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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特輯（友誼交流，請勿外傳）

 

2009年1月25日

 

 

 

目  錄

 

特輯引言   五十年後話當年……………………………………………   “政治”曾經很難懂…………………………………………   “星星”詩禍述略…………………………………………   一個右派的反思與覺醒……………………………………   《草木篇》詩案  ……………………………………………   《成都日報》反右鬥爭 ……………………………………   從共青團員到右派的歷程…………………………………   官場“逆淘汰”中的“右派”…………………………………   一個難得糊塗的”右派”……………………………………   禍年逃生記…………………………………………………   “四川農學院反革命鬧事案”真相…………………………   訪昔日新勝茶場……………………………………………   文革中所謂“成都右派翻案集團”…………………………   “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奇冤 ……………………………   一段難忘的往事……………………………………………   不能讓歷史重演……………………………………………

詹大風(2)   黃一龍(9)   石天河(13)   艾  風(15)   流沙河(23)   曉  楓(33)   李才義(43)   嚴家偉(50)   黃紹甫(56)   馬萬才(59)   覃承源(66)   安茂根(75)   彭慕陶(77)   費宇嗚(82)   廖赤明(90)   郭  焱(93)

特輯引言：《往事微痕》從2009年起將增加特輯，特輯分地區、系統、個人。今天推出的是“四川特輯”，這個特輯由四川難友組稿、出資，歷經三個月時間完成的。為此，我們希望其它省市難友也能效仿四川難友編輯自已的特輯，以留下真真實實的“五七反右”歷史。

 

 

 

 

 

 

 

 

 

五十年後話當年    

 

詹大風

 

中共黨史上的反黨集團還少見。在1957年反右中扣上反黨集團帽子的也極其個別。在四川，恐怕我們是唯一的冠以“反黨集團”罪名，並且還說成是“有綱領、有組織、有計劃”的，真是“罪該萬死”了。

 

我們六個人：賀天熙、蘇良沛、賀惠君、詹大風、李曉耘、曹琳，都是在抗日戰爭或解放戰爭時期中先後參加革命，參加中共地下黨組織的。當時我們彼此都是好朋友，有的是兄妹關係，有的後來成了夫妻。解放以後，我們都在成都工作，來往未斷。自從有了星期天以後，我們就相邀帶着孩子去公園坐茶館。成都這個城市，茶館林立。那時還在學校讀書時，也常到茶館去泡一碗茶看書。地下時期，茶館就是我們接頭工作的地方；我和惠

君相戀時，也常常在茶館會面；坐茶館成了我們的愛好和習慣。1955年反“胡風反革命集團”和肅反，我們都挨了，被隔離審查半年左右。我們除了自己的感受外，還了解到其它單位的情況，以及一些熟人所受到的遭遇，由此感到省委領導這個運動有些問題。當我們知道了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上的秘密報告內容以後，就開啟了我們獨立思考的閘門；回過頭去，縱觀解放以來的政治運動和若幹事情，感到問題不少，值得深思。於是在茶館聊天時，除了生活上的一些瑣事外，上述問題就成了我們談天的主要內容，這些談話內容就成了我們反黨的主要根據。首先是解放時期的“黨訓班”。最初，大家覺得這是一個學理論接受黨的教育的好機會，這是在地下時期無法享受到的；一個個高高興興的，有的還帶了《列寧文選兩卷集》等書籍進去。可是，萬萬沒有想到，許多人竟含着眼淚，背着一個十分沉重的包袱出來了。他們有的黨籍被開除了，有的被勸退黨了，有的不被承認黨籍。據我們所知，第4期，也是最後一期黨訓班，像這樣被處理的黨員占到該期黨員人數的百分之七十。有一支地下農民游擊隊伍，全部被開除出黨。賀天熙本在中原解放區入了黨，但在黨訓班審查他時，硬說因他是官僚地主家庭出身，不可能在解放區入黨，肯定是一個假黨員，並且認為他跑到解放區去是投機，也不承認是組織上同意他回白區工作，而是從解放區逃跑回來的。賀天熙對於這些毫無根據的武斷非常不滿。緊接着就由當時川西區黨委組織部的一位副部長親自坐鎮，開了兩天的鬥爭會，要賀天熙照他們的分析結論承認下來。賀在大會上理所當然地拒絕，並申言，這樣在大會上一味的逼供是錯誤的，應根據本人提供的證人和線索進行調查才是正確的。但當川西區黨委（當時四川分為川東、南、西、北和西康、重慶六個省級行政區）第一書記李井泉聽到這個情況匯報後大怒，說：“賀天熙這人有反骨！”要將他開除出黨。後因成都市委書記宋應提出，此事應報中共中央西南局決定，這才一直拖到1953年，按1950年重新入黨處理。賀對此當然不服，繼續申訴。直至1955年，經過省工會的內查外調，在廣東找到了賀提出的證人，當年的支部書記孫斌和支委楊震，他們證明了賀當年在中原入黨的確切事實。這就推翻了“黨訓班”說他是假黨員的妄斷。同時也找到了賀提出的批准他回川的，時任司法部副部長的鄭紹文。1946年鄭是中原軍區的旅政委，武漢談判代表團的團長。賀在中原突圍後，本擬去蘇北，去時，因國民黨封鎖甚嚴，無法過去，這才折返武漢，找到了代表團住地，鄭紹文接待了他；隨之，鄭將他的組織關係轉回四川。這哪裡是“逃跑”回來的呢？省工會黨組織自然就否定了1950年所作的重新入黨的決定，恢復了他1946年入黨的事實。從這裡可以看出“黨訓班”是怎麼來審查地下黨的，未必不是有意為之吧。又例如苟治平，他是成都市委郊區區委書記。因特務懷疑他是共產黨員在成都被捕。苟在獄中一直十分堅強。國民黨稽查處長周迅於對他進行刑訊，也未吐露任何真情。碰巧，特務大隊長是苟的叔父的一個朋友，因而同他拉關係套近乎進行誘降，但苟始終未暴露共產黨員的身份，為此，特務把他和一般刑事犯關押在一起。苟就利用特務大隊長和他叔父是朋友關係，給這個隊長寫信。申言自己是冤枉的，應該立即釋放他。但特務很狡猾，並沒有就此放他。解放前夕，敵人慌忙逃走，他是同那些刑事犯一起跑出來的。“黨訓班”就根據苟給特務大隊長寫信這一點，認定苟為“思想叛黨”，將其開除。在1955年肅反審幹中，經過多方查證，認為苟在獄中表現好，但卻不恢復其黨籍。苟一直不服，後來反覆跑了許多單位，一直不給解決。又例如龍貴雲，就因為與在中美合作所一個搞翻譯的曾有一般的師生關係，入黨時已經作了交代。“黨訓班”就據此將龍定為“特嫌”，開除出黨。黨訓班在思想總結檢查階段，要學員承認入黨是出於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是為了投機，為了撈取政治資本，完全否定他們入黨的革命性。有學員向黨交心，主動暴露檢查自己的思想，說自己對地主家庭恨得不深，缺乏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應該說這是有覺悟的表現，但“黨訓班”認為這說明“覺悟低”，勸其退黨了。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胡耀邦披荊斬棘，大刀闊斧平反冤假錯案中，他們的問題才得以解決，整整蒙冤二十餘年。以上雖是例案，但類似的情況不少。

 

1955年反“胡風反革命集團”和緊接着的肅反，我們都深有體會，感到問題較多，也是我們議論的主要內容之一。這次運動開始不久，許多機關、工廠、大專院校的職工和學生一律不准外出，如有特殊情況需要外出，必須三、四人一路，所謂重點人物則全部隔離審查。對私人寢室、私人信件和日記，擅自搜查。這是四川的“土特產”，不知別的省區是否這麼搞過。其次，提出大膽懷疑，大搞逼供信。在一次召開省級機關黨群系統全體幹部大會上，鬥爭一個解放前才十六七歲的中學生、地下黨領導的“民協”成員、團省委宣傳部的幹部楊莆（木斧），硬逼着他承認自己是“胡風分子”。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在大會上指着他當場大聲呵斥：“你小小楊莆，已經和我們鬥爭幾個回合了！”並在大會上宣布楊為胡風反革命分子。楊莆是地下黨領導的《學生報》的通訊員，參加《學生報》的活動。這就和在《學生報》中的所謂胡風分子林祥治、羅澤浦（羅洛）、劉令蒙（杜谷）、方然認識。他只不過愛好文藝，也讀過一些所謂胡風分子的詩，和林祥治最接近（林是地下黨員）。就這麼一個青年，省委領導親自導演了這麼一幕逼供鬥爭大會，影響十分惡劣，也助長了下面的逼供信，搞得人人自危。蘇良沛在統戰部，也是大會小會上逼其承認為胡風反革命分子。蘇說，你們別這麼天天逼斗嘛，證據和見證人都很多，也容易找，一調查就清楚了。但是還要繼續斗。機關肅反告一段落，黨內討論肅反“五人小組”領導人金某的總結報告時，蘇對機關肅反的一些錯誤作法，提出嚴肅誠懇的意見，如動員大家互相可以大膽懷疑，帶頭打人，嚴重侵犯人身自由；對於錯斗錯捕不做一點自我批評，最後還威脅說：“我們審了一審，查了一查，竟有人心懷不滿，這是什麼聲音呀？這是台灣的聲音。”對此蘇都做了一一批駁。這就給蘇記下了一筆賬。對賀惠君等人，就鬥爭一些在地下時期他們曾領導過的人，要他們揭發賀等的“反革命”罪行。林祥治和羅洛是好朋友，因在《學生報》，也就和方然、劉令蒙認識。他是地下黨員，後派至農村工作。解放後被安排在內江地委工交部。反“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一來，羅洛在上海被作為“胡風分子”逮捕，隨後就把林祥治打成“胡風分子”，抓進了監獄。在獄中經過各種形式的審訊，找不到一點反黨和反革命的材料，最終還是把他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在獄中他被逼得神經錯亂，在以後的歷次運動和十年浩劫中，再次受到多次衝擊和侮辱，也和家人失去了聯繫，妻子和孩子都走了，貧病交加，衣衫襤褸，瘋瘋癲癲，形同乞丐，人們都叫他“林瘋子”。當年他那麼熱情、那麼重情、那麼坦誠、那麼執着追求真理！怎麼像舊社會一樣把“人變成了鬼”呢？

 

四川的地下黨員在那次運動中，多數遭到審查或鬥爭。解放前，地下黨員多數是知識分子出身，他們本來就處於一個特殊的複雜環境。為了黨的工作，他必須適應那個環境，有些同志還必須和三教九流的人打交道；但他們骨子裡是清白的，腦子是清醒的，是忠於革命事業的，“出污泥而不染”。這是從老區來的許多工農出身的幹部難以理解的。但我們議論的焦點還不在這裡，而是省委的主要領導，李井泉把地下黨看得太糟了，說他們都是些烏七八糟的東西。所以，一般得不到重用，而且，從“黨訓班”開始到以後的多次政治運動都遭到以各種名義進行的清洗。“本是同根生”，為何總把地下黨視若仇讎，實在令人百思難以理解。當時我們就認為這是對地下黨的宗派主義，這就是我們“反黨集團”的一大“罪名”。在五八年省委召開的四級幹部會議上，鬥爭賀惠君時，李井泉就說：“我早就防倒你們這一着。知道你們要提宗派主義這個問題。”並說：“我早就懷疑地下黨問題大” 。以後的事實證明，當時我們的看法是符合實際的。粉碎了“四人幫”，李井泉回到四川旅行時，還在大講四川地下黨的壞話，公然說，如果讓地下黨這股勢力掌握政權就危險。地下黨裡面，有的是反革命，有的搞投機，有的是搖擺不定的人，國民黨一得勢，他們就要出來。他在另一個場合還說，什麼地下黨？全是亂彈琴，你聽他們吹得那麼凶！土豪劣紳，惡霸流氓分子，他們投機嘛！在肅反中我把地下黨，全部混進來的，是土豪，是反革命，通通殺了云云。涪陵的陳太侯就是以土匪的名義被冤殺的地下黨員。新津的一個地下黨員，與特務分子一同綁赴刑場。執行槍決時，他還在高喊共產黨萬歲。從“黨訓班”到肅反的擴大化，區黨委的主要領導誇大了敵情，不相信地下黨所提供的情況，採取實用主義的“大膽假設”的方法，鬥爭面過寬，傷害了許多同志。雖然肅反結論多數是較為合符實際的，但也有相當一部份人的結論都栽了個“尾巴”，諸如：“受胡風反革命思想影響”、“受胡風反革命的思想影響較深”，此外還有“受胡風反革命思想影響的分子”。賀惠

君的結論就栽了一個尾巴。她不服，1957年初寫了申訴，說：“讀了幾本胡風分子的書，就要寫個受其影響的結論，那我讀了孔子的書、魯迅的書……是不是都要作一個結論呢？”又說：“無論就我的思想面貌和實際行動來考察，是根本沒有反黨、反人民、反革命的任何跡象的。”，“沒有看出胡風集團是反革命，這不是我一個人的問題，這是全黨的問題。”她的這個申訴書，反右時被稱為“萬言書”，是攻擊肅反的“罪狀”之一，受到了重點批判。

 

另一個問題是對於當時形勢的看法。從 “八大”直到反右，這近一年的時間真是多事之秋，詭譎多變。1956年召開了“八大”，其中提出的進一步擴大民主生活，以及執行集體領導原則，反對個人崇拜，擴大黨內民主，都是吸取了斯大林的的教訓，具有積極意義，我們心裡確實還高興了一陣。波匈事件以後，由於新聞封鎖，不知詳情，看來中央也從中吸取了教訓，發出了一個通告，對於罷工鬧事的這類事件採取疏導的方針。對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提出了推而廣之是我們進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當時報紙上也透露了南斯拉夫的一些情況。我們也議論得很熱烈。比如對於工人自治委員會，我們較讚賞，覺得完全可以借鑑，這樣才能真正發揮群眾的積極性。當時感覺政治氛圍較鬆動，報紙上的言論禁忌也較少。但是我們省委的主要領導李井泉，卻有一些特別的看法。他在1957年初傳達省委擴大會議的報告中說：“有些人就是喜歡談民主，什麼是民主？民主就是專政。我看不是民主少了，而是多了；不是專政多了，而是少了。”他似乎是反對鳴放的。他說：“有些人就是對鳴放感興趣，不知是何居心？”在大學裡傳達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也是捏着捏着的只傳達一部份，他對於大專學校學生的思想狀況也有特別的看法，對廣大學生的思想，認為多數是有問題的，反動的、敵對的不少。他說：“大學生里，地主、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占一半以上，他們的老子老奸巨滑，不說，兒子就敢說。”（多年以後，我們才從《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里知道，這其實就是毛澤東本人的意思。）把思想問題視為階級鬥爭的反映，他總把群眾中的思想情況估計得很糟，1957年4月他要賀惠君把學生的思想問題在政協大會上就“共性和個性”問題作一發言。賀惠

君在發言中認為學生思想的主流是健康的，多數學生對國內外的時事是關心的，也有一定的正確認識。學生思想上也存在着這樣那樣的問題，如個別學生仇視黨和政府，部份學生立場、觀點模糊，對民主與集中、紀律與自由，個性與共性關係認識不清。這些問題是因為去年國內外形勢的重大變化對學生思想上有所影響……。她認為只要堅持耐心說服、循循善誘，學生的思想問題是可以逐步解決的。李井泉對她的這個發言很不滿意，說她對學生思想缺乏階級分析。沒有階級鬥爭觀念。認為和他在省委二月擴大會議上對學生思想的估計有很大的不同。她不服。她向我們談這件事時，說：“根本問題是李政委和我們對青年的估計看法不一樣。”她57年春在四川大學講話時說：“土改、三反、五反等階級鬥爭的經驗已經過時了，要放到博物館去了。”長壽中學團的幹部進行思想工作有粗暴行為，她認為是傳達省委二月擴大會議精神所帶來的影響，並在報告上批示：“對有敵對階級情緒的學生，也只能採取長期、耐心的團結教育的方針，不能歧視打擊。”她的這些看法，我們都是基本一致的。反右時，這些東西就成了批判她的重要內容，也是她的主要罪狀之一。

 

我們對李井泉是有一些看法，倒不是如我們的結論上所說的“咒罵”他。他這人獨斷專行、偏激片面，聽不得一點不同的意見，罵起人來不分場合。在傳達毛的講話時，硬說毛贊成陳其通等人反對“放”的方針的文章。後來大家聽到傳達，毛說：“我很不贊成。陳其通四人的短促突擊，沒有分析，沒有說服力，使人看了不服。”李井泉硬說他原來就是這麼傳達的。自己傳達錯了，還不認賬。無論是別人在台上講話，或在匯報工作時他總要插話。而且插話很長，無形中他是主講者了。在“三反”、“五反”中，李井泉親自主持，在北較場召開了鬥爭貪污分子的數萬人大會，會上大搞逼供信，從銀行提款借給“貪污分子”假退贓。賀天熙當時是“五反”檢查組長之一，會後到川西行署匯報對大會的反映時，賀說：“李政委主持的那個大會，影響不好，會後逼供信，追數字的現象嚴重”。李井泉聽到賀的這個匯報後，大發雷霆。1954年，賀隨成都市委書記郝德青去省委常委匯報對私改造工作時，李井泉不斷插話，使他幾次無法系統匯報，賀就說：“李政委，我匯報完了，你再說嘛！”這一下觸犯了他，勃然大怒，有意找岔說：“你們私改工作搞得太左了，對黃魚門（資本家）就不該斗得那麼凶”。說得大家面面相覷，匯報也就這樣結束。他打網球，找了一個地主分子、國民黨統治時期的縣長來陪他打，並把這人安排到團市委的軍體部，此人幹不了別的事、就陪他打網球。我們議論時說，李政委也顧不得要劃清界線了。當時我們就想，中央正在下放幹部，若是下放個省委書記來，把他調到中央去就好了。團中央大學工作部長曾德林來成都時，賀惠君向他反映了對省委的意見。團中央書記處書記章澤隨鄧小平來成都，她想見鄧小平直接反映李井泉的問題，並向章澤反映了有些大學黨委對學生鬧事問題的看法不當，把問題說的太嚴重了。

 

在整風反右期間，我們一未參與任何鳴放，又未寫任何大字報、小字報。那時，賀天熙、賀惠君和我都在各自單位參與領導整風反右。賀惠

君還被省委派去四川醫學院擔任工作組的組長。那時我們還相當幼稚，還不清楚這次運動究竟要幹什麼。不是說整風嗎？要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鳴放就是為了反對這三個主義嗎？怎麼又反右派了呢？不是說“言者無罪”嘛！有那麼一段時間真是“跟着感覺走”。到了1957年下半年才悟出了一點問題。但覺得我們自己既不反黨，又不反社會主義，只覺得是背後議論不好。賀惠君作了左腎的切除手術後，機關里沒有一個人來過問，我們始覺察到可能出了問題。首當其衝被整的是蘇良沛，主要罪名是“反對肅反運動”,接着一再逼蘇交代和賀天熙兄妹一起反李井泉的反黨活動。賀惠君出院後不久就被揪回機關，迎接她的是滿牆貼的有關她的大字報。接着全機關開始揭發批判大會，李井泉親臨現場。批鬥大會熱火朝天，追逼着她交代反黨言論。當時李只知道別人書面檢舉她，說她曾對人說過，省委對地下黨有宗派主義。其它的，一概不知。在一而再再而三的追逼下，她就只好和盤托出，把我們所議論的問題全部交代。李井泉在會上說：“賀惠君，我沒有說你的壞話，你怎麼說我那麼多壞話。”在省委四級幹部會上批鬥她時，領導上專門給她打招呼，凡是議論李井泉的話，不能在大會上說。批鬥大會之後，算是告了一個段落。蘇良沛、賀天熙等人又根據賀的交代再次遭到批鬥。於是“有綱領、有組織、有計劃的反黨集團”就成立了。蘇良沛處理最重，認為他“態度惡劣”，開除了公職送勞動教養，賀天熙下到會理農村監督勞動，在“十年浩劫”中被迫害至死，賀惠君調離團省委，下放到《四川青年》勞動。李曉耘最輕，只留黨察看，下放到印刷廠勞動，詹大風拖到1958年9月，單位上開個大會宣布為右派分子和處分決定就完了，下廠勞動；本人連結論也沒有看到。這一下我們就過了二十餘年的賤民生活。

 

 

 

 

 

 

 

 

 

 

“政治”曾經很難懂

 

──兼懷一位老共產黨員        

 

黃一龍

 

    五十年代的成都青年，少有不知道葉石同志的。成都解放以後，他先後作為成都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新聞處長和中共成都市委宣傳部長，到處向青年宣講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他知識廣博，邏輯嚴密，風度瀟灑，語言風趣，令滿城青年傾倒，傾倒的程度絕不亞於當今的追星族。

 

    他當然不是什麼“星”。他吸引人們的地方，不在包裝，不在矯情，而在於他對於自己所講的充分的自信：他懂得自己講的是什麼。這一點，不僅為當今所有的“星”們不及，而且也非那些到處發表從不通過自己大腦的講話的同志可比。其實像他那樣的知識分子老黨員，大都具有那樣的特點。他們在革命最艱苦的年代參加革命，不僅不是為了“入黨做官”，而且也非走投無路，只好革命。在他們那一代知識分子面前，其實擺着多條道路，所以其它道路都不走，是因為經過自己理智的抉擇，相信革命的道路是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的唯一道路。他們投身於自己選擇的事業，因而對此充分自豪充分自信。正是這種氣質，不僅贏得青年們的崇敬，而且使多少對共產黨抱有成見的老先生大為折服。

 

    當時對公眾的講演通稱“政治報告”。“政治”這個詞，在那個時代光芒四射，絢麗無比；它的含義極廣，從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到個人理想事業友誼戀愛婚姻家庭，一概都管。葉石就做這樣的“政治報告”，作為他的忠實聽眾，我對他佩服極了。

 

    可是我沒料到，我這個如此傾心於他的政治報告的聽眾，幾年以後居然被他當着一大屋人痛斥為“不懂政治”！我更沒有料到，那時連他這位政治報告做得如此出色的人，其實也“不懂政治”了。

 

    那是1957年8月，一個悶熱的晚上。在成都西郊馬家花園的一間會議室里，市委第一書記廖井丹同志正主持一個會議，聽取中學教師“反右”準備工作的匯報。我那時擔任團市委宣傳部長，被派到鐵路系統一個中學（專）教師“暑期學習”的學部作辦公室主任。我那裡的“準備工作”即事先“排隊”找右派的事進行得糟透了，直到輪到我發言的那一刻，我的筆記本上尚無一個右派或准右派！我想今天晚上這道關難過，不過真正要過的關卻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剛一開口，廖井丹就問我，你是青年團的某某人嗎?驗明以後，又問就是你向李政委提意見嗎?這裡說的李政委，就是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問話問得聲色俱厲，會場頓時鴉雀無聲，焦點立即轉移到我頭上。可憐我平時說話沒遮攔，什麼時候對什麼同志“提意見”，哪裡記在心上！正在苦思冥想，不得要領，汗如雨下，唯唯否否之時，葉石說話了。他說你不是在4月某日宣傳部的會議上講了一通嗎?你入黨有幾年?你懂什麼政治?信口胡言！以後注意啦！他也是聲色俱厲，可是卻立即讓我下了台。

 

    多年以後，當我回憶這一幕的時候，才悟出葉石的那番話，不僅是為了讓我下台，而且還要保我過關──雖然沒有成功。不成功的原因是4月某日宣傳部的那個會議，已經惹下大禍了！那個會議的議題，是事先討論即將召開的省委宣傳會議的報告稿，而省委宣傳會議正是為了傳達貫徹當年那個有名的中央宣傳會議而召開的。中央宣傳會議上播放了毛澤東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的錄音，毛澤東又親臨會議發表了講話。我們這些小黨員，剛剛聽了兩次講話的傳達，熱心熱腸地要響應毛主席的號召，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所以在宣傳部的那次會上，就放言過去把人民內部的好多事情都看成階級鬥爭敵我矛盾，並且指名道姓地說這位李政委的某次講話就有這個毛病。這個會議的討論寫成了簡報，而我是力主原原本本把大家的批評意見包括批評對象的姓名都寫進簡報的。這個簡報送了上去，反右一開始，就成了成都一些幹部“攻擊省委”的證據。馬家花園的這一幕，正是對它進行反擊的序幕呢。

 

這以後，我的關自然過不了。這才悟到我之真“不懂政治”，可是為時已晚，不准我以“不懂政治”開脫自己了。然後又知道葉石被查出才是這次“攻擊省委”案的首犯，後來處分他的決定里指出：

 

葉石在北京參加中央宣傳工作會議時，曾在有黨外人士參加的小組會上攻擊省委，他說：李井泉同志去年（按指1957年——引者）2月在省、市委機關科長以上幹部會上，傳達省委召開的地、市委書記會議的報告和主席的報告精神不一致，他認為李井泉同志過分強調了階級鬥爭，對去年知識分子思想亂不亂的估計過分了。他特別對李井泉同志報告中提到的把敵對思想搞臭很不滿意。在宣傳會議期間，他給市委宣傳部蕭菊人同志打電話叫停止傳達他在學校政治工作會議上的總結（這個總結大體是根據李井泉同志報告的精神做的）。

 

這後一個行動當然等於制止傳達“李井泉同志報告的精神”了；那個決定還說他“在市委宣傳部部分科長幹事中間散布‘李井泉同志的報告和主席報告的精神不一致’的謬論”，以致造成本文上面介紹的那個“攻擊省委”的簡報云云。以上所說的“毛主席報告”，係指1957年2月27日在第十一次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當時的題目叫《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聽說以後也是這位李井泉曾經專門把葉石叫去，把已經改名為《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並公開發行的毛澤東上述講話擺在面前，一句一句地宣讀自己那次報告的記錄，問他哪一句話和毛主席報告的“精神不一致”。我不知道他是怎樣回答的，不過我知道這個問題其實無法回答。因為所謂一致不一致，作為“參照系”的毛澤東講話，葉石所本和擺在他面前的公開發行本並非同一文本。據現在的專家們研究，葉石所本乃是毛澤東2月27日的講話，而那個講話，和往常多次講話一樣，沒有講稿，只有一個不足3000字的提綱。而正是這個講話的紀錄稿，隨後在全國廣為傳達，形成學習熱潮。後來李井泉擺在他面前的，卻是從5月到6月反覆修改補充以後的發表稿。發表稿對記錄稿的增刪改動，重要的有三十多處。特別是增加了關於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並沒有結束，還是長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這樣一大段，以及判別“香花毒草”的六條“政治標準”。據專家說，這是因為在從講話到正式發表的短短三個月之間，“發生了極少數右派乘整風之機向中共要執政權(“輪流坐樁”)的嚴重事件，這是毛澤東作《正處》講話時沒有估計到的。”而“作者對自己的作品作反覆修改，是一件無可厚非的事情”雲。

 

    說作者修改自己的作品“無可厚非”，我看對作者的權益還維護得不夠；應該說作者完全有權修改自己的作品，怎麼修改都行。不過當時的問題卻是讀者的義務。就是說讀者是不是有義務在閱讀前一文本的時候理解作者尚“沒有估計到”的後一文本，並對自己之“沒有估計到”負政治責任。這樣的要求說起來好像太開玩笑，可是那天的葉石，以及那前前後後的我們這些“攻擊省委”的小黨員們，面臨的就是這個要求。這樣的“政治”，無怪乎我們不懂，葉石也不懂了。

 

    現在有些研究“反右派”運動的文章，說作者其實並非尚未估計到將要發生的事情，而是故意不把話說完，以便引蛇出洞，誘敵深入，後發制人，聚而殲之，即引起“將要發生的事情”。這樣的判斷，應是根據作者講過不是陰謀是陽謀的話而來的。“陽謀”之說見於名文《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說本來就有意“讓魑魅魍魎，牛鬼蛇神`大鳴大放'，讓毒草大長特長”云云，不過它是說那是“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這個期間”，沒有說作者二月份講話的時候就存了這個心。所以為了謹慎起見，還以作者在此後的數月之間改了主意立論為是。改了主意而把改主意以前擁護前主意的人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實在有悖於常情常理。常說“反右派”運動的“嚴重擴大化”是大規模的以言治罪，遺漏了這裡所舉的以未曾預言毛澤東以後的主意而治罪。《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裡講到階級鬥爭擴大化時，表述為“在階級鬥爭問題上一次又一次犯擴大化甚至無中生有的錯誤”；據介紹，那“甚至無中生有”六個字，是定稿時胡喬木加上的。衡諸史實，他加得準確極了。

 

    “無中生有”是魔術，不是政治，所以難懂。不僅葉石不懂，身為政治局委員的開國元勛彭德懷在1959年也不懂，到了“文化大革命”，又輪到本文講的那位早已身為政治局委員的李井泉同志自己不懂了。我看到過一份據說抄自他的夫人的“自我檢查”的大字報，說他們夫婦初入最高層，對“高層政治生活”尚很缺乏理解，所以犯了錯誤云云。雖然難以判別那份抄件的真偽，但我相信那話如果出自他們的筆下，該是由衷的肺腑之言。

 

    共產黨是講政治的，共產黨也不能不講政治。可是若干年間為了實行“階級鬥爭為綱”而把政治講到這個份上，異化而為無中生有的“整治”。既然無中生有，就無事不可整，無人不可整，遭整的就是整個國家整個民族了。從這個角度看，十一屆三中全會在把工作重點從“階級鬥爭為綱”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也是恢復共產黨極講政治的本來面目，一切以人民的利益為依歸，重新使得愚夫愚婦能夠理解了。這點淺見，本來想找個機會向葉石同志請教，可是他卻靜悄悄地走了。從告別他的靈堂回來，我就決心寫下這篇文字，祭奠於我所尊敬的這位老共產黨員的靈前。

 

                                           十年前舊文，2008年12月改定。

 

 

 

 

 

 

 

 

 

 

 

“《星星》詩禍”述略     

 

石天河

 

“《星星》詩禍”，是1957年“整風”、“反右”運動前後，發生於四川的一個重大冤案。當年1月，《星星》詩刊在成都創刊，它與北京的《詩刊》，是全國僅有的兩個詩刊之一。編輯部由白航任編輯主任，我任執行編輯，白峽、流沙河任編輯。《星星》創刊後甚受讀者歡迎。但由於它創刊第一期所發表的一首情詩（青年詩人曰白所寫的《吻》），衝擊了文藝的禁區，引起了四川主管文藝工作的領導人的不滿，在《四川日報》副刊上，對《吻》和《星星》詩刊進行了“一棒子打死”式的批評。因而就由這一個“紙上的吻”，引發了《星星》編輯部及許多詩人、作家，與官方“批評家”的對抗。在文藝界群情激憤顯得於官方批評不利的情況下，主管文藝的省委宣傳部和四川文聯的領導人，便進一步把批評的鋒芒由《吻》轉向流沙河的散文詩《草木篇》，指為“像王實味《野百合花》那樣的東西”，向“政治問題”上綱。並對我和儲一天、陳謙、流沙河等人進行了批鬥。由於我不願昧心地檢討，四川文聯當即給予了我“停職反省”的處分。事情拖延到四月間，由於毛澤東在北京接見參加全國宣傳工作會議與會人員時重申了“雙百方針”，並對《星星》和《草木篇》的問題說了一些比較緩和的話，四川文聯對《星星》的整治一度趨於緩解，領導人對被批鬥的我們還表示了歉意。但在五月後的“整風”、“反右”運動中。這個文學評論的是非之爭，竟被無限上綱為“四川全省兩條路線鬥爭的焦點”。“詩禍”於是形成。在“反右”運動中，《星星》詩刊的四個編輯，全被劃為“右派”，並連同四川文聯內部向領導提意見的作家，以及成都、峨眉、自貢、金堂等地與他們有聯繫的詩人和業餘作者，劃成了一個所謂“以石天河為首的四川文藝界右派反革命集團”，列名於“集團”的文學工作者，計有：儲一天、陳謙、遙攀、萬家駿、徐航、曉楓、邱原、白堤、沈鎮、楊千廷、華劍、羅有年、張宇高、李加建、王志傑、李遠弟、孫遐齡、張望，許明權、李明雋、楊光裕等；連同《星星》編輯部的白航、石天河、流沙河，共達24人。當時，“集團”之外的株連也非常寬，四川大學中文系主任、著名國學家張默生教授，因在座談會上發言為《星星》辯護，被指為反黨集團的“黑後台”，並劃為“大右派”；成都市原副市長、著名老作家、《死水微瀾》和《大波》的作者李劼人，也牽連受到批判，險些劃右。《星星》讀者及文藝界對《星星》詩刊表同情或對批評持不同意見的人，為此而株連受批判或處分者，數以千計。形成了建國以來最大的一場詩禍。列名於“集團”的人，有石天河、儲一天、陳謙、萬家駿、曉楓等五人被判刑勞改，邱原後來被開除公職，白峽雖未劃入“集團”，也被補劃“右派”下放農村勞動。其他人也受到勞教或下放農村勞動等處分。直至“文革”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平反一切冤假錯案的決定，才先後獲得平反。到平反時，被“劃右”諸人中的張望、邱原已在“文革”時期自殺。徐航在勞教期間，因被“大饑荒”驅迫，在私摘包穀時，被當地彝族民兵用火槍打傷，流血過多致死。其餘諸人雖已平反，但經過二十餘年的底層生活折磨，青春被埋葬，身心受摧殘，有的妻離子散，有的老病牽纏，雖想為新時期的文壇盡力做些奉獻，也難如願。其中，在監獄或下放勞動期間身體毀損過大的白堤、張宇高，在平反後立即去世；遙攀、萬家駿、王志傑、白峽、孫遐齡、沈鎮、陳謙等也相繼去世。現在活着的我和白航、儲一天、曉楓、李加建等幾個人，都已經是七八十歲的老人了。但我們仍然在“各盡所能”地工作，並試圖給後人留下一些可以作為歷史鑑戒的資料，以求歷史悲劇的不再重演。——我在《星星》五十周年前，寫成了一部四十萬字的《逝川憶語——“〈星星〉詩禍”親歷記》，現在，已經在新浪網的《星湖石老的博客》、搜狐網的《天河之夜》、鳳凰網的《石天河的博客》上全文發表，算是為《星星》詩禍留下了一個事件真相的紀錄。我對冤案的記述，基本依據當時留下的新聞或文件的紀錄，結合自己的回憶，敘述事件經過，並對事件進程進行了自我批判與歷史反思，故書中絕無自我粉飾與苛責於人之處，一切都讓歷史事實發言，讓讀者自行做出客觀的評議。

 

 

 

 

 

 

 

 

 

 

一個右派的反思與覺醒

 

艾風

 

隨着半個多世紀歲月的流逝，我的一切傷痛、屈辱、悔恨都已淡忘，時間才是醫治心靈隱痛的最好藥方。

 

二次批評市委種下了禍根

 

提起1957年夏季，依然不堪回首。約在那年五月底或六月初，全國正處於鳴放高潮中，我突然被召回四川日報編輯部，總編輯伍陵召開各市、地記者站站長會議，傳達中央最新指示精神。伍說：這次李政委（指李井泉）從中央回來本來只傳達到市、地委書記一級，考慮到大家在鳴放報道第一線，所以也召你們回來傳達。中央的精神就是決定要開展一場反右派運動了，中央考慮如果繼續鳴放下去，會有更多的中下級黨員幹部捲入，形勢將更加複雜。中央決定對資產階級右派丟十顆原子彈，即十篇重頭反擊文章，第一篇是中宣部長陸定一的文章，以此拉開反右鬥爭（後這個反右步驟有變）。

 

第二天我們就返回各市地記者站。我的思想處於驚詫莫名中：這次中央精神，為什麼與毛澤東在整風之前最高國務會議和中央宣傳工作會議講話精神截然相反，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始終想不明白。於是，我對繼續鳴放與隨後的反右報道就持一種消極應付的態度。同時隱隱感到，這次反右運動說不定要牽扯到我，因為我在報道自貢市文藝界鳴放中，新自貢報文藝編輯王志傑寫的一首諷刺開會迷的詩，被自貢市委打成反動詩，鳴放會上鬧得很兇，王志傑等人在會上呼冤，要市委檢討，市委秘書長到會卻辯說沒有這事。我為弄清事實真相，到市內久大鹽廠黨委辦公室查到了這份黨內通報，市委確在這份通報上加按語要求各級基層組織批判，以肅清影響。自此，我對市委某些領導人就憤憤不平了，既錯了公開承認檢討就是，為什麼拒不承認呢？而對詩作者卻產生了同情。細觀此詩，顯然是仿照蘇聯著名詩人馬雅可夫斯基的《開會迷》一詩寫成，只是把標題改為《給沉浸在會議中的人們》。而馬氏此詩是得到列寧讚揚的，但王志傑此詩卻被打成了反動詩。我的愛打抱不平的性格就決定了我以後的命運——在我碰到王志傑時，我把此通報按語的內容告訴了他。他在以後幾天的鳴放會上更激烈地批評市委，說市委是政治迫害，把市委那位秘書長逼到鳴放大會上檢討認錯，並向王志傑道歉。從此，我與自貢市委又一次結下了禍根……。

 

如果說這一次我只是得罪了市委秘書長（因這次“反動詩”事件是他從頭至尾一手造成的），那另一次禍根就是得罪了整個市委與市委書記。那是1956年6月上旬，自貢市委召開首屆黨代會，我作為川報記者參加了這次大會，在會上聽到不少黨代表向我反映，這次大會很不民主，甚至有壓制民主的傾向。會後我向人民日報寫了一篇批評稿，題為《讓黨內民主發揚得更充分些》。鄧拓把此標題改為《非不為也，是不能也》，發表於該報1956年7月5日

。此文在自貢市引起軒然大波，市委當即組織全市各級黨組織批判肅清此文影響。

 

在反右中，王志傑被打成右派後，被迫交代了從我處獲悉市委黨內通報一事。市委以此為由頭，以批評黨代會不民主為根由，向省委告狀，李井泉當即指令川報召我回社交代批判。後從文革中揭發的材料得知：在反右中，李井泉為首的省委對中央六條反右標準中，又多具體化了一條，即：凡在我省首屆黨代會期間鬧要民主者，一律劃為右派。1958年起我在涼山州會理縣監督勞動改造時又得知，有一位右派是因公開讚揚我在人民日報的批評文章而被劃的，他就是會理縣一位原區委書記。

 

至今仍有一事我一直在心中隱隱作痛，感到對不住人家，感到我害了人。改正後我回自貢採訪得知：久大鹽廠黨委辦公室那位借給我看市委通報的同志也被打成了右派，而且反右後下落不明。只因只有一面之交，我連他的姓名都忘了。托友人打聽，也無線索。如果我不去打抱不平，去查事實真相，就不至於把一個無辜者也拖入地獄……。政治運動的殘忍性，由此可見。

 

無事不可對黨言的思想犯

 

1957年6月底把我召回報社，要我交代支持自貢右派向党進攻的罪行，並要我深挖思想根源。我在多份思想檢查中，談到在聽了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傳達後，我思想上所發生的思考與變化，以及當時國內文壇和新聞界提出大膽干預生活、揭露生活陰暗面後，我的一些想法。雖然這些思想沒有在任何會上或私下對人談過，我只是依據黨歷來對黨員的教導 “無事不可對黨言”，而寫下了這些思想。殊不知川報反右領導小組卻如獲至寶了，把我這幾份檢查東拼西湊、斷章取義、無限上綱，作為四川新聞界的反黨典型拋了出去。在省、市新聞出版界連續舉行的三次座談會上，揭發批判我提出了一整套資產階級辦報綱領，反對黨對報紙的領導，把攻擊的矛頭指向各級黨委等等。四川日報1957年9月9日

一版轉二版的揭發報道，標題為“剝下反黨分子艾風的‘革新’偽裝”；人民日報同年9月13日的報道標題為：“反對黨對報紙的領導，惡意攻擊新社會，艾風是右派分子反黨的內應”。

 

這些所謂的綱領、攻擊，當然全是虛構的，因為我沒有參加鳴放，也就不能以言定罪。但黨搞政治運動有的是經驗，以思想定罪不是同樣高明嗎，我就主要成了“思想犯”！還給我上綱為：盜竊黨內機密，支持自貢右派向党進攻，成為自貢市文藝界右派集團核心成員等罪狀，更是不值一駁。市委秘書長個人策劃、選取、擬定的所謂黨內通報，當時市委宣傳部就不同意把王志傑詩作為反動詩批判，但他一意孤行，鳴放中又矢口否認，這算是黨的機密嗎？至於支持右派進攻，成為右派集團核心等等，在1979年1月下旬改正結論上，也不得不承認：“查無依據”。

 

憑以上幾條，已足夠把我打成極右分子，開除黨籍，行政上撤銷一切職務，每月只發生活費15元，下放會理縣農村監督勞動。由於這場飛來橫禍，從小把我帶大的祖母被活活氣死；原計劃在1957年中秋節結婚的戀人，又為我苦苦等待了七年後，不得不悽然離去……

 

一騙再騙，還想重新入黨

 

在我被打成極右分子後一直想不通。我出身於貧農家庭，地處無錫鄉下，抗戰時是游擊隊和新四軍活動地區。我從小學到中學，不少教師和校長都是地下黨員，可以說從小就相信黨，跟黨走，所以不滿16歲就參加了地下黨，可稱“根正苗紅”。剛滿16歲又參加二野西南服務團隨劉鄧大軍進軍入川，在工作中一貫表現較好，屢受領導信任與表揚。在整風中又沒有參加鳴放，怎會變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這不是大水沖了龍王廟？

 

在反右中，將毛澤東公開發表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與我原聽傳達所作的筆記一相對照，不僅大為驚訝，而且隱隱有一種被騙的感覺。作為一黨一國之首腦，怎能說算不算話，明明說整風鳴放中言者無罪，忽又變成“以言定罪”，怎能取信於天下？但又想到當時報上揭發的馮元春、葛佩琦等人“叫囂”的要殺共產黨人，覺得把自己打成右派是冤枉了，但整個反右運動還是必要的，正確的，鳴放中確已湧現了不少反黨反社會反主義的分子，還是應該相信毛主席。在此時，我還沒有醒悟到這一點：既然報紙上揭發我的材料是無限上綱、捕風捉影的，難道對馮元春等等的揭發又會是真實可靠的嗎？由於我深受黨化教育，所以仍深信黨報上揭發的種種右派罪狀。甚至還為這個黨辯解：在這麼大一場全國性運動中，把個別人錯劃也許是難免的……。

 

不僅如此，在我當了右派的頭兩年中，雖已受盡屈辱、歧視，但每當在電影院中看到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受到幾十萬群眾雀躍歡呼的場面時，我仍會激動得流淚。此時，我仍相信鄧小平在反右總結報告中所說的右派被開除了黨藉，以後還可重新入黨的諾言，而因此拼命勞動，爭取早日摘帽、入黨，回原單位。雖已被一再受騙，而仍無覺悟……。

 

直到1959年我在思想上才開始有了轉折。這一年，一方面是大躍進、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大煉鋼鐵等的大失敗，如同一場兒戲與鬧劇；另一方面，聽到彭德懷等人赤膽忠心、仗義執言而被打成反黨集團，我開始懷疑毛澤東的路線有問題了，是一條與斯大林一樣的極左路線。我在經歷了大躍進中沒日沒夜的苦役勞動後，緊接着大饑荒就來了，眼見着生產隊裡一個個鮮活的生命在我身旁倒斃，眼見着一個個面黃肌瘦的農民，腳上都能按起窩窩得了水腫病，而一個個生產隊、大隊的幹部卻養得肥頭大耳，還不時要吊打、批鬥出工不出力的社員；一個個說真話，能為農民着想的農村幹部，都被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還被拳打腳踢，受盡折磨。從反右傾聯繫到反右派，看看與我一起勞動的右派，有哪個曾反黨反社會主義？我對這兩場運動開始持否定態度了。在此時，我也僅僅認識到是毛澤東路線出問題，還沒有可能把認識上升到這是專制制度問題，這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一黨專政、個人獨裁問題……。

 

右耶左耶，夢的破滅

 

在西方實行民主憲政的國家，有一部分知識分子是對政府、總統的天然批評派。他們作為社會的良知，公民社會的守望者，每當地平線上出現了烏雲，政府、總統的某些主張、政策、措施，有可能對國家、社會造成不良後果時，他們就提出批評、分析、警告。這部分知識分子被稱為公共知識分子，他們都有自由思想與獨立人格，能得到廣大公民的支持和擁戴。政府和總統也往往能聽取這些意見，並做出相應調整，整個社會由此不斷完善、前進……。

 

這種知識分子，根據法國大革命開創的歷史與標準，被稱為左派。左派就是改革派，不滿現狀派；右派是保守派，維護既得利益派。毛澤東卻在我國內反其道而用之，這不知是出於對西方政治史的無知，還是出於他對國內政治、思想、文化實行個人獨裁的需要？真正的右派，其實正是以毛澤東為首的極權集團以及死抱住階級鬥爭路線不放的那些黨棍、文人們；而1957年被劃的55萬右派（實際上當時被戴各類帽子受迫害者約達110萬人），卻是真正的左派，歷史將會永遠記載着他們！

 

1964年“四清”中我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心想處境得有所改善了吧？卻依然每月發15元生活費，依然被監督勞動，依然被歧視，連分配工作都遙遙無期， 更遑論重新入黨？我的可憐的夢真的徹底破滅了……。

 

被逼造反，組織摘帽右派造反組織

 

1966年，“文革”妖風乍起。一開始，我在一個改造單位——“會理縣委試驗田”被作為運動重點，打成“裡通外國”分子。這個所謂“試驗田”，實際上是把省級、縣級各單位打成的各類分子集中監督勞動的場所，約有30多人，其中以剩下的右派（摘帽、未摘帽）為主，還有一部分縣級打成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還有省級單位打成的歷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階級異已分子等等。省級各機關右派中的大部分（約六七十人），在1962年已被動員退職、精簡回家謀生了。

 

我所以被打成“裡通外國”分子，只因我原計劃結婚的戀人是香港人，廣州“解放”後即回內地讀中學、大學，原在省醫院工作。她苦苦等待了五年後不見我的政治狀況有所改善，反被多次逼着要她退職精簡回家。她於1962年只好因母病請假回家探親，被父母勸阻而未歸，但一直與我保持着密切的通信聯繫，直到1964年春才中斷。

 

1967年“二月鎮反”中，單位又把我打成反革命，險些關進監獄。全國都否定了這次鎮反後，本單位仍幾個月遲遲不動，我在忍無可忍情況下，心想：我不造反是反革命，起來造反充其量也是反革命。只有起來造反，才能弄清這個運動到底想幹什麼，毛澤東的葫蘆里到底賣的什麼藥。於是我去請示了會理縣軍管會主要負責人，他答覆右派摘了帽子可以參加造反。第二天我就在單位貼出大字報，發起組織“萬山紅”戰鬥隊，目的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當即有10多個早已摘帽的右派參加，組織了幾次批判會，批判了分管政法及試驗田的副縣長、幾個管教幹部，後又把大批判專欄貼進城區，但不參與派性活動，不參與武鬥，又呼籲城內兩大派促進大聯合。這個專欄因論述獨到，針對性強，頗受兩派重視。我們起來造反後，管教幹部跑回了家，勞動生產、生活秩序只好由我們造反組織出面主持，仍顯得井井有條。

 

到了“文革”後期，“一打三反”，抓“五·一六”分子，我又被作為打擊重點，先被縣軍管會納入兩大派頭頭學習班，把我作為幕後黑手審查，後查無實據，又被縣政法委把“萬山紅”戰鬥隊打成反革命組織，批判的連環漫畫貼滿了縣文化館。正準備抓我入獄時，林彪逃亡事件恰好傳達到縣裡。大概上面有精神要緩和社會矛盾，又把我從學習班放回單位勞動，繼續接受批判。我被定為反革命帽子掛在牆上的人，不老實隨時可給戴上（看中國式暴政，有多少創造性？）。過了二年平靜生活後，我於1974年給省革委副主任李大章（原省長）寫信，要求分配工作，申述已摘帽10年仍在勞動改造。此信被轉給縣上，激怒了縣政法委，馬上對我和另二人（一為新華社四川分社的摘帽右派，一為省政法委的摘帽右派），開全縣群眾批鬥大會，被戴上現行反革命分子帽子，管制三年，分別由武裝押上三部大卡車遊街示眾。從此，我與那位分管政法並被我們批判過的副縣長，以及縣委書記，結下了不解之緣。隔三差五，我要去找他們遞申訴材料，要求平反，有時他們見我去找反而要躲起來。

 

看夠了文革政壇上的翻雲覆雨，也看清了歷次整人運動的目的與權謀。毛澤東把黨、政府、人民都玩弄於股掌之上，為所欲為。他的法術就是欺騙加暴力（群眾暴力或稱多數暴力），充分暴露了他大獨裁者的本質。“慶父不死，魯難未已”！

 

峰迴路轉，又回川報顯身手

 

1979年我被改正並調回川報後，先後任永川、成都等地市記者站站長、機動記者。上世紀80年代前五年是我干記者生涯最舒暢、最有成就感的五年。我有一股要把喪失了的青春奪回來的勁頭，日夜奔忙於工廠、農村、學校，尤其是復出第一年我幾乎每天發一稿，多得讓編輯都叫喚：再發我們不編了，因為沒有這麼多版面。我不僅寫了大量新聞、通訊，還寫了不少評論、社論和報告文學。剛復出時領導與老同事都懷疑：這老小子擱筆了22年，還能當記者嗎？我要用行動證明給他們看：我不僅能當好記者，還能當好一個多面手的記者！寫了一些或耳目一新或鬨動一時的報道後，連一些領導和編輯都在背後說：艾風確是一塊當記者的料！

 

1986年起我改任川報《民主與法制》專版主編。這個專版每期都刊發批評錯判或錯捕的稿件，並配發評論；每期都刊發“公民來信”，我們轉請有關機關或專家答覆。因此，不僅在省內政法界影響較大，並在全國有反響。上海《民主與法制》雜誌特聘我為特邀記者，國家司法部有一同志撰文評述此專版特點。辦刊不到五年，我從一個法盲變為持律師證的律師，在省內公安、法院、律師系統，我已有了廣泛的通訊員隊伍與友誼網絡。

 

1990年起我又改任川報新聞研究所所長、全國核心期刊《新聞界》主編，又改行研究新聞理論。我把《新聞界》編得耳目一新後，又寫出一批研究論文，有兩篇論文被中國社科院主編的《中國新聞年鑑》選入，其中有一篇被全國新聞理論界評為改革開放20年來全國優秀新聞學研究論文，省政府頒發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論文獎。不久，我被評為高級編輯，成為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的專家，被四川省社科院聘為兼職教授，出任由省社科院與川報合辦的四川新聞傳播研究所所長，並被國家教委批準的碩士研究生授予點聘為新聞學碩士研究生導師。在此畢業的一批批研究生，有的考上了博士，有的被調入南方日報、新華日報，有的分布於廣播、電視、教學崗位上……。

 

我出版了新聞學論文和新聞作品選專著兩部，主編新聞研究書籍三部。我編的書和寫的一些論文與作品，多次受到中央級、省級、省政府社科級獎勵。1998年離休後又被聘任為“四川新聞網”執行總編，2002年底快滿70歲時才全休。

 

制度不改  中國堪憂

 

在我經歷了80年代前期的啟蒙運動和後期的“六四”運動後，我的認識又發生了一些變化與深化，從只認為是毛澤東的個人獨裁問題，上升到要否定這個專制制度問題。制度不改，否了毛澤東，還會出現張澤東、李澤東；從懷疑、否定反右運動的必要性，上升到認識這是一場有計劃地大規模地迫害知識分子的運動。每一個專制制度，都會把公共知識分子視為敵人，所以毛澤東說要是魯迅活在當代，不是閉口，就是坐牢，這確是老實話——而毛澤東一生卻很少說老實話……。

 

 

 

 

 

 

 

 

 

《草木篇》詩案         

 

流沙河

 

一、到底意難平
    我的父親不是這個政權的人，我1950年參加革命工作後，是劃清了“界限”的。我是真心信任這個黨的，不是到共產黨這兒來投機的，不是想來撈個什麼的，想都沒這樣想。認為中國共產主義前途是光明的，我們要來，來就努力地工作。當時我才十九歲，我在黨報。工作是如何之賣力，如何之認真，而且還如何之愉快。覺得我們做這個工作很有意義，我們正在改變中國。我怎麼可能去仇恨黨,我怎麼可能去仇恨這個黨嘛！
    我的父親和許多舊政權的人員一樣，死於1951年，被這個政權殺了的。我絲毫沒有為這個事情去仇視這個政權。但是呢，確有某種看法，這個有時是有的，總覺得當初用不着殺那麼多人。實際上我的父親，在舊社會不過就是普通的職員。他從來沒有對抗過共產黨，也沒有作過惡，很多人都曉得他們是乾乾淨淨的。但是，又回頭認為，好像革命就是這樣，一定要經過血的洗禮，不然怎麼產生新世界呢！覺得這個革命理論也站得住。但只是心中有所懷疑，絕無對這個政權有任何仇恨。而且當初我的工作的激情，表現的積極，是有目共睹，所有人都看得出來，覺得我極其信任這個黨。
    但是後來為啥子又產生了懷疑呢——確實產生了懷疑，但是這個懷疑跟我的家庭無關。一個是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揭露斯大林的罪惡。在赫魯曉夫的報告前一年，1955年， 肅反。先是把胡風拿來批。批胡風我還是積極分子，寫了兩篇文章，文學理論的。後來，批胡風轉為肅反，所有的機關內部都設了變相的關押所。舊社會有歷史問題的都叫反革命了。四川省文聯集中攏來十多個，把人家弄來關起。我是積極分子，還主動要跟這些人劃清界限，認為這些人黨都說要把他們揪出來，把他們叫老虎，一定是他們自身有嚴重問題——信進去了的。但是後來覺得，咋個這個運動，機關搞肅反越搞就越凶，機關里設立了變相的法庭，把很多人弄去審，哎，我就有所懷疑。
    因此在肅反的會上，我和另一個叫邱原的好友，我們都是熱愛黨的，心裡就不安逸，就跟他遞了個條子。寫起打油詩，填起詞，譏諷。李累（文聯領導）看見了，走來一把就條子抓過去，李累大怒。條子是將就《紅樓夢》中間薛寶釵那個 “縱然是齊眉舉案，到底意難平”，我填的是，“縱然是加薪添錢，到底意難平”。李累拍桌吼問，“啥子意難平？”
    多虧這個事情，我就沒有進入積極分子行列。本來是積極分子，後來我就被刮出來了，刮出來就只有資格去守老虎——去看守關起的那些人。每天二十四小時輪流，一個班兩個小時，坐到那裡守，守完了還要做記錄，觀察他們的各種動態——這個就比較“低級一些”了。有一次我做記錄：“牆外有人投一小石，屋瓦有聲。眾虎一齊抬頭仰面，觀望久之。”以戲謔的文字寫受屈的同志，心肝之黑，至今猶愧。
    就這個時候，心中就有所懷疑。覺得咋能這樣子整呢。而且這些人整了十個月以後，全部都沒得事了，又把工資補發，當初把人家弄得那樣慘。就覺得簡直胡亂整。覺得黨的這種做法——那個時候我們不曉得老同志們早在延安就這樣做了，我們不曉得，我們還以為是第一次這樣，雖然沒有整到我，你這樣整人總覺得不公道嘛。雖然心中不服，但是形不成理論。
    第二年，1956年2月，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傳遍全世界，揭露斯大林的罪惡。文匯報連載了安娜•露易斯•斯特朗寫的《斯大林時代》第八章《大瘋狂》，整黨咋個殺人，看了毛骨悚然。有問題！而且這個問題一定是在理論上面出了問題，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這種理論就有這個問題，一旦形成專政必然會導致這個。但是，都沒有拿去跟我們家庭的各種遭遇聯繫起來。是出於熱愛黨，覺得這樣弄不好。
    然後毛主席提出要百花齊放，要百家爭鳴，1956年夏天提出的。我心中很受鼓舞，覺得對了，我們中國一定不會像斯大林那樣子搞了，我們毛主席實在了不起。提出這個口號是如何之偉大，覺得對這個黨的未來如何之有信心，覺得中國如何有了前途，如何的好呢。
    我就是在這個基礎上，覺得要聽黨的話，黨喊我們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各種意見我們要講。像我這樣的人，詩歌藝術修養不高，但是宣傳熱情是很強烈的，理論熱情是很強烈的，就覺得那麼我們今後寫詩歌，就不能光是歌功頌德了。那時《人民文學》還發表了秦兆陽的〈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使我大受鼓舞。
    1956年秋天，中共開了八大，宣布階級鬥爭運動已經結束，從此之後是建設。我覺得黨好英明啊。覺得這下中國終於好了，不再走階級鬥爭的路了，無產階級專政不會弄得像蘇聯那樣黑暗，不再弄得血翻翻的了。急風暴雨的階級鬥爭已經結束，今後面臨的是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真才實學頂用了，中國面臨的是美好的前景。這個時候，我就考慮寫詩是不是也要干預生活。劉賓雁已經有過一些報告文學，提出要干預生活。而蘇聯作家把干預生活四個字早就提出了，說作家應該有這樣的義務。在生活中有不好的東西，作家要表態，要與它鬥爭。
    我就是在這個狀況下，在1956年10月，寫了個《草木篇》。1956年2月到8月，我是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第三期學員。在回成都的火車上，寫了《草木篇》。
    這一組小詩內，我就考慮到，革命者的人格問題，革命者不能夠光是一個螺絲釘，光是聽話，革命者只要是正確的東西還要堅持。毛主席就那樣說的嘛，你不要怕一切嘛，是真理就要堅持下去嘛。我又看到一些人阿諛逢迎就爬上去了，覺得這個黨不應該去溺愛這樣的人嘛。小人攀附到黨，把這個黨像藤纏樹一樣要把你纏死，你不能容許他們這樣嘛。因此在詩中間就牽扯到了這些。
    回頭看自己，這樣的一些思想，實際上這都不是詩，我的這些思想遠離了詩的形象思維，都是一些宣傳熱情，宣傳熱情干預了我的詩。就這樣寫了《草木篇》。
    那個時候就想，既然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我就不必創作了，不當這個專業。我就主動提出，我們來辦一個詩刊，而且把名字都取好了，邱原取的，叫“星星”。領導人李累他們也支持。就辦起來了。1957年1月1日就出創刊號了，是新中國第一個官辦詩刊，北京《詩刊》比這個晚了二十五天。
    《星星》創刊號上面就發了《草木篇》。

 

二、 因詩賈禍
    鬧了半年，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批斯大林的報告中國從未公開發表，但我們都知道。1956年10月還發生了匈牙利事件，首都布達佩斯工人農民起來抗議暴政，波蘭也發生了工人農民起來抗議暴政。在黨內特別是在高幹內，把赫魯曉夫批斯大林的這個報告當作大敵一般的防備，我們年輕人不曉得這個，他們內部就傳達了。1956年底，發表了《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因此這些領導們特別敏感，到處聞、看底下有沒得什麼氣味，回應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氣味。聞到了馬上就要報告上去。
    我不曉得，這樣嚴重，如果曉得，《草木篇》我就不要發出來。但是不曉得，我仍然歡欣鼓舞，相信雙百方針一定會給中國帶來新面貌。
    後來聞到了，是當時省委那邊聞到的。
    元旦過了十三天以後，川報上就出現了批評。就說這些東西有嚴重問題。指責《星星》上有一首詩是色情（《吻》）。還有一首詩是有思想問題（《草木篇》）。
    省委宣傳部有領導同志說，你這個《草木篇》就是《野百合花》嘛。（王實味就是在延安為這個事情被殺了的。）
    然後，《草木篇》的事情匯報上去，毛主席就知道了。本省幾十篇文章，到外省，到北京上海都在批。但是，那是1957年春天，你批得那麼早，毛澤東都還沒有開始反右，毛澤東就不以為然。
    毛主席在二月份跟三月就兩次講話。一次全國宣傳工作會議，還有一次是講人民內部矛盾。兩次講話都提到，一個提到王蒙，一個提到《草木篇》。毛澤東講的是，王蒙是思想問題，王蒙的小說叫《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是小資產階級思想，《草木篇》是“政治思想問題”。中間用了什麼樣的句子呢？“我們在民主革命的運動中，傷害了一些人的感情，那些有殺父之仇，殺母之仇，殺兄之仇，殺弟之仇，殺子之仇的人，時候一到就會來一個草木篇。”——如何的嚴重！我的家底毛主席都知道了。
    但是，毛主席又說了，你們現在這種批判，太粗暴了，你們沒有好生給人家講理。你們這種簡單粗暴的批判方式是要不得的。然後，毛主席說，我們今後是要團結五百萬知識分子——括號，包括那個寫《草木篇》的人。最後說，我們要通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把廣大知識分子，包括那個寫《草木篇》的，都要團結起來。
    他這樣一講，所有批《草木篇》的突然就停了下來。1957年3月的時候，毛澤東這個講話，通過各級機關傳達下來，傳達下來，而且傳達很詳細，是用講話稿子念的，要念整整半天。
    現在還沒有開始反右。
    不但沒有反右，連“陽謀”，喊大家出來大鳴大放都還沒有開始。後來好多人不了解，說是在反右中間批《草木篇》。哪裡是，在反右之前半年批的。
    我經過這一場批呢嚇倒了。我的媽呀，他們批我的文章最初還說小資產階級思想，以後說反動思想，以後說反革命思想，最後說，這些詩都是反革命的叫囂，都是階級敵人的信號。我咋曉得我惹這麼大的禍呢。一句腔都開不起，我都嚇懾了。
    批判停了以後，又過了一個多月後，黨中央就號召整風：我黨現在有三種不好的風氣，一是教條主義，二是主觀主義，三是宗派主義。教條主義就是死守馬列主義教條不曉得發展，主觀主義就是脫離實際，宗派主義就是排斥人家黨外人士，這種錯誤的。這是不好的，我們要動員全國人民來幫助我們黨整頓，整頓這壞的三風。 開門整風，通過什麼方式呢，通過全體人民，首先是知識界，來大鳴大放，要出來爭鳴，要百花，要來放，還不能小鳴小放，要大鳴大放。
    但是我是嚇倒了，還是一句話不敢說。不曉得前段時間為什麼批判得這麼凶，我還是個共青團員嘛，而且我自認為我還熱愛共產黨。
    我就不開腔，一句話不說。然後就有許多人來幫我說話了。說你們這麼弄要不得，不要一棍子打死。川大有一個教授張默生，山東人，江青的老師，說，從詩經起就有“詩無達詁”嘛，一首詩可以有多種解釋，你們怎麼能說《草木篇》就是反革命詩呢。李劼人，成都市副市長，老作家，川報記者去採訪他。他說《草木篇》算啥？中國文人都要寫這類托物言志的詩嘛。把花花草草拿來寫嘛。他說，《草木篇》你寫是可以寫，但是你不要拿來發表嘛！你把它鎖到箱子裡嘛，你拿來發表就惹起麻煩！你們這麼多人在批，硬把一個小青年當成一回事情在那裡圍剿。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你們把流沙河找來，我只要兩個小時，就把他教育轉來，讓他去檢討，然後就過了。川大教授林如稷，在文聯來開會說，你們整人關起門整，整出問題了才把我們這些委員找來，當初為什麼先不來徵求一下我們的意見，現在主席說了你們的批判粗暴，喊你們停了，弄出問題了，才想起來找我們貢獻意見。這是發牢騷。
    天天開會大鳴大放，叫人家發表意見，人家有的忙，硬拿車去把人家拖來發表意見。張默生

教授就是用車接來發言，後來當了大右派的。
    這時候，全國各種意見全部都出來了。說得很鬧熱啊，報紙上都在給共產黨提意見。有些意見越來越尖銳，圍繞着官僚主義咋個腐朽，哪裡整得要不得，哪裡整人家農民，整得農民……全國的各種作品都出來了。就是那個時候的傷痕文學，指責這個政權不對的最早的傷痕文學。好多人都在寫。連艾青自己都寫了《養花人的夢》，後來批判他的時候，就說那是“艾青的草木篇”。
    這個時候喊我發言，我都還不敢去。
    然後省文聯的一個領導，常蘇民，是個老好人，他也不整人的。常蘇民看到我始終都不發言，就把我喊到他那兒去談，他就把毛澤東的講話全文，打印的，中文打字機打印的，他說你就在這兒讀。毛主席怎樣說的……就是我剛才講的那些內容。他說你看嘛，最後的結論，連主席都是說這樣子批判是粗暴了要不得。因此你要出來發言，四川這個地方要反對教條主義，你應該出來開第一炮。最初我認為他說的是真心話。多年以後我才悟到那是他的違心之言。作為一個領導人，在本單位揪不出右派來，他就犯險了，弄不好他自己就會被其上級指為包庇右派。他是來誆我鳴放啊。但是我原諒他，他無意整人，他也是不得已啊。
    我又很信任他。終於我就出來發言了。呵，一發言各家報紙的記者詳細地記，記下來整整一版。成都日報四川日報全部登流沙河的發言。上海的文匯報也派記者來採訪我。我說你們前幾個月批我很兇，這樣子弄是不對的，你們這樣弄得我情緒也很難受。我說我個人固然是有很多缺點，思想改造不夠好，有各種小資產階級思想，但是我沒有要反黨反社會主義。你們這樣子弄我是很不服的。
    這時就得到很多人的響應。
    到了1957年6月，突然一變臉說有階級敵人在破壞我們整風……
    全國很多人受到《草木篇》的牽連。說我有三個反革命集團，我是這三個反革命集團的首領。然後項目組去追查，凡有關係的，一網打盡。項目組來人說，流沙河，有一封信，人家在無知的情況下寫了一封同情你的信，現在你要把這封信交出來。我每天收那麼多信，裝一籮筐，我說我記不得，你們去查，最後我說算了嘛，你們乾脆抬走。這一次他們就警告我，任何證據你不能毀，毀了將來你的罪名大得很。所有人家給我寫來的同情的信，一封我都不敢毀。何況我還記得有日記，日記我也不敢毀。
    所謂三個反革命集團，全是我認識的，文學界的非文學界的，連常到我這裡來的中學生，全部都有嚴重政治問題，不准升大學，他們一輩子的人生道路都註定了。魏明倫，當時十四歲，化名給文匯報寫一封信，聲援流沙河，後來清查筆跡，查到他頭上，由於太小沒有資格戴右派帽子，但是給他杵了一個污點。周克勤遭學校開除也是與《草木篇》有關，被弄回老家，幸好他老家把檔案材料擱在鄉政府再沒有打開過。好多人就為這個事情把一生的命運改變了。
    整了那麼多右派分子，所用手法都有類似，但是，受我株連的現象特別引人注目。全國類似的事情多得不得了。後來八十年代，我出差外省，全國到處有，到任何一個地方，都有人來找我。到鄉下都有人來找我。說五七年你那個《草木篇》也牽涉到我，我當右派有一條罪狀就是支持右派分子流沙河向黨瘋狂進攻。還有被整死了，被殺了。
    所以這個事情實質是怎麼回事，你就曉得了。
   

 

三、 「沉到海底」
    這個詩，是再普通沒有了。值不得拿來說。而是因為要搞運動，有意要去到處找，由於他們帶有有色眼鏡，出於革命的警惕性，時刻嚴防階級敵人，一看就看到這兒來了一個信號，就是來反無產階級專政的，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敵人……他們看到了，看到了！
    但是最奇怪的是，到了1999年，突然改變了說法。中國作協書記處的書記張光年，老革命，在1999年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五十周年，中央電視台講建國五十年來的歷史，中間專門的一章，就是張光年談到草木篇事件。我就很注意地看。變了。張光年說，當初我和另外三個中國作協的負責同志，去跟毛主席匯報，毛主席說，《草木篇》哪首不好就批哪首嘛，怎麼能一鍋煮呢，其中有兩首就好嘛。毛主席背了中間一首，又背了中間另一首，毛主席說，這兩首就可以嘛。
    當初正式傳達的毛主席不是這樣說的，那時說是階級仇恨。那你說我該相信其中哪一種說法？老同志在這點上是很謹慎的，我不認為人家張光年說錯了。不過當初風氣如此，今日紅花明日紫草，想怎麼說就怎麼說，純粹的實用主義。要搞運動，就說這是反映了階級鬥爭，對我黨有各種仇恨的人，才得寫《草木篇》這樣的作品。但是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又是另一面，很講道理的呀。如果是按照張光年講這個，那哪裡還有後來的運動呢，那就搞不起來了嘛。毛主席縱然這樣講過，但是從未傳達下來過，等於沒有講過。
    實際上，就是小題大做。實際上，我是幫了反右派鬥爭的大忙，因為在後來的反右運動中，規定所有的大中專院校，以至中學，所有各級政協直到縣政協，必須開座談會，座談會上，必須要「奇文共欣賞」，要把《草木篇》給大家看，看了要大家討論。如果不是這樣，哪個來讀你那個啥子草木篇嘛。毛主席喊人家非讀不可，讀了喊人家發表意見。人家本來就毫無興趣的，也不得不表態。
    你想我的那一組小詩，用中文打字機打下來，只要巴掌這麼點小一張紙，王蒙、劉賓雁那些毒草那麼長，哪個去讀呀。我那個拿來人手一張，一分鐘讀完。讀完發表意見。積極分子說，批得好，這個反動得很。如果有人說，這個算啥子嘛——對了，就劃成右派。用這個方法來劃右派，是“多快好省”，“節約鬧革命”。一分鐘就可以把右派抓出來。因此全國抓了好多右派，都和那一組害人的詩有牽連，其數上萬。
    所以，本人是給反右提供了一個文本。可以快速製造右派，多快好省地抓出右派。我是幫了大忙了。
    我們這些都是小人物。把那個詩拿來那樣批，不是這個詩了不起，不是這個詩寫得好，我從來都不那樣想。
    這個落到哪個頭上，就該哪個先倒霉。我呢，不過是先落到我的頭上，先落到我的頭上，我就先倒霉。如果我不寫這個呢，我後來還是要當右派。是因為後來到了大鳴大放的時候，像我這樣一個又很信任這個黨，認為這個是光明磊落的，我們在黨的面前不應該有什麼保留，心頭有什麼我們可以提，這樣才是真正的熱愛黨。另外我們個人，處事也是光明磊落，有什麼就要說出來，那麼肯定後來也要當右派。但是呢不會當這麼大的右派。
    後來到八十年代我才知道又一個事情。1980年，在石家莊，劉紹棠來找到我說，老兄呢，1962年毛主席曾經說到我們兩個你知不知道？我說我不知道。他說，是這樣子說的。1962年夏天，毛主席在北戴河游泳，突然想起喊那個毛遠新來，毛遠新興沖沖地趕到北戴河來，找主席，說主席在海邊，到海邊去找到。主席說你下來嘛。毛遠新說我游不來水的嘛。毛主席說，游不來水你下來學。吃兩口水自然就會了。你看人家劉紹棠，也是游不來水呀，吃了兩口水，後來人家就學會游泳了。只有那個流沙河，才沉到海底下去了。
    同樣都是右派，就有不同的出路。劉紹棠後來就摘了帽子了。我就當了二十年右派。到了1978年5月，胡耀邦喊把全國剩下的右派一風吹了，我作為最後一批右派摘了帽子。算來當右派只差六小時就整整二十年。
    我說你咋個知道的，劉紹棠說，這是毛遠新談的。毛遠新把這件事情詳細講出來的，人家詳細記錄的。毛遠新咋個說，偉大領袖咋個說，然後就說到你我兩兄弟。我就說，真還是嚇人囉，他老人家還把我記着了。好險啊，我這條命就不曉得咋個撿來活的了。更可笑的是“文革”末期，北京《詩刊》復刊，當時的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姚文元裝模作樣批示說：“我們不怕出草木篇！”以示高舉革命旗幟。1957年批鄙人，就有他嘛。我這毒草使好多人順着竿竿爬上去啊。
    這個事情的全部經過就是這樣。
    這一切事情，一萬個問題是一個問題，就是最高層的政治需要的問題，不是我個人有任何問題。
    中國在反右以前，絕大部分知識分子，非常擁護這個政權，那個時候，是共和國的黃金時代。反右一搞，第一是把人心傷害了，第二使所有的人戰戰兢兢，深怕挨打。
    你好生想，如果1957年不搞這個反右鬥爭，第二年的大躍進的胡亂搞絕對搞不下去，上千萬人就不會餓死了。若敢那樣搞，就會有很多知識分子出來說那樣搞不行不行。但他那樣整了，愛叫的雞公都殺了，剩下都是不叫的。毛澤東要怎樣搞大躍進，沒得人敢出來說了。這是國家民族的大不幸，中國人民的大不幸，也是我個人的小不幸。
    這是大悲劇，誰是罪魁禍首呢？我自身其實也有罪。罪在1957年以前歷次運動，從一九五一年的三反運動起，我也當過積極分子打手，也兇狠地批判別人，也裝腔作勢作左派洋洋得意之狀。這回自身被釘上羞辱柱了，被批得狗血淋頭，弄去拉車掃廁挑糞，現眼現報，也算是“天道好還”吧。
   

 

四、 老家避世
    當了右派以後，只領生活費了。反右前我的工資還比較高，是七十七塊。反右後，人家那些右派都只領十五塊的生活費了，我是右派中間領生活費最高的，三十塊。我算是毛澤東都點了名了的人，我沒有被弄起走，猜想是領導擔心一會兒毛主席突然想起了，說那個人在哪裡啊？不好回答。其他的人送去判刑或勞教，勞改農場，受夠折磨，還有些進了枉死城的，只有我，不能走，留在機關監督勞動。機關領導宣布這件事情的時候說，毛主席說的右派分子是反面教員，每個單位都留那麼一兩個反面教員，來時刻教育我們這些左派，讓我們提高警惕。公平地說，省文聯對我還算很不錯。李累主持批鬥我，沒有罵過打過，還讓我坐着說。另一領導人也姓李，堅持要弄我成反革命，判刑勞改。因為反右運動前，他曾對我講真心話，大罵農村政權，竟說“該造反”之類的危險話。怕我爭取立功贖罪出賣他，所以要把我往死里弄，弄起走。李累堅持照政策辦，不同意送勞改。我感謝李累。七年後，二李又被新左打倒批臭。
    我就留下來，留在省文聯整整九年。但是開除公職，開除共青團團籍，留機關監督勞動改造。比較起來，夠寬大了。
    然後我就做各種體力勞動嘛，就在機關里做。拉車子，我拉好多糧食，機關裡頭的煤、米、面。掃廁所我不知道掃了好多。留到機關就一直搞這個。後來又把我弄到圖書數據室去協助管理圖書數據。後來又把我弄到機關農場去，我光是植棉，從溫湯浸種，一直到最後把棉花用車拉到省裡邊去交，最後把棉花票領回來，就做了兩茬。這使我完全做成了植棉內行，油菜內行。
    一直做到九年以後，文革爆發前夕，才把我弄回老家成都青白江區城廂鎮。如果不弄回老家，留到那兒就拿給他們打死了。
    堅決要把我弄回老家去的，是人事科長，叫李彬，老幹部，她的丈夫就是那個老好人常蘇民，當初對我說你一定要出來放第一炮的。這個李彬所以對我好。弄我回去的時候，我就跟李彬說，我說我還不想回去呢，我看人家邱原就在成都，我又能夠拉這個車子。李彬說：“你別看邱原自由吶，危險得很啦流沙河，你回去的好。”我說好，叫我回去我就回去。
    回去苦是苦，但是把一條命保到了。
    九年在省文聯，沒有好苦。真正回到老家去那個才苦，累死人吶，五類分子管制起來不說，還要計件勞動，一天拉了下來（拉鋸）夠受。你想那個又是計件工，拉一尺才有一尺的錢。這樣弄下來這個人簡直累得不得了。往往都是天快要黑了看不清楚墨線了才把鋸子停了，然後趕快回去了。早晨天亮前就趕起來，還沒有走攏那個鋸木現場就開始脫衣褲了。兩個拉鋸子的人為了節省時間上廁所就一起。臘月三十都還在做，正月初二又在開始做了，這麼苦。期間累得幾乎每隔兩個月都要病一次。一年下來，勞動的累病，加之以恐懼——你想文革的時候，要是學生紅衛兵把我弄回成都去了，要往死處整吶。營養又很差，害了肺氣腫。
    只拉了六年。把那個六年過了，還有六年就是釘包裝木箱。就是我的兒子協助我，他才六歲七歲，他已經開始做童工，釘包裝箱子的兩個檔頭，全部是他釘的。拿個釘錘，噹噹當。六年，我就在做這個，錢可以掙到四十元。而且要松活些了。兩個六年，十二年，文革都完了都還在做。
    一直到1978年，全國摘帽子，我才有幸摘了，但是文聯這邊不要我回來，因為你是個摘帽右派，你還有三個反革命集團問題都還沒有解決還在那個懸起的。那麼就留在縣文化館工作了一年。
    到1979年底，趙紫陽親自批示：必須把人家調回來，第二，必須給星星詩刊平反，復刊。兩件事情，形成中共四川省委的第75號文件。我就回來了。不然這裡掌權的人不得要我回來，因為這裡已經不是好人李彬掌權了，李彬已經死了。

 

 

 

 

 

 

 

 

 

 

《成都日報》反右鬥爭    

 

曉 楓

 

一個新創刋不足一年半的市級機關報，竟抓了12名右派，占全報社50名採編人員百分之二十以上。說話是右派，不說話也是右派；擁護運動是右派，不擁護運動也是右派，反正你就是右派。在那個瘋狂的年代，要想不當右派閉嘴也不行，只能去當咬人的狗。

 

 

 

一、在劫難逃

 

1957年6月9日

，省委宣傳部組織省市報刋一批年輕的編輯、記者去參覌四川大學學生在鳴放中貼出的大字報和生物系女生馮元春的鳴放大會。

 

馮元春時年24歲，四川青神縣人。她鳴放的題目是 “毛澤東是偽馬列主義者，共產黨是最殘酷的剝削集團。”她說：“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用暴力奪取政權後的革命階層，也就是既得利益的特權階層組成政府，借用軍隊、警察、監獄去專老百姓的政，專全中國人民的政！這個特權階層從不給人民任何的民主的權利,也不遵循法律去依法辦事，想怎麼幹就怎麼幹，想打倒誰就打倒誰，想關押誰就關押誰，這決不是馬列主義者。再有現在工人、農民比解放前還苦，工廠的利潤共產黨全搜刮去，地里產的糧食農民不能自由支配……”她的發言引起一片譁然，既有贊成的掌聲，也有反對的怒吼，會場亂成一團。我有點接受不了，認為太反動，向身旁的吳若萍說：“這不是明目張胆的反革命言論嗎？我看公安局肯定會抓她。”吳若萍是南下服務團的大學生，見的世面比我多，又在省人民出版社當編輯，信息渠道也比我廣闊，他想了想說：“鳴放是毛主席提出來的，他老人家說過，縱然說過了頭也不關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我看抓倒不會抓，批判鬥爭是逃不過的。”

 

馮元春繼續往下說，她提出幾個不可辯駁的事實，使全場聽眾安靜了下來。第一個是“高饒事件”她說：“根據已發表的材料觀察，高饒的罪名是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我們請問，黨中央和毛主席有缺點難道就不能反對嗎？這不是出於個人崇拜是什麼？，高饒沒有反人民，他也沒有和暴力集團聯繫，而毛主席卻以暴力逮捕他，這是違反憲法的。報上公布高饒另一罪名是生活腐化、侮辱婦女，但為什麼被侮辱的婦女卻沒有提出控訴呢？因此，毛主席是犯了錯誤，是斯大林思想在作祟。”

 

對於胡風事件，她認為，毛主席提出逮捕胡風的根據是：1、反黨，2、上書三十萬言，3、組織反革命集團。他說：“毛主席經常說：‘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為什麼胡風先生公開向共產黨中央上書三十萬言就成了罪人了呢？這不是毛主席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嗎？”

 

我聽得提心弔膽，心裡為馮元春捏了一把汗，又暗自佩服她的勇敢，擔心會場上會突然跳出個公安把她抓走。據我知，自1955年毛澤東把胡風等人定成“反革命”後，廣大知識分子心中是不服氣的，但卻沒有人敢於公開提出來，只是背後私下嘀咕暗潮洶湧而已。而她卻敢挺身而出，面對數千聽眾講出自己觀點，不能不使人讚嘆！

 

她繼續說：“毛澤東主席的特權思想，和歷史上一切統治者的特權一模一樣。毛澤東是中國再次出現的劉邦。因此共產黨這個剝削集團是巧妙的，殘酷是空前的。它豢養了一大批不務正業，專門監視別人思想言論行動的政治工作人員，美其名曰改造別人思想，實際上是狗屁不通，只會扣帽子，或是說我是一個黨員，是馬列主義武裝起來的。他們就這樣靠吸取別人腦汁而生活，他們對待老教授是那樣橫蠻、無理，是最卑鄙的一種人。”

 

會場有贊成的鼓掌，有反對的吼叫，但掌聲很快席捲整個會場，掩去了那些反對的吼叫。顯然馮元春的鳴放征服了大多數人。在掌聲平靜後，她接着說：我們學校湯教授，為人忠誠，是個忠於客觀事實的自然科學家，就因為他愛提意見，在肅反中就認為是反革命分子，在大會上進行鬥爭，說他是美國派來的間諜。湯

教授確是一個忠於事實的人，他曾經對我說，美國工人生活水平相當於我國的大學教授，一個月二、三百美元，每三個美國人就有一輛汽車，這些足以說明美國生產力高。而共產黨的宣傳機器卻歪曲事實，卻說美國有多少工人失業，經濟危機又多麼嚴重。而湯教授忠於事實，卻受到迫害。我們黨和毛主席沒有一點民族氣節，卻瞎說蘇聯如何如何好，其實只希望從那裡多拿到幾個盧布而已。”此時，有人跳上台搶走了她手中的麥克風，使馮元春再難以講下去。後來，聽說反右結束前，馮元春以現行反革命罪被逮捕，判處有期徒刑20年。1972年被殺於四川南充監獄。其言行精神與林昭相似，是最早反對毛澤東惡政的女英雄。

 

 

二、序幕是這樣拉開的

 

1957年6月8日

《人民日報》發表《這是為什麼》的社論，反右派鬥爭正式在全國登場。報社漸漸開始緊張起來。突破口是文教組的記者梁正興。他是四川日報社調來的,他的女朋友工作在雅安地委宣傳部，兩地相思,書信頻頻。他不同意中央把章伯鈞、章乃器、羅隆基、儲安平、丁玲、馮雪峰等人劃為右派，認為這是以言治罪，是專制獨裁行為。他的女朋友從“革命大局”出發，把這些信件寄給了報社黨組織,這樣他就成了右派。另一件事更使我震驚，成都建國中學黨總支書記兼校長潘清雍，土改時我們在一個工作組，被該校右派體育教師×××行兇砍傷，不久這個教師即以現行反革命罪被槍斃掉。我聽到這消息後打電話去慰問潘清雍，但電話里傳來老朋友的聲音不太友善，他這樣提醒我：“小黃，要認請形勢，主動向組織交待自己的問題。”聽後，我有點莫名奇妙：“我有什麼問題？”23年後我“改正”歸來去看望他，才告訴我：“市委宣傳部在我去電話前的三天，就己經找他了解我的言行。”他只說我“驕傲狂妄，目中無人”，未想到會把我打成“大右派分子”，因為他畢竟了解我：“一個學徒娃娃反什麼黨呵？”

 

1957年7月6日

，中共成都市委派出以副秘書長張靜山為首的反右工作組，帶領五個幹員進駐報社。我竟是他手下第一個獵物。很快報社走道、窗口、樓梯，架起了擴音器，成天不停地叫喊：“揪出大右派黃澤榮（曉楓）！”，“剝下他工人偽裝的畫皮!”，“黃澤榮（曉楓）向黨和社會主義射出了三支毒箭！”（指我所寫的三篇小說《給團省委的一封信》、《向黨反映》、《上北京》）。

 

在一次報社召開全體編採人員的定性大會上，積極分子們大聲叫我站出來，交待檢查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罪行。我質問那些積極分子：“我反了什麼黨？你們這些地主、資本家出身的少爺、小姐，才是真正反黨的右派分子！”氣得這些人拍桌子大喊大叫大罵，會場一片混亂。在這個時候編委王畋（1938年參加革命的老知識分子，從四川日報調來的老報人），突然把桌一拍，挺身而立道：“吵什麼？你們說小黃是右派，我是五人領導小組的，還沒舉手同意。”會議嘎然而止。

 

想不到兩個小時後，鋪天蓋地的大字報貼出來：“王畋老右派！”，“決不准許王畋包庇右派分子黃澤榮（曉楓）！”，“……”此後，他被開除黨籍，撤銷一切職務，從行政十五級降為十九級。最後，送到草堂寺去終身相伴“老杜”，一生未娶，直到壽終正寢。

 

 

三、千人鬥爭大會

 

1957年7月19日

早晨，黨辦主任閻凱即將我叫到辦公室，他開門見山說：“小黃，今天市上要開你的批鬥會，有不少領導在場，你可要冷靜啊！一定要好好接受大家批判。我希望你要向黨低頭認罪，千萬不要耍牛脾氣，切不可衝動。只要你能好好承認錯誤，今後仍是好同志。”我無表情地點頭，跟着全報社人排隊集合，向總府街省府禮堂走去。

 

我一走進省府招待所大門，會場上大壩子和兩面牆壁上，全是揭露醜化我的大字報和漫畫，主席台前面上首，懸着巨幅紅底白字橫額：“揭發批判右派分子黃澤榮（曉楓）鬥爭大會”。台上坐着不少省市領導，有中共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李亞群、省文聯創作輔導部部長李累、中共市委書記郭實夫、副秘書長張靜山等。揭發批判大會由我們報社總編張烈夫主持，當他宣布揭發批判會正式開始時，會場上響起了怒吼的狂濤：“右派分子黃澤榮（曉楓）站起來！”我佯裝未聽見，直直地坐着不動。人們再次狂叫，我仍然不動。於是有幾個外單位的極積分子上前來拉我，我仍拒不站起來。在爭執中，我一件新光牌日本府綢襯衫被撕裂條大口，會場秩序開始有點亂。主持會議的張烈夫，知道我是個吃軟不吃硬的漢子，便轉個圈子說：“同志們，右派分子黃澤榮（曉楓）不站起來，說明他堅持反動立場，我們現在就開始揭發他，看他低頭不低頭。”

 

我一生寫過不少打油詩，其中有首《無題》，非常適用於此種場合。詩云：“白銀耀眼金髮光，珍饈美味最安腸。高官誘惑真君子，一點賞賜奴才忙。牆倒眾推不費力，長聽鸚鵡罵梅香。安全莫過獵死虎，殺了肥豬好分贓。”那些揭發批判我的人，有的是當年土改團的戰友，有的是經我培養入黨而當上鄉長的農民。                                                                               一個個銳不可當，說假話面不改色，放狗屁仍像人樣。“階級鬥爭”學說，把人變成了瘋子和魔鬼，什麼胡活、屁話，都能登上大雅之堂。

 

兩個小時後會場又捲起一陣狂濤：“叫右派分子黃澤榮（曉楓）站起來接受批判！”我仍然不站，於是有幾個像公安局的彪形大漢，上前來拉我。我腦袋嗡嗡地發熱，竟和出手的人推拉起來，眼看就要發生想不到的意外事情。黨辦主任閻凱急忙上前，架開拉扯我的人，然後低聲向我說：“小黃，聽我話站起一下。”我順從地站了一分鈡，然後又坐下去。

 

揭發批判鬥爭會開了整整一天，到散會前夕，張烈夫叫我上台表態。我走上主席台，面對麥克風說了三句話。我說：“我對共產黨既無殺父之仇，更無倒楣之怨；我熱愛共產黨，熱愛毛主席，熱愛社會主義；我不是右派，歷史會給我做出公正結論。”參會的人不依不饒，此時我已經飄然走下主席台，在一片聲嘶力竭的叫喊聲中我坐在原位上巍然不動。

 

第二天（1957年7月20日），省市各報刊均以顯著位置，刋登了批判鬥爭我的消息。我在組詩《風波萬里》中曾寫道：“百家爭鳴不是鳴，黨同伐異才是真。琳琅滿目大字報，舉國上下同一文。我輩吃苦緣篤信，上當被騙在於誠。鬥爭會上敢較勁，蜀中右派我有名。

 

 

四、覆巢之下無完卵

 

不久報社編輯、記者中的精英們，一個個紛紛中箭落馬。先揪出的是楊蓓和邱乾坤，因兩人在一個半月前奉命去採訪老作家李劼人（《死水微爛》作者），寫了篇通訊《棱窩訪劼老》，文中有“流沙河、邱原、曉楓，是省內有才華、有希望、有發展前途的青年作者，雖有錯誤，黨要愛護他們、關懷他們……”成了為右派壯膽打氣的反黨文章。開初，楊蓓置之一哂，沒有怎樣去理睬，來去上班依然裝束清麗，談吐自如，沒當成一回事。小組幾次開她批判鬥爭會，會場冷冷落落開不起來。一則她人緣好，二則大家找不出批她的材料。市委張靜山副秘書長，不愧是抗日時期老幹部，拿出了當年“皇軍”“挖地三尺”的硬功，指示說：“她是華西大學校花，校花有什麼好東西？從她人品上去找！”，經過幾天外調，美術組一位畫師立即炮製出一幅別開生面的漫畫大字報：畫面上楊蓓，濃裝艷抹，坦胸露懷，修長大腿赤裸到臀部，站在一部吉普車上兜風，兩個大鼻子老美緊緊地摟着她。畫上一行大字：“校花楊蓓醜態”！其實完全是捏造，“捕風捉影”也還得有點風聲或影子，而這些“反右積極分子”什麼事實根據也沒有，便可憑空捏造，誣人清白。

 

當楊蓓一看到這幅漫畫時，微笑消失了，清麗不見了，勾着臉再抬不起頭。沒過多久時間，她十三中教書的老公，向她提出離婚，她沒說一句話，含淚在離婚書上簽了字，自此終生未嫁直到老死。政治運動就可以這樣以“革命”的名義，干殺人不見血的勾當。從不必擔心會招來什麼“名譽官司”之類的後果。

 

邱乾坤新從成都市話劇團調來，連報社“地皮子都還沒有踩熱和”，即成為右派，你說冤不冤？他剛新婚，窗戶上喜花仍在，老婆即與他離婚，後開除公職，送回農村監督勞動，餓死於三年“自然災害”。

 

號稱“多寶道人”的陳澤昆，儘管他深悉世態，知進知退，在各種“鳴放”會，連屁也沒有放一個，因他是解放前《工商導報》的總編輯，當然也被定為右派。接着，組長肖青的老公蘇定生先生（南下服務團學生、從四川日報社調來報社，出任政法組長），因主張“報紙要關心人民群眾生活，向不良行為作鬥爭”，也淪為右派。當我看到他是右派的大字報後，暗自說：“肖大姐，你反去反來反到你老公頭上了，還積極不？”我觀察幾天，並未影響她的極積性，對我還是那樣厲害。一天我百無聊賴，信筆在紙上寫下“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 十個大字，被她發現，一手搶過去大叫：“快來看，右派分子曉楓又在惡毒攻擊誣衊我們社會主義，猖狂向党進攻！”當然引來一場新的批鬥。不過她並未和蘇定生離婚，卻用了種新的劃清界限辦法，對老公實施“家庭專政”，即家裡一切雜活諸如洗衣、做飯、清潔衛生、刷地板、倒馬桶之類，均由老公包幹。這位十分有新聞才華的南下青年幹部，不足四十歲就便鬱郁而死，可惜啊可惜！但不知我們可敬的肖大姐，在獨守空房，更闌人靜之際，是否也會感到一絲寂寞與無奈呢？

 

文教組的孫文元也中箭落馬，他也是《工商導報》的業務尖子，平時對人態度極好，對領導更是唯唯諾諾，就因為他是老報人，必也難逃此劫。新從市農委調到財貿組的宋德貴，聽說因工作上問題和張烈夫總編輯頂了下嘴，也被拋出打入另冊。西藏軍區轉業軍人攝影師美術組的張蜀華，在鬥爭我時他還上台作過精彩發言，現在也成了右派。據說因他和組長王平關係不協調，王怕他太積極太超前拿走組長，不知怎麼向張秘書長一匯報，就戴上這頂揮之不去的“鐵帽”。財務組的周俊修因不是知識分子，卻逃不脫壞分子的帽子。一個不足五十名編採人員的成都日報社右派分子多過12人。1958年又補了一次課，編委段星樵、黨辦主任閻凱被“補了進去”，覆巢之下豈有完卵啊！鄰近的四川日報社戰果更為輝煌，150多人的編採隊竟然有50幾個右派；省文聯《星星》編輯部從主編白航，到編輯石天河、流沙河、白峽等四人無一倖免，全成了牛鬼蛇神。

 

走筆至此，不禁想起曹雪芹先生的兩句詩：“你方唱罷我登場，到頭來，都只為他人作嫁衣裳”！這個“他人”就非“毛痿人”莫屬了。

 

 

五、我要活到“共產主義”

 

那兩隻監視我的“蒼蠅”，每天都守在我的門前，要不要還在窗戶上幌動下腦袋。我發現他們不是防我跑，是擔心我受不住壓力自殺。我想最好的辦法就是把話挑明。三天后我笑嘻嘻地向他們說：“不好意思，你們守了我幾個晚上，真辛苦，連茶也沒有喝一杯。我知道你們怕我想不通自殺，不會的！我要活到共產主義，請你們告訴張秘書長，我問候他。”這一招還真靈，守候我的人第二天就撤走了，批判鬥爭卻升了溫，隔三差五一次大小會，逼令交待與流沙河、石天河、邱原、茜子等人的關係，說些什麼？密謀些什麼？漸次強迫我交出來往信件，我怕牽連他人，一個晚上，我將不少讀者對我小說《給團省委的一封信》讀後的稱讚書簡，一火燒掉。

 

報社反右鬥爭搞得轟轟烈烈，批判鬥爭火力轉向新揪出來的右派楊蓓、陳澤昆、邱乾坤、蘇定生等人身上，倒把我閒置起來。我便借這閒暇時間，大讀特讀各種名著，如《契可夫短篇小說全集》和羅曼羅蘭的長篇小說《約翰·克利斯朵夫》。書陪伴着我苦悶的日子，知識填補着我空虛的心靈，它給我啟迪，它給我力量。通過這些名著，使我更認識了眼前這是非顛倒的世界，人性的真善美醜也在這里受到檢驗。

 

我獨座椅上，抱着高爾基的《人世間》冥冥地沉思苦想：毛澤東“階級鬥爭”的學說，把人的一切最卑劣、最無恥、最邪惡、最殘忍、最下流、最暴虐、最冷酷、最醜陋的靈魂調動起來，並貫以全新的、生動的、美妙的革命詞藻，讓人可以肆無忌憚地大膽作惡。於是，賣友求榮成了“追求進步”，落井下石成了“站穩立場”，捏造陷害成了“靠攏組織”，一切被褻瀆，一切被顛倒，人世間再沒有寬容、憐恤、同情、仁慈。於是整個社會、國家、民族全沉論墮落在你死我活的格鬥中。

 

一天，張烈夫總編輯將我叫到他的辦公室去，態度極好地教育我一番說：“小黃，對錯誤認識得怎樣？不要悲覌嘛，只要能下定決心改就是好同志，照樣會有前途。”

 

“我天天在思考，為什麼自己會成為右派？”我低低回答，望着他那張似笑非笑深不可測，刮得光光的臉。“這就對了”他拍了拍我的肩頭，突然話鋒一轉說： “你和葉石部長關係不錯，他召開的幾次鳴放座談會，你是參加者。他在會上是怎樣動員大家發言的，說了些什麼？怎麼說的？”

 

我驟然感到：上面要揪葉石了。葉石是是中共成都市委常委，副市長兼宣傳部部長，主管全市教育、衛生、文化藝術口，不但有文化水平，還有很強的工作能力，對人不拿架子，是我最尊敬的一個領導幹部。我不能落井下石，便支吾其詞說：“葉部長沒說什麼呀！叫大家鳴放不能遠離‘雙百’方針。”他見我口風緊，只淡淡一笑說：“也沒什麼，上面叫問一問。”

 

    果不出所料，一周后，葉石部長在省委四級幹部會上，被省委書記李井泉親點為黨內“大右派分子”。40年後才知道有兩個原因把他打成右派。一是，他自來和省委一把手李井泉關係不好，1957年3月上北京參加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會後去看望中央一位老領導，出門恰遇李井泉也上門來拜望。李心虛，懷疑葉石向中央領導反映了他的問題；二是，他說李井泉未原原本本傳達毛主席反右鬥爭的指示，只有六條劃右派的標準，而沒有不劃右派的六條標準。提供這個材料的人是省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張守愚，也就是《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亊》作者張戎的父親。當然，這些都是共產黨內部的爭鬥，但也可以說明一點，反右是在整人，整那些不聽領導話的人。

 

 

六、輕輕鬆鬆失去自由

 

1954年全國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所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寫道：“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等自由”。但是，這部憲法從來沒有實行過，任何公民從來沒有受到法律的保護。縱觀歷史，橫看世界，古今中外自有文字記載以來，任何政黨都不具直接給非黨公民以處分的權力和職能。即使執政黨，也絕不例外。執政黨不等於黨執政。黨是黨，政是政，黨、政必須涇渭分明。不得黨政不分，不得黨政合一，不得以黨代政，不得一黨專政。黨的信仰、主張、綱領和方針、政策、策略，不是通過黨的直接執政，而是通過全體黨員的共同努力和辛勤工作來實施的。即使公民犯了罪錯，政黨只能建議政府職能部門依法查處，不得擅自直接給犯有罪錯的公民以處分的。再有，任何政黨直接給非黨公民以處分都是非法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未曾授予中國共產黨，中國也沒有哪部法律賦予中國共產黨可直接給非黨公民以處分的權力，所以中共各級黨委直接給非黨公民以戴右派帽子的處分，是無法可依、違背憲法的，是非法的。

 

再看中國共產黨黨章規定，黨對黨員的最高處分是開除黨籍，黨章更無書載黨具有直接給非黨公民以處分的職能，中共各級黨委直接給非黨公民以戴右派帽子的處分，不僅是非法的，而且是無章可循、違背黨章的。還有世界上任何政黨都無權直接給另一政黨成員以處分。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理論上都應該是政治上平等、組織上獨立的政黨，彼此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中共各級黨委直接給各民主黨派成員以戴右派帽子的處分，不僅是非法的，而且是違背組織原則的，開創了國際玩笑的先河。國務院副總理田紀雲先生在他《依法治國的一些思考》一文中寫道：“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未經任何法定程序，就憑中共中央一個通知，《人民日報》的一篇名為《這是為什麼》的社論就搞起來了，結果把大批知識分子，機關幹部和民主人士打成‘右派分子’，造成嚴重後果，使黨內‘左’傾錯誤和驕傲情緒日益發展起來”。胡平在《一九五七•苦難的祭壇》中指出：“……從現代法理上講，反右運動實際上是一次由國家實施的犯罪，由國家有組織誣陷公民、侵害公民的基本人權，直至非法拘禁，濫用刑罰等等。‘改正’反右運動，首先就必須涉及國家罪錯問題。但在中國的政治話語中，所謂國家罪錯，從來就是一個巨大的理所當然的空白，更不會有任何國家領導人對國家歷次罪錯承擔半點責任…”

 

不難看出毛澤東發動的這場反“反右鬥爭運動”，完全是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也是違反中國共產黨黨章的運動，可是黨內黨外各級領導幹部卻沒有一個人起來反對他，相反大唱讚歌，而這些被劃為右派的分子還相互揭發，俯首就範，竟沒一個人說“不！”。我想，如果當時右派們敢聯合起來說“不”，決不會有二十多年的悲慘命運。直到今天還有不少已耄耋之年的老右們，仍然逆來順受，不敢簽名，不敢聯合起來向中共討回公道。

 

我在我詩集《風波萬里》扉頁上寫道：“中國知識分子最大的悲哀，天生的軟弱；中國人民最大的不幸，迷信皇帝。”

 

祖國啊，親愛的祖國！你何時才真正給予你兒孫自由與民主？

 

有了這把“尚方寶劍”，於是在 1957年“十·一” 前夕，黨辦主任閻凱把我們12名“分子”召集一起宣布：“根據市委通知，從現在起，你們要集中在單位學習，統一食宿，聽候處理，想得通要執行，想不通也要執行。這是規定，這是紀律！”大家面面相覷，敢說個不字嗎？

 

宣布完畢，每人給半天時間回家取行李。

 

我回到家裡我吃罷晚飯，匆匆忙忙收拾行禮，繼母在一旁無語相伴，有種說不出的難過。我知道此時我的情感表情影響着全家，縱然未來災難巨大，作兒子、做丈夫、當爸爸的我，也不能讓她們不高興啊！我調整下情緒，強裝笑臉高高興興地說：“沒什麼，集中學習幾天，地點在報社，我三天兩頭會回來的，又不是發配到西伯利亞去充軍。”妻子笑了：“要你去西伯利亞，我和孩子來陪你。”

 

從住家中新街去報社布后街，步行約十分鈡，妻堅持要送我。我們兩人踏着夜色頭頂星光，她手抱孩子我肩扛行李，沿着總府街、商業場、華新街、藩署街，一步一步向集中地報社食堂走去。

 

我們走得很沉重，雙腳像灌了鉛鉄，每向前挪動一步都十分艱難，但又不得不往前走。在這個組織決定大於一切的社會裡，我們的命運，我們的幸福，都牢牢控制在黨的手裡。縱然叫我們去死，我們敢說不死嗎？！

 

到了目的地，黨辦和保衛科的人，己經在那裡清點人數。妻子住腳重重地握着我的手，又叫我親吻一下孩子，然後我便跨入那深深的青磚大門砌起的門洞，想不到此去便再未回家了。

 

 

 

 

 

 

 

 

 

 

 

從共青團員到右派的歷程

 

——為《往事微痕》四川專輯撰稿      

 

李才義

 

1937年“七七事變”，全面爆發了日本軍國主義對我國的侵略戰爭，我就是次年11月18日在成都呱呱墜地的。我出生後，先是舉國抗日，後是國共內戰，可以說我的童年是在狂轟爛炸、硝煙瀰漫的戰亂中度過的。

 

我父親和祖輩，均出生於湖北沙市，是從四川採購麻布到他們家鄉加工成蚊帳而賺取差價的小商人，經濟狀況比勞苦大眾好。但按馬克思的觀點也夠不上是資產階級。更何況武漢“吃緊”時，父親的家業轉移到重慶；重慶防轟炸，又退避到母親的老家成都；抗戰勝利回重慶時，家業已炸成廢墟，財產被最信賴的看護人捲走，父親因此而投江自盡。加之在國軍黃隱部任上校團長的惟一的親舅父楊啟明，為抗日戰死在河南。所以國讎家恨，從小就銘記在心；強國富民，成為我的人生追求。

 

1949年12月成都“和平解放”，我擠在人群眾中看解放軍入城，那戰士們帽沿上的紅五星從此就在我心中閃光；朱總司令和毛主席慈祥微笑的畫像，也映入我的心靈。我學英語背誦單詞，發音最準確的就是“Chairman Mao”（毛主席）；學俄語最親切的詞語就是“тoварищ”（同志）。

 

高中畢業考試，我各科成績優良，完全可以讀大學。但那時我已是班上極少的共青團員之一，適逢新中國第一個五年經濟建設計劃剛開始，亟需要有知識的青年參加。於是我熱血沸騰，應招到直屬財政部（人事關係在省財政廳）的中國人民建設銀行四川省分行國防工業撥款部門任文秘。可說是春風得意，前途似錦。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在全國開展整風運動的通知，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機關幹部提意見，幫助黨改進工作，克服和糾正“三個主義”。我那時正寫了入黨申請書，並被列為發展對象，被吸收到支部聽黨課。我認為整風運動是檢驗自己共產主義理想和對黨是否忠誠的試金石。結果釉子上反了，不但沒有證明我聽黨的話，響應毛老人家的號召，反被背上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分子”的十字架，走上了差點兒回不來的苦難歷程。現分述如下。

 

 

 

一、我被劃為右派的原因

 

原來我們機關人員的構成，由李井泉從晉綏邊區帶來的如張呼晨等“三八式”幹部作領導，部隊轉干作中層，留用的舊銀行職員作骨幹，知識青年作預備隊。我等從學生招干進機關的十餘名青年（多半是團員）雖然追求上進，但血氣方剛，口無遮掩，看不慣個別新入黨的黨員飛揚跋扈，趨炎附勢，就對流沙河《草木篇》上的“藤”和“仙人掌”等大加讚賞，自然形成了一個小圈子。整風時，我依據群眾反映強烈的一位黨員進城就拋棄農村髮妻，而另尋新歡的事實，寫了篇《笑聲和淚水》的大字報，稱這位黨員是陳世美，這就構成了“攻擊黨員”的罪；第二，有留用人員在“肅反”時受過審查，整風時寫了鳴冤叫屈的大字報，被一位中層幹部撕了，整風領導小組對這種壓制批評的行為不聞不問，於是機關的整風鳴放變得冷冷清清。我又寫了篇《春風何時至？隔岸聞花香》被報紙發表，又成了“攻擊黨組織”的罪；第三，有一批留用人員聯名給財政廳黨組寫信，請求派人來調查處理領導壓制群眾批評的事，徵求我的意見。我認為建設銀行的領導人都是財政廳任命的，多是張呼晨的親信。就建議他們把信公開，然後直接上報省委。結果這封信一公開出來，就有60多人（占全機關編制的70% ）在上面簽字支持，我深受鼓舞。但執筆寫信的留用人員沒有膽量去省委，我們六名年齡19至22歲的男女團員自告奮勇、不約而同，願意去“向黨反映”。到省委後，我們首先要求見李井泉（狂妄已極！）。李井泉號稱“西南王”，可不是幾個小青年想見就能見的。死攪蠻纏一陣後，終於由省委書記處書記兼組織部長許夢俠接見了我們。可能許書記當時還不知道毛老人家的“陽謀”詭計；或許又正是要執行“引蛇出洞”的布局。他不但沒有批評我們的行為，反而鼓勵我們。他說：你們做得對。整風，給領導提意見，是黨中央毛主席的號召，黨團員要帶頭。黨團員都不敢提意見，一般群眾還敢嗎？

 

我們欣喜若狂，認為上級黨委領導的水平高。回到機關如獲“尚方寶劍”，利令智昏地用糨糊把整張白紙連接成布匹，從四樓窗口吊到底樓。在上面書寫了到省委的情況和許書記的指示。創造了當時成都掛得最高、最長的大字報，引來附近一些省市機關的幹部群眾參觀、借鑑、學習。

 

“整風”翻臉為“反右”後，我們去省委的六名團員，加上所謂“幕後指使者”共九人，被定為反黨小集團。我則成了未經選舉，也沒有任命書的頭頭。至此，九人均被隔離審查，分別批鬥。我的家庭成份隨母是“城市貧民”，一下子變成了“工商業兼地主”；為抗日而戰死的舅父，是國民政府確認的我外婆享受《優撫金》的“抗日陣亡將士”，也變成了“反動軍官”；連我在機關整風動員大會上的發言：“……對那些為了建立新中國而拋頭顱灑熱血的共產黨人，我由衷的欽佩和敬仰。但對於隨革命洪流卷進來，為升官發財，好找老婆的個別黨員，我不喜歡。因為別人不做的事，他們做了；別人不敢做的事，他們也敢做。但都是敗壞黨的聲譽的事。”可是這些出自肺腑的、維護共產黨的發言，後來被斷章取義、掐頭去尾，在《四川日報》通欄大標題：“省級財貿系統打退右派猖狂進攻”的報導中，把帽子反扣在我頭上。說我是一個抱着“吃得開”、“升官發財”、“好找老婆”等醜惡動機要求入黨，而理應未被批準的共青團員，在整風運動中企圖把黨搞臭。惡毒地誣衊“黨員確實在群眾中起帶頭作用，別人不做的事，他們做了；別人不敢做的，他們做了，但都是壞事”（詳當年《四川日報》複印件）。不久，我又“榮獲”在省政府辦公廳大禮堂接受財政廳系統（含稅務、保險、建行、財校）上千人的批鬥。並於1957年12月最後一天開大會，宣布我為極右分子，被開除團籍、開除公職，強制施行勞動教養（以下簡稱“勞教”），立即押送到城南新村4號省勞改局的收容轉運站。我走後，所謂小集團的成員也分別充軍（下放農村監督勞動）到甘孜、涼山脫胎換骨。現在除了一人去世，其餘都還健在。

 

 

二、農場勞教

 

在轉運站（現為公安廳印製中心）的地板上過了一夜，次日是1958年元旦，機關、團體、學校放假，也即是“人民開心之日子”（毛語），卻是我們苦難歷程的開始。

 

凌晨，我和省級機關、中央駐蓉機構的右派、歷反、現反“分子”，約170多人，在轉盤機關槍的押解下，乘六輛蘇制嘎斯卡車，翻山越嶺，傍晚才到達後來方知的峨邊沙坪，在大渡河沙灘的帳篷中和衣躺着，度過了一個不眠之夜。

 

1958年元月2日，這群驚魂未定、前途難料的人，囫圇吞棗地咽下包穀糊糊，就列隊、點名、分類。然後由腰間明顯別着“傢伙”，被告知要稱“隊長”或“幹事”的人帶着爬山。被判管制勞教的歷反、現反分子去太陽坪中隊；女性則不分右派、歷反、現反、壞分子，一律到場部所在地的女子隊；我和清一色的右派到三根橋中隊。

 

最初的幾天，喝包穀糊糊，嚼“金包銀”（包穀粒多糙米粒少的飯），吃沒有一點油味的青菜或老蘿蔔。但未勞動，只讀報紙，學習《國務院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加之肚子裡的油水尚未耗盡；身上還有點錢，可享受“仍有公民權”，可買食品的好處。所以還沒有償到饑寒交迫的滋味。一旦肚子裡油水耗盡，兜里余錢用盡，而嚴寒未盡，開生荒的重體力勞動開始，為搶飯，教授的近視眼鏡擠落到裝包穀糊糊的大木桶里、吃野生山芋中毒、誘發胃病致死的事件開始發生。

 

沙坪勞改農場，1958年後改為“沙坪勞教所”（只限於內稱），除原有的沙坪農場本部外，又拓展了大堡分場、五渡溪分場，方圓數十公里，關押着約八千名知識分子、黨政幹部、國企工人（註：因官方檔案至今未解密，此數字是筆者在那裡勞教時，曾被派到勞改局勘察二隊當測工，複查、復量過沙坪農場本部；又勘測過大堡、五渡溪分場的地形地貌，知道當時全場的中隊總數大約是三十個，每個中隊兩百多人，由此而推算出來的）。這些人中有中共重慶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王匡時、留德反法西斯學者劉盛亞、重慶美協主席汪子美、歸國學子、西南師範學院講師董時光、西南聯大文藝編輯、民盟人士肖宏逵、重慶《公安報》筆桿子蔣柏齡、成都郵政局副局長傅永雪，供銷社主任、“小八路”劉昭、鐵二院工程師韓昌、西南民航管理局王大榮、成都中院法官賴琦、成都公安局處長王澤豐、在川大名聲僅次於馮元春的學生右派左連成、戴虞俊、李尚朴。最需要提及的是：在三根橋曾與我同隊的楊少西，其父楊尚倫，是民政廳副廳長兼省勞教工作委員會副主任；他四伯父楊尚昆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為啥也會勞教？原因是他與毛老人家唱對台戲，說胡風不是反革命，誰敢保他呢？

 

不幸的是：在所謂的“自然災害”年代，劉盛亞、肖宏逵和我同過小組的志願軍轉業幹部王滄海餓死在這個農場，後人連遺骸都找不着。據說1959年至1961年，沙坪農場餓死人上千，僅次於甘肅夾邊溝，所以場長梁村夫代主受過，被判徒刑。

 

所幸的是：因我年輕，與其他青壯者四千多人，於1958年秋調離沙坪農場去修鐵路，逃過了一劫。否則，不死也會脫層皮。

 

據《當代四川簡史》記載：四川全省在反右派運動中受到處理的知識分子和黨政幹部共64724人，其中有50279人劃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此外，還有40萬群眾被錯誤戴上“反社會主義分子”等政治帽子受到處理。我就是這40多萬中被視為“好勞動力”抽去修路的。

 

 

三、 415信箱   

 

四川公安勞改當局，完全沒有料到有那麼多勞教的。沙坪農場裝不下了，趕快成立了一個築路第二支隊，即：後來的415信箱。把原來勞改犯的築路支隊改為第一支隊。

 

二支隊下轄五個工程隊；每個工程隊按駐地位置和“好管理”的原則，又設有五至六個不等的中隊；每個中隊四至五個大組，每個大組四個小組；小組是各類“分子”混編而成的，以避免同類“臭味相投”，又便於相互監督（傾軋）、相互幫助（檢舉），少則14人，多則16人。加上炊事、木工、電工、測量、計方、衛生員等雜工班組，可推算出：築路二支隊當年囚禁的中青年各類“分子”約8000多人。

 

我們是首批勞教的“試驗品”，沒有期限。一干就四年多，修了內昆、成昆、廣旺三條鐵路；還在岷江修了回收水運木材的“羊圈”。除廣旺鐵路用上了勞教們砌築的路基涵洞，其餘全部報廢。可見決策之愚蠢，把人民的血汗錢“打了水漂”。

 

與我同隊或同一地勞教修鐵路的，有毛澤東栽贓的“章羅聯盟”骨幹、重慶民盟宣傳部長李康；有成都日報記者曉楓（本名黃澤榮，即今北京鐵流）；有西南工人日報副總編汪剛；有西南人藝創作“嘉陵江號子”而蜚聲全國的羅克仁；有四川諧戲創始人、表演藝術家王永梭；有五十年代就出名的詩人黃稼；有《四川文化報》的編輯高潮；有中共川北地下武工隊長（《解放成都》的記錄片有採訪他的畫面）蔣含光；有帶領解放軍解放朱總司令家鄉儀隴縣城的老黨員黃強等等。本文前面和這一小段寫出這些人的名字，無非是要歷史記住他們；而子孫後代更不能忘記改革開放前毛澤東統治時代，父輩、祖輩、人民、全黨所遭受的磨難。記住，並不是要清算誰，要報仇。而是要反思，吸取教訓，不能重蹈覆轍。

 

 

四. 沒有回到人民行列

 

1962年，終於盼來了“摘帽”、“解除勞教”，滿以為可以“回到人民行列”過正常生活。哪知道毛澤東又放了個屁：“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於是，除了家在農村的可放回農村，凡成、渝、自貢等大中城市的，一律強制留在勞改單位“就業”，美其明曰當“職工”。約三千多人被“安置”到廣元榮山煤礦爬洞子；兩千多人去永川新勝茶場“採茶撲蝶”。只有王匡時、李康、王永梭、汪剛和楊少西等知名度高的少數人回了成都和重慶。剩下數百“頑固不化”、“未改造好”的人，繼續修路。此時，又廉價收容了在“自然災害”時期，因塗改糧摺子、套購平價糧、偷掏“四類物資”（公廁大糞）、或偷盜、扒竊、詐騙的數千名青壯工人、農民和學生作“勞動力”，實則做苦力。並將築路二支隊，也即是415信箱，改名為“四川鐵路總隊”，調去宜賓又吸收了許多民工，一起修宜珙鐵路。不久，也因“文革”武鬥，民工造反而解體。

 

我幸運地與大多是重慶或川東的同類，被“安置”到永川新勝茶場，勞動輕鬆，但糧食標準降低。幸有點與我們付出的勞動極不相稱的工資，可向農民買些紅苕、土豆、葫豆、南瓜作補充，尚能維持生命。

 

不幸的事又發生了：一位與《紅岩》小說作者羅廣斌一起從渣滓洞逃出的“脫險革命志士”（引自“文革”後期重慶出版社發行的《紅岩忠魂》一書），解放後曾任中共西南黨校教員的周居正和南下幹部魏昭，在“就業”的“摘帽右派”中組建《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被公安廳定為四川掛牌大案。我受牽連被再次勞教三年。此時已正式頒布《勞動教養條例》，最長期限也是三年。

 

我第二次勞教，與經過八年“尚未改造好”的老黨員黃強、重慶檢查院糜文偉、成都中院賴琦、國民政府四川省主席王瓚緒的七公子王澤仁，以及下放幹部“犯錯誤”升級勞教的，又集中到重慶北碚新生園藝場（內稱：北碚勞教所）勞教了三年多。

 

1968年，適逢震驚全國和世界的重慶武鬥平息，該勞教所奉命要騰出地方，要關押那些先當“造反派”，後又被定為打、砸、搶、抄的分子，我們才被“寬大”回家，自謀生路。比“安置”在廣元和永川先“改造好”的“職工”，早脫離專政機關約十年。

 

 

五. 由鬼變成人

 

回到成都母親的家，又當了十年苦力，忽然晴天霹靂：毛死後，“四人幫”被粉碎！“兩個凡是”被否定。撥亂反正，落實政策，時任省財政局局長、黨組書記的田紀雲，聽了“落辦”對我右派問題的複查意見，同意我回機關復職。並安排在省建設銀行田紀雲夫人李英華任處長的處里，分管省財政給省級機關，包括省公安廳和省勞改局的預算撥款，聽他們匯報基本建設計劃執行情況，審批他們的基建財務決算。真是乾坤倒轉！

 

復職後，我以優異的工作成績，不但獲得本單位一些獎勵、榮譽和提職，還被省政府生產委員會評為“省節能先進個人”；被省直機關工會多次評為“工會先進工作者”，以雄辯的事實證明：當年把我劃為右派是極其錯誤的。

 

本文受篇幅限制，只講了毛把我變成鬼（毛所謂的：牛鬼蛇神），黨又還了我人形的歷程，未涉及勞教加就業十一年所受苦難的細節。

 

四川（當時含重慶）反右反出的各類分子，被勞教的主線歷程是：第一站沙坪農場；第二站雲南鹽津；第三站涼山喜德（在此處淘汰了一批老弱病殘去會東鉛鋅礦）；第四站川北旺蒼；第五站灌縣老母孔；第六站廣元、永川“就業”；第七站重慶北碚再勞教（多為未“改好”或由“下放”升級為勞教的右派）。可以說：我走遍了四川右派勞教所經歷的全程。所以由我來寫一本四川右派被勞教的苦難經歷的書，責無旁貸。

 

1998年1月1日我就提前退休，用三年時間寫了本叫《天府悲歌——四川右派勞教經歷》的紀實文體的書，於2001年底在澳門國際港澳出版公司出版發行。但境內難以買到。後又由朋友的朋友介紹給一位書商，由書商買了個書號，將“悲歌”改為《風蕭蕭路曼曼》自費印刷、自行銷售。作為稿酬，我得到數百本，完全了送人。

 

行文至此，現引用原全國人大常務副委員長田紀雲同志，在中共十六大前夕發表的題為《我對依法治國的一些思考》的文章中，有一段關於“反右運動”的話，作為結束語。

 

這段話是：“1957年的反右鬥爭，未經任何法定程序，就憑中共中央一個通知和《人民日報》一篇名為《這是為什麼？》的社論就搞起來了。結果把大批知識分子、機關幹部和民主人士打成右派分子，造成了嚴重後果。使黨內‘左’傾錯誤和驕傲情緒日益發展起來；領袖的頭腦膨脹起來。”

 

 

作者  李才義  退休關係在中國建設銀行四川省分行老乾工作管理部

 

聯繫電話：028-86628236 或13678010210

 

 

 

 

 

 

 

 

 

 

 

官場“逆淘汰”中的"右派"    

 

嚴家偉

 

中國官場有個怪現象“"逆淘汰”。即作風正派的被搞邪門歪道的淘汰；心地善良的被心狠手毒的淘汰；踏實工作的被弄虛作假的淘汰；有真才實學的被不學無術的淘汰……一句話，優秀的被劣等的淘汰。下面這個真實故事中的主人翁，便是如此。

 

    此人和中共原國務院總理李鵬同姓同名一字不差，命運卻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下。

 

    這位李鵬先生也是四川人，生於1899年，幼年時原名李奇柱，祖藉四川省自貢市觀音灘一農家。還在李鵬很小的時候全家就遷往四川榮縣，李年幼時隨父打過工，做過小生意，到14歲時才到當地的私塾去讀了一年多的書。

 

    1920年也就是李鵬21歲的時候，他受到當時社會上關於“消滅帝制，維護共和”的思潮影響，欲從戎報國，於是報名參加當時四川靖國軍第六路軍（後改為川軍第一軍第六師），並在該軍的“軍官養成所”畢業成為一名少尉軍官，從而開始了他的軍旅生涯。

 

    1930年31歲的李鵬已擔任了當時國軍第24軍的一個衛生連的連長，駐紮在成都少城公園內。這時一個叫侯伯英的人通過一些社交活動和他逐漸變成了好朋友。並不斷向他宣傳灌輸一些共產黨的革命理論。隨着他們之間交情日深，侯伯英終於在1933年把李鵬介紹加入到中共地下黨的組織內，並且交給李鵬一個隨時等待時機在軍隊內進行“策反”的任務。這時的李鵬雖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在思想感情上已完全接受了共產主義的理論，決心要跟着共產黨大幹一場。

 

    1934年李鵬所在的部隊被調往四川劍閣縣高石坎擔任江防任務。與長征中路經四川的紅軍隔江相望。中共四川地下黨軍委便指示他進行策反暴動。1935年1月，李鵬率兵90多人在旺蒼縣金口發動兵變，經過激戰，李最後帶領50餘人投入到紅四方面軍，李被任命為二六八團的副團長。

 

    一個有着這樣經歷的人，在中共取得大陸政權後，自然是勞苦功高的“長征老幹部”了。但由於他文化水平不高，再加生性耿直，又不長於吹牛拍馬之術，所以仕途升遷並不順暢，到1953年也才是個地、專級領導幹部。他當時擔任四川宜賓地區專員公署的專員兼財委主任，黨內職務是中共宜賓地委的常委。當時宜賓系一專區，專區地委書記叫劉結挺，其妻張西挺（原名簡玉霞）被任命為宜賓市（今翠屏區）市委第一書記，夫妻二人獨攬了全專區的黨政領導大權，宜賓專區成了他們名符其實的"夫妻店"。劉，張二人都是河南人，在抗日戰爭後期才加入中共的。按中共官場不成文的習慣稱呼，劉，張屬於“解放牌式幹部”，即在三年國、共內戰前後參加工作的幹部，比之李鵬“長征式”資格要差一大截。但劉、張二人官運亨通，在行政和黨內職務上，又居於李之上。所以李鵬對劉，張二人心裡肯定是不大服氣的。而劉，張二人作風霸道，專橫跋卮，順我者昌，逆我者亡，聽不得任何不同意見，在全四川是出了名的。因此李鵬調來宜賓專區不久，就與劉，張二人屢屢意見不合，摩擦不斷。特別是張西挺是個心胸狹窄、又極愛貪小便宜的人。例如她不止一次叫宜賓市翠屏公園為其私人代養雞，羊子供她殺來食用；多要糧票，布票，去醫院用公費濫開補藥之類。當然，這些東西如與今日官場腐敗相比根本不足掛齒，不過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物質十分匱乏，禁欲主義還在大行其道的時候，張西挺的上述行為不免使不少人為之側目而視，只是礙於劉結挺之面不敢多說。李鵬則自恃自己資格老，經常人前人後冷嘲熱諷，更有討好賣乖的便把話傳到劉結挺耳中。劉更視李鵬為“麻煩製造者”了。

 

    而這位劉結挺書記大人，雖然在宜賓堪稱能呼風喚雨，在人前威風八面，但在家裡是個人盡皆知的“棉花耳朵”（四川方言：怕老婆之意）。因為據其內部知情人士透露，劉結挺不但比其妻張西挺大十幾歲，而且五十年代中期便患上了今天醫學術語稱為的“性無能症”。當時美國人還沒有發明“偉哥”，所以劉結挺雖然到處遍求名醫，用盡了參茸膠桂，海狗虎鞭種種補藥也很難滿足張西挺在“房中”的需求。使張女士常獨守空房，寂寞難耐。劉書記在張的面前就更加矮了一頭。

 

    1956年組織上把一個叫胡少清的青年安排給張西挺作通訊員。這位小胡文化不高只是個初中生，卻生得一表人才，儼然一個小帥哥。通訊員就是給領導作日常生活瑣事，常周旋於張西挺身邊。日子稍長，張書記便對小胡漸生好感，藉機與小胡零距離接觸，甚至耳鬢斯磨。小胡天真無邪並不在意，卻不知張書記已對他產生了“暗戀”情結。半天不見小胡便心中若有所失。有時甚至聽到別人的腳步聲或笑聲也疑為是小胡，真有些“覆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的情思了。

 

    1956年有天晚上，張書記實在“忍無可忍”了，便趁劉結挺在辦公室值班不在家，叫小胡給她提洗腳水到房裡來。這本是小胡份內的工作，自然遵命而至。誰知進了屋抬頭一望，才見自己的“首長”已是個“三點式”的半裸體美人了。嚇得小胡放下水就往外跑。誰知張書記早有準備，上前一把將小胡抱着，柔聲細語地說“跑啥嘛？我又不吃人的。來，乖乖的坐下，我還有話要問你咧”。小胡嚇得渾身發抖，說話都不成句了“首……首……首長，有……話明……明天說嘛……”。我們的張書記可是身經百戰的情場老手，豈能將這隻煮熟了的“童子雞”輕易放掉？她一邊把小胡抱得更緊，一邊又湊在小胡的耳邊輕輕說道“你人年輕又是團員，要好好靠近組織，爭取入黨才有前途嘛！”小胡當然也想入黨，也想靠近組織，但小胡雖文化不高心裡也明白，張書記“溫柔鄉”的“組織”要去“靠近”恐怕很危險。特別是此事萬一劉結挺知道，恐怕腦袋也要遭“拆遷”。所以萬萬不敢從命，於是拼命掙扎。張書記權力雖大，體力畢竟不是小胡的對手，沒幾個回合，張書記已是香汗淋漓，氣喘吁吁，眼巴巴看着這隻童子雞飛了。

 

    張書記這一怒非同小可，立那打電話給劉結挺連哭帶罵地說“你不在家，小胡這個狗日的壞蛋來調戲我！”劉一聽肺都要氣炸了，跑回家拿起手槍就要去把小胡“斃”了。張西挺畢竟做賊心虛，怕把事鬧大了下不了台，連忙拉住劉說“要不得，你把事鬧大了，我的臉面往哪放？”劉說：“那你說如何辦，老子咽得下這口氣嗎？”張西挺想了想說：“送他去雷馬屏農場勞教，把他關死在那個深山老林里。”劉說：“定個什麼罪？”張說：“你不用管，老娘想給他定個什麼罪就是什麼罪，哪怕他變成孫悟空也跳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真是快人快語，也是中國人權狀況的真實寫照。

 

    果然，第二天兩個代表無產階級專政的武裝公安人員給小胡戴上手銬，以“流氓壞分子”的罪名便把小胡押送往雷馬屏農場。多麼威嚴的法律啊！

 

    由於此事太突然了，小胡頭天都在上班，大家都覺得小胡這孩子挺老實可愛的，還是共青團員，又沒有打架，惹事，怎麼第二天就成流氓壞分子了？而五十年代的機關大院宿舍，不象今天政府官員們住的豪華型電梯公寓，隔音性能極佳，防盜鐵門一關風都進不去。那時的房子是所謂“牆有縫，壁有耳”，聲音大一點，左鄰右舍便能聽着一些。所以不久，張書記吃“童子雞”的緋聞便不脛而走。也必然傳進專員李鵬的耳中。李鵬本來就是個直性子“大喉嚨”，平時就看着劉張倆口子不順眼，一聽這事氣不打一處來，便破口罵道“你倆口子不要把共產黨員的德都喪完了。”併到處幫她作“義務宣傳”。

 

那天李鵬又當着幾個人在那裡不點名的泠嘲熱諷。這事已是公開的秘密，大家心裡都明白，只是不敢去接話茬。在場有位張品仲先生，為人正直，又很有知識，工作認真負責。只因為出身所謂“剝削階級家庭”，一向小心謹慎，更不敢答話，只是笑了一下。誰知李鵬身邊隨時都有張西挺安排的耳目跟蹤，事後便去向張書記匯報李鵬當天的“反動言論”，張西挺問有哪些人在場？“耳目”一一奉告後又加了一句“當時張品仲還在笑”。張西挺便立刻把這位張

先生的名字也記了下來。

 

    不過此時由於小胡事件，鬧得滿城風雨，張西挺覺得暫時需要韜光隱晦，而李鵬不僅資格老，在工作和生活上都比劉張夫妻清白過硬得多。他經常身穿布衣，頭戴草帽，足蹬草鞋便步行下鄉鎮，到縣裡去了解情況，布置工作，一時深受群眾和一般幹部的好評，稱李為“草鞋專員”。所以劉，張雖對李鵬極為不滿，也拿他無可奈何。

 

    可是到了1957年“反右”運動一來，情況就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劉，張抓住李鵬平日在黨內過“組織生活”和其他會議上，對劉結挺和張西挺提出的一些批評意見，再加上截頭去尾，斷章取義後，這些話就變成了“反黨”的言論。因為“反右”的邏輯就是，一個單位黨的領導人就代表共產黨的領導，你給劉、張提意見，你就是對黨不滿，你就是向党進攻，就是反黨。——全中國的“右派分子”，都是按這個公式定下來的，你李專員當然也不能例外。在劉、張“夫妻店”的一手遮天下，宜賓地區“反右”是搞得最左的地區之一。張西挺甚至可以不經任何會議討論和組織的決定，她私人一個便條便把人送去了勞改農場，其駭人聽聞竟至於此！所以李鵬就這樣被劉、張輕而易舉地打入了“右”冊。

 

    李鵬被打成“右派”後，不僅專員被撤職，遭到開除黨藉，更於1959年將李鵬下放到宜賓五糧液酒廠糧倉庫當保管，並交所謂“群眾管制”，監督勞動。緊接着“大躍進”帶來的三年大飢餓也降臨了。這時李鵬已是年過花甲之人，而且多年軍旅生活，一身傷病，身體狀況極差。劉結挺，張西挺趁勢更對李下毒手，部份控制和切斷了李鵬應享有的醫療費用，宜賓哪家醫院敢不聽劉、張的指示？致使李鵬有病得不到醫治，再加年老體衰，當時全中國的老百姓都在挨餓，作為一個被管制的“右派分子”李鵬自然更無法倖免。但他作為一個五糧液酒廠糧食倉庫的保管，應是一個躲避飢餓的有利條件。當時民間的順口溜都說“炊事員，保管員，餓死了都還有三百斤”，意即這種職業不會挨餓。但李鵬生性耿直，雖然文化不高，卻有一定的道德操守，因此寧肯挨餓，守着糧倉也不去干鼠竊狗盜之事。因而終於在政治迫害、疾病、飢餓的多重壓迫下，於1961年4月死於五糧液酒廠。

 

    張西挺在取得對李鵬鬥爭的“偉大勝利”後，得意之餘忽然想起了，當年還曾“笑過一下”的張先生，於是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她不經任何會議討論通過，任何組織決定，一張便條蓋個章於1958年，以“漏網右派”的罪名，便把張先生送去了雷馬屏勞改農場。這個比王熙鳳還手毒心狠的張西挺一旦得勢真可謂睚眥必報，笑一下也饒不了你！

 

    文革中的劉、張夫妻店更是紅得發紫，在中共“九大”上，劉、張二人分別躋身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與中央委員。劉結挺、張西挺、王茂聚、郭林川被稱為“毛主席的好幹部”。江青還公開說“四川有個造反女將張西挺，很好！”直到老毛死亡，四人幫垮後，在新一輪的階級鬥爭中，劉、張終於成了階下囚。

 

    這時張先生來請求落實右派改正的有關政策。可是落實政策辦公室（簡稱“落辦”）的人一查，當年根本就沒有定張先生為右派的材料。這一下麻煩大了，張成了冒牌的“假右派”了。好在這是全市的首腦機關，當年知情的人大半都還在職。但“落辦”的人說“事情雖是真實的，但總得有個文字根據呀，不然這個右派豈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於是“落辦”有個很“聰明”的官員便對張先生說“你先來打個申請,我批准,定你為右派,然後馬上再出個文件予以改正,這就落實政策了嘛。”張先生一聽，差一點暈了過去,他說“我當了一回右派,還要申請當二回右派,我是吃多了,還是腦子進了水？”引得辦公室的人哄堂大笑。

 

    最後終於找到了一個好辦法，先由辦公室出個文件定張先生為右派，鮮紅大印的印油還未乾，打字機又立即啟動，改正張同志的右派問題，予以落實政策。前後最多一個小時。所以有人開玩笑說“老張只當了一個小時的右派，沒吃到什麼苦。”實際上人家挨整了二十多年……這堪稱世界頂尖水平的黑色幽默吧！

 

    象李鵬、張先生這樣為人正直，潔身自愛的中共官員，無論在過去和現在都是少有而難得的。但在一個缺乏民主、人權和法制的社會裡，官場中往往又盛行的是逆向淘汰，劉張等人的飛揚跋扈，飛黃騰達，是最典型的事例。而不與之同流合污者反被視力異端，被孤立，被排擠，最後反而劣勝而優汰。“反右”是這樣，“文革”是如此，改革開放以來又好了多少？李昌平事件，就是一個典型，也是大家知道的，他作為一個鄉鎮領導幹部，被農村的窮困所震驚，直接上書朱鎔基說“農民真窮，農村真苦，農業真危險”，這就是“三農”問題的最先由來。這樣一位有良知的優秀幹部，卻為官場所不容，最後自己被迫辭去職務，隻身南下打工。而李鵬那個年代，就更加殘酷，他連打工，自謀生路也不可得，只有在飢餓和疾病折磨下倒斃在糧倉旁邊而成為餓殍。

 

    李鵬的死，再次證明了“反右”運動和階級鬥爭理論的極端荒謬與殘酷。再次證明了，沒有人權，就會挨餓，甚至被餓死！

 

 

 

 

 

 

 

 

 

 

一個難得糊塗的“右派”    

 

黃紹甫

 

一個不是右派的右派，居然硬着頭皮坐了21年牢，——這個“右派”在415、茶廠當了21年的反改造，其中還涉嫌參與了周居正“反革命集團”，被隔離審查近一年，這就是經常看到個兒頭不高卻一貫都是昂頭挺胸的楊世克。

 

     1955年他由西藏部隊轉業下地方，調到樂山磷肥廠當幹部，這廠就在峨眉山的報國寺下面。

 

     1957年整風反右鬥爭中，樂山磷肥廠跟所有國營單位一樣，把這場鬥爭搞得人人自危，處於虎尾春冰之中。唯有他——楊世克，好像與己無關，那麼多揭批右派的大字報，他從不認真去挨篇、挨個看完，只心裡在說：“嗨！怎麼他也是右派？”對那些千篇一律“反黨、反人民”的言論不去細看，又看第二張，也就是去找第二個被揪出來的右派到底是誰。儼然像在展覽館參觀、遊覽；在大小的批鬥會上聽不到他的發言，但他全力在關注這事態的發展，因為他同樣感受到是一場狂風暴雨的政治運動，他經歷過肅反，儘管說他挨不上邊（沒有歷史問題），但親眼目睹那場淒入肝脾陰深恐怖的“肅清一切暗藏反革命”的政治運動。

 

     樂山磷肥廠也跟全川國有企業一樣，在統一部署的期限內完成了反右指標，也在統一的時間內要把該送勞教的右派集中送到自貢市高平轉運站。那押送的方式也是統一的，用大小（運貨）汽車，像農民賣豬兒一樣，將這些右派塞得滿滿一車，用武裝押送着這批人民內部矛盾的公民們上路。到了目的地，汽車的兩邊，早就排着兩行殺氣騰騰、怒目圓睜、懷抱機槍、手端衝鋒鎗的公安兵，監視着這批“反黨、反人民的反動分子”，因為共產黨給他們灌輸的：“右派就是反動派”。

 

我在高平轉運站遇上了不少文藝界的右派分子，其中西藏當兵轉業的還不少，如蔡甌北、陳彥，都是我們右派文工團的演員和樂隊拉大提琴的。楊世克也出現在我們中間，他比我們都小几歲，從學校到部隊，絕沒有什麼“殘渣”攜入革命部隊怎會打成右派？蔡甌北給我的答覆很簡單：“準是磷肥廠沒有完成任務拉來湊數的。”我們至今不好意思當面對他說：“你可能是屬於湊數右派吧。”像抓壯丁抓來的右派當然就不是正分兒囉。多麼荒唐的時代！可悲的社會！！混亂的邏輯！！！

 

     到底楊世克是怎麼劃為右派的，至今他本人也說不清楚。在1978年55號文件下達之後，他在茶場和我們一樣，作為改正對象回到成都。那組織部的辦事員對他難於啟齒，將他上下打量了好久才非常歉意地說：“檔案里沒有你右派的材料，我以什麼依據來按55號文件精神給你改正？”

 

     楊世克如夢初醒：自進勞教場所大家都在對“反黨、反人民”的滔天罪行自責，以應付那個逼你說假話的年代。他憑良心，假話都編不出來，對自己怎麼個罵呀。會場上正找不到批鬥對象，他從此當上了“靶子”，屬於不認罪的反改造分子，天天批，月月斗。但他還是挺起胸昂着頭在走路，沒法，生來就是那股犟勁。

 

     他在勞教、就業的21年裡，獄吏們哪天不把他當成右派在專政。比如，他在茶場四大隊四中隊時，他那個學習組長（是獄吏利用對象，多半被老右們稱為“屁眼蟲”）就向教育幹事龍錦生匯報：“就是楊世克很頑固，不但少發言，一發言就說他沒有反過黨、更沒有反過人民。”龍幹事表態了：“開大會批鬥。”可以說他比哪個真資格右派當“運動員”的次數還多，“資歷”還深、還老練。他就這麼糊裡糊塗跟着我們白白受了21年的奴役人生！

 

     省委組織的幹事給他一封介紹信，還附了免費車票，要他到樂山地區去上訪查詢，可以說，他九訪樂山地委均無法得到確切答覆。最後，樂山地委派了六名幹部與他座談，什麼座談啊，是他舌戰群“庸”。為什麼？這應戰者（楊世克）只提一個問題：“當年，反右鬥爭結束後，你們整風辦公室的通知我，把自己行李打好準備跟他們（送勞教的右派）一齊走。”我問“為什麼？”你們說：“到那裡你就知道了。我就這麼老老實實被你們愚弄了21年，到頭來我還得不到改正，最主要是找不到舀飯吃的地方，你們看這問題咋解決。”就是這麼“溫柔”的要求，這些庸才都無言對答。因為他們已習慣“殺人放火”，哪懂得“消防營救”。

 

     但地委組織部一位辦事員有代表性的答覆他一句話：“我總不可能為你造一份20年前反右斗你的假材料吧。”哈哈，假右派都讓別人當了21年，假右派材料造不出來？倘若毛澤東要給你加官進爵，你的假文憑、假經歷、假事跡，可能頃間編出浮詞曲說一大串。難道這就是你們玩兒的遊戲規則？草菅人命就在你們戲耍中傷害了多少無辜百姓！一夜間，楊世克起碼衰老了十年。眼看個個“同窗”難友們都恢復了工作，找到了舀飯吃的地方，他卻在十字街頭徘徊！戴着斑白的頭髮，奔走在所有該走（哪怕是不該走的）的衙門，與官僚們舌戰不休。整整跑了近一年，用他的苦難人生感動了組織部的那位幹事，用那位幹事的話說：“這就管不了那許多，前面是咋錯的我也跟着錯吧……”這將錯就錯才將楊世克的“右派改正”與1980年塵埃落地，安排了工作，找到了舀飯吃的地方。

 

    這就是當年右派唯一的要求，先找到飯碗再說下文。多麼淳樸善良的中國人，被毛澤東如此踐踏、奴役，像楊世克這樣糊糊塗塗當了22載的“右派”！到頭來僅要求有碗飯吃的生存願望都如此艱難，不禁讓我拍案怒吼：為什麼至今對這場人類最大的浩劫——受害者經歷時間最長、遭受苦難最深、株連最廣的反右鬥爭，不給以正確評價，還在喊：“反右鬥爭是必要的”？

 

我佩服德國人的胸襟坦蕩，他們對二戰歷史認真反省、坦誠謝罪。

 

1949年12月7日聯邦德國第一位總統特奧多爾·豪斯在一次集會上談到納粹對猶太人的罪行時說：“這段歷史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全體德國人的恥辱。”這明明是希特勒一手造成的歷史罪孽，但他毫不推卸責任，因為他是德國人，他是當今代表德國意志和權力的領導者；聯邦德國第一位總理阿登納在1951年9月27日發表的一項政府聲明中表示：“新的德意志國家及其公民只有感到對猶太民族犯下了罪行，並且有義務做出物質賠償時，我們才算令人信服地與納粹的罪惡一刀兩斷了。”這就是德國人認罪的行動。

 

我敬佩台灣國民黨的領導人懂得鑑往知來的政治眼光，馬英九強調，身為國民黨主席，他必須概括承受政治責任，同時讓社會更和諧，以弭平傷痛。他表示，國民黨真心誠意，與家屬追求心靈的和解，期許“還原歷史、追求真相、化悲為愛、功德無量”。

 

    這些政治家對歷史造成的罪錯是那麼坦誠表態，難道我們今日的黨領導會缺乏這點勇氣？！不管是糊塗右派抑是不糊塗的右派，都有一個共同的期盼：像德國人那樣坦蕩、有國民黨那種眼光，還1957年反右鬥爭的歷史真實，給我老右徹底平反而不是“改正”，我等怎不願全心全意匯入和諧社會之中。

 

 

 

2008-11-24於成都土橋蝸居

 

 

 

 

 

 

 

 

 

禍年逃生記

 

      ——右派遭遇之另一版本        

 

馬萬才

 

一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屢屢被某些人稱為“三年自然災害”，一直沿襲至今。原因有二：一是怕說真話犯忌，招來橫禍；二是有些別有用心的傢伙有意掩蓋歷史真像，為製造那場災禍的罪魁禍首開脫罪責，還要給老天爺製造一個更大的冤案。其實，那三年並非天災，而是那個“最卑鄙、最無恥、最荒淫、最下流、最荒誕、最奸詐、最虛偽、最殘暴”（部分為吳祖光語）的獨夫民賊一手製造的不折不扣的人禍。

 

我是一個水電勘測隊員（技術幹部），一九五七年二十四歲。“反右”中為野外生活補貼不合理（工人少、幹部多，相差一倍）一事為工人們鳴不平寫了一篇題為《雞腳杆上剮油》的大字報，補誣為“影射共產黨對人民雞腳杆上剮油”而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一九五八年九月被開除公職，送回原籍墊江縣農村監督勞動。

 

一九五八年，大躍進運動正轟轟烈烈，各地紛紛成立人民公社，到處大放高產衛星。在那雙魔手的指揮下從村、鄉到縣、市、省，幹部們瘋了、狂了，硬是想把一個貧窮落後的中國在一夜之產是建成所謂的“共產主義”。

 

開始“敞開肚皮吃飯”的公共食堂里紅苕、包穀（玉米）羹還可勉強吃飽。到五九年底，公共食堂已是夜無鼠耗之糧，宣告斷炊。於是，餵豬的紅苕藤、南瓜葉、糯米草（一種曬乾磨成粉能熬糊的野草）乃至芭蕉頭都成了人們填充飢腸的不可多得的食物。我的祖父、父親（母親早故）和許多鄉鄰都得了浮腫病，幾乎每天都有人死去。我這個監督勞動的“分子”不但要經受飢餓的煎熬和精神上的折磨，還要沒日沒夜地承擔繁重的田間勞動，任你是鋼筋鐵骨也難以支撐啊！

 

一個大雨滂沱的夜晚，父親把我叫到床前：“樹娃（我的小名）啊，我和你爺爺看來沒得幾天了，你才二十幾歲，不能和我們一起等死啊。跑吧，到外面去憑命闖。哪兒黑哪兒歇，去打一條生路。”說罷氣喘不已。在昏暗的煤油燈下，父親雙眼噙滿了淚水。

 

次日凌晨，雨仍下個不停，趁村幹部還沒有吆喝人們出工時，我身背簡單的行李，揮淚告別雙老，踏上茫茫流亡之路。（此去竟是永訣。三十多年後，倖存鄉親告知，我走後十多天雙老即先後去世。年輕的胞妹隨後也餓病交加而死。九歲的弟弟去了區上的孤兒院。）

 

艱難地走完幾十里山路，來到長江邊上的長壽碼頭。憑着當年的一身幹部裝束，在躉船入口處躲過了治安人員的盤查，順利地登上了開往重慶的輪船。船抵朝天門碼頭已是傍晚。在臨江門山坡上一間吊腳樓棚房裡找到遠房表哥譚聲祿。表哥是彈花匠，表嫂無工作。他們每人每月有19斤配給糧食。表嫂當晚煮青菜稀飯招待我。白生生的大米於我已是久違。但我沒有狠吞虎咽，而是細嚼慢咽，仔細地品味着。此時此刻，我想起因飢餓而周身浮腫的二老，也想起一則字謎：“上八不像八，下八才像八，十字當中架，救命全造綜。”米是救得人生，餓得人死的重要性。####

 

飯畢，表哥抽着劣質香煙聽我述說家鄉的狀況，不住地唉聲嘆息（他的父母、弟弟也在鄉下）。他說：“跑出來是對的。餓死不如死。不過，現在活路很不好找，特別是無糧無戶的外流‘黑人’。一旦抓住，就會被押送回原地。”末了，他告訴我：“聽說蘭州、新疆那邊好找工作，特別是有一技之長的技術人才。”還說成都火車站附近常有那邊的汽車晚上來“偷人”，以鳴喇叭或閃車燈為暗號。一到蘭州，就有用工單位爭相招用，不要糧食、戶口關係。

 

表哥的“蘭州、新疆”之說，在我心中燃起了希望之火。我決定先奔往成都。

 

夜幕中，火車拖着疲憊的身軀“晃蕩、晃蕩”地向成都進發。真是無巧不成書。我的鄰座竟是三年前和我在一起工作的一個實習技術員。當時我們關係很好，無話不談。可此刻車上邂逅，彼竟佯裝盲啞，形同路人。“鳳凰落水不如雞”，彼一時，此一時也。我亦識時務不與之攀談，以免自討沒趣。兀自閉目養神，涵養些口水以排遣飢餓（不過人也不能一概視之。二十多天后，在成都鹽市口又邂逅原同組工作的易明華夫婦。他們已易單位在省商業廳工作。他們陪我喝了近兩小時茶。擺談之中，對我的遭遇十分同情。分別時高矮送我5斤糧票，20塊錢。此是後話。）

 

 

          二

 

車抵成都，已是晨曦初露，先到政府街省高級人民法院去找我堂兄。門衛傳達，堂兄出來見我。走至街對面，他環顧左右，神情緊張地告訴我：“一點鐘，玉帶橋公共汽車站等我。”說罷即匆匆離去。

 

玉帶橋車站，堂兄如約而至，神情仍很祟秘，有點兒像電影裡的特務接頭。他開口就說：“你不在農村安心改造，跑出來幹什麼？你成‘流竄犯’了，知不知道？”說罷，也不聽我解釋，悄悄塞給我幾張紙幣後甩下一句話：“以後再也不要到法院來找我了。”

 

我揣上相當於我原來半個月工資的三十塊錢，立即返回車站去守株待兔——等那西邊來“偷人”的神秘汽車。

 

從此，我白天漫無目的地到處轉悠，從夜幕降臨開始，便一心一意在火車北站廣場周圍凡是能停車的地方去等待。尋找“偷人”汽車，直至深夜一點以後。之後，車站候車室便是我的歇宿之所。沒有糧票，餓了，只能買點兒煮窩筍、煮紅蘿蔔之類的東西充飢。但要搭售紅酒，且價錢很貴。

 

一天，         我轉悠到成都老店“竟成園”，見店外排着長隊。一打聽，原來是在賣回鍋肉（高價，那時稱“高級”，如高級點心、高級水果糖等。其價格是平價的10—20倍。）機會難得，我毫不猶豫地跟着排隊。排了一個多小時，終於進入店內，我的前面只有兩個人了。那知那腳踏長凳、高坐於“八仙”桌上的賣票女郎竟賣起了關子，“叭噠”一聲把票箱一關：“沒得了！”經不住最前面那位女士再三懇求，女郎才把票箱重新打開：“只有最後三份兒，8元一份兒，把錢準備好！”

 

回鍋肉端上桌子，蒜苗與肉的比例約為七比三。但總算嘗到了兩年多未見的葷腥，別小看那點兒肉，由於久不見糧，身體極度虛弱，每晚至少小便三、四次。但當天晚上竟然一次也沒有了。就像不常吃藥的人，一旦吃藥，立見奇效。

 

七、八天過去了，那“偷人”的汽車仍杳如黃鶴。我不由懷疑重慶表哥所說的真實性。

 

火車站候車室屢有警察或治安人員前來查夜，乞討者或衣衫襤褸的流浪漢被帶走多人。我因穿着較整齊，且有一個被包做掩護，很像是一個候車的旅客，所以躲過了好幾次盤查。

 

如此下去決非長久之計。我決定自赴蘭州。

 

在會府（舊貨市場）效仿“楊志賣刀”的故事把一隻“山度士”手錶以60元賤賣掉。此表系1956年工資改革補發錢後購於人民南路百貨大樓，原價155元。後來瑞士表缺貨，本應高出原價。但當時一是不知行情，二是急需錢用，所以吃虧不小。所幸買者不是“牛二”。

 

那知當時買火車票竟要證件。我身上僅有一個1955年工作時單位發的義務兵役證。上面有原國防部長彭德懷的簽章。我誠惶誠恐遞進窗口。“這個不行，回單位開介紹信來”不由分說，售票員把兵役證扔還給我。

 

後來在火車站邂逅一曾西去而後返回成都的壁山籍流浪者，他告訴我，即便買到火車票要走出四川也非易事。為防止川民外流，公安、民政部門在廣元、寶雞等地均設有檢查站，盤查極嚴。無有效證件，一律當“流竄犯”處置。

 

“偷人”的車等不到，直接去蘭州不成，下來該怎麼辦，令我一籌莫展。

 

一天下午得到消息，火車站當晚要進行大清查。我再也不能在候車室扮演旅客了。在廣場周邊逛至深夜，帶着被包到郊外一個農舍旁的竹林里露宿。此時已是寒冬季節。偏偏是夜濃霧瀰漫，下半夜露水從竹葉間滴下將薄被浸濕。人在其中，如入冰窟。

 

幾十天不見一粒糧食，紅蘿蔔、牛皮菜加紅酒愈吃愈癆。白天黑夜，只有一個感覺：除了餓還是餓。

 

一天，我又不自覺地走向了“竟成園”。看是否還有回鍋肉賣。這次我失望了，大堂里冷冷清清，食客寥寥。我買了一碟涼拌韭菜和一碗紅酒，坐下慢慢吃起來。

 

鄰桌一位戴眼鏡的中年婦女給她的小女兒買了一小碗米飯。那小女孩兒扒了一口，竟然不吃了（那時多數人餓肚子，但有些人還是能吃飽飯的）。一會兒，母女倆雙雙離去。望着那一小碗剩下的白米飯，我當時也顧不得什麼斯文，什麼臉面了，立即起身端將過來，據為已有。

 

我的第三視覺告訴我，對面一個幹部（或教師）模樣的老者，見了我的舉動意味深長地搖了搖頭，但眼神里並無鄙視之間意。他的潛台詞大概是：“唉，世道維艱，男兒末路啊！”

 

就是這一小碗不足二兩米的白飯，促使我養成以後幾十年從不倒一碗剩飯的良好習慣。

 

 

            三

 

    隆冬季節，晚上沒有地方住的日子是最最難熬的。每當夜幕降臨時，我就為當晚的住宿而憂心百結。浪蕩街頭，望着那幢幢樓房窗戶里透出的燈光，我多麼羨慕那些有家，有“窩”的人們啊。

 

一天，我逛至羅鍋巷，偶然發現一家類似“雞毛店”的小旅店——賓至旅館。店內陳設簡陋，兩把竹椅，一張舊條桌。桌上放着一把掉了兩橋算珠的算盤。最引人注目的是端坐於條桌後面的那位賬房先生，瘦骨嶙峋，鬍子砬碴，口含葉子煙杆兒，戴一付斷了一條腿用麻繩繫着的老花鏡。身上那件蘭色中山服又肥又大，與他瘦弱的身材極不相稱。我一下子想起了電影《小二黑結婚》裡的“二諸葛”。

 

店不算正規大店，老頭兒也很古董。我懷着僥倖的心理上前冒叫一聲：“大爺，寫個號。”

 

“拿把憑來。”

 

“啥子把柄啊？”“把憑”即證件，我明知故問。

 

我雙手遞上義務兵役證。大爺湊近缺腿眼鏡端詳了好一陣子，“叭”一了口已經熄了火的葉子煙：

 

“沒得工作證嗦？”

 

“遭模杆兒偷了。”

 

“你在哪裡做事？”

 

“灌縣。”

 

“做啥子的？”

 

“修水電站的。”

 

“你來成都做啥子？”

 

“看病。”

 

“啥子病？”

 

問個沒完沒了，心頭有點兒煩，本想頂他：“餓癆病！”但最後還是說：“胃病”。

 

老頭兒再沒問什麼，慢條斯理翻開旅客登記薄。我心中一陣竊喜。

 

登完記，老頭兒帶我爬上“嘎吱嘎吱”響的木樓梯，將我安置在拐角處一間偏房裡。房間裡有一間單人木床，鋪着草蓆，被子很舊，但還乾淨。最使我滿意的是單人獨住，清靜自在。最後老頭叮囑我：“早晨七點開門，夜晚十一點關門。”

 

終於有了一棲身之地，心裡感到踏實多了。

 

白天仍四處閒逛，夜晚仍去火車站碰運氣。七、八天過去了，一無所獲。此時，一個最最嚴峻的問題擺在我面前：錢快用光了。

 

1960年元旦來臨。

 

頭天晚上我沒去火車站，早早回到旅店，掩上門仰臥床上，頭枕着雙手望着屋頂發呆。忽然，門被輕輕推開，賬房先生刁着葉子煙杆兒出現在我的面前。

 

“吃飯沒得？”

 

“還沒有呢。”

 

老頭兒不請自坐，我也立起身來。

 

“小伙子，你是不是有啥子難事啊？從你拿兵役證登記我就注意你了。你不像壞人，但也不像是來看病的。”

 

我以沉默對之。

 

“有啥子事跟我擺一下要不要得，看我幫得到忙不？”

 

“我沒得錢了，你能借我嗎？”我心裡說。

 

老頭的葉子煙大概是那種“遍街接火”的劣質貨，熄了又點，叭兩口又熄。一會兒，地上丟下十多根火柴棍兒。

 

我腦子裡不住地轉着圈兒，老頭兒葫蘆里到底裝的啥子“藥”，對他說不說實話？最後我想，事到如今，走投無路，爛船頗倒爛船劃。於是一五一十，把實情給老頭兒說了。

 

老頭兒聽罷，沉默有傾，又“叭”了兩口煙。

 

“今晚你早點兒睡吧，明天我帶你到一個地方去。”

 

第二天一大早，老頭兒帶我徑直去了白家塘派出所。

 

 

      四

 

一間不足30平方米的房間裡，關了近20個人。其中有老實巴交的農民，有幾個婦女，還有七、八個油腔滑調，流里流氣的年輕娃娃。

 

屋子裡很冷，既無水喝，更無飯食，也不見有人來提問。娃娃群里人拿出用黑紙卷的劣紙煙（俗稱“黑爵士”）點燃讓人們吸，兩角錢吸一口。還有用古巴糖製成的呈黑褐色的水果糖，五角錢一顆。除那群娃娃里有人買食外，余皆無人問津。

 

那一整天水米未進。那一天是一九六零年元旦。

 

一直到下午，才有兩個民警來將門打開。把我們一群人押出派出所——移送多寶寺收容所。

 

途中，有幾個娃娃跑掉。民警只是吼罵了兩聲，並不追趕。

 

到收容所已是黃昏時刻。第二天早晨，每人有一小碗約三兩米的粑粑飯。吃完飯後全部被收容人員被押至附近的三磚廠挖、運磚泥，有人監督。活雖苦，但總算有了飯吃。

 

整整挖了三天泥巴。

 

第四天沒叫大家出工。約十點鐘，全體被收容人員被集中在收容所的院壩里。人們不知將會發生什麼事情，估計是要被遣送。

 

一會兒，從辦公室走出幾個警察，還有幾個幹部模樣的人，徑直走到人叢中挑選人。被選中的站到另一邊。大約選了一百多個人，全部是年輕男性，我也在其中。不一會兒，三輛大客車緩緩駛入，將被選出的人全部載上，向天回鎮方向開去。

 

沒問各人原籍何處，姓甚名誰，且乘坐的是各人有一個舒適座位的客車，不像要遣送回原籍。但究竟要把我們弄到什麼地方去呢，令人費解。

 

這太令人感到突然。對我這個瀕臨絕境，走投無路的流浪者來說，無疑是天上掉下餡餅來！

 

早知如此，去陶瓷店打爛幾個罈罈罐罐，或去搶幾個包子饅頭，不就輕易進收容所了嗎？偏煞費苦心去尋找什麼“偷人”的汽車。

 

賓至旅館含葉子煙杆兒的大爺，我真該給你磕頭啊（我寫信給重慶的表哥，囑他把在農村的表弟叫出來，到成都後找機會進入收容所。後來表弟來成都果然被安置在光華村成都自來水廠）！

 

步行入山，只見重巒疊嶂，絕壁千仞。我們就要在這懸崖絕壁間開鑿出一條運送煤炭的輕便鐵路來。這裡叫成都市天池煤礦桅杆坡築路隊。我們的工作是削崖撬石，打眼放炮。腳下是萬丈深谷，沒有任何勞動保護工具和設施。有幾個“流”哥命運不濟，路未修通，自己卻走向了黃泉路。

 

艱苦的勞動，玩命的活計，但沒有人願意離開，因為這裡每人每月有42斤糧食還有點兒零用錢。1962年鐵路竣工時，時值各機關廠礦大量壓縮人員。我們這批“流竄犯”大部分回了原籍。我因老家已無親人，無家可歸，從此又成了一名中國不要，外國不收的流浪者。但外逃三年，好歹撿回了一條性命。

 

 

2008年10月29日於雙流

 

   

 

 

 

 

 

 

 

 

 

“四川農學院反革命鬧事案”真相

 

覃承源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迄今已過去五十一年了。被定性為“四川農學院反革命鬧事案”中罹難的我從當年的熱血小青年，也變成了七旬老人。無論時代怎樣變遷，一九五七年永遠是我刻骨銘心的一年。永遠忘不了遭到開除、勞教和勞改的師生，不少己為此受盡折磨含冤九泉。

 

一九五六年六月，四川大學農學院領導向全院師生傳達了四川省人民政府、四川省高教局根據國務院、國家教育部在高等院校進行院系調整的意見，決定對原四川大學所屬農學院進行調整，在雅安市建立四川農學院。原川大的農學、畜牧、林學三系師生，八月份前往雅安市四川農學院報到入學。文件傳達後，師生們認為是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脫離實際的錯誤決定，牴觸情緒嚴重。但大家到了八月，廹於圧力還是告別了川大來到雅安新建的四川農學院，開始了新學期的學習。

 

這事到了一九五七年整風運動，師生們受到毛澤東講話的鼓舞，加之看到人民日報發表多篇關於整風的社論和大量報道，深感偏僻的四川農學院落後於形勢發展了！四月上旬，由農學系學生楊序賢等人，在校內貼出了第一張大字報 “請問省高教局為何不經調查研究，不徵求和聽取院專家和師生的意見，武斷決定四川農學院遷院”。這張大字報一貼出，立即引起全院師生的巨大反響和共鳴。有關“遷院”意見的大字報琳瑯滿目，從科學上論證了雅安地區，由於地處盆地邊沿，雨水過多，日照不足，對四川的農作物栽培和良種培育沒有代表性；有的大字報批評川農遷院是高教局領導嚴重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的產物；教師們列舉了從成都移植到雅安的小麥良種發生變異退化，以及遷居雅安的良種乳牛產奶量下降的事實，說明雅安地區並不適合農學院建院。要求糾正川農遷院的錯誤，成了全院師生的共識。

 

全院各系各年級相繼成立了大字報社和論壇。當時影響較大的有農學系的“和風細雨，六人行”；畜牧系的“剌蝟”、“牛虻”；林學系的“行動起來編輯部”等。行動起來編輯部是我們林二年級唯一的大字報社，它由朱伯華、尹化傑、張科文、徐孔昭、黃定國和我共同發起組成。目的是匯集全年級同學的鳴放意見。我們寫出不少大字報，內容都是圍繞着遷院反對“三大主義”。由我執筆署名的有兩篇：一篇題為《封建主義是三大主義的根源》，另一篇題為《四川農學院遷院是省高教局不尊重科學，不尊重民意，是對民主集中制的粗暴踐踏》。此外，在院團委幹部鳴放會上我發言指出：我國應吸取蘇共教訓，在政治生活中堅決反對個人崇拜，反對神化個人。因為“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

 

四川農學院鳴放大字報的內容逐漸涉及到：發揚‘五四’精神，要民主、自由；我國選舉制度不完善，民主程度不夠；言者無罪，只是句謊言，現實中語言罪，文字獄依然存在。這時由學生會主席劉天眷和農學系的楊序賢、李德培，畜牧系的趙彬昌、汪樹倫同學共同發起，倡議全院各系大字報社聯合起來，組成“聯合編輯部”，簡稱“聯編”，共同商討向上級反映對於遷院的意見。“聯編”成立後，立即與學生會共同草擬了一份《四川農學院師生給國務院的一封信》。為了讓“信”更具代表性，還將信張貼在院禮堂前，並附上簽名冊，大家簽名十分涌躍，不到一天時間，全院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師生，都簽名表示贊同和堅決支持。

 

一九五七年五月中旬，院農學系主任楊志農教授（雅安市民盟負責人）在雅安地委和民盟雅安市委組織的鳴放座談會上發言，表達了對川農“遷院”的意見。五月下旬，在中共四川省委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上，楊志農

教授和畜牧系的夏定友教授（留美畜牧專家，一九五三年為報效祖國，毅然放棄在美高薪，回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一併列席發言，共同反映了川農師生對於“遷院”的意見。有關領導部門沒有任何表示，他們對群眾在整風中的意見仍然釆取官僚主義態度，師生們更是一肚子氣。

 

五月下旬的一天，在學院的大字報棚貼出一張上海交大寄來的信。這信是畜牧系一位女生的高中同學寫給她的，她看後貼出。信中寫到：“上海交大原來按照教育部院系調整精神，決定遷院西安。但受到交大師生們的抵制和異議，他們將意見直接如實向國務院進行了反映。最後，考慮到群眾的呼聲，由周總理親自出面協調，表示在調查研究之前，暫不執行遷院決定”。師生們看到此信，群情激憤，頃刻之間在學院掀起軒然大波。因為，院學生會五月初就向國務院反映了廣大師生對“遷院”的意見，至今杳無音訊。上海交大和川農同屬高校，有相同的情況，國務院在處理上卻是兩樣對待？於是，雪片似的大字報和標語，很快貼滿了全院。“質問國務院，同屬高校為何區別對待”，“交大重如泰山，農院經如鴻毛”，“堅決反對國務院重工經農的錯誤觀點，要求學生會派代表赴蓉請願”，“向國務院發電申訴”。這些呼聲一時成了全院鳴放的焦點和共同話題。由於同學們的情緒難以控制，沒有心思再繼續上課了。於是出現“要求院黨委和行政停課鳴放”的大字報，並得到大家的熱烈響應。畜牧系獸醫專業有些班首先停課，隨着各系也相繼停課。

 

在眾多輿論的要求下，最後由學生會和“聯編”共同倡議：由各系選出學生代表組成“四川農學院學生代表團”，赴蓉上訪，向省委，省政府和高教局直接反映全院師生對“遷院”的意見。倡議迅速得到大家的擁護和支持。於是按學生人數比例，由同學們推選，成立了“赴蓉代表團”。團長由學生會主席劉天眷（農學系）擔任，團員有農學系三名：萬家貴，楊序賢，李德培；畜牧系三名：施承杞，趙彬昌，汪樹倫；林學系二名：覃承源，劉松康，共計九人。

 

代表團成立後，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六日上午，楊序賢、萬家貴、劉松康等同學，來到雅安市河北街長途汽車站，購買赴蓉車票。殊不知售票員見同學們胸前的校徽便稱：“奉上級指示，不售票給川農學生”。經同學們再三解釋和申辯，車站仍然拒絕售票。在此狀況下，萬家貴同學返校將情況告訴了正在自習的同學們，大家聽了非常氣憤。馬上就聚集了二十幾個同學，手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趕到車站，質問車站有關人員為何不售票？雙方發生爭執。瞬間車站售票處不知從那裡“聚集”了不少“群眾”對同學們進行謾罵：“就是不賣票給川農學生”，“只要你們敢離開雅安一步，就打斷你們的狗腿”。同學們則手舉憲法高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萬歲”。互相對恃舌戰了約二十多分鐘，車站負責人請示上級同意售票給我們。回到學院，同學們知道購票時發生的情況都憤憤不平，議論紛紛。由於翌日代表團即將赴蓉，為了最後一次徵求大家的意見，晚上在禮堂前的大字報棚內，召開了全院學生大會，棚內燈火通明，人流如潮。當學生會主席劉天眷在台上正準備講話時，突然畜牧系有個同學大步上台，搶過話筒對同學們高喊：“請同學們注意，請同學們注意！現在，會場人群中混有校外的閒雜人員，請同學們按班整理好隊伍，請閒雜人員離開會場。”隨後各班整隊才發現，人群中確實混有來歷不明的一男一女。經詢問才知道是雅安地委工作組的孫德夫（男，團地委副書記）和黃珍（女，地委宣傳幹事）。由於購票受刁難和被圍攻，有的同學顯得情緒激動，紛紛質問他們為什麼不正大光明，而鬼鬼祟祟地混在人群中？後經趕來會場的院黨委書記趙光榮證實，二位確係地委工作組的同志。劉天眷同學便請他們暫到學生會辦公室休息，待大會結束後再向他們匯報和交換意見。接着大會繼續進行，劉天眷同學向大家宣讀了《向省委，省政府和高教局反映情況的書面材料》，經同學們熱烈鼓掌一致通過。晚十時許，大會結束。

 

殊不知後來揪斗右派時，同學們正常的購票乘車，被污衊為“圍攻車站進行反革命宣傳”；請地委工作組同志暫到辦公室休息，被渲染污衊成“非法審訊地委工作組人員，從十六日晚十一時，一直審訊到十七日凌晨二時”。後被定性為“四川農學院反革命鬧事案”，真是無中生有，用心狠毒，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第二天早上，我們學生代表團一行九人，在院黨委書記趙光榮的護送下，來到雅安汽車站，雖然受到了“群眾”們怒目而視的“夾道歡送”，但總算是平安到達了成都。在成都我們受到川大同學們的熱情歡迎，住進了川大學生會，得到他們的理解和支持。

 

代表團抵蓉的第二天，我們就分別去商業街的四川省委、督院街的四川省人民政府，求見省長李大章。省長避而不見，我們向省政府辦公廳和省委辦公廳呈交了“意見書”。下午全體成員到四川省高教局，參加由局長康乃爾主持的座談會。會上我們反映了全院師生對遷院的意見，懇求高教局對“決定”再次進行調查研究。     

 

五月十八日上午十一時許，我們正準備返校。有位自稱川農的同學找我們。畜牧系的施承杞同學認識他是畜牧專業一年級學生彭安本。他十九歲，四川江津縣人，自幼在孤兒院長大。因聰慧被送入初中學習，後考入川大畜牧系。我們見他滿面憔悴，疲憊不堪，腳上僅穿着一隻鞋，另只打着赤腳。見到我們，泣不成聲。稍平靜後，才向大家哭訴了在五月十七日，代表團離開雅安後，學院裡發生的事件。

 

據他說，五月十七日中午，學院門口陸續聚集了不少“群眾”，聲稱要進校觀看大字報。被門衛工友拒絕後，就有不少人強行衝進校門，甚至還有人翻越學院圍牆。見此情況，畜牧系同學劉家祥挺身而出。號召大家組成護校隊，協助門衛工友維持秩序，保衛學院的安全。此時校門外的‘群眾’越聚越多，其中有的是機關幹部裝束，有的身着勞保服看似工人，還有從遠道而來扛着扁擔的農民，甚至還有小商販。這些‘群眾’，奮力衝擊學院大門，砸爛門鎖強行推開，衝進了校園。正在自習和看大字報的同學們毫無防備，只見他們在校內一路狂奔高喊“把反動學生揪出來”的口號，見到大字報就撕，見同學就抓住推搡不放，命令他們必須交出鬧事的反動學生。很多同學被打被罵，嚇得四處奔逃。不少女生更是嚇得躲在床下眼淚直淌。由於大批外來人員進校，校園設施被毀，狼藉不堪。美麗的花園被夷為平地，一片淒涼慘不忍睹。彭安本說他出於義憤，悄悄摘下校徽逃出學院奔向成都，將這些情況告訴我們代表團知道。他從雅安到成都有一百四十七公里的路程，腰無分文錢，忍飢耐渴連走帶跑的到了“金雞關”，鞋已爛了一隻，只好光着一隻腳忍痛艱難

行走，好不容易才攔到一輛貨車苦苦哀求，司機才同意讓他搭車到了成都。

 

我們聽了彭安本同學的一番哭訴，個個義憤填膺。大家一致提出必須將這一嚴重事件，十萬火急的向省委、省政府匯報反映，以求得公正解決。不然，公理何在？民主何在？我和施承杞同學，根據彭安本的講述，當即寫了題為《我們的哭訴》的一篇文章，由代表團成員分別向省委、省政府呈報，並向成都各高校學生會散發。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日，我們代表團一行十人（加上彭安本），懷着忐忑焦急的心情，乘車返回了學院。剛跨進學院大門，我突然感到一種異樣不祥的寧靜。校門上方掛着一條紅布橫幅，上面寫着“熱烈歡迎中共雅安地委工作組來院指導整風運動”。一反往日的激情喧譁，整個校園悄然無聲，所有的大字報早已蕩然無存。我們回到各自的班級，看到同學們無限憤懣與惆悵。對於‘群眾’進校一事都閉口不提，仿佛是從未發生過的夢魘。

 

這時，學院已經複課，離期末考試已為時不遠，大家都力爭考出好的成績。考試結束，我們林學系的同學都以為即將去峨眉山實習，其他年級的同學也盼望着回家與親人團聚。突然，學院發布通告：“根據院黨委和院行政研究決定，本暑期暫不休假，學生及教職員工均不得擅自離校，統一按上級黨委安排進行政治學習”。接着各系在院黨委領導下進行全天學習。先是學習人民日報六月八日社論《這是為什麼？》以及《要有積極批評，也要有正確的反批評”》、《工人說話了》等，六月十九日

公開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就反覆學其中增加的區別香花與毒草的六條標準。大概是六月末的一天早上，我去晨練途經大字報棚時，看見大家正觀看一張新貼出的大字報。題目是：《揭開所謂共青團員的畫皮，請看楊序賢在整風運動中的表演》。指責楊序賢以幫助黨整風為名，組織並把持農學系的“和風細雨”大字報社，寫出多篇文章，惡毒攻擊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和文藝政策，醜化黨的歷次政治運動，為反革命分子胡風喊冤叫屈。署名為農學系一群真理捍衛者。緊接着，不斷貼出：《楊序賢策劃組織‘聯合編輯部’是借遷院為名，控制學院鳴放輿論，發起向党進攻的運員令》、《請看楊序賢何許人也》，揭露楊序賢是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猖狂反黨反社會主義是他的階級本性的大暴露。與此同時，貼出了批判學生會主席劉天眷同學的大字報：《劉天眷依仗學生會主席的職務把持學生會，配合“聯編”在遷院鬧事中扮演可恥的領頭羊角色》，《赴蓉代表團是劉天眷、楊序賢一夥欺騙全院師生，一手策劃的反黨陰謀》。畜牧系也相繼貼出批判李德培、萬家貴、汪樹倫、趙彬昌等人的大字報。學院被充滿火藥味的批判討伐聲所籠罩，已洗刷清除乾淨的大字報棚，重新被鋪天蓋地的揭發批判右派的大字報覆蓋。

 

在四川日報點名批判農學系主任楊志農教授後，校內立即掀起對楊志農、夏定友的批判鬥爭。說“楊志農是川農‘遷院’鬧事的總後台”，“在四川民盟鳴放會上的講話，是一株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硬把四川農學院遷院“鬧事”說成是四川民盟潘大逵在雅安的試點，要楊志農交待與民盟潘大逵、趙一民的關係；說夏定友煽動學生鬧事，鼓吹外行不能領導內行反對黨的領導。千方百計牽強附會地把四川農學院學生鬧事，聯繫到楊志農頭上，然後再與四川民盟潘大逵、民盟中央章羅聯盟掛鈎。這樣，不僅定為“反革命鬧事案”，也陸續在教師中揪出二十多名右派分子。

 

一九五七年七月三日

，一張醒目的大字報標題印入眼帘：“把赴蓉代表團的骨幹分子覃承源揪出來示眾”。從此，在系上級上連續不斷的對我進行了半個多月的批判鬥爭。給我強加以下莫須有的罪名：猖狂反對社會主義制度，胡說遷院決定是對民主粗暴的踐踏；以反對個人崇拜為名，含沙射影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污衊群眾進校是雅安地委有計劃，有組織對學生的鎮壓。我們赴蓉代表團的成員，包括彭安本同學在內，全部劃為右派分子，無一倖免。四川農學院反右風暴一直持續到八月底才告一段落。

 

一九五七年十月三十日，黨支部書記熊志誠通知我不再上課，到院黨委組織部開會，接受處分。到了組織部辦公室，只見農學系的萬家貴、畜牧系的汪樹倫同學已經到場。張部長叫我們三人坐下，然後拿起早已備好的文件，照本宣科地念道：經院黨委研究並報請雅安地委反右領導小組批准，現對你們進行組織處理：

 

汪樹倫，男，現年二十歲，四川省江津縣人，家庭成份富農。一九五六年秋季入學，就讀四川農學院畜牧系畜醫專業二年級。該生在一九五七年黨的整風運動中，懷着刻骨的階級仇恨，在其把持的“牛虻”反動組織中，發表多篇反黨反社會主義毒草；在所謂“赴蓉代表團”請願鬧事中，充當核心骨幹分子，現決定予以開除學籍，送勞動教養處分。

 

萬家貴，男，現年二十一歲，四川成都市人，家庭成份地主。一九五四年秋季入學，就讀四川農學院農學系農學專業四年級。該生在一九五七年黨的整風運動中，懷着刻骨的階級仇恨，趁鳴放和四川農學院遷院之機，猖狂向党進攻，曾發表多篇惡毒攻擊黨的方針政策的毒草，公然叫囂“解放後農民的生活還不如給地主打工”，大呼今不如昔。該生在赴蓉代表團請願鬧事中，充當核心骨幹分子，現決定予以開除學籍，送勞動教養處分。

 

覃承源，男，現年十八歲，成都市人，家庭成份反動軍官。一九五五年秋季入學，就讀四川農學院林學系森林經營專業三年級。該生在一九五七年黨的整風運動中，懷着刻骨的階級仇恨，趁鳴放和四川農學院遷院之機，猖狂向党進攻，在鳴放中曾作“從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的教訓，看個人崇拜的危害”的發言，含沙射影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並叫囂為胡風反革命分子翻案。該生在赴蓉代表團請願鬧事中，充當骨幹分子，現決定予以開除學籍，送勞動教養處分。

 

處理文件宣讀完畢，院保衛科人員立即將我們三人押解離校，送至雅安市公安局收容所。我無聲地告別了校園，告別了學友，從此，走向漫漫無期的勞教之路。

 

時光無情的流逝。時隔半個世紀，顛沛流離，大難不死的我，有幸與當年被劃為右派，倖存的同窗學友廖成忠、朱伯華、尹化傑、岳維福，何雲生等再聚一堂。昔日這些躊躇滿志，風華正茂的熱血青年，早已被歲月的風刀霜劍，血雨腥風侵蝕鏤刻成滿面滄桑。通過交談才知道，自從我被第一批處分悄然離校後，學院對已定性的右派分子，陸續進行了處理。首先把學院的遷院事件定性為“四川農學院反革命鬧事案”，對為首的楊志農、夏定友教授以及學生會主席劉天眷（農學系）、劉家祥（護校隊負責人）、趙彬昌（畜牧系）等骨幹分子，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在雅安市召開公判大會，分別判處十至十五年的有期徒刑；對廖成忠、何雲生以開除學籍，遣送回原籍處分；對朱伯華、尹化傑、岳維福同學以開除學籍、留校察看處分。其他右派分子均受到送勞教或開除，或留校察看的處分。

 

二零零七年，我從四川農業大學組織部門獲得一份中共四川農學院摘帽辦公室“關於改正右派分子工作總結紀要”。紀要寫道：

 

（一）一九五七年整風反右鬥爭中，共劃右派分子八十五人。其中學生五十六人；教職員工二十九人（教師三人，講師四人，助教十一人，教輔四人，省地管幹部二人，幹部五人）。

 

（二）被定為中右分子的一百二十八人。其中教師一人，學生一百二十七人。

 

（三）被定為反動組織的二十八個。參加人員二百五十七人。

 

（四）對上述右派分子，經複查屬錯劃，全部予以改正。

 

（五）一九五七年在整風鳴放中，師生對四川農學院遷院有意見，因遷院問題被定為“反革命鬧事案“，經複查，報經省地委和法院批覆，屬錯案，按錯案糾正；對逮捕判刑的楊志農、夏定友、劉天眷、劉家祥、楊序賢、李德培、趙彬昌七人，撤銷原判，宣告無罪，恢復政治名譽，落實有關政策。

 

至此，曾震驚全國，轟動四川的所謂“四川農學院反革命鬧事案”終於平反昭雪了。但楊志農教授早已慘死在苗溪勞改農場獄中；夏定友

教授在平反後回到四川農學院不久就病逝；被無辜判刑入獄的同學至今有的還下落不明。學院二百幾十名受害師生中，有多少人含冤而逝？有多少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又有多少親屬備受株連橫遭歧視？它反射出一個極權專制的政體，對自由、民主、人權的踐踏，是何等的卑鄙和殘酷。

 

這場浩劫卻被當年的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組長鄧小平，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以黨的決議形式結論說：“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是，反右鬥爭被嚴重的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幹部，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後果”。我們不禁要問：既然是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右派分子都是錯劃的，那麼，發動反右運動還有必要嗎？既然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右派分子是錯劃的，那麼，反右運動還是正確的嗎？

 

曾遭受政治迫害的右派分子雖然已獲改正，但被無辜地關押勞教勞改，他們既無財產賠償，也無經濟賠償，更沒有精神賠償。他們所得到的只有三個字——向前看。

 

這段慘痛的歷史，有人要人們“失憶”、“失語”，不讓還原歷史的真實面目，不讓子孫後代了解父輩們為追求真理而蒙受的苦難和痛苦。若如此，那些死不瞑目右派難友們的冤魂怎能安息啊！

 

 

 

 

 

 

 

 

 

 

 

 

訪昔日新勝茶場        

 

安茂根

 

流監歲月陰霾天，霸道王禮總循環。

 

老君洞內冤魂怒，四方山中怨鬼喧。

 

一干人犯朝天去，萬畝茶樹化地煙。

 

荒草難掩世紀恨，誰說牢底坐不穿。

 

 

2008年10月21至23日，我們一行五人重遊了28年前“就業”的“集中營”。為何把就業單位稱作集中營？因為該處原是“勞改隊”，對外稱作“四川省新勝茶場”，位於四川省永川縣（現屬重慶市），緊靠成渝鐵路邊，交通十分方便。

 

1962年結束“右派”勞動教養，但不准回家，強制留隊就業，因此就被送到新勝茶場，後來才知道此處是四川省公安廳所屬管教大隊，以前是關犯人現為刑滿就業人員，仍然由公安廳勞改局管理。

 

當時由公安廳築路二支隊（415），轉來數千人分在四大隊各中隊，統稱就業人員。我們五人，其中有四人曾分別在老君洞和四方山兩個隊就業，另一人是家屬。最長的在山上生活了十七年，這時正是茶場的鼎盛時期，親身體驗了共產黨的殘酷與剝削。毛澤東的手段與希特勒不同，希魔是消滅異族猶太人，毛魔是利用“階級敵人”為他創造財富，以極小的代價創造最大的財富，令人難以置信。共產黨是要消滅階級、消滅剝削的，為何要剝削我們，由此看來全是欺騙，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年，更看清楚了共產黨的本質——最無恥的騙子。早在就業時，戴世禮

先生（已故）就說過：“共產黨奉行的‘勞動創造世界’實際是‘勞改創造世界’”。

 

茶場在1962年以前，在犯人的勞作中已形成規模，號稱萬畝茶園。除制茶外，還有檸檬、廣柑、蜜桃等副產品。主產是茶葉，有兩個制茶車間，一個製做紅茶和茶磚。中國人不習慣飲紅茶，主要供出口。茶磚是用秋末修剪茶樹（棚），剪下的老葉經蒸煮而成，銷往藏區。另一車間制綠茶，是用春天第一批採集的嫩芽炒制而成，數量不多，供茶場進貢用。有一年朱德到茶場，連夜命只採一芽一葉，專門炒斤把製成“碧螺春”，送給委員長。

 

所以茶樹全身是寶，這十幾二十年不知創造了多少財富！但這些勞動者每人每月的報酬，從20—35元，扣除伙食十多元，最多可剩下20元。當時糧食緊張定量低，必需自己買“進口貨”補充，以延續生命。管理茶園、採摘茶葉、防治病蟲這一系列勞動是非常艱苦的。以採摘來說，不像舞台上“採茶撲蝶”那麼飄逸，規定數量完不成，在酷暑天中午要犧牲午休“自動”加班；採下的茶葉通常百多斤，需挑運到制茶車間，遠的十來里，近的也要數里，而且要爬坡，勞動消耗量大，又吃不飽，其味無窮。茶樹的蟲害十分嚴重，計有浮塵子、白蠟蚧、茶毛蟲、紅蜘蛛四害。前兩種較輕，後兩種較重，要用農藥噴灑，有敵百蟲、樂果、石硫和劑，加手工捉拿。一旦發生紅蜘蛛（蟎），茶樹就像被火燒一樣，全部乾枯；茶毛蟲一坨一坨，啃吃樹葉碰着它周身刺癢，且很難置其於死地。像這樣的勞動，年復一年沒有盡頭。農業生產應當說是比較安全的，但據我所知因事故和飢餓或疾病而死亡的也非少數，僅四方山中隊就有文韜（黃埔十六期，國民黨軍官）因破壞統購統銷罪，刑滿後就業，在砌茶梯保坎時摔死；郭輝政（學生右派）因貪食而喪命；白練（數學教師）患癌症去世。在老君洞中隊有西師數學系學生廖遠平、歷史系學生李德志、西南農學院學生金介岺均是“右派”死於非命，就地掩埋在荒山之中。“文革”期間國營企業大都停產鬧革命，勞改企業不准參予且加強生產，這些已恢復公民身份的人，仍然處於半犯人狀態，與勞改、勞教統稱“三類人員”。場部門口公然貼着“三類人員禁止通行”的告示，此之謂“二勞改”也。

 

    1976年毛魔死了“文革”結束，“四人幫”垮了，胡耀邦主持正義，撥亂反正，“改正”右派，我們得以真正恢復名譽，走出了牢籠，深深吐出一口怨氣。恢復工作十來年，就到了退休年齡，頤奍天年了。在四川受過難的同胞，時常聚在一起吃喝玩樂，到也消遙快樂！一天突發奇想，官鴻壽君倡議邀集陸清福、安茂根，張

女士（某難友的妻子）奔赴永川，到重慶文理學院（原江津師專）會見老難友，因原有交通車已取消，要求曾老師找車直奔茶山，參觀“新勝茶場”。到了山上大吃一驚！雖然自我們離開後，又恢復勞改監所，可仍然在生產，但是現在萬畝茶園已荒涼一片，看來已荒廢十餘年，我們到老君洞隊部，已荒草沒脛，原建築已無房頂，茶樹已荒蕪，沒人管理。偶然遇到路人打問原地名，像王家坡、殷家漕，大凹田，已茫然不知，只看見零星土煤窯還在挖掘，公路坑凹不平，路中長滿荒草，一副破敗景象，不知是否劃歸重慶後被放棄了，還是其他什麼原因？茶葉自來是中國出口商品，與絲綢、瓷器、桐油齊名，由於保守，缺乏科學，逐漸落後成了累贅。據知情者稱：勞改生產的茶葉，在國際市場一直競爭不贏印度、斯理蘭卡等，除農藥殘存量超標外，一個重要原因是犯人血汗產品非人道，公安部門不懂竟用“新勝”、“苗溪”等商標，後來明白了再改商標也不靈了，只好內銷。這是荒廢的重要原因。茶樹雖也是生命，但它擔當了我輩苦難的載體，而那些指揮用茶樹剝削的酷吏們，其下場應與茶樹同。荒草萋萋實難掩蓋“五·七” 亙古奇冤！茶場的荒廢，預兆着頑固不化的共產黨將像它一樣的消亡。此文得劉文欽君協作特致謝。

 

 

 

 

 

 

 

 

 

 

文革中所謂“成都右派翻案集團”真象  

 

彭慕陶

 

1970年，隨着全國“一打三反”運動的開展，四川成都市革委會為了緊跟形勢迎合極左政治的需要，他們一夥出爾反爾背信棄義，原先說我們是“受害的革命群眾”而不是右派,並全力支持我們起來造反，現在將我們誣衊為“成都右派翻案集團”里的反革命分子，對我們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從嚴懲處，全市遊街示眾，布告貼滿全城，廣播、電視、報紙全程報導，成為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取得的“偉大成績”，上報中央，請功領賞。誰知後面是非顛倒、血跡斑斑。

 

 

一、我們是什麼樣的一個“右派集團”

 

原來我們幾個都是年紀較輕，出身很好的青年學生，一解放就參加革命，在公安政治系工作的基層幹部，半數是青年黨團員。

 

彭慕陶，1951年參加革大，入團後調公安大隊政治處工作，1954年轉至四川省國營前進鐵工廠，1955年為支援對私改造，調到成都市輕工局秘書室工作，任團總支委員。1957年整風運動中為響應幫助黨整風的號召，向黨組織提出改進工作的“建議意見”，當時就得到主持整風會的趙局長和全局團員的贊同、支持。任思喻也是竭力支持者之一，後來在反右派中被斷章取義，歪曲事實劃為右派分子。

 

李全榮是成都市公安局政治處的一般工作幹部、黨員，整風中就本單位工作提了此批評意見，結果也被劃為右派分子。

 

李秉傑原是成都市斌升街派出所內勤幹事，平常患有風濕關節炎，整風前有天晚上同另一人值班，沒事就在辦公室一張地圖前感嘆說：“我這個病如果到東北治療太冷，到南邊去治又太熱，台灣氣候是冷熱合適，但又沒有解放。”反右中和他值班的那位就揭發他：“在值班時都在察看地圖，妄想逃奔台灣投敵叛國”。他父親只是在舊社會當過機械技工，就把他的出生改為地主，劃為右派，開除回家。

 

王雪琪原是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的書記員，在整風會上從未發過言，只是在一次會議上，有人說：“我們法院從院長到廚房炊事員都是共產黨員當領導”，她就“哦”了一聲。後來說她贊成儲安平的“黨天下”而劃為右派，並被開除回家。

 

還有成都市郊區政府的江仕森，他也是一般工作人員，平常說話有些尖酸刻薄，愛開玩笑，戲謔人。因他說過×區長的通訊員在區長面前就像川戲“迎賢店”中那個小丑那樣彎背哈腰，唯唯諾諾一付奴才像。反右中說他污衊黨的領導和積極分子，被打成右派。

 

就是這樣幾個被冤枉的人，依理說，組織已作了處理，本人又無有新的過錯，根本沒有理由無數次的批鬥毆打迫害，這是起碼的法律準則。但是從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拿我們這些人開刀，紅衛兵抄家，天天打罵，吐口水，抓頭髮，家中父母、孩子、弟妹均遭辱罵，任意欺侮，家無寧日，受苦不迭，生不如死。

 

 

二、我是如何回家受迫害和他們結識的

 

1962年我在四川省“大躍進”後大饑荒的重災區雅安專區滎經縣農場勞動，後來縣上借大災害之機，以精簡壓縮之名取消最低工資壓縮回家（這又是一次無法無理的處罰）。成都是我祖宗三代土生土長的地方，卻因“右派”之名上不了戶口，正正堂堂的一個執有“選舉權”的公民，二年多卻變成了黑人黑戶。黑人黑戶也不要緊，反正我都是被侮辱與被損害者，但是上不了戶口就領不到維持生命的糧食，也無法找臨時工做，二三十歲的當家漢子卻要靠年近六十的老母親和幾歲的孩子，從本來就不夠吃的糧食供應中省下口糧來養活我自己，真是忍不下心。但又別無他法，既不敢去偷，也不敢去搶，聽到孩子叫肚子餓就更是心如刀絞。仰望蒼天，我何罪之有!

 

直到1964年鄰居中有一個右派從勞改隊受傷喪失勞動力，送回家裡，在公安廳批准下，才上了戶口。我受到啟發，大着膽子去找廳里申訴，才獲得批准上了戶口，才能去找工作。我找到原教我美術的李老師，他了解我的技能和水平，給我介紹到電影院去畫海報。到了影院試用後可以，叫我填表，我考慮到如果不說明我的右派問題，怕對不起老師，又欺騙了組織，我只有如實填寫，結果政治就過不了關，被辭退了。

 

最後只有去賣苦力，做臨工，維持生活。

 

 

三、文化大革命中我們又第二次上當受騙

 

文革開始，親友和關心我的人都一再對我說：“這又是一個大的政治運動開始了，千萬要注意，記住歷史經驗教訓，不要介入。”我聽親人的規勸，做完工，中午吃茶休息，我都單獨把茶端到角落裡不同任何人擺談。回來路上，都不去看大字報，直來直去，免找麻煩。

 

可是不久，事與願違，我愛人單位的造反派、紅衛兵說我是右派，強行把我的戶口下了，不准住單位宿舍，不准去上班，趕出家門，親友們不敢接納，住旅館又無證明，通宵達旦，流落街頭。無路可走，生不如死，實在無法。

 

面對這個殘酷的事實，我們同管區的幾個命運相同的人，商量去北京了解黨中央的政策，究竟要把我們這些人如何處置。我們就於1966年12月去了北京，找到中央文革西南組，向接待人如實匯報了自己被劃右派的的情況。接待人聽了我們匯報後說：“毛主席黨中央當時反右派，主要指那些心懷不滿與共產黨較量的資產階級大知識分子，像你們這些人都是黨的基本群眾，根本不應該劃為右派分子。這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聽毛主席的話，不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造成的。現在你們就應該依靠當地的革命造反派起來揭發他們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罪行。”

 

接待人隨即給我們開具了給省革籌和我們原單位造反組織的介紹信，並發了回成都的車票。我們回到成都後，把中央文革接待站開的介紹信交給省革籌和成都工人造反兵團、八二六、紅成革命組織等造反派，在他們支持下，都把我們當作是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迫害的革命群眾；兵團還給我們提供了辦公房（文化宮）和筆墨紙張。

 

我們在這些“革命組織”的支持下，寫了一些在資產階級反動路迫害下，一些別有用心的人，違背毛主席指示，用歪曲事實，顛倒黑白，無限上綱等手段對我們進行打擊迫害的材料上報省革籌，其餘沒有任何活動。

 

只是在寫材料中，有人提出：既然中央、省革籌、造反派都不把我們視為是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而是受迫害的革命群眾，我們又有公民權，是不是成立一個“五七戰鬥團”專門來搞大批判？我說：“我個人意見，這些事慎重一點不要亂來，還是先給省革籌寫個報告問一下，如果批准了，再搞，沒有批准就算了。”

 

結果我們交了報告，沒有回覆，我們也沒有成立任何組織，可是在1968年以後，在反擊“右傾翻案風”、“一打三反”、“清理階級隊伍”中，造反派把他們原來認定我們“是黨的基本群眾”、“不是右派”、“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受害者”一下全部推翻，說我們“是乘機翻案的反革命”、“是右傾翻案集團”，“是混進黨里、政府里……革命組織里的反革命分子”，對我們進行拘留審訊。

 

在拘留審訊中，對我提出三個問題

 

1、為何要組織翻反右派運動的案

 

我回答是：我們根本沒有任何組織，也沒有翻右派的案。我們是根據中央文革西南組的指示辦事的。我們是在省革委、革命造反派支持下寫了一些各自受迫害的材料。我們並沒有否定反右派運動，我們更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只是被一些人無端迫害，現在我們事實求是向黨把真象說清楚，求得清白，恢復名譽好繼續為黨為人民更好地工作。

 

2、說我是帶頭為首組織、進行暗地翻案活動，

 

我說：我沒有帶頭為首組織活動，中央文革給四川省革籌寫的返回信簽是李全榮、彭慕陶、王雪琪等人，沒有經過任何人選舉。如果你舉出任何一個人舉手選了我，我就承認，他說：你是大家公認的頭頭。

 

3、審判員又說：據我們看來，你們幾個出身很好，又年輕，對黨對人民應該沒有什麼仇恨。只是你們後面有些人，思想反動，想要趁機翻案，大力支持你們，你們上了他們的當，你把他們交代出來，就是主動表現，我們會寬大處理你的。我回答說：“沒有，我們就是各自寫了點申訴，打點筆墨官司，又不搞什麼反革命活動，有人來找，代交申訴材料的，我們照轉，更沒有什麼後台。”

 

他說我頑固堅持，將會受到從嚴懲罰。

 

最後果然是，我為首犯判我二十年，李全榮判18年，王雪琪、李秉傑各判十年，其餘為戴回右派帽子，交單位管制，全市公判遊街示眾，最後逼得我們幾家都是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王雪琪全家三個未成年的女兒，全部遭到社會流氓的姦污；丈夫因支持她翻案，被捕入獄病死。彭慕陶七十多歲的老母親氣死，愛人被迫離婚，兒子流落社會，被拘留，改名換姓。李全榮的愛人被迫離婚改嫁，兒子抱給別人。李秉傑父親氣死，大妹氣瘋，長期不能工作，生活不能自理，兄弟姊妹無往來。江仕森母親氣死、未婚妻與他斷絕關係。

 

隨即在全市開展“一打三反”、“清理階級隊伍”等運動，各單位、各管區、各街道順藤摸瓜，內查外調，狠批猛斗，全市的右派分子，被打死、打傷、打殘、自殺逃亡，更是不知其數。

 

 

四、玩弄權術、草營人命。百姓生死任由官定

 

直到1978年中央撥亂反正、清理冤假錯案時，西城區人民法院在1979年1月才宣布“對彭慕陶等人判處徒刑和戴回右派分子帽子的判決是錯誤的，據此宣告無罪。”

 

你看他們說得多麼輕鬆、瀟灑、自由、隨便，六家人三十餘口的身家性命、生死存亡，全在他們的掌握之中，時而可以說你“申訴是堅持反動立場，乘機翻案，妄圖推翻無產階級專政”，應“從嚴懲處”；時而可以說申訴是“允許的”，“不應治罪”，宣告無罪。可見申訴這個字眼，全憑他們隨心所欲，變來變去，就可以置人們於生死，玩弄於股掌之間，真可算得上是公筆如刀，法律要為政治服務，以黨代法，草菅人命，違憲典範！

 

 

 

 

 

 

 

 

 

 

“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奇冤 

 

費宇鳴

 

一、搶殺在林昭之前的志士

 

1964年1月的一個上午，四川省永川新勝茶廠和灌縣（現都江堰市）同時響起了兩聲槍響，兩位民主主義的先驅者，為了探索真理，為了社會主義富強和人民的康樂而獻身了。他們奮鬥在血泊中，永不瞑目，他們不是死在敵人的槍下，而是死在自己同志的槍下，這是最令人痛心的。但這奇冤至今尚未昭雪，他們是被槍殺在林昭（1968年）之前的右派分子，至今鮮為人知。他們是周居正——原中央第七中級黨校教員、楊應森——原解放軍瀘州步兵學校教員。

 

 

二、莫須有的罪名

 

1962年發生在四川省公安廳築路（勞教）支隊和永川新勝茶場（勞教）以周居正、楊應森為首的“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聯盟”反革命集團是當時四川省委根據狠抓階級鬥爭、捍衛“三面紅旗”貫徹執行八屆十中全會精神的一項“政績工程”，是刑訊逼供、先定後審形成的奇冤錯案。這一冤案迫害了數以百計的右派分子，其中涉案人員共69名（包括死刑、死緩、無期、有期徒刑、管制等），鮮血染紅了秦傳厚（當時省公安廳長）及築路支隊的領導等人的頂子，這些人至今還堅持偽證，死不認錯，可惡也可悲。他們採取了野蠻的暴力手段（如捆綁、吊打、足鐐、手銬、小監等），把封建法西斯制度中的一切最黑暗最野蠻的暴力手段用來鎮壓這批在所謂“自然災害”餓殍遍野的社會下起來為民吶喊的右派分子。

 

 

三、在“三面紅旗”下我們的心聲

 

1962年由於毛澤東的三面“紅旗”所造成的人禍，在西南王李井泉領導之下尤烈，餓殍遍野，怨聲載道。李井泉為了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這個頭銜向毛澤東獻媚，採取了謊報糧食產量，反瞞產挖糧食，不准農民外流等手段，四川非正常死亡人口是940.2萬人。這個數字是2005年9月中央官方內部公布的大躍進時所餓死的權威數據，全國是3755.8萬，四川餓死人名列全國各省第一。

 

我們這批右派在“勞教”中失去了自由，我們遭遇的是超強的體力勞動，生活條件極端惡劣，修築了內昆、成昆、廣旺等鐵路，遭受到政治上、肉體上、心靈上的種種折磨。

 

王景（右派勞教）公開說：現在是人禍不是天災，十年後見分曉。

 

周居正在廣旺沿線了解農民餓死人的情況，記下了農民在“自然災害”遭受的悲慘困景。寫出了《社會民主主義論》為民吶喊。

 

 

四、所謂“中馬列”反革命集團是怎樣形成的

 

1961年王景和楊應森邀約王志傑、王致忠等研究“中國前途革命問題”，被勞教人員姚風起密報，說王景和楊應森等可能存在什麼秘密組織。415（築路支隊）查股長決定立案並命姚利用“工作關係”進行偵查。兩周后姚風起報告：楊應森和王景組織了一個對內稱“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對外稱“中國勞教者聯盟”的反革命組織，楊、王是負責人，陳有為、蔣文揚是骨幹，姚任組織部長，說王景要去川西大山里聯絡國民黨空投特務（這純是血口噴人），陳有為交了一張郵票背面寫有名字作為參加組織的憑證。起因就是這樣。這兩位所謂負責人，楊被槍殺，王景病死在獄中，無法對證。陳有為、蔣文揚抓不到證據也放了。姚立了大功，全家人調到北京落戶。

 

包括姚鳳起在內的五人並不涉及周居正、魏召等人。但築路支隊的領導及公安辦案人員中有兩個主導思想：①有罪推論，認為這些極右勞教分子都是反動的，沒有一個好東西；②好大喜功，認為這是抓着了染紅頂子的機會，只要有一人打胡亂說的檢舉，既不調查、也不對證，採取逼供、誘供等惡劣手段，讓你劃押。凡有不滿言論，議論餓死人、對領導有牴觸的通通不放過，胡說什麼組織反革命武裝暴動；派人到全國聯絡（實際是勞教期滿清放回家），就這樣採用法西斯暴力的高壓手段共判處了69人，下面涉案人員名單——

 

 

“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案涉案人員名單

 

（一）四川省檢察院批捕、分別由四川省高級法院及新都、廣元縣法院判刑23 名：

 

1.周居正  原中央第七中級黨校教員

 

大學文化程度，四川合川人,38 歲(判處時，以下同),解放前參加地下黨，後失去組織關係，1948 年被捕、關押在白公館監獄，1949年11月脫險。1957年被劃為右派分子，四川省公安築路支隊勞教，1961年解除勞教、留隊就業。1962 年7月拘留、1963年2月被逮捕，1963年11月1日被判處死刑，提出上訴，同月維持原判，1964年被搶決。1985年其妻提出申訴，1999年被駁回。其妻繼續申訴，未立案。

 

(以下人員被劃為右派、 勞教、被拘留、逮捕，與周居正相同，不分別列出。周居正右派問題，原單位撤銷，未予複查。 有關人員右派問題複查情況不詳。)

 

2.楊應森   原解放軍瀘州步兵學校教員。四川岳池人，33歲，1963.11.22 被判處死刑，提出上訴，同年12月維持原判，1964年被槍決。

 

3.魏 召   南下幹部。原重慶九龍坡區政府副科長，共產黨員。湖北均縣人，36 歲 (1980 年複查屬於錯劃右派，予以改正) 。1963.11.5被判處死緩。1983年、1986年省高級法院兩次駁回其申訴。向最高法院申訴，置之不理。2001.1.因病去世。2005.3.其妻提出再申訴，未立案。

 

4. 陳仲偉  原（重慶）西南設備安裝公司工人，四川巴縣人，30歲。1958年被劃為壞分子，勞教，1962年5月解除勞教，清放回家，1963.11.5.被判處死緩。

 

5.廖廉康   原簡陽機械制磚廠醫生。四川榮縣人，35歲。1963.11.17被判處死緩。

 

6.冉茂涵  原長壽縣小學教員。四川酉陽人，44歲，1963.11.7被判處無期徒刑。

 

7.彭恢榮   原犍為縣糧食局、區供銷社會計。四川犍為人，32歲，1962.4.清放回家。1963.11.6.被判處無期徒刑。

 

8.楊全松   南下幹部。原西南炮校、重慶炮校參謀、教員,旺蒼縣人民銀行幹部。江蘇潥陽人，32歲。1963.11.16被判處無期徒刑。

 

9.朱文安   原社會職業不詳。四川什邡人，50歲。1958年被勞教，1962年清放回家，1963.12.15被判處無期徒刑。

 

10.傅汝舟   原省建工局、省城市規劃設計院幹部。大學文化程度，四川漢源人，38歲。1963.12.15被判刑20年。提出上訴，1964.11.15維持原判。

 

11.袁進修  原萬縣師資訓練班學員。梁平人，31歲，1963.11.15被判刑20年。

 

12.李玉平  南下幹部。原屏山縣糧食局幹部，青年團總支書記。上海人，31歲(1980年複查：屬於錯劃右派，予以改正)。1963.11.16.判刑2O 年. 1981 年被駁回申訴，2003年再申訴，2005.6.再次被駁回。

 

13.彭福志  地下黨員。原銅梁縣委農工部副部長。銅梁人，38 歲。(1980.9複查屬於錯劃右派，予以改正) 1962 年清放回家。1963.12.16被判刑20年。1984年申訴，未立案。1989年因病去世。1999年、2005年其近親屬提出再申訴，未立案。

 

14．熊紹武  轉業軍人，原秀山縣合作聯社採購員。秀山人，30歲。1960年清放回家。1963.12.16.判刑20年。

 

15.王 景   原一機部重慶供應站科員。大學文化程度，達縣人，35歲。1963.12.16.判刑18年。勞改中因工傷事故死亡。

 

16.費宇鳴  原江油縣人民銀行幹部，大學文化程度。成都人，33歲。(1980年複查：屬於錯劃右派，予以改正)1963.11.17.判刑15年。1981年申訴，被駁回。2003年在申訴，2005.6.再次被駁回。

 

17.陳民國  原涪陵縣民辦小學教員、大學文化程度。涪陵人，33 歲。1959 年勞教，1963.12.17.被判刑15年。

 

18.梅明春  原江北縣小學教員。江北縣人，50歲。1963.12.17.被判刑15年。

 

19.陳  彥   轉業軍人。原平武縣糧食局幹部。貴州大方人，34歲 (1980年複查錯劃右派，予以改正) 。1962.6.清放回家，1963.12.17. 判刑12 年。

 

20.朱夢波  轉業軍人。曾在華陽幹部療養院任助理醫生，後在成都開業行醫。江蘇無錫人，33 歲。1958 年被勞教，1960. 11被判處管制3 年。1963.2.被捕，1963.12.18.被判刑1O 年，提出上訴，被駁回。1965年提出電訴，沒有答覆。

 

21.陳有為  原武勝重慶小學教員。武勝人，31 歲。1957年被劃為右派(1980年複查，屬於錯劃右派，予以改正)，送農村監督勞動，1966年到內蒙，被“捉回”。1961年勞教，1963.2 。被捕，1963.12.18.被判刑12年。提出申訴，1981.8.24.省高級法院再審判決：宣告無罪。

 

22.朱世臣  新都人，26歲。原西南師範學院學生，被劃為右派，勞教，1962年清放回家。1963年新都縣法院判刑13年。

 

23．謝友樹  射洪人，33歲，轉業軍人，1955年在重慶被收容，1958年勞教，1963年廣元縣法院判刑8年。

 

（二）由勞改隊所在法院加刑5名

 

吳建章  內江縣法院加刑8年。

 

賀少真   廣元縣法院加刑10年。

 

管光榮   廣元縣法院加刑10年。

 

魏登高   榮山縣法院加刑10 年。

 

楊福民   榮山縣法院加刑10 年。

 

（三）由當地公安機關管制（11名）勞教及其他處理共41名

 

築路支隊：李朝富、朱紹文、黃光明、周志堅、鄧先基、殷立萬。

 

永川看守所：胡光榮、周榮華、陳雲武。

 

永川茶場：譚國仁、焦德潤、易永康、劉大學、鍾克勤、張國中、李治民、楊興壽、李才義〔另案處理，現已平反〕。

 

榮山煤礦：陳昌輝、陳光裕、謝永昌、范通才〔因另案被捕〕。

 

蘆山苗溪茶場：李平揚、馬國才。
秀山縣：舒順德

 

達縣：任明晃

 

灌縣：湯從田、魏興志、郭福良（農民）、 姚鳳起（免刑）

 

犍為縣：劉華年
松潘縣：唐永祿，
河南鎮平縣：陳同瑞、楊溫友

 

陝西原縣：余運中

 

吉林省XX縣：李海龍

 

灌縣: 唐崇才、邱福明(以上農民)等。
涉案人員共計69 名。

 

            根據四川省檔案館《四川省高級法院審判卷宗》 整理。

 

檔號：16666—16758,二○○五年九月二十八日

 

 

四、周居正何許人也

 

最高法院裁決書：周居正隱瞞罪行、偽造事實、冒充中共地下黨員、混入革命陣營、進行破壞活動，被劃為右派分子。勞動教養時繼續與人民為敵，1961年為首組織“中華工農民主聯盟”反革命集團，1962年改為“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聯盟”，自認總書記長，先後發展反革命成員69名，委任“中央委員”、“盟委書記”等骨幹分子十餘名。指認陳仲偉等在重慶設立地下貿易委員會，企圖進行投機倒把籌集反革命經費，同時親擬反革命綱領，大肆誣衊共產黨和領袖，攻擊“三面紅旗”，策劃建立反革命根據地，伺機暴動。

 

這些不實之詞，說得來頭頭是道，其實最高法院並未調查，僅憑四川省公安廳，公安廳也僅憑415築路支隊上報的材料便草率定案。

 

事實是：中共黨員郭德賢等人證明周居正原是地下黨員，因組織被破壞脫黨，但仍堅持革命活動，不幸被國民黨逮捕。重慶解放前夕同羅廣斌（《紅岩》作者）郭德賢等人一起從“中美合作所”越獄脫險。周居正為追求真理，追求民主，經受了生死考驗，在國民黨的槍口下脫險，直至今日仍名列《國民黨中美合作所集中營脫險志士名錄》。解放後分別在中共中央西南局黨校（後改名為中央第七中級黨校）擔任文化教員，1957年因一般政治歷史問題（曾參加過國民黨三青團）和向組織申請恢復黨籍的行為，被劃為右派送勞教，這怎麼能說是冒充共產黨員，混入革命陣營進行破壞呢？

 

最高院認定周居正草擬反革命集團的政治綱領，是什麼內容呢？1962年我們被調到修廣旺鐵路，周居正與我同隊——五隊。他是木工，可以自由一點，在廣旺線上給各隊做木工活，看到外面滿目倉夷，餓殍遍野的悲慘境界，在小小的筆記本上記下了農民因“自然災害”遭受的困境。他寫下了《民主社會主義論》，說毛澤東以流氓無產階級思想領導中國社會主義，不是真正馬列主義的社會主義，而是封建專制獨裁的社會主義。要高舉三面大旗：反對帝國主義，實行國家和民族獨立；必須發展工農經濟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建立民主政治，保障人民權利和保衛國家的政治制度。以上是他原始的記載。

 

他提出1，工廠歸工人，土地歸農民；2，實行民主統一制（不是民主集中的獨裁制）；3，計劃經濟指導下開放市場經濟；4，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講人權；5，軍隊國家化。這些難道是反動的嗎？

 

 

五、下列人員為什麼逃脫法網

 

在姚鳳起檢舉反革命集團五人中有兩人走脫。

 

1,陳有為被判刑後又平反，他堅決不承認參加“中馬列”等一系列罪行，列舉築路支隊管教人員（也是該案預審員）李禹柏對他逼供信等惡劣手段。

 

2,蔣文揚是“中馬列”組織成員五人之一，李禹柏審訊中把他捆起來銬審，蔣承認了參加三K黨、刀兒教，不承認參加“中馬列”，最後受不了刑，蔣文揚說：你們不是要定我的罪嗎：“我是蔣介石的兄弟，這罪夠大了嗎？”弄得審訊人員啼笑皆非，最後無法再審，被釋放。

 

以下兩人不在姚鳳起檢舉之內：

 

3,蔡甌北（原川大法律系）被關押中審訊人員指明問供說周居正交待任命你擔任該組織的外交部長，只要你坦白我們可以從寬處理，不予追究。蔡是學法律的，深知其中的利害關係，堅決不亂指供，要預審訊員拿出證據並當面對質，最後也只有釋放。

 

4,黃強在被審訊時審訊者對他說，周居正是地下黨員，你也是地下黨員，周居正很器重你，你只要坦白交待就沒有你的事。黃強識破了他們的嘴臉，一直否認，沒有事。

 

可是眾多的人員在逼供信下，落入了他們的法網被槍殺，判刑。

 

 

六、看守所遭遇迫害

 

周居正、魏召關在成都四大監，楊應森等人關在灌縣，我們被關在永川看守所。我是關在小監，足鐐手銬，日夜審訊，弄得我頭昏眼花，歷時一年多，餓得皮包骨，一張慘白的死人臉。審訊員說，你不承認，泡都要把你泡死在裡面。1963年在永川肖家沖秘密審訊時，把我捆昏死了過去。

 

廖廉康也是足鐐手銬，關小監，捆綁吊打，野蠻到極點，廖罵他們法西斯，被判死緩。

 

魏召在審訊中鐐銬捆打，指明問供，口供虛假，前後矛盾。因原認定魏召組織“反革命集團”，沒有組織名稱；參加制定反革命綱領，沒有具體的內容；發展人員沒有具體的人數；又說魏召密謀建立地下貿易委員會籌集反革命經費，妄圖擴大反革命組織後伺機暴動推翻人民民主政權，敘述的事實使用“密謀、妄圖、準備、伺機”等不確定的詞句，沒有事實根據，還是判了無期徒刑。

 

 

七、判決使用程序法、實體法都錯

 

1,原審使用偵查機關採用刑訊逼供，指明問供等非法手段，獲取口供，以被告的供述與其它被告人的口供印證，強湊在一起為依據，進行判決，違反了社會主義訴訟證據原則。在審訊中從來沒有面對面的對證，只說某人檢舉了你做什麼，說什麼。在刑逼下只要被告人認了，就是判刑依據。    

 

2,既被認定為“反革命集團”，判刑23名，被告使用一個案號，各人一張判決書（不是一張判決書來判反革命集團案），互不對面，因怕對不起口供，原審沒有依法一案審理，一併判決；沒有出示證據，進行辨認、質證；沒有讓被告當場對質，也不允許申辯，剝奪了被告的訴訟權利。

 

3,原判引用《懲治反革命條例》第九、十、十二條規定，對“中馬列”反革命集團的首領——周居正、楊應森、魏召、陳仲偉、廖廉康分別判處死刑、死緩。但條例第二條規定，以推翻人民民主政權，破壞人民民主制度為目的才構成反革命罪。第九條規定的反革命破壞投毒殺人罪。第十條規定的反革命挑撥、煽動性為情節重大者。第十二條規定聚眾劫獄、暴動、越獄罪才可以適用死刑。原判周居正等五人羅列的犯罪事實與上述罪名毫無相干。原審法院說周居正“指示重慶的某某準備打游擊，妄圖擴大反革命組織後，伺機暴動”等推測性的空洞詞不確定的詞句作處死刑、死緩的依據。亂用法律，濫施刑法，天理何容，你們是想把這批右派置之死地而後快！

 

 

八、“中馬列”案也有不少人抱不平

 

四川省高院參與做出1987年複查報告的刑二庭審判員彭政（已退休）、副庭長王興土、庭長漆明德，該案公訴人四川省檢察院檢察員岳鴻傑，最高法院刑庭廳級審判員孫家平、中央信訪局副局長鄭道忠等人都從不同角度分析，認為該案不論原判認定周居正等組織“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聯盟”的事實成立與否，都不構成反革命罪，按所謂“政治綱領”不具有反革命目的，因此不構成反革命集團罪。這些人說了公道話，但他們沒有“權”來改正。

 

1987年四川省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向最高人民法院報告兩種複查意見：一是認定原判事實不足，被告言論不構成犯罪，應撤銷原判，宣布無罪。二是原判事實存在，應維持原判。1988年最高院因四川省法院的報告只有七名被告（實數是23人判刑）不予複查，駁回再審，後因六四事件，此案也就淺擱。

 

 

九、正直的吳明等人

 

重慶市高院刑二庭庭長吳明、重慶市檢察院檢察員龐若敏、涪陵法院刑庭庭長葉世忠無私、無償地為“中馬列”案四處奔波、取證、申訴，花了不少錢，也耗費了不少精力。年逾七十，為了不平，為了真理為我們四處吶喊申冤，我們感謝。

 

1999年，吳明、龐若敏由重慶來成都找到我，又到雅安找到李玉平，要我們不要放棄上訴，他說最高法院最近要召開由法律專家等組織的“聽證會”。因為原判的人員不認錯，但有部分人認為此案錯判。後來邪勢壓到正氣，聽證會流產。吳明還用自己的工資資助周居正的遺孀曾昭英。周被槍殺後，一個兒子自殺，一個兒子瘋了，只有一個女兒和多病的母親相依為命。

 

2004年吳明、葉世忠作為李玉平和我的律師（無償）。吳明寫的呼籲信找到廖伯康（原重慶市委書記）轉交給李崇禧（當時四川省委政法委書記）要求立案，後李崇禧調離政法委，四川省高院認為原判正確，不予複查。雖然沒有結果，但我還是很感謝這些無私公正的老師們。謝謝！

 

“中馬列”案的人現在健在者也無幾人。我們不能遺忘這個冤案，讓後人知道我們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要付出多大的代價！也讓那些堅持原判、歪曲事實、殘害我們這批右派的人去問問你們的良心！

 

中央一再提出以人為本，構建和諧社會，我就要大聲呼籲！我們要深信這個冤案能得到昭雪，讓左傾路線的執行者靠邊站，讓正義的呼聲永遠響徹雲霄，讓人民民主的社會主義健康地發展。

 

 

 

 

 

 

 

 

 

一段難忘的往事       

 

廖赤明

 

一九六三年的十月，綦江縣文化館組織一次業餘文藝演出，集結一批愛好文藝的人員排練節目，我也是其中的一員。殊不知，這將成為我人生命運的轉折點，十五年的牢獄生活就此拉開了序幕。

 

話得從頭說起。陳立軍原是綦江縣一個國營企業的幹部，不知什麼原因犯了點錯誤，被安排到“綦江縣群眾運輸站”當伙食管理員。那個年代過來的人都知道，企業幹部是國家工作人員，“群運站”是集體組織，從企業幹部到“群運站”當伙食管理員，是被打入“另冊”。陳立軍雖被打入“另冊”，但有一點比別人“優越”，肚子不挨餓，還可用三斤五斤糧票支援飢餓中的朋友，我就是被支援的朋友之一。我和陳能成朋友，是中師同班同學王順榮介紹的。陳、王、我三人，有一個共同的愛好——拉小提琴。當陳立軍從王順榮口中得知我是個“摘帽右派”後，對我特別友善，大概是際遇相同，惺惺相惜吧？當時我二十七歲，陳立軍四十出頭，你來我往到了無話不談的程度。在一次文藝排練的間歇，陳向我透露了一個信息，說他們有幾個人準備成立一個“學社”，討論一些民生問題，探究一些民生維艱的原因。我表示贊同，但也指出不要涉及政治，以免跟自己找來麻煩。陳說，人生在社會中，每天的油鹽柴米，哪一樣能離開政治；政治，眾人的事也，你不過問政治，政治要過問你，你為什麼每月只有二十一斤口糧，填不飽肚子，這就是政治。現在反思起來，四十多歲的陳立軍當時卻比我這個二十幾歲的年輕娃娃要成熟得多，可惜的是，他不是“右派”，而我是“右派分子”。

 

時隔不久，我就被綦江縣公安局找去談話，問我跟陳立軍有什麼交往，我如實的把我與陳立軍交往的來龍去脈作了交代，才從公安局工作人員口中得知：陳立軍準備成立一個“反動組織”，這個組織中的一名人員陳紹寬（綦江縣工商聯的幹部），作了揭發交代。於是公安局順藤摸瓜，找到了我的頭上。至此，我才如夢初醒。就這樣被公安局拘留了。

 

從一九六三年拘留到一九六五年夏，時間長達近兩年，但沒有提訊過一次，倒是看守所的薛所長找我多次談話，談話的目的是要我寫一個認罪材料，就可以馬上得到寬大。我問認罪材料該怎麼寫？薛所長說必須深挖階級根源、思想根源。你出身地主家庭，本人又是右派分子，難道你沒有仇恨新社會的階級根源和思想根源嗎？薛所長的這翻引導，激起了我的反感。我問薛所長：馬克思是什麼出身？恩格斯又是什麼出身？中央首長又是什麼出身？他們的“階級烙印”難道比一個解放初期才十來歲的娃娃的“階級烙印”淺嗎？這個認罪材料我無法寫，我跟陳立軍的交往不外乎借幾斤糧票、借幾塊錢度過發薪前的經濟難關而已，當時連想都沒有想到與家庭出身、右派分子挨處分等事情，這不是要我往自己身上抹污嗎？每次談話，都無果而終。

 

牢獄生活一天一天的過去，到了一九六五年夏的一天，忽然打開牢門，薛所長叫我出去，一個公安局的幹部向我宣布，你被逮捕了，叫我在逮捕證上簽字，當然我規規矩矩的簽了字。簽字後，薛所長又繼續跟我談話說，宣布逮捕你只是一道司法程序，只要你認罪，隨時可以寬大你。薛所長並說，你知道為什麼逮捕你嗎？我說不知道。薛說，同監舍的98號犯人檢舉你，說你在監舍內寫反動詩詞。我問薛所長證據在哪裡？薛說98號背出了你詩詞的部分內容，我們作了筆錄，其中有句接連用“去東去東”的詞彙，含義是什麼？我說，東者，東方也，去東者，往東方去也。薛又說，你難道不知道偉大領袖的名字有個東字嗎？我說，知道，現在是共和國時代，難道還要像封建時代的為名字而避諱嗎？薛無話可說，切齒恨恨地連說幾句“反動反動”，作罷而去。

 

人類從野蠻走向文明，是大自然向人類作用的結果；人從幼稚向成熟，是政治力向人作用的結果。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陳伯達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文章見諸報端後，我在綦江看守所已經蹲了三年，變成了一個“死豬不怕開水燙”的老柚子了。但直覺告訴我，我的政治生命結束了，只等哪一天一紙判決書下來，到勞改隊去承受那終日無樂的繁重勞動了。這一天終於來了，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我從薛所長手中收到綦江縣人民法院的判決書，以“反革命骨幹分子”罪判刑十年（後加刑五年），陳立軍以積極參與反革命罪判處三年管制。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告訴我成立“學社”的陳立軍判管制三年，我從陳立軍口中知道這個信息的人，卻成了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判刑十年，這樣的判決，亙古未有。深思之，這就是毛澤東的“陽謀”使我這個年輕的教員，瞬間變成“右派分子”，又瞬間變成“反革命骨幹分子”邏輯的必然。人就是在這樣一種政治力的作用下走向成熟，擯棄幼稚的幻夢。雖然我早已“平反”，可這段傷心往事卻難以忘卻。

 

 

 

 

 

 

 

 

 

不能讓歷史重演       

 

郭 焱

 

1949年年底，成都和平解放，我被成都市軍管會派去接管偽區政府。1950年10月經區長李映青介紹入團。151年至53年在西城區歷任民政科、建設科科長、文化館館長，又是區人民代表。         

 

我自認為是黨忠誠的積極分子，毛的崇拜者。1957年整風鳴放中，我積極參加了批判右派的鬥爭。運動逐漸擴大，57年底突然要我交代右派言行。我當時據理反駁，後在區長的“開導”下，害怕“負隅頑抗罪加一等”，我被迫接受了莫須有的指控。文化館10個幹部就劃了4個右派，還有兩個重點批判。58年2月區長宣布我為一般右派，行政撤職留機關監督使用，每月只給30元生活費。我還要供養生瘤的跛子母親。我同妻子分居，她在川大要供養父母、祖母、弟妹和三個子女，共11口人。

 

西城區幾十個右派中，只有我同第一副區長張鵬翼（民盟成員，延安抗大四期的）處分較輕，留機關監督使用。其餘如區委組織部部長劉恩來等都送雅安農村監督勞動。區上幹部除少數幾個大學生外，多數都是店員工人出身的幹部。如辦公室內勤小潘（喬生）愛好文藝，糧食統購統銷時寫了同情農民生活困苦的詩歌，被劃為右派，開出團籍、公職，送雅安農村監督勞動。潘在勞動中受不了監管人的凌辱，哄架、打架，被以“右派分子囂張，要殺人”的罪名，開萬人公審大會，判了他無期徒刑。

 

58年，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陪毛澤東在二王廟山頂，遠眺李冰父子在兩千多年前修的魚嘴水利工程。毛勃然曰：“此地可建座現代化水電站，不僅灌溉川西農田，還可發電解決川西電源不足”。李書記榮領聖旨，立即指示成都各區縣全力以赴，邊施工邊設計，頻頻調物資、人力，連夜奮戰。

 

此時西城區男女幹部已進入軍事化，派出突擊隊赴魚嘴堰邊洗淘沙石。在神聖的任務面前，我這個被監改的右派更不能例外。我們住在二王廟，白天在寒風刺骨、高山流下的雪水中淘取沙石。右派沒資格享受輪換，我在魚嘴苦幹了五個月。

 

白天在水中淘取沙石，晚上還要派到各鄉鎮，用架車拉運砍伐堆放在馬路邊上的竹、木料。可惜，千萬人日夜苦幹築起來的攔河大壩，解決不了沙石淤積的難題，不炸掉大壩，整個川西平原存在陷入洪水泛濫的危險，結果忍痛炸了。至今魚嘴上面還殘留着大壩的遺址，供後人憑弔反思。

 

大躍進、人民公社帶來三年“自然災害”，全國人民掙扎在大饑荒之中。川西糧倉富庶的農村也出現大量餓死人的現象。1960年年底，各行各業紛紛下馬、減員。當時我在西城區建築公司作統計員，公司組織一批職工支援汶川鐵礦，為的是上山採礦保成鋼。我當然屬上山對象。鐵礦埋藏在渡口旁邊高山上，礦區分三層立體開採。我被分在半山的磨子溝（下層）。中層是窯子溝，上層是小草坪。各層為了完成任務，搶進度，野蠻開採，層層放炮、倒礦渣。運礦石隨時都有飛石從山上傾瀉而下，因此傷亡很大，每天都有傷員送進礦區醫院。據說三年死了三百多人。成都東城區團委書記吳維灝就摔死在山上。我頭上受過輕傷。因凍土路滑，我上班五次險些滑跌死於岩下。

 

61年春天，成都西二道街居委會發來電報，我母親已餓死在家，催我回去收屍，我急忙請了喪假。礦部給了我口糧30斤（大米），我缺少路費。一位被飛石打傷致殘的老工人，求我賣三斤米換九元現金，不料被積極分子告密，說我破壞糧食政策，受到批鬥，不但沒收錢、糧，還取消了喪假。至今我都不知道母親的屍骨拋棄何處！

 

1962年，我回到西城基建交通局，管理各街道民辦架車運輸隊。經過“三年自然災害”大量餓死人的現實和九評蘇共的中蘇論戰，我開始反思誰是真馬克思主義？評價歷史人物，特別是領袖人物，有無客觀標準？我認為真假馬克思和領袖人物的功過是非是有客觀標準的：一、看他的理論言行所產生的客觀效果，是推動還是阻礙了社會生產力（包括科學技術）的發展？二、是否提高了廣大人民（主要是工農和知識分子）的物質和精神文化生活？領導人的一個錯誤決定，就可能造成千百萬人頭落地。不能以主觀願望是好的，推脫應負的政治責任。因此，毛澤東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災難比斯大林還大。

 

一次，我同金河街架車隊會計康宇維（原14中教師，因反革命罪勞改回蓉）在茶館閒聊，我表示：“某人不死中國沒有希望。”殊不知他向組織告了密，後來區委統戰部每年組織的“右派評查”學習，就追查我咒罵毛的問題，但查遍我的老同事老朋友，都說我出身好，解放前參加革命，絕不會反毛主席。找不到旁證，反毛問題落不了實，認為我是花鋼岩老殼，帽子一直戴到79年2月才統一“改正”。

 

1965年川大開展“四清”運動，省委宣傳部長杜心源報告：黨員的愛人是五類分子的，要考慮立場問題。為了保全三個子女免成黑五類狗崽子，我同愛人商量辦理了離婚。獨自一人搬出了川大。壞事變好事，文革中我妻子因此逃脫了抄家的厄運。

 

1958年2月我被宣布為右派時，沒有宣布我有哪些罪行，沒有給我看結論，我也沒有簽字。文革開始我找到區委統戰部要求看結論，以便對證改錯。統戰部胡部長不給我看，反問我：“啥目的？是不是要翻案？你自己有啥錯誤難道不知道，下去好好改造就是了。”

 

1979年2月區委完全否定了我十多條右派罪狀，打印了25份材料，一一要我簽字，22年後我才第一次看到給我加載的罪名。內容有：自高自大、瞧不起領導，對黨離心離德、不接受改造等。因為我對條文沒有深刻印象，現在都記不清了。

 

文革暴風中，我在西城養護隊修馬路，掏陰溝勞動改造。幾個工人出身的黨員起來造黨支書（工人出身）的反，我平時就瞧不起那些偷雞摸狗的，男盜女娼的造反派頭頭，他們對我恨之入骨，誣陷我勾結走資派，是區委的黑爪牙，對我這個死老虎進行殘酷打擊。給我羅列了：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劉鄧反革命黑幫爪牙、暗藏20多年的特務分子、咒罵領袖的現行反革命等罪狀，材料報到區革委會請求逮捕法辦沒有批准。他們鬥了我50多次，罰跪炭花，站高板凳曬太陽，兩次遊街示眾；半夜毒打我十幾次，我在牛棚被關押了兩年。多次被打成瘸子，所幸沒有留下終身殘疾。

 

痛定思痛，與多少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的人相比，與顧准、林昭、張志新、遇羅克等在刑場上、勞改營中死去的眾多同志相比，我是萬幸的。我的老伴（47年參加民協後入黨）沒有遺棄我，1979年“改正”後就同我復了婚。我不計較個人恩怨，不怨恨那些批鬥過我的人，他們也是左禍的受害者。我回想起六十年前犧牲在十二橋、渣滓洞的同學們，我看到今天下崗工人、失地農民的處境，我內心非常痛苦，我希望當權者能汲取血的教訓，認真改革，實行民主憲政，中國現代化才有希望，中華民族才能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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