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上海人對比香港上海

一、滬港文明將"接軌"？

　　來香港一段時間了，給我這個上海人最好的印象，不是別的，而是香港人的文明。每天上班，要換二部巴士，等車的隊伍永遠是那樣地秩序井然，只要有二個人以上，必定會形成一個自發性的排隊序列。在超市或街頭，偶爾被人撞了一下，也會聽到幾乎是脫口而出的道歉聲：SORRY！

　　這些東西，在香港人看來，乃屬於做人的ABC，是一個現代文明人的起碼準則。但在大陸，"精神文明"講了多少年，恰恰在這些小地方，從來沒有文明過。上海算是大陸公認最文明的城市，亦無法免俗。公共巴士來了，乘客一擁而上，講的是叢林規則，你推我擠，誰孔武有力，誰就占得先機。爭的也不過是幾個破位子，但不去爭一把，好象有點對不起自己。反正閒着也是閒着，不爭白不爭。香港人很聰明，沒有實際利益的東西是從來不去爭的，更不用說爭口氣了。我經常注意到在香港的地鐵中，座位空在那裡，許多人寧願站一會兒，而沒有興趣去坐一坐，令我大惑不解。

　　至於道歉，上海人簡直比北約還當一回事，輕易不肯開這個口。撞了就撞了，我又不是故意的，你還要我怎麼樣？好象一聲SORRY是個原則性的大問題，除非過錯，決不道歉。有時候，你被撞了，遭白眼的還是你自己！誰叫你在乎，誰叫你計較，活該生氣。

　　表面上，上海人很精明，一點兒不肯吃虧，連一個小小的座位、一聲微不足道的SORRY，都不肯輕易放過。但正如朱熔基當上海市長時批評的，上海人精明而不高明。比較起來，香港人就高明得多，該爭的就爭，該讓的就讓。

　　上海人也有秩序的時候，那是在有權力維持的時候。每當上下班的高峰時刻，在公共巴士的終點站，有關部門會出動一幫退休的老頭老太，戴着袖章，揮着小旗，拉起繩索，製造一個人為的排隊秩序。但這個秩序，不象香港那樣是自發的、在日常生活中自然形成的。假如沒有那些代表了權力的袖章和小旗，上海人仍然習慣於"一擁而上"。

　　一個都市的文明程度，只要看其是否有自發的社會秩序就行。香港人守秩序，講禮貌，富於職業精神，只要稍具公正心，都會承認香港人比上海人要文明得多。香港人的文明從何而來？這大概要歸功於這一百年的法治。法治之下，人們服從普遍而平等的規則，尊重了別人的權利，才能獲得自家的權利。權利的相互尊重，就產生了現代文明的秩序。

　　自發秩序之建構，非幾代人的潛移默化而莫成。但若要毀之，三年足矣。以我這些年幾次到香港的觀察，香港的自發秩序非但沒有長進，倒是有明顯的退步。在地鐵和火車站，如今好象也時興大陸流行的"一擁而上"，全然無視"先下後上"的傳統規則，更不要說排隊了。站方煞費苦心在站台上劃的上下客黃線形同虛設。至於行人亂穿紅燈，也已經讓人見怪了。

　　在自發秩序方面，上海雖然不及香港，但它正努力地與國際"接軌"，大有改進。然而，本來文明得多的香港，如今卻不自不覺地與大陸"接軌"。在不遠的將來，難道上海與香港真的在這方面會完全"接軌"？屆時，是以上海的進步為標誌，還是以香港的倒退為代價，抑或二者兼有？

二、 在香港找文化

　　我本來以為，文明與文化是一對兄弟，文化人必定文明，文明人也必定文化。來到香港以後，這常識竟然發生了問題。

　　香港人比上海人文明，此乃不爭之事實。但香港人未必比上海人文化，這一點不服也不行。一般上海人，即使是一個開車床、紡細紗的藍領，他的文化趣味與名牌大學畢業的、在高級寫字樓里西裝革履的白領也相差無幾。走進上海人的家庭，僅僅從房間擺設上，你很難辨別這是一個知識分子的居室呢，還是普通工人的住屋？因為一般上海人有"媚雅"的癖好，即使看不懂，也會買一套《大不列顛百科全書》放在床頭，也許它要花掉一個月的工資，但飯可以少吃，百科全書沒有萬萬不行，否則會被人譏笑"沒文化"。"沒文化"，在上海人聽來，簡直比被人罵"陽痿"還要刺耳。上海人有這樣那樣的毛病，也像國人那樣隨地吐痰、亂拋紙屑、一擁而上，但就是比較有文化。

　　我不幸染上了上海人的頑癖，一來到香港就找文化。蘭桂坊是大名鼎鼎的了，第一個周末就約朋友直奔中環。在我的想象中，蘭桂坊應該是一條幽深的小巷子，沿着碎石鋪的小徑，緩緩上行，異國情調的酒吧、咖啡館，一個比一個文化。到了蘭桂坊，卻讓我大失所望：酒吧是正宗的，咖啡館也屬一流，但好象總是缺了點什麼。

　　是什麼呢？我回到家裡，想了半天，才恍然大悟：蘭桂坊所缺的，正是上海咖啡館裡那種不經意間流露的文化情調。李歐梵教授那年來上海，晚宴散去，一幫朋友帶他去淮海路附近的兩家咖啡館小坐，一家叫"漢源書屋"，另一家名"上海，1931"。李教授一進門，就驚嘆不已："為什麼香港和台北就沒有這樣文化的咖啡館？"可惜李教授上海去得早了一些，還未及領略新近開發的衡山路酒吧一條街，其號稱上海的香榭麗舍大街----否則他的"雙城記"故事又要重寫了。

　　回過頭再說香港。我又到報紙上去找文化。我在上海最喜歡看的，是文化新聞或評論。但翻遍香港的大報小報，卻是只見"娛樂"不見"文化"：從子虛烏有的黎明為舒祺殉情，到緊追不捨的竇唯與王菲之婚變。好象藝人的新聞價值不再是藝術，而是隱私。我為明星的私生活成為公眾消費的大餐感到悲哀，但更悲哀的是為香港：在報紙上再也找不到對藝術本身的重視。。有什麼樣的傳媒，就有什麼樣的市民。小報也就罷了，難道大報也非得如此，難道在香港真的不再有一個真正有文化品味的社群？ 對香港已經有一番心得的上海朋友魏君告訴我，如今的香港，有上流的英語文化，也有底層的嶺南文化。前者只認洋文，拒絕中文；後者認的是大陸同胞也看不懂的粵語中文。在香港，獨缺的是精英的中文文化，而且越來越缺。過去還有五十年代從大陸流亡過來的文化人撐着，而今，這批文化人老了，後繼無人了，香港也就不文化了。

　　文化不文化，外人很難置啄，但畢竟用的是同一種文字，文字是文化的標尺。我不敢說香港沒有文化，畢竟還有那麼多的作家，畢竟還有大張旗鼓的"香港文化"。但作為大眾文化的標尺，媒體的文字最能說明一切。我經常在報紙上讀到過令人啼笑皆非的文字。記得有一張還算有名的大報，在報道朱總理人大記者招待會時這樣寫道：朱熔基透露，他在俄國與葉利欽總統會見時，兩人摸胸、熊抱、貼臉。我的老天，這樣的"鹹濕"文字怎麼會出現在一本正經的新聞報道體中，而且無人見怪？難道香港的中文已經真的"鹹濕化"了？

　　文化與文明是那樣地陰差陽錯，於是我自說自話地得出了一個結論：上海人文化而不文明，香港人文明而不文化。但我知道，這話說出來，大概兩邊都要挨批評。看來我香港呆不了，上海也回不去了。

三、開放而封閉的國際都會

　　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香港是開放的、還是封閉的？在香港呆的日子越長，我越來越發現，很難用YESH或NO來回答。

　　到中環、銅羅灣走一走，香港真是一個萬國商品博覽會，我本來以為這幾年上海的商場大發展，與香港的距離應該所差無幾。但休假回上海，重返淮海路逛一圈，用香港的眼光打量，即使是數一數二的"巴黎春天"時裝百貨，論款式，論品種，皆差之遠矣！在購物上想趕上香港，恐怕上海還有一代人的路要走。

　　香港人不僅在物質上消費全世界，而且在娛樂上也是世界公民。我是一個電影迷，以前在上海靠每年進口的十部好萊塢大片解饞，幾乎餓死；只能靠質次價廉的盜版光牒充飢。如今在香港，全世界的影片如八面來風，令人目不暇接，只恨春夜苦短，阮囊羞澀，不能一一大快朵頤。幸而我還不是音樂迷，否則要侍候接踵而至的各國頂尖樂團，肯定又是一項額外的苦惱。

　　香港寸土如金，但香港人捨得在公共建築上拿大手筆。尖沙咀的香港文化中心，論劇場、音樂廳，似乎都不及上海新蓋的大劇院和興建中的東方音樂廳那樣美侖美奐，但其空間寬敞的演藝大廳，氣勢是那樣的軒昂高貴，又豈是小家璧玉式的上海大劇院可以比肩的？儘管後者出自法國名設計師之手，但上海人只肯拿出市中心人民廣場一小塊地，讓其勉為其難，螺螄殼裡做道場。香港畢竟被大英帝國的貴族傳統浸淫多年，最講究空間氣勢。氣勢上壓倒了來客，尊貴就自在其中了。

　　香港人在消費上是國際的、全方位開放的，他們的精神是否也如此呢？說到這裡，我就不敢有太多的恭維。香港人很香港，只看到眼皮底下的那一寸土，少了一點國際大都市本該具有的全球意識。雖然香港的命脈與世界的聯繫絲絲相扣，但香港人好象是偏僻山莊裡的一群村民，更關心的還是村莊裡發生的瑣瑣碎碎，哪裡出現了"校服色魔"啦，哪裡巴士又壓死了三個路人啦。有一天國內發生了一件很有新聞價值的大事，竟然也上不了電視新聞的要目，頭條照例是鄰村(澳門)發生的一起槍擊案。也怪不得電視台的編輯沒眼光，他們其實很掌握一般香港人的口味：山外的事再大，也是小事：村裡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中國大使館被炸，總算激起了香港媒體的熱情，大小媒體輪番轟炸。即便如此，香港市民的反映似乎也是平平。且不說一般平頭百姓了，以我所在的大學為例，教授們反應之冷漠，令我實在吃驚。這點新聞，甚至連充當茶餘飯後的談資都沒有資格，主題照例是買樓、馬經或校園政治。都說大學是現代社會的公共領域，知識分子是人類良知的代言人。在香港，連大學的教授都如此本份、職業化，那麼，又有誰肯出來管管山外的閒事呢？

　　一個香港的朋友感慨地對我說，香港好歹也算"國際"特區了，卻沒有多少人會真正關心國際問題，尤其在多半留過洋的知識圈。為什麼呢？她分析說，是因為香港人向來沒有能力在國際事務中置喙。在無力感的訓練下，只能培養一群只看到自己腳底下的經濟動物－－唯有自己的房子，才是最實在的。這位朋友很為這樣的特區而羞恥。不知道她的說法對不對，我只能證實一點：我的家鄉上海也有這樣的功利主義毛病，但恕我直言，等我看到了香港，才發現上海的毛病還不算最重。

　　香港和上海真是一根藤上結的瓜，一對有過殖民地經驗的難兄難弟。在如今的世界上，它們都算得上國際大都市了，又在暗暗較勁，看誰更"國際"。但香港人和上海人的精神骨髓里都有着一股與"國際"格格不入的小家子氣、封閉的山民心理。兩個都市在其他方面可以比試比試，上帝保佑，可千萬不要在比俗上一爭高低！

摘自 《世紀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