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五点，手机准时把我“闹”醒，我立即拨打了小凌的电话，看他是否开车过来接我。

因为要乘坐7：40的航班，我必须早早起床，赶往机场。

小凌是我在上海认识的黑车驾驶员。那天晚饭后，天下起了雨，没带雨伞的我正在雨中寻找出租车，一个小伙子赶过来问：用车吗？我问车在哪儿？小伙子往一旁指了一下，一辆崭新的黑色别克就停在那儿。我二话没说就上了他的车。

说明了目的地，我问他多少钱？他说你放心，一定比出租车便宜，二十元。

我知道刚才乘出租车来这里用了二十六元，明白乘这黑车的价格并不贵。从此以后，我来上海办事，凡是乘出租车不方便的时候，就会打电话找小凌，他有求必应，服务十分周到。

听小凌接电话的声音，他似刚睡醒，便有些担心地问：你开车过来的吗？谁知他答：我早到了，就在酒店门口等你呢。

我退房上车后才知道，小凌怕耽误了我的航班，凌晨四点钟就把车开到我入住的酒店门口等我了。昨天晚上，我曾打电话给酒店总台，提出预约出租车的事。酒店答复：早晨5点30分这个时间，出租车大多在交班，无法预约出租车。于是我就想起了小凌。

在去机场的路上，我又想起前年来上海的一件事。那天晚上，和一家大型国企的老总一起吃饭，席间那老总愁眉不展，问他何故？他叹了一口气说：他刚接手这家公司，就有几个小混混上门讨账，说这家公司欠无锡一家企业38万元货款。公司财务说是有这笔欠款，但具体数字还要进一步核对。但那帮小混混不依不饶，非得立马拿钱。这不，公司都下班了，这帮小混混还赖在公司办公室不走，公司只好增派了几名保安陪他们在公司“守夜”。

我说：你们报警呀！

那老总苦笑：警察说了，人家是来讨账的，他们管不着。我总不能不问青红皂白就安排财务把款付了，欠多少钱总得对清楚不是？

这时，酒桌上的一个朋友拿起了手机，打了一个电话，如此这般说了一通，放下电话对老总说：放心，我的一个朋友半个小时就到，十分钟搞定。来，别影响我们的好心情，干杯！

半个小时后，朋友的朋友赶到，听了他们的对话才知道，来者也是这一带有名的混混。

我们一同赶到公司办公大楼，只见此混混找到彼混混，握了一下手，互相通报了大名以及他们所属“上级”混混的大名，对方得到了这边一个星期后付款的承诺之后，立马就走人了。前后也不过是五分钟的时间。我当时心里就十分吃惊，连如此大的国企老总遇到了事都不得不求助于“黑社会”，这真是我们“法治国家”的莫大耻辱。

前不久，听说一个清洁工如花似玉的女儿被当地公安局相当于李刚那个级别的副局长的小舅子的小舅子给强奸了，公安机关却说是年轻人之间恋爱行为。清洁工告状无门，服毒自尽未果。事情被当地“黑社会”知道了，他们居然“铁肩担道义”，主动出手，为民除害，硬是神不知鬼不觉地把那公安局副局长的小舅子的小舅子给“做”了。

一个朋友说：当我们的红社会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产品不能满足百姓需求的时候，“黑社会”便应运而生了。

我说：这是一个哲人的意思，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朋友说：有时候黑社会的潜规则可能就是红社会应当遵循的公平和正义。正因为红社会失去了公平和正义，人们才只好到黑社会里去寻找公平和正义。

我说：黑社会也未必像你所说的那么好，它也有极其残忍和黑暗的一面。

朋友点点头说：只是不知道在黑社会里会不会发生有一点儿异见就被割喉、“被失踪”的事。

到了虹桥机场二号航站楼，在“真功夫”快餐店吃了早餐，看看登机的时间还早，就想把这些感想写出来。但摸遍了所有可能存放的地方，我都没能找到我一直都随身携带的笔。于是就只好用一支一般情况下都不会用的红色水笔，在“真功夫”的餐桌上写下了这篇文章。

就在这一刻，我望了几页写满红字的文稿，心中不禁发笑：用红笔写黑社会的文章，是黑色幽默呢，还是现实里“红黑颠倒”的写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