注意，进而推动中国的和平转型，也许我的力量微不足道，也会找来误会和非议，但我愿尽绵薄之力。

归与不归的情感纠葛，缠绕着我写作生活的每一分每一秒，自从踏上加国那一天算起至今，从来没有停止过，最初，有一个老朋友请我吃饭，约我谈话，并给我介绍了工作，但显然有交换条件，即少些或不写批评文章，被我委婉地拒绝了。后来又有人以读者的名义慕名来访，与我会面，对我提出了严厉警告：再这样写下去，就永远别想回去，我没生气，也直言了我的决心，于是，我还在凭着良心和愿望勤奋地写作，生活。

前几天竟发生了这样一件荒唐透顶的事：行前，我把房子出租给了一个做生意的老板，双方签订了合同，以前他总是守信履约的，但今年一反常态，他迟了十多天没有缴纳房租，我电话询问，他的回答令我吃惊，大连公安人员找到他，向他宣布，你支付给姜维平的房租，必须经过我们同意，使房客惊愕不已，他们还留了公安人员的手机号码，于是，我给那位警员打了电话，原来，他是以前负责监控我的人，叫王某，由于大连是个小城市，我有广深的人脉关系，我的朋友李某，也是他的哥们，李某是我二十多年的朋友，所以，他以前和现在都对我非常客气，他说自己是奉命行事，接着对我进行了十几分钟的爱国主义教育，总之，我们讨论了“归与不归”的严肃问题。看来，如果政局没有大的变化，我继续写下去，就没有好果子吃，既使房租解决了，也别想再回国。

我们的分歧在于什麽是爱国，我认为，写了批评政府官员的文章，是希望中国稳定而进步，写得越多，越是爱国，而他或者说，他的上级，则恰恰相反。如果读者回顾2009年3月29日，我接受自由亚洲电台的专访，就会知道我当时提出的有关“中国处于撕裂状态”的观点是善意的，积极的，建设性的，去年温家宝发表纪念胡耀邦的文章，我首先予以肯定，我从未怀疑他的真诚，也反驳过有些朋友的“做秀说”，现在，读者们已经看清了中共高层的意见分歧，也看到了中国的危机和希望所在，不是我比他人聪明，而是我与中共各级官员打交道比较多，我很了解他们，而且，我主张淡化个人的仇恨，而选择理性的批评，尽管如此，大连公安还是用“归与不归”的事，来威胁和折磨我，真的，我感到很委屈，我从未参加过任何政治组织，和政治活动，不是害怕回不去，而是不符合我做人的准则和性格：不参与政治，只做持批评态度的读书人。所以，我极少参与演讲活动和会议，也厌倦出头露面，交际应酬。我每天都过着平淡无奇的生活，每天都做着回家的梦。

归与不归的痛苦如此简点，而又如此沉重，完全是我自己的选择，一点也怨不得他人，我认为，痛苦来自中国的几千年的专制制度，来自制度滋生的腐败和两极分化，而改变制度需要时间和耐心，也必须首先要有言论自由，我正是一个代言人，我把我的批评定位是“温情批评”，这样可能拥有很多的读者，也包括体制内的官员，而目前中国的进步，最需他们的支持。试想，温家宝一次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点燃了多少人的梦想啊！他讲一句话，是不是比我写的所有文章的影响力都要大呢？所以，委屈之后，我心情又由激愤而变得淡然，我主动给警察王某打了电话，他还称我为“姜哥”，而且，房租问题也很快解决了，他问：你什麽时间回来，我说，大约在2012年底，我相信中共十八大开过之后，如果是习近平和李克强担任了一二把手，我就有信心，不会再次坐牢，当然，我就回去，他那边也传来了善意的笑声。

无疑地，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他们，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是党内改革派，当年正是文字狱的受害者，与其说，是一部关于《刘志丹》的小说害惨了他父亲，不如说，是专制制度造成的悲剧，我不相信这对他不是刻骨銘心和具有哲理启迪意义的，同样的，李克强在河南省任职时与著名医生高耀洁打过交道，她在题为《高洁的灵魂》的自传中透露了李克强是言论自由的赞成者，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在辽宁省任省委书记时，他和家人没有贪腐的问题，这不是我的观察和奉承，而是辽宁省新闻界朋友的共识。因此，尽管眼下国内形势很紧张，但我依然对归与不归的问题态度非常明确：归！待到中国进步时。

虽然，中国人一代代的民主梦都破碎了，但到了第五代领导人，我依然抱有乐观的信心，社会总是要进步和发展的，1966年文革时收听敌台要枪毙，讲错一句话也是要严惩，而今天很多的老百姓和官员，在私下场合，都会冷嘲热讽国家领导人，但讲话一旦变成了白纸黑字就不行，真是岂有此理！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哀！美国的家庭电台牧师团创始人坎平，可以用“世界末日”的谎言造谣惑众，而政府淡然处之，为什麽中国的艺术家艾未未，裸露身体委婉地调侃与嘲讽党中央，就犯法了呢？为什麽我在加拿大写稿批评哈珀，他不屑一顾，而我发表了批评中国时政的稿件，就震怒了大连公安呢？原来还是制度的问题。因此，虽然，归与不归，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同，抉择不一，不必强求，但假如中国接受了普世价值，也搞了宪政民主，肯定许多人会选择落叶归根，至少心中的痛苦会少些。

2011年5月26日于多伦多梅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