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遗忘     正视历史

 

支持改革     促进民主

 

 

 

四川特辑（友谊交流，请勿外传）

 

2009年1月25日

 

 

 

目  录

 

特辑引言   五十年后话当年……………………………………………   “政治”曾经很难懂…………………………………………   “星星”诗祸述略…………………………………………   一个右派的反思与觉醒……………………………………   《草木篇》诗案  ……………………………………………   《成都日报》反右斗争 ……………………………………   从共青团员到右派的历程…………………………………   官场“逆淘汰”中的“右派”…………………………………   一个难得糊涂的”右派”……………………………………   祸年逃生记…………………………………………………   “四川农学院反革命闹事案”真相…………………………   访昔日新胜茶场……………………………………………   文革中所谓“成都右派翻案集团”…………………………   “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奇冤 ……………………………   一段难忘的往事……………………………………………   不能让历史重演……………………………………………

詹大风(2)   黄一龙(9)   石天河(13)   艾  风(15)   流沙河(23)   晓  枫(33)   李才义(43)   严家伟(50)   黄绍甫(56)   马万才(59)   覃承源(66)   安茂根(75)   彭慕陶(77)   费宇呜(82)   廖赤明(90)   郭  焱(93)

特辑引言：《往事微痕》从2009年起将增加特辑，特辑分地区、系统、个人。今天推出的是“四川特辑”，这个特辑由四川难友组稿、出资，历经三个月时间完成的。为此，我们希望其它省市难友也能效仿四川难友编辑自已的特辑，以留下真真实实的“五七反右”历史。

 

 

 

 

 

 

 

 

 

五十年后话当年    

 

詹大风

 

中共党史上的反党集团还少见。在1957年反右中扣上反党集团帽子的也极其个别。在四川，恐怕我们是唯一的冠以“反党集团”罪名，并且还说成是“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的，真是“罪该万死”了。

 

我们六个人：贺天熙、苏良沛、贺惠君、詹大风、李晓耘、曹琳，都是在抗日战争或解放战争时期中先后参加革命，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当时我们彼此都是好朋友，有的是兄妹关系，有的后来成了夫妻。解放以后，我们都在成都工作，来往未断。自从有了星期天以后，我们就相邀带着孩子去公园坐茶馆。成都这个城市，茶馆林立。那时还在学校读书时，也常到茶馆去泡一碗茶看书。地下时期，茶馆就是我们接头工作的地方；我和惠

君相恋时，也常常在茶馆会面；坐茶馆成了我们的爱好和习惯。1955年反“胡风反革命集团”和肃反，我们都挨了，被隔离审查半年左右。我们除了自己的感受外，还了解到其它单位的情况，以及一些熟人所受到的遭遇，由此感到省委领导这个运动有些问题。当我们知道了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的秘密报告内容以后，就开启了我们独立思考的闸门；回过头去，纵观解放以来的政治运动和若干事情，感到问题不少，值得深思。于是在茶馆聊天时，除了生活上的一些琐事外，上述问题就成了我们谈天的主要内容，这些谈话内容就成了我们反党的主要根据。首先是解放时期的“党训班”。最初，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学理论接受党的教育的好机会，这是在地下时期无法享受到的；一个个高高兴兴的，有的还带了《列宁文选两卷集》等书籍进去。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许多人竟含着眼泪，背着一个十分沉重的包袱出来了。他们有的党籍被开除了，有的被劝退党了，有的不被承认党籍。据我们所知，第4期，也是最后一期党训班，像这样被处理的党员占到该期党员人数的百分之七十。有一支地下农民游击队伍，全部被开除出党。贺天熙本在中原解放区入了党，但在党训班审查他时，硬说因他是官僚地主家庭出身，不可能在解放区入党，肯定是一个假党员，并且认为他跑到解放区去是投机，也不承认是组织上同意他回白区工作，而是从解放区逃跑回来的。贺天熙对于这些毫无根据的武断非常不满。紧接着就由当时川西区党委组织部的一位副部长亲自坐镇，开了两天的斗争会，要贺天熙照他们的分析结论承认下来。贺在大会上理所当然地拒绝，并申言，这样在大会上一味的逼供是错误的，应根据本人提供的证人和线索进行调查才是正确的。但当川西区党委（当时四川分为川东、南、西、北和西康、重庆六个省级行政区）第一书记李井泉听到这个情况汇报后大怒，说：“贺天熙这人有反骨！”要将他开除出党。后因成都市委书记宋应提出，此事应报中共中央西南局决定，这才一直拖到1953年，按1950年重新入党处理。贺对此当然不服，继续申诉。直至1955年，经过省工会的内查外调，在广东找到了贺提出的证人，当年的支部书记孙斌和支委杨震，他们证明了贺当年在中原入党的确切事实。这就推翻了“党训班”说他是假党员的妄断。同时也找到了贺提出的批准他回川的，时任司法部副部长的郑绍文。1946年郑是中原军区的旅政委，武汉谈判代表团的团长。贺在中原突围后，本拟去苏北，去时，因国民党封锁甚严，无法过去，这才折返武汉，找到了代表团住地，郑绍文接待了他；随之，郑将他的组织关系转回四川。这哪里是“逃跑”回来的呢？省工会党组织自然就否定了1950年所作的重新入党的决定，恢复了他1946年入党的事实。从这里可以看出“党训班”是怎么来审查地下党的，未必不是有意为之吧。又例如苟治平，他是成都市委郊区区委书记。因特务怀疑他是共产党员在成都被捕。苟在狱中一直十分坚强。国民党稽查处长周迅于对他进行刑讯，也未吐露任何真情。碰巧，特务大队长是苟的叔父的一个朋友，因而同他拉关系套近乎进行诱降，但苟始终未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为此，特务把他和一般刑事犯关押在一起。苟就利用特务大队长和他叔父是朋友关系，给这个队长写信。申言自己是冤枉的，应该立即释放他。但特务很狡猾，并没有就此放他。解放前夕，敌人慌忙逃走，他是同那些刑事犯一起跑出来的。“党训班”就根据苟给特务大队长写信这一点，认定苟为“思想叛党”，将其开除。在1955年肃反审干中，经过多方查证，认为苟在狱中表现好，但却不恢复其党籍。苟一直不服，后来反复跑了许多单位，一直不给解决。又例如龙贵云，就因为与在中美合作所一个搞翻译的曾有一般的师生关系，入党时已经作了交代。“党训班”就据此将龙定为“特嫌”，开除出党。党训班在思想总结检查阶段，要学员承认入党是出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为了投机，为了捞取政治资本，完全否定他们入党的革命性。有学员向党交心，主动暴露检查自己的思想，说自己对地主家庭恨得不深，缺乏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应该说这是有觉悟的表现，但“党训班”认为这说明“觉悟低”，劝其退党了。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耀邦披荆斩棘，大刀阔斧平反冤假错案中，他们的问题才得以解决，整整蒙冤二十余年。以上虽是例案，但类似的情况不少。

 

1955年反“胡风反革命集团”和紧接着的肃反，我们都深有体会，感到问题较多，也是我们议论的主要内容之一。这次运动开始不久，许多机关、工厂、大专院校的职工和学生一律不准外出，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外出，必须三、四人一路，所谓重点人物则全部隔离审查。对私人寝室、私人信件和日记，擅自搜查。这是四川的“土特产”，不知别的省区是否这么搞过。其次，提出大胆怀疑，大搞逼供信。在一次召开省级机关党群系统全体干部大会上，斗争一个解放前才十六七岁的中学生、地下党领导的“民协”成员、团省委宣传部的干部杨莆（木斧），硬逼着他承认自己是“胡风分子”。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在大会上指着他当场大声呵斥：“你小小杨莆，已经和我们斗争几个回合了！”并在大会上宣布杨为胡风反革命分子。杨莆是地下党领导的《学生报》的通讯员，参加《学生报》的活动。这就和在《学生报》中的所谓胡风分子林祥治、罗泽浦（罗洛）、刘令蒙（杜谷）、方然认识。他只不过爱好文艺，也读过一些所谓胡风分子的诗，和林祥治最接近（林是地下党员）。就这么一个青年，省委领导亲自导演了这么一幕逼供斗争大会，影响十分恶劣，也助长了下面的逼供信，搞得人人自危。苏良沛在统战部，也是大会小会上逼其承认为胡风反革命分子。苏说，你们别这么天天逼斗嘛，证据和见证人都很多，也容易找，一调查就清楚了。但是还要继续斗。机关肃反告一段落，党内讨论肃反“五人小组”领导人金某的总结报告时，苏对机关肃反的一些错误作法，提出严肃诚恳的意见，如动员大家互相可以大胆怀疑，带头打人，严重侵犯人身自由；对于错斗错捕不做一点自我批评，最后还威胁说：“我们审了一审，查了一查，竟有人心怀不满，这是什么声音呀？这是台湾的声音。”对此苏都做了一一批驳。这就给苏记下了一笔账。对贺惠君等人，就斗争一些在地下时期他们曾领导过的人，要他们揭发贺等的“反革命”罪行。林祥治和罗洛是好朋友，因在《学生报》，也就和方然、刘令蒙认识。他是地下党员，后派至农村工作。解放后被安排在内江地委工交部。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一来，罗洛在上海被作为“胡风分子”逮捕，随后就把林祥治打成“胡风分子”，抓进了监狱。在狱中经过各种形式的审讯，找不到一点反党和反革命的材料，最终还是把他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在狱中他被逼得神经错乱，在以后的历次运动和十年浩劫中，再次受到多次冲击和侮辱，也和家人失去了联系，妻子和孩子都走了，贫病交加，衣衫褴褛，疯疯癫癫，形同乞丐，人们都叫他“林疯子”。当年他那么热情、那么重情、那么坦诚、那么执着追求真理！怎么像旧社会一样把“人变成了鬼”呢？

 

四川的地下党员在那次运动中，多数遭到审查或斗争。解放前，地下党员多数是知识分子出身，他们本来就处于一个特殊的复杂环境。为了党的工作，他必须适应那个环境，有些同志还必须和三教九流的人打交道；但他们骨子里是清白的，脑子是清醒的，是忠于革命事业的，“出污泥而不染”。这是从老区来的许多工农出身的干部难以理解的。但我们议论的焦点还不在这里，而是省委的主要领导，李井泉把地下党看得太糟了，说他们都是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所以，一般得不到重用，而且，从“党训班”开始到以后的多次政治运动都遭到以各种名义进行的清洗。“本是同根生”，为何总把地下党视若仇雠，实在令人百思难以理解。当时我们就认为这是对地下党的宗派主义，这就是我们“反党集团”的一大“罪名”。在五八年省委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上，斗争贺惠君时，李井泉就说：“我早就防倒你们这一着。知道你们要提宗派主义这个问题。”并说：“我早就怀疑地下党问题大” 。以后的事实证明，当时我们的看法是符合实际的。粉碎了“四人帮”，李井泉回到四川旅行时，还在大讲四川地下党的坏话，公然说，如果让地下党这股势力掌握政权就危险。地下党里面，有的是反革命，有的搞投机，有的是摇摆不定的人，国民党一得势，他们就要出来。他在另一个场合还说，什么地下党？全是乱弹琴，你听他们吹得那么凶！土豪劣绅，恶霸流氓分子，他们投机嘛！在肃反中我把地下党，全部混进来的，是土豪，是反革命，通通杀了云云。涪陵的陈太侯就是以土匪的名义被冤杀的地下党员。新津的一个地下党员，与特务分子一同绑赴刑场。执行枪决时，他还在高喊共产党万岁。从“党训班”到肃反的扩大化，区党委的主要领导夸大了敌情，不相信地下党所提供的情况，采取实用主义的“大胆假设”的方法，斗争面过宽，伤害了许多同志。虽然肃反结论多数是较为合符实际的，但也有相当一部份人的结论都栽了个“尾巴”，诸如：“受胡风反革命思想影响”、“受胡风反革命的思想影响较深”，此外还有“受胡风反革命思想影响的分子”。贺惠

君的结论就栽了一个尾巴。她不服，1957年初写了申诉，说：“读了几本胡风分子的书，就要写个受其影响的结论，那我读了孔子的书、鲁迅的书……是不是都要作一个结论呢？”又说：“无论就我的思想面貌和实际行动来考察，是根本没有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任何迹象的。”，“没有看出胡风集团是反革命，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这是全党的问题。”她的这个申诉书，反右时被称为“万言书”，是攻击肃反的“罪状”之一，受到了重点批判。

 

另一个问题是对于当时形势的看法。从 “八大”直到反右，这近一年的时间真是多事之秋，诡谲多变。1956年召开了“八大”，其中提出的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以及执行集体领导原则，反对个人崇拜，扩大党内民主，都是吸取了斯大林的的教训，具有积极意义，我们心里确实还高兴了一阵。波匈事件以后，由于新闻封锁，不知详情，看来中央也从中吸取了教训，发出了一个通告，对于罢工闹事的这类事件采取疏导的方针。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出了推而广之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当时报纸上也透露了南斯拉夫的一些情况。我们也议论得很热烈。比如对于工人自治委员会，我们较赞赏，觉得完全可以借鉴，这样才能真正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当时感觉政治氛围较松动，报纸上的言论禁忌也较少。但是我们省委的主要领导李井泉，却有一些特别的看法。他在1957年初传达省委扩大会议的报告中说：“有些人就是喜欢谈民主，什么是民主？民主就是专政。我看不是民主少了，而是多了；不是专政多了，而是少了。”他似乎是反对鸣放的。他说：“有些人就是对鸣放感兴趣，不知是何居心？”在大学里传达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也是捏着捏着的只传达一部份，他对于大专学校学生的思想状况也有特别的看法，对广大学生的思想，认为多数是有问题的，反动的、敌对的不少。他说：“大学生里，地主、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占一半以上，他们的老子老奸巨滑，不说，儿子就敢说。”（多年以后，我们才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里知道，这其实就是毛泽东本人的意思。）把思想问题视为阶级斗争的反映，他总把群众中的思想情况估计得很糟，1957年4月他要贺惠君把学生的思想问题在政协大会上就“共性和个性”问题作一发言。贺惠

君在发言中认为学生思想的主流是健康的，多数学生对国内外的时事是关心的，也有一定的正确认识。学生思想上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如个别学生仇视党和政府，部份学生立场、观点模糊，对民主与集中、纪律与自由，个性与共性关系认识不清。这些问题是因为去年国内外形势的重大变化对学生思想上有所影响……。她认为只要坚持耐心说服、循循善诱，学生的思想问题是可以逐步解决的。李井泉对她的这个发言很不满意，说她对学生思想缺乏阶级分析。没有阶级斗争观念。认为和他在省委二月扩大会议上对学生思想的估计有很大的不同。她不服。她向我们谈这件事时，说：“根本问题是李政委和我们对青年的估计看法不一样。”她57年春在四川大学讲话时说：“土改、三反、五反等阶级斗争的经验已经过时了，要放到博物馆去了。”长寿中学团的干部进行思想工作有粗暴行为，她认为是传达省委二月扩大会议精神所带来的影响，并在报告上批示：“对有敌对阶级情绪的学生，也只能采取长期、耐心的团结教育的方针，不能歧视打击。”她的这些看法，我们都是基本一致的。反右时，这些东西就成了批判她的重要内容，也是她的主要罪状之一。

 

我们对李井泉是有一些看法，倒不是如我们的结论上所说的“咒骂”他。他这人独断专行、偏激片面，听不得一点不同的意见，骂起人来不分场合。在传达毛的讲话时，硬说毛赞成陈其通等人反对“放”的方针的文章。后来大家听到传达，毛说：“我很不赞成。陈其通四人的短促突击，没有分析，没有说服力，使人看了不服。”李井泉硬说他原来就是这么传达的。自己传达错了，还不认账。无论是别人在台上讲话，或在汇报工作时他总要插话。而且插话很长，无形中他是主讲者了。在“三反”、“五反”中，李井泉亲自主持，在北较场召开了斗争贪污分子的数万人大会，会上大搞逼供信，从银行提款借给“贪污分子”假退赃。贺天熙当时是“五反”检查组长之一，会后到川西行署汇报对大会的反映时，贺说：“李政委主持的那个大会，影响不好，会后逼供信，追数字的现象严重”。李井泉听到贺的这个汇报后，大发雷霆。1954年，贺随成都市委书记郝德青去省委常委汇报对私改造工作时，李井泉不断插话，使他几次无法系统汇报，贺就说：“李政委，我汇报完了，你再说嘛！”这一下触犯了他，勃然大怒，有意找岔说：“你们私改工作搞得太左了，对黄鱼门（资本家）就不该斗得那么凶”。说得大家面面相觑，汇报也就这样结束。他打网球，找了一个地主分子、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县长来陪他打，并把这人安排到团市委的军体部，此人干不了别的事、就陪他打网球。我们议论时说，李政委也顾不得要划清界线了。当时我们就想，中央正在下放干部，若是下放个省委书记来，把他调到中央去就好了。团中央大学工作部长曾德林来成都时，贺惠君向他反映了对省委的意见。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章泽随邓小平来成都，她想见邓小平直接反映李井泉的问题，并向章泽反映了有些大学党委对学生闹事问题的看法不当，把问题说的太严重了。

 

在整风反右期间，我们一未参与任何鸣放，又未写任何大字报、小字报。那时，贺天熙、贺惠君和我都在各自单位参与领导整风反右。贺惠

君还被省委派去四川医学院担任工作组的组长。那时我们还相当幼稚，还不清楚这次运动究竟要干什么。不是说整风吗？要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鸣放就是为了反对这三个主义吗？怎么又反右派了呢？不是说“言者无罪”嘛！有那么一段时间真是“跟着感觉走”。到了1957年下半年才悟出了一点问题。但觉得我们自己既不反党，又不反社会主义，只觉得是背后议论不好。贺惠君作了左肾的切除手术后，机关里没有一个人来过问，我们始觉察到可能出了问题。首当其冲被整的是苏良沛，主要罪名是“反对肃反运动”,接着一再逼苏交代和贺天熙兄妹一起反李井泉的反党活动。贺惠君出院后不久就被揪回机关，迎接她的是满墙贴的有关她的大字报。接着全机关开始揭发批判大会，李井泉亲临现场。批斗大会热火朝天，追逼着她交代反党言论。当时李只知道别人书面检举她，说她曾对人说过，省委对地下党有宗派主义。其它的，一概不知。在一而再再而三的追逼下，她就只好和盘托出，把我们所议论的问题全部交代。李井泉在会上说：“贺惠君，我没有说你的坏话，你怎么说我那么多坏话。”在省委四级干部会上批斗她时，领导上专门给她打招呼，凡是议论李井泉的话，不能在大会上说。批斗大会之后，算是告了一个段落。苏良沛、贺天熙等人又根据贺的交代再次遭到批斗。于是“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的反党集团”就成立了。苏良沛处理最重，认为他“态度恶劣”，开除了公职送劳动教养，贺天熙下到会理农村监督劳动，在“十年浩劫”中被迫害至死，贺惠君调离团省委，下放到《四川青年》劳动。李晓耘最轻，只留党察看，下放到印刷厂劳动，詹大风拖到1958年9月，单位上开个大会宣布为右派分子和处分决定就完了，下厂劳动；本人连结论也没有看到。这一下我们就过了二十余年的贱民生活。

 

 

 

 

 

 

 

 

 

 

“政治”曾经很难懂

 

──兼怀一位老共产党员        

 

黄一龙

 

    五十年代的成都青年，少有不知道叶石同志的。成都解放以后，他先后作为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新闻处长和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长，到处向青年宣讲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他知识广博，逻辑严密，风度潇洒，语言风趣，令满城青年倾倒，倾倒的程度绝不亚于当今的追星族。

 

    他当然不是什么“星”。他吸引人们的地方，不在包装，不在矫情，而在于他对于自己所讲的充分的自信：他懂得自己讲的是什么。这一点，不仅为当今所有的“星”们不及，而且也非那些到处发表从不通过自己大脑的讲话的同志可比。其实像他那样的知识分子老党员，大都具有那样的特点。他们在革命最艰苦的年代参加革命，不仅不是为了“入党做官”，而且也非走投无路，只好革命。在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面前，其实摆着多条道路，所以其它道路都不走，是因为经过自己理智的抉择，相信革命的道路是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的唯一道路。他们投身于自己选择的事业，因而对此充分自豪充分自信。正是这种气质，不仅赢得青年们的崇敬，而且使多少对共产党抱有成见的老先生大为折服。

 

    当时对公众的讲演通称“政治报告”。“政治”这个词，在那个时代光芒四射，绚丽无比；它的含义极广，从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到个人理想事业友谊恋爱婚姻家庭，一概都管。叶石就做这样的“政治报告”，作为他的忠实听众，我对他佩服极了。

 

    可是我没料到，我这个如此倾心于他的政治报告的听众，几年以后居然被他当着一大屋人痛斥为“不懂政治”！我更没有料到，那时连他这位政治报告做得如此出色的人，其实也“不懂政治”了。

 

    那是1957年8月，一个闷热的晚上。在成都西郊马家花园的一间会议室里，市委第一书记廖井丹同志正主持一个会议，听取中学教师“反右”准备工作的汇报。我那时担任团市委宣传部长，被派到铁路系统一个中学（专）教师“暑期学习”的学部作办公室主任。我那里的“准备工作”即事先“排队”找右派的事进行得糟透了，直到轮到我发言的那一刻，我的笔记本上尚无一个右派或准右派！我想今天晚上这道关难过，不过真正要过的关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刚一开口，廖井丹就问我，你是青年团的某某人吗?验明以后，又问就是你向李政委提意见吗?这里说的李政委，就是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问话问得声色俱厉，会场顿时鸦雀无声，焦点立即转移到我头上。可怜我平时说话没遮拦，什么时候对什么同志“提意见”，哪里记在心上！正在苦思冥想，不得要领，汗如雨下，唯唯否否之时，叶石说话了。他说你不是在4月某日宣传部的会议上讲了一通吗?你入党有几年?你懂什么政治?信口胡言！以后注意啦！他也是声色俱厉，可是却立即让我下了台。

 

    多年以后，当我回忆这一幕的时候，才悟出叶石的那番话，不仅是为了让我下台，而且还要保我过关──虽然没有成功。不成功的原因是4月某日宣传部的那个会议，已经惹下大祸了！那个会议的议题，是事先讨论即将召开的省委宣传会议的报告稿，而省委宣传会议正是为了传达贯彻当年那个有名的中央宣传会议而召开的。中央宣传会议上播放了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的录音，毛泽东又亲临会议发表了讲话。我们这些小党员，刚刚听了两次讲话的传达，热心热肠地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所以在宣传部的那次会上，就放言过去把人民内部的好多事情都看成阶级斗争敌我矛盾，并且指名道姓地说这位李政委的某次讲话就有这个毛病。这个会议的讨论写成了简报，而我是力主原原本本把大家的批评意见包括批评对象的姓名都写进简报的。这个简报送了上去，反右一开始，就成了成都一些干部“攻击省委”的证据。马家花园的这一幕，正是对它进行反击的序幕呢。

 

这以后，我的关自然过不了。这才悟到我之真“不懂政治”，可是为时已晚，不准我以“不懂政治”开脱自己了。然后又知道叶石被查出才是这次“攻击省委”案的首犯，后来处分他的决定里指出：

 

叶石在北京参加中央宣传工作会议时，曾在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小组会上攻击省委，他说：李井泉同志去年（按指1957年——引者）2月在省、市委机关科长以上干部会上，传达省委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的报告和主席的报告精神不一致，他认为李井泉同志过分强调了阶级斗争，对去年知识分子思想乱不乱的估计过分了。他特别对李井泉同志报告中提到的把敌对思想搞臭很不满意。在宣传会议期间，他给市委宣传部萧菊人同志打电话叫停止传达他在学校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这个总结大体是根据李井泉同志报告的精神做的）。

 

这后一个行动当然等于制止传达“李井泉同志报告的精神”了；那个决定还说他“在市委宣传部部分科长干事中间散布‘李井泉同志的报告和主席报告的精神不一致’的谬论”，以致造成本文上面介绍的那个“攻击省委”的简报云云。以上所说的“毛主席报告”，系指1957年2月27日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当时的题目叫《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听说以后也是这位李井泉曾经专门把叶石叫去，把已经改名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公开发行的毛泽东上述讲话摆在面前，一句一句地宣读自己那次报告的记录，问他哪一句话和毛主席报告的“精神不一致”。我不知道他是怎样回答的，不过我知道这个问题其实无法回答。因为所谓一致不一致，作为“参照系”的毛泽东讲话，叶石所本和摆在他面前的公开发行本并非同一文本。据现在的专家们研究，叶石所本乃是毛泽东2月27日的讲话，而那个讲话，和往常多次讲话一样，没有讲稿，只有一个不足3000字的提纲。而正是这个讲话的纪录稿，随后在全国广为传达，形成学习热潮。后来李井泉摆在他面前的，却是从5月到6月反复修改补充以后的发表稿。发表稿对记录稿的增删改动，重要的有三十多处。特别是增加了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样一大段，以及判别“香花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据专家说，这是因为在从讲话到正式发表的短短三个月之间，“发生了极少数右派乘整风之机向中共要执政权(“轮流坐桩”)的严重事件，这是毛泽东作《正处》讲话时没有估计到的。”而“作者对自己的作品作反复修改，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情”云。

 

    说作者修改自己的作品“无可厚非”，我看对作者的权益还维护得不够；应该说作者完全有权修改自己的作品，怎么修改都行。不过当时的问题却是读者的义务。就是说读者是不是有义务在阅读前一文本的时候理解作者尚“没有估计到”的后一文本，并对自己之“没有估计到”负政治责任。这样的要求说起来好像太开玩笑，可是那天的叶石，以及那前前后后的我们这些“攻击省委”的小党员们，面临的就是这个要求。这样的“政治”，无怪乎我们不懂，叶石也不懂了。

 

    现在有些研究“反右派”运动的文章，说作者其实并非尚未估计到将要发生的事情，而是故意不把话说完，以便引蛇出洞，诱敌深入，后发制人，聚而歼之，即引起“将要发生的事情”。这样的判断，应是根据作者讲过不是阴谋是阳谋的话而来的。“阳谋”之说见于名文《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说本来就有意“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云云，不过它是说那是“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个期间”，没有说作者二月份讲话的时候就存了这个心。所以为了谨慎起见，还以作者在此后的数月之间改了主意立论为是。改了主意而把改主意以前拥护前主意的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实在有悖于常情常理。常说“反右派”运动的“严重扩大化”是大规模的以言治罪，遗漏了这里所举的以未曾预言毛泽东以后的主意而治罪。《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里讲到阶级斗争扩大化时，表述为“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一次又一次犯扩大化甚至无中生有的错误”；据介绍，那“甚至无中生有”六个字，是定稿时胡乔木加上的。衡诸史实，他加得准确极了。

 

    “无中生有”是魔术，不是政治，所以难懂。不仅叶石不懂，身为政治局委员的开国元勋彭德怀在1959年也不懂，到了“文化大革命”，又轮到本文讲的那位早已身为政治局委员的李井泉同志自己不懂了。我看到过一份据说抄自他的夫人的“自我检查”的大字报，说他们夫妇初入最高层，对“高层政治生活”尚很缺乏理解，所以犯了错误云云。虽然难以判别那份抄件的真伪，但我相信那话如果出自他们的笔下，该是由衷的肺腑之言。

 

    共产党是讲政治的，共产党也不能不讲政治。可是若干年间为了实行“阶级斗争为纲”而把政治讲到这个份上，异化而为无中生有的“整治”。既然无中生有，就无事不可整，无人不可整，遭整的就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了。从这个角度看，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把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也是恢复共产党极讲政治的本来面目，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依归，重新使得愚夫愚妇能够理解了。这点浅见，本来想找个机会向叶石同志请教，可是他却静悄悄地走了。从告别他的灵堂回来，我就决心写下这篇文字，祭奠于我所尊敬的这位老共产党员的灵前。

 

                                           十年前旧文，2008年12月改定。

 

 

 

 

 

 

 

 

 

 

 

“《星星》诗祸”述略     

 

石天河

 

“《星星》诗祸”，是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前后，发生于四川的一个重大冤案。当年1月，《星星》诗刊在成都创刊，它与北京的《诗刊》，是全国仅有的两个诗刊之一。编辑部由白航任编辑主任，我任执行编辑，白峡、流沙河任编辑。《星星》创刊后甚受读者欢迎。但由于它创刊第一期所发表的一首情诗（青年诗人曰白所写的《吻》），冲击了文艺的禁区，引起了四川主管文艺工作的领导人的不满，在《四川日报》副刊上，对《吻》和《星星》诗刊进行了“一棒子打死”式的批评。因而就由这一个“纸上的吻”，引发了《星星》编辑部及许多诗人、作家，与官方“批评家”的对抗。在文艺界群情激愤显得于官方批评不利的情况下，主管文艺的省委宣传部和四川文联的领导人，便进一步把批评的锋芒由《吻》转向流沙河的散文诗《草木篇》，指为“像王实味《野百合花》那样的东西”，向“政治问题”上纲。并对我和储一天、陈谦、流沙河等人进行了批斗。由于我不愿昧心地检讨，四川文联当即给予了我“停职反省”的处分。事情拖延到四月间，由于毛泽东在北京接见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与会人员时重申了“双百方针”，并对《星星》和《草木篇》的问题说了一些比较缓和的话，四川文联对《星星》的整治一度趋于缓解，领导人对被批斗的我们还表示了歉意。但在五月后的“整风”、“反右”运动中。这个文学评论的是非之争，竟被无限上纲为“四川全省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诗祸”于是形成。在“反右”运动中，《星星》诗刊的四个编辑，全被划为“右派”，并连同四川文联内部向领导提意见的作家，以及成都、峨眉、自贡、金堂等地与他们有联系的诗人和业余作者，划成了一个所谓“以石天河为首的四川文艺界右派反革命集团”，列名于“集团”的文学工作者，计有：储一天、陈谦、遥攀、万家骏、徐航、晓枫、邱原、白堤、沈镇、杨千廷、华剑、罗有年、张宇高、李加建、王志杰、李远弟、孙遐龄、张望，许明权、李明隽、杨光裕等；连同《星星》编辑部的白航、石天河、流沙河，共达24人。当时，“集团”之外的株连也非常宽，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著名国学家张默生教授，因在座谈会上发言为《星星》辩护，被指为反党集团的“黑后台”，并划为“大右派”；成都市原副市长、著名老作家、《死水微澜》和《大波》的作者李劼人，也牵连受到批判，险些划右。《星星》读者及文艺界对《星星》诗刊表同情或对批评持不同意见的人，为此而株连受批判或处分者，数以千计。形成了建国以来最大的一场诗祸。列名于“集团”的人，有石天河、储一天、陈谦、万家骏、晓枫等五人被判刑劳改，邱原后来被开除公职，白峡虽未划入“集团”，也被补划“右派”下放农村劳动。其他人也受到劳教或下放农村劳动等处分。直至“文革”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平反一切冤假错案的决定，才先后获得平反。到平反时，被“划右”诸人中的张望、邱原已在“文革”时期自杀。徐航在劳教期间，因被“大饥荒”驱迫，在私摘包谷时，被当地彝族民兵用火枪打伤，流血过多致死。其余诸人虽已平反，但经过二十余年的底层生活折磨，青春被埋葬，身心受摧残，有的妻离子散，有的老病牵缠，虽想为新时期的文坛尽力做些奉献，也难如愿。其中，在监狱或下放劳动期间身体毁损过大的白堤、张宇高，在平反后立即去世；遥攀、万家骏、王志杰、白峡、孙遐龄、沈镇、陈谦等也相继去世。现在活着的我和白航、储一天、晓枫、李加建等几个人，都已经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但我们仍然在“各尽所能”地工作，并试图给后人留下一些可以作为历史鉴戒的资料，以求历史悲剧的不再重演。——我在《星星》五十周年前，写成了一部四十万字的《逝川忆语——“〈星星〉诗祸”亲历记》，现在，已经在新浪网的《星湖石老的博客》、搜狐网的《天河之夜》、凤凰网的《石天河的博客》上全文发表，算是为《星星》诗祸留下了一个事件真相的纪录。我对冤案的记述，基本依据当时留下的新闻或文件的纪录，结合自己的回忆，叙述事件经过，并对事件进程进行了自我批判与历史反思，故书中绝无自我粉饰与苛责于人之处，一切都让历史事实发言，让读者自行做出客观的评议。

 

 

 

 

 

 

 

 

 

 

一个右派的反思与觉醒

 

艾风

 

随着半个多世纪岁月的流逝，我的一切伤痛、屈辱、悔恨都已淡忘，时间才是医治心灵隐痛的最好药方。

 

二次批评市委种下了祸根

 

提起1957年夏季，依然不堪回首。约在那年五月底或六月初，全国正处于鸣放高潮中，我突然被召回四川日报编辑部，总编辑伍陵召开各市、地记者站站长会议，传达中央最新指示精神。伍说：这次李政委（指李井泉）从中央回来本来只传达到市、地委书记一级，考虑到大家在鸣放报道第一线，所以也召你们回来传达。中央的精神就是决定要开展一场反右派运动了，中央考虑如果继续鸣放下去，会有更多的中下级党员干部卷入，形势将更加复杂。中央决定对资产阶级右派丢十颗原子弹，即十篇重头反击文章，第一篇是中宣部长陆定一的文章，以此拉开反右斗争（后这个反右步骤有变）。

 

第二天我们就返回各市地记者站。我的思想处于惊诧莫名中：这次中央精神，为什么与毛泽东在整风之前最高国务会议和中央宣传工作会议讲话精神截然相反，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始终想不明白。于是，我对继续鸣放与随后的反右报道就持一种消极应付的态度。同时隐隐感到，这次反右运动说不定要牵扯到我，因为我在报道自贡市文艺界鸣放中，新自贡报文艺编辑王志杰写的一首讽刺开会迷的诗，被自贡市委打成反动诗，鸣放会上闹得很凶，王志杰等人在会上呼冤，要市委检讨，市委秘书长到会却辩说没有这事。我为弄清事实真相，到市内久大盐厂党委办公室查到了这份党内通报，市委确在这份通报上加按语要求各级基层组织批判，以肃清影响。自此，我对市委某些领导人就愤愤不平了，既错了公开承认检讨就是，为什么拒不承认呢？而对诗作者却产生了同情。细观此诗，显然是仿照苏联著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开会迷》一诗写成，只是把标题改为《给沉浸在会议中的人们》。而马氏此诗是得到列宁赞扬的，但王志杰此诗却被打成了反动诗。我的爱打抱不平的性格就决定了我以后的命运——在我碰到王志杰时，我把此通报按语的内容告诉了他。他在以后几天的鸣放会上更激烈地批评市委，说市委是政治迫害，把市委那位秘书长逼到鸣放大会上检讨认错，并向王志杰道歉。从此，我与自贡市委又一次结下了祸根……。

 

如果说这一次我只是得罪了市委秘书长（因这次“反动诗”事件是他从头至尾一手造成的），那另一次祸根就是得罪了整个市委与市委书记。那是1956年6月上旬，自贡市委召开首届党代会，我作为川报记者参加了这次大会，在会上听到不少党代表向我反映，这次大会很不民主，甚至有压制民主的倾向。会后我向人民日报写了一篇批评稿，题为《让党内民主发扬得更充分些》。邓拓把此标题改为《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发表于该报1956年7月5日

。此文在自贡市引起轩然大波，市委当即组织全市各级党组织批判肃清此文影响。

 

在反右中，王志杰被打成右派后，被迫交代了从我处获悉市委党内通报一事。市委以此为由头，以批评党代会不民主为根由，向省委告状，李井泉当即指令川报召我回社交代批判。后从文革中揭发的材料得知：在反右中，李井泉为首的省委对中央六条反右标准中，又多具体化了一条，即：凡在我省首届党代会期间闹要民主者，一律划为右派。1958年起我在凉山州会理县监督劳动改造时又得知，有一位右派是因公开赞扬我在人民日报的批评文章而被划的，他就是会理县一位原区委书记。

 

至今仍有一事我一直在心中隐隐作痛，感到对不住人家，感到我害了人。改正后我回自贡采访得知：久大盐厂党委办公室那位借给我看市委通报的同志也被打成了右派，而且反右后下落不明。只因只有一面之交，我连他的姓名都忘了。托友人打听，也无线索。如果我不去打抱不平，去查事实真相，就不至于把一个无辜者也拖入地狱……。政治运动的残忍性，由此可见。

 

无事不可对党言的思想犯

 

1957年6月底把我召回报社，要我交代支持自贡右派向党进攻的罪行，并要我深挖思想根源。我在多份思想检查中，谈到在听了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传达后，我思想上所发生的思考与变化，以及当时国内文坛和新闻界提出大胆干预生活、揭露生活阴暗面后，我的一些想法。虽然这些思想沒有在任何会上或私下对人谈过，我只是依据党历来对党员的教导 “无事不可对党言”，而写下了这些思想。殊不知川报反右领导小组却如获至宝了，把我这几份检查东拼西凑、断章取义、无限上纲，作为四川新闻界的反党典型抛了出去。在省、市新闻出版界连续举行的三次座谈会上，揭发批判我提出了一整套资产阶级办报纲领，反对党对报纸的领导，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各级党委等等。四川日报1957年9月9日

一版转二版的揭发报道，标题为“剥下反党分子艾风的‘革新’伪装”；人民日报同年9月13日的报道标题为：“反对党对报纸的领导，恶意攻击新社会，艾风是右派分子反党的内应”。

 

这些所谓的纲领、攻击，当然全是虚构的，因为我没有参加鸣放，也就不能以言定罪。但党搞政治运动有的是经验，以思想定罪不是同样高明吗，我就主要成了“思想犯”！还给我上纲为：盗窃党内机密，支持自贡右派向党进攻，成为自贡市文艺界右派集团核心成员等罪状，更是不值一驳。市委秘书长个人策划、选取、拟定的所谓党内通报，当时市委宣传部就不同意把王志杰诗作为反动诗批判，但他一意孤行，鸣放中又矢口否认，这算是党的机密吗？至于支持右派进攻，成为右派集团核心等等，在1979年1月下旬改正结论上，也不得不承认：“查无依据”。

 

凭以上几条，已足够把我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党籍，行政上撤销一切职务，每月只发生活费15元，下放会理县农村监督劳动。由于这场飞来横祸，从小把我带大的祖母被活活气死；原计划在1957年中秋节结婚的恋人，又为我苦苦等待了七年后，不得不凄然离去……

 

一骗再骗，还想重新入党

 

在我被打成极右分子后一直想不通。我出身于贫农家庭，地处无锡乡下，抗战时是游击队和新四军活动地区。我从小学到中学，不少教师和校长都是地下党员，可以说从小就相信党，跟党走，所以不满16岁就参加了地下党，可称“根正苗红”。刚满16岁又参加二野西南服务团随刘邓大军进军入川，在工作中一贯表现较好，屡受领导信任与表扬。在整风中又没有参加鸣放，怎会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在反右中，将毛泽东公开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与我原听传达所作的笔记一相对照，不仅大为惊讶，而且隐隐有一种被骗的感觉。作为一党一国之首脑，怎能说算不算话，明明说整风鸣放中言者无罪，忽又变成“以言定罪”，怎能取信于天下？但又想到当时报上揭发的冯元春、葛佩琦等人“叫嚣”的要杀共产党人，觉得把自己打成右派是冤枉了，但整个反右运动还是必要的，正确的，鸣放中确已涌现了不少反党反社会反主义的分子，还是应该相信毛主席。在此时，我还没有醒悟到这一点：既然报纸上揭发我的材料是无限上纲、捕风捉影的，难道对冯元春等等的揭发又会是真实可靠的吗？由于我深受党化教育，所以仍深信党报上揭发的种种右派罪状。甚至还为这个党辩解：在这么大一场全国性运动中，把个别人错划也许是难免的……。

 

不仅如此，在我当了右派的头两年中，虽已受尽屈辱、歧视，但每当在电影院中看到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几十万群众雀跃欢呼的场面时，我仍会激动得流泪。此时，我仍相信邓小平在反右总结报告中所说的右派被开除了党藉，以后还可重新入党的诺言，而因此拼命劳动，争取早日摘帽、入党，回原单位。虽已被一再受骗，而仍无觉悟……。

 

直到1959年我在思想上才开始有了转折。这一年，一方面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大炼钢铁等的大失败，如同一场儿戏与闹剧；另一方面，听到彭德怀等人赤胆忠心、仗义执言而被打成反党集团，我开始怀疑毛泽东的路线有问题了，是一条与斯大林一样的极左路线。我在经历了大跃进中没日没夜的苦役劳动后，紧接着大饥荒就来了，眼见着生产队里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我身旁倒毙，眼见着一个个面黄肌瘦的农民，脚上都能按起窝窝得了水肿病，而一个个生产队、大队的干部却养得肥头大耳，还不时要吊打、批斗出工不出力的社员；一个个说真话，能为农民着想的农村干部，都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被拳打脚踢，受尽折磨。从反右倾联系到反右派，看看与我一起劳动的右派，有哪个曾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对这两场运动开始持否定态度了。在此时，我也仅仅认识到是毛泽东路线出问题，还没有可能把认识上升到这是专制制度问题，这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一党专政、个人独裁问题……。

 

右耶左耶，梦的破灭

 

在西方实行民主宪政的国家，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是对政府、总统的天然批评派。他们作为社会的良知，公民社会的守望者，每当地平线上出现了乌云，政府、总统的某些主张、政策、措施，有可能对国家、社会造成不良后果时，他们就提出批评、分析、警告。这部分知识分子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他们都有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能得到广大公民的支持和拥戴。政府和总统也往往能听取这些意见，并做出相应调整，整个社会由此不断完善、前进……。

 

这种知识分子，根据法国大革命开创的历史与标准，被称为左派。左派就是改革派，不满现状派；右派是保守派，维护既得利益派。毛泽东却在我国内反其道而用之，这不知是出于对西方政治史的无知，还是出于他对国内政治、思想、文化实行个人独裁的需要？真正的右派，其实正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极权集团以及死抱住阶级斗争路线不放的那些党棍、文人们；而1957年被划的55万右派（实际上当时被戴各类帽子受迫害者约达110万人），却是真正的左派，历史将会永远记载着他们！

 

1964年“四清”中我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心想处境得有所改善了吧？却依然每月发15元生活费，依然被监督劳动，依然被歧视，连分配工作都遥遥无期， 更遑论重新入党？我的可怜的梦真的彻底破灭了……。

 

被逼造反，组织摘帽右派造反组织

 

1966年，“文革”妖风乍起。一开始，我在一个改造单位——“会理县委试验田”被作为运动重点，打成“里通外国”分子。这个所谓“试验田”，实际上是把省级、县级各单位打成的各类分子集中监督劳动的场所，约有30多人，其中以剩下的右派（摘帽、未摘帽）为主，还有一部分县级打成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有省级单位打成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坏分子，阶级异已分子等等。省级各机关右派中的大部分（约六七十人），在1962年已被动员退职、精简回家谋生了。

 

我所以被打成“里通外国”分子，只因我原计划结婚的恋人是香港人，广州“解放”后即回内地读中学、大学，原在省医院工作。她苦苦等待了五年后不见我的政治状况有所改善，反被多次逼着要她退职精简回家。她于1962年只好因母病请假回家探亲，被父母劝阻而未归，但一直与我保持着密切的通信联系，直到1964年春才中断。

 

1967年“二月镇反”中，单位又把我打成反革命，险些关进监狱。全国都否定了这次镇反后，本单位仍几个月迟迟不动，我在忍无可忍情况下，心想：我不造反是反革命，起来造反充其量也是反革命。只有起来造反，才能弄清这个运动到底想干什么，毛泽东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于是我去请示了会理县军管会主要负责人，他答复右派摘了帽子可以参加造反。第二天我就在单位贴出大字报，发起组织“万山红”战斗队，目的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即有10多个早已摘帽的右派参加，组织了几次批判会，批判了分管政法及试验田的副县长、几个管教干部，后又把大批判专栏贴进城区，但不参与派性活动，不参与武斗，又呼吁城内两大派促进大联合。这个专栏因论述独到，针对性强，颇受两派重视。我们起来造反后，管教干部跑回了家，劳动生产、生活秩序只好由我们造反组织出面主持，仍显得井井有条。

 

到了“文革”后期，“一打三反”，抓“五·一六”分子，我又被作为打击重点，先被县军管会纳入两大派头头学习班，把我作为幕后黑手审查，后查无实据，又被县政法委把“万山红”战斗队打成反革命组织，批判的连环漫画贴满了县文化馆。正准备抓我入狱时，林彪逃亡事件恰好传达到县里。大概上面有精神要缓和社会矛盾，又把我从学习班放回单位劳动，继续接受批判。我被定为反革命帽子挂在墙上的人，不老实随时可给戴上（看中国式暴政，有多少创造性？）。过了二年平静生活后，我于1974年给省革委副主任李大章（原省长）写信，要求分配工作，申述已摘帽10年仍在劳动改造。此信被转给县上，激怒了县政法委，马上对我和另二人（一为新华社四川分社的摘帽右派，一为省政法委的摘帽右派），开全县群众批斗大会，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管制三年，分別由武装押上三部大卡车游街示众。从此，我与那位分管政法并被我们批判过的副县长，以及县委书记，结下了不解之缘。隔三差五，我要去找他们递申诉材料，要求平反，有时他们见我去找反而要躲起来。

 

看够了文革政坛上的翻云覆雨，也看清了历次整人运动的目的与权谋。毛泽东把党、政府、人民都玩弄于股掌之上，为所欲为。他的法术就是欺骗加暴力（群众暴力或称多数暴力），充分暴露了他大独裁者的本质。“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峰回路转，又回川报显身手

 

1979年我被改正并调回川报后，先后任永川、成都等地市记者站站长、机动记者。上世纪80年代前五年是我干记者生涯最舒畅、最有成就感的五年。我有一股要把丧失了的青春夺回来的劲头，日夜奔忙于工厂、农村、学校，尤其是复出第一年我几乎每天发一稿，多得让编辑都叫唤：再发我们不编了，因为没有这么多版面。我不仅写了大量新闻、通讯，还写了不少评论、社论和报告文学。刚复出时领导与老同事都怀疑：这老小子搁笔了22年，还能当记者吗？我要用行动证明给他们看：我不仅能当好记者，还能当好一个多面手的记者！写了一些或耳目一新或哄动一时的报道后，连一些领导和编辑都在背后说：艾风确是一块当记者的料！

 

1986年起我改任川报《民主与法制》专版主编。这个专版每期都刊发批评错判或错捕的稿件，并配发评论；每期都刊发“公民来信”，我们转请有关机关或专家答复。因此，不仅在省内政法界影响较大，并在全国有反响。上海《民主与法制》杂志特聘我为特邀记者，国家司法部有一同志撰文评述此专版特点。办刊不到五年，我从一个法盲变为持律师证的律师，在省内公安、法院、律师系统，我已有了广泛的通讯员队伍与友谊网络。

 

1990年起我又改任川报新闻研究所所长、全国核心期刊《新闻界》主编，又改行研究新闻理论。我把《新闻界》编得耳目一新后，又写出一批研究论文，有两篇论文被中国社科院主编的《中国新闻年鉴》选入，其中有一篇被全国新闻理论界评为改革开放20年来全国优秀新闻学研究论文，省政府颁发了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奖。不久，我被评为高级编辑，成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被四川省社科院聘为兼职教授，出任由省社科院与川报合办的四川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并被国家教委批准的硕士研究生授予点聘为新闻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在此毕业的一批批研究生，有的考上了博士，有的被调入南方日报、新华日报，有的分布于广播、电视、教学岗位上……。

 

我出版了新闻学论文和新闻作品选专著两部，主编新闻研究书籍三部。我编的书和写的一些论文与作品，多次受到中央级、省级、省政府社科级奖励。1998年离休后又被聘任为“四川新闻网”执行总编，2002年底快满70岁时才全休。

 

制度不改  中国堪忧

 

在我经历了80年代前期的启蒙运动和后期的“六四”运动后，我的认识又发生了一些变化与深化，从只认为是毛泽东的个人独裁问题，上升到要否定这个专制制度问题。制度不改，否了毛泽东，还会出现张泽东、李泽东；从怀疑、否定反右运动的必要性，上升到认识这是一场有计划地大规模地迫害知识分子的运动。每一个专制制度，都会把公共知识分子视为敌人，所以毛泽东说要是鲁迅活在当代，不是闭口，就是坐牢，这确是老实话——而毛泽东一生却很少说老实话……。

 

 

 

 

 

 

 

 

 

《草木篇》诗案         

 

流沙河

 

一、到底意难平
    我的父亲不是这个政权的人，我1950年参加革命工作后，是划清了“界限”的。我是真心信任这个党的，不是到共产党这儿来投机的，不是想来捞个什么的，想都没这样想。认为中国共产主义前途是光明的，我们要来，来就努力地工作。当时我才十九岁，我在党报。工作是如何之卖力，如何之认真，而且还如何之愉快。觉得我们做这个工作很有意义，我们正在改变中国。我怎么可能去仇恨党,我怎么可能去仇恨这个党嘛！
    我的父亲和许多旧政权的人员一样，死于1951年，被这个政权杀了的。我丝毫没有为这个事情去仇视这个政权。但是呢，确有某种看法，这个有时是有的，总觉得当初用不着杀那么多人。实际上我的父亲，在旧社会不过就是普通的职员。他从来没有对抗过共产党，也没有作过恶，很多人都晓得他们是干干净净的。但是，又回头认为，好像革命就是这样，一定要经过血的洗礼，不然怎么产生新世界呢！觉得这个革命理论也站得住。但只是心中有所怀疑，绝无对这个政权有任何仇恨。而且当初我的工作的激情，表现的积极，是有目共睹，所有人都看得出来，觉得我极其信任这个党。
    但是后来为啥子又产生了怀疑呢——确实产生了怀疑，但是这个怀疑跟我的家庭无关。一个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的罪恶。在赫鲁晓夫的报告前一年，1955年， 肃反。先是把胡风拿来批。批胡风我还是积极分子，写了两篇文章，文学理论的。后来，批胡风转为肃反，所有的机关内部都设了变相的关押所。旧社会有历史问题的都叫反革命了。四川省文联集中拢来十多个，把人家弄来关起。我是积极分子，还主动要跟这些人划清界限，认为这些人党都说要把他们揪出来，把他们叫老虎，一定是他们自身有严重问题——信进去了的。但是后来觉得，咋个这个运动，机关搞肃反越搞就越凶，机关里设立了变相的法庭，把很多人弄去审，哎，我就有所怀疑。
    因此在肃反的会上，我和另一个叫邱原的好友，我们都是热爱党的，心里就不安逸，就跟他递了个条子。写起打油诗，填起词，讥讽。李累（文联领导）看见了，走来一把就条子抓过去，李累大怒。条子是将就《红楼梦》中间薛宝钗那个 “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我填的是，“纵然是加薪添钱，到底意难平”。李累拍桌吼问，“啥子意难平？”
    多亏这个事情，我就没有进入积极分子行列。本来是积极分子，后来我就被刮出来了，刮出来就只有资格去守老虎——去看守关起的那些人。每天二十四小时轮流，一个班两个小时，坐到那里守，守完了还要做记录，观察他们的各种动态——这个就比较“低级一些”了。有一次我做记录：“墙外有人投一小石，屋瓦有声。众虎一齐抬头仰面，观望久之。”以戏谑的文字写受屈的同志，心肝之黑，至今犹愧。
    就这个时候，心中就有所怀疑。觉得咋能这样子整呢。而且这些人整了十个月以后，全部都没得事了，又把工资补发，当初把人家弄得那样惨。就觉得简直胡乱整。觉得党的这种做法——那个时候我们不晓得老同志们早在延安就这样做了，我们不晓得，我们还以为是第一次这样，虽然没有整到我，你这样整人总觉得不公道嘛。虽然心中不服，但是形不成理论。
    第二年，1956年2月，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传遍全世界，揭露斯大林的罪恶。文汇报连载了安娜•露易斯•斯特朗写的《斯大林时代》第八章《大疯狂》，整党咋个杀人，看了毛骨悚然。有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一定是在理论上面出了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理论就有这个问题，一旦形成专政必然会导致这个。但是，都没有拿去跟我们家庭的各种遭遇联系起来。是出于热爱党，觉得这样弄不好。
    然后毛主席提出要百花齐放，要百家争鸣，1956年夏天提出的。我心中很受鼓舞，觉得对了，我们中国一定不会像斯大林那样子搞了，我们毛主席实在了不起。提出这个口号是如何之伟大，觉得对这个党的未来如何之有信心，觉得中国如何有了前途，如何的好呢。
    我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觉得要听党的话，党喊我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意见我们要讲。像我这样的人，诗歌艺术修养不高，但是宣传热情是很强烈的，理论热情是很强烈的，就觉得那么我们今后写诗歌，就不能光是歌功颂德了。那时《人民文学》还发表了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使我大受鼓舞。
    1956年秋天，中共开了八大，宣布阶级斗争运动已经结束，从此之后是建设。我觉得党好英明啊。觉得这下中国终于好了，不再走阶级斗争的路了，无产阶级专政不会弄得像苏联那样黑暗，不再弄得血翻翻的了。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今后面临的是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真才实学顶用了，中国面临的是美好的前景。这个时候，我就考虑写诗是不是也要干预生活。刘宾雁已经有过一些报告文学，提出要干预生活。而苏联作家把干预生活四个字早就提出了，说作家应该有这样的义务。在生活中有不好的东西，作家要表态，要与它斗争。
    我就是在这个状况下，在1956年10月，写了个《草木篇》。1956年2月到8月，我是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第三期学员。在回成都的火车上，写了《草木篇》。
    这一组小诗内，我就考虑到，革命者的人格问题，革命者不能够光是一个螺丝钉，光是听话，革命者只要是正确的东西还要坚持。毛主席就那样说的嘛，你不要怕一切嘛，是真理就要坚持下去嘛。我又看到一些人阿谀逢迎就爬上去了，觉得这个党不应该去溺爱这样的人嘛。小人攀附到党，把这个党像藤缠树一样要把你缠死，你不能容许他们这样嘛。因此在诗中间就牵扯到了这些。
    回头看自己，这样的一些思想，实际上这都不是诗，我的这些思想远离了诗的形象思维，都是一些宣传热情，宣传热情干预了我的诗。就这样写了《草木篇》。
    那个时候就想，既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就不必创作了，不当这个专业。我就主动提出，我们来办一个诗刊，而且把名字都取好了，邱原取的，叫“星星”。领导人李累他们也支持。就办起来了。1957年1月1日就出创刊号了，是新中国第一个官办诗刊，北京《诗刊》比这个晚了二十五天。
    《星星》创刊号上面就发了《草木篇》。

 

二、 因诗贾祸
    闹了半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斯大林的报告中国从未公开发表，但我们都知道。1956年10月还发生了匈牙利事件，首都布达佩斯工人农民起来抗议暴政，波兰也发生了工人农民起来抗议暴政。在党内特别是在高干内，把赫鲁晓夫批斯大林的这个报告当作大敌一般的防备，我们年轻人不晓得这个，他们内部就传达了。1956年底，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因此这些领导们特别敏感，到处闻、看底下有没得什么气味，回应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气味。闻到了马上就要报告上去。
    我不晓得，这样严重，如果晓得，《草木篇》我就不要发出来。但是不晓得，我仍然欢欣鼓舞，相信双百方针一定会给中国带来新面貌。
    后来闻到了，是当时省委那边闻到的。
    元旦过了十三天以后，川报上就出现了批评。就说这些东西有严重问题。指责《星星》上有一首诗是色情（《吻》）。还有一首诗是有思想问题（《草木篇》）。
    省委宣传部有领导同志说，你这个《草木篇》就是《野百合花》嘛。（王实味就是在延安为这个事情被杀了的。）
    然后，《草木篇》的事情汇报上去，毛主席就知道了。本省几十篇文章，到外省，到北京上海都在批。但是，那是1957年春天，你批得那么早，毛泽东都还没有开始反右，毛泽东就不以为然。
    毛主席在二月份跟三月就两次讲话。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还有一次是讲人民内部矛盾。两次讲话都提到，一个提到王蒙，一个提到《草木篇》。毛泽东讲的是，王蒙是思想问题，王蒙的小说叫《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是小资产阶级思想，《草木篇》是“政治思想问题”。中间用了什么样的句子呢？“我们在民主革命的运动中，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那些有杀父之仇，杀母之仇，杀兄之仇，杀弟之仇，杀子之仇的人，时候一到就会来一个草木篇。”——如何的严重！我的家底毛主席都知道了。
    但是，毛主席又说了，你们现在这种批判，太粗暴了，你们没有好生给人家讲理。你们这种简单粗暴的批判方式是要不得的。然后，毛主席说，我们今后是要团结五百万知识分子——括号，包括那个写《草木篇》的人。最后说，我们要通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把广大知识分子，包括那个写《草木篇》的，都要团结起来。
    他这样一讲，所有批《草木篇》的突然就停了下来。1957年3月的时候，毛泽东这个讲话，通过各级机关传达下来，传达下来，而且传达很详细，是用讲话稿子念的，要念整整半天。
    现在还没有开始反右。
    不但没有反右，连“阳谋”，喊大家出来大鸣大放都还没有开始。后来好多人不了解，说是在反右中间批《草木篇》。哪里是，在反右之前半年批的。
    我经过这一场批呢吓倒了。我的妈呀，他们批我的文章最初还说小资产阶级思想，以后说反动思想，以后说反革命思想，最后说，这些诗都是反革命的叫嚣，都是阶级敌人的信号。我咋晓得我惹这么大的祸呢。一句腔都开不起，我都吓慑了。
    批判停了以后，又过了一个多月后，党中央就号召整风：我党现在有三种不好的风气，一是教条主义，二是主观主义，三是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就是死守马列主义教条不晓得发展，主观主义就是脱离实际，宗派主义就是排斥人家党外人士，这种错误的。这是不好的，我们要动员全国人民来帮助我们党整顿，整顿这坏的三风。 开门整风，通过什么方式呢，通过全体人民，首先是知识界，来大鸣大放，要出来争鸣，要百花，要来放，还不能小鸣小放，要大鸣大放。
    但是我是吓倒了，还是一句话不敢说。不晓得前段时间为什么批判得这么凶，我还是个共青团员嘛，而且我自认为我还热爱共产党。
    我就不开腔，一句话不说。然后就有许多人来帮我说话了。说你们这么弄要不得，不要一棍子打死。川大有一个教授张默生，山东人，江青的老师，说，从诗经起就有“诗无达诂”嘛，一首诗可以有多种解释，你们怎么能说《草木篇》就是反革命诗呢。李劼人，成都市副市长，老作家，川报记者去采访他。他说《草木篇》算啥？中国文人都要写这类托物言志的诗嘛。把花花草草拿来写嘛。他说，《草木篇》你写是可以写，但是你不要拿来发表嘛！你把它锁到箱子里嘛，你拿来发表就惹起麻烦！你们这么多人在批，硬把一个小青年当成一回事情在那里围剿。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你们把流沙河找来，我只要两个小时，就把他教育转来，让他去检讨，然后就过了。川大教授林如稷，在文联来开会说，你们整人关起门整，整出问题了才把我们这些委员找来，当初为什么先不来征求一下我们的意见，现在主席说了你们的批判粗暴，喊你们停了，弄出问题了，才想起来找我们贡献意见。这是发牢骚。
    天天开会大鸣大放，叫人家发表意见，人家有的忙，硬拿车去把人家拖来发表意见。张默生

教授就是用车接来发言，后来当了大右派的。
    这时候，全国各种意见全部都出来了。说得很闹热啊，报纸上都在给共产党提意见。有些意见越来越尖锐，围绕着官僚主义咋个腐朽，哪里整得要不得，哪里整人家农民，整得农民……全国的各种作品都出来了。就是那个时候的伤痕文学，指责这个政权不对的最早的伤痕文学。好多人都在写。连艾青自己都写了《养花人的梦》，后来批判他的时候，就说那是“艾青的草木篇”。
    这个时候喊我发言，我都还不敢去。
    然后省文联的一个领导，常苏民，是个老好人，他也不整人的。常苏民看到我始终都不发言，就把我喊到他那儿去谈，他就把毛泽东的讲话全文，打印的，中文打字机打印的，他说你就在这儿读。毛主席怎样说的……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些内容。他说你看嘛，最后的结论，连主席都是说这样子批判是粗暴了要不得。因此你要出来发言，四川这个地方要反对教条主义，你应该出来开第一炮。最初我认为他说的是真心话。多年以后我才悟到那是他的违心之言。作为一个领导人，在本单位揪不出右派来，他就犯险了，弄不好他自己就会被其上级指为包庇右派。他是来诓我鸣放啊。但是我原谅他，他无意整人，他也是不得已啊。
    我又很信任他。终于我就出来发言了。呵，一发言各家报纸的记者详细地记，记下来整整一版。成都日报四川日报全部登流沙河的发言。上海的文汇报也派记者来采访我。我说你们前几个月批我很凶，这样子弄是不对的，你们这样弄得我情绪也很难受。我说我个人固然是有很多缺点，思想改造不够好，有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想，但是我没有要反党反社会主义。你们这样子弄我是很不服的。
    这时就得到很多人的响应。
    到了1957年6月，突然一变脸说有阶级敌人在破坏我们整风……
    全国很多人受到《草木篇》的牵连。说我有三个反革命集团，我是这三个反革命集团的首领。然后项目组去追查，凡有关系的，一网打尽。项目组来人说，流沙河，有一封信，人家在无知的情况下写了一封同情你的信，现在你要把这封信交出来。我每天收那么多信，装一箩筐，我说我记不得，你们去查，最后我说算了嘛，你们干脆抬走。这一次他们就警告我，任何证据你不能毁，毁了将来你的罪名大得很。所有人家给我写来的同情的信，一封我都不敢毁。何况我还记得有日记，日记我也不敢毁。
    所谓三个反革命集团，全是我认识的，文学界的非文学界的，连常到我这里来的中学生，全部都有严重政治问题，不准升大学，他们一辈子的人生道路都注定了。魏明伦，当时十四岁，化名给文汇报写一封信，声援流沙河，后来清查笔迹，查到他头上，由于太小没有资格戴右派帽子，但是给他杵了一个污点。周克勤遭学校开除也是与《草木篇》有关，被弄回老家，幸好他老家把档案材料搁在乡政府再没有打开过。好多人就为这个事情把一生的命运改变了。
    整了那么多右派分子，所用手法都有类似，但是，受我株连的现象特别引人注目。全国类似的事情多得不得了。后来八十年代，我出差外省，全国到处有，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人来找我。到乡下都有人来找我。说五七年你那个《草木篇》也牵涉到我，我当右派有一条罪状就是支持右派分子流沙河向党疯狂进攻。还有被整死了，被杀了。
    所以这个事情实质是怎么回事，你就晓得了。
   

 

三、 「沉到海底」
    这个诗，是再普通没有了。值不得拿来说。而是因为要搞运动，有意要去到处找，由于他们带有有色眼镜，出于革命的警惕性，时刻严防阶级敌人，一看就看到这儿来了一个信号，就是来反无产阶级专政的，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他们看到了，看到了！
    但是最奇怪的是，到了1999年，突然改变了说法。中国作协书记处的书记张光年，老革命，在1999年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中央电视台讲建国五十年来的历史，中间专门的一章，就是张光年谈到草木篇事件。我就很注意地看。变了。张光年说，当初我和另外三个中国作协的负责同志，去跟毛主席汇报，毛主席说，《草木篇》哪首不好就批哪首嘛，怎么能一锅煮呢，其中有两首就好嘛。毛主席背了中间一首，又背了中间另一首，毛主席说，这两首就可以嘛。
    当初正式传达的毛主席不是这样说的，那时说是阶级仇恨。那你说我该相信其中哪一种说法？老同志在这点上是很谨慎的，我不认为人家张光年说错了。不过当初风气如此，今日红花明日紫草，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纯粹的实用主义。要搞运动，就说这是反映了阶级斗争，对我党有各种仇恨的人，才得写《草木篇》这样的作品。但是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又是另一面，很讲道理的呀。如果是按照张光年讲这个，那哪里还有后来的运动呢，那就搞不起来了嘛。毛主席纵然这样讲过，但是从未传达下来过，等于没有讲过。
    实际上，就是小题大做。实际上，我是帮了反右派斗争的大忙，因为在后来的反右运动中，规定所有的大中专院校，以至中学，所有各级政协直到县政协，必须开座谈会，座谈会上，必须要「奇文共欣赏」，要把《草木篇》给大家看，看了要大家讨论。如果不是这样，哪个来读你那个啥子草木篇嘛。毛主席喊人家非读不可，读了喊人家发表意见。人家本来就毫无兴趣的，也不得不表态。
    你想我的那一组小诗，用中文打字机打下来，只要巴掌这么点小一张纸，王蒙、刘宾雁那些毒草那么长，哪个去读呀。我那个拿来人手一张，一分钟读完。读完发表意见。积极分子说，批得好，这个反动得很。如果有人说，这个算啥子嘛——对了，就划成右派。用这个方法来划右派，是“多快好省”，“节约闹革命”。一分钟就可以把右派抓出来。因此全国抓了好多右派，都和那一组害人的诗有牵连，其数上万。
    所以，本人是给反右提供了一个文本。可以快速制造右派，多快好省地抓出右派。我是帮了大忙了。
    我们这些都是小人物。把那个诗拿来那样批，不是这个诗了不起，不是这个诗写得好，我从来都不那样想。
    这个落到哪个头上，就该哪个先倒霉。我呢，不过是先落到我的头上，先落到我的头上，我就先倒霉。如果我不写这个呢，我后来还是要当右派。是因为后来到了大鸣大放的时候，像我这样一个又很信任这个党，认为这个是光明磊落的，我们在党的面前不应该有什么保留，心头有什么我们可以提，这样才是真正的热爱党。另外我们个人，处事也是光明磊落，有什么就要说出来，那么肯定后来也要当右派。但是呢不会当这么大的右派。
    后来到八十年代我才知道又一个事情。1980年，在石家庄，刘绍棠来找到我说，老兄呢，1962年毛主席曾经说到我们两个你知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是这样子说的。1962年夏天，毛主席在北戴河游泳，突然想起喊那个毛远新来，毛远新兴冲冲地赶到北戴河来，找主席，说主席在海边，到海边去找到。主席说你下来嘛。毛远新说我游不来水的嘛。毛主席说，游不来水你下来学。吃两口水自然就会了。你看人家刘绍棠，也是游不来水呀，吃了两口水，后来人家就学会游泳了。只有那个流沙河，才沉到海底下去了。
    同样都是右派，就有不同的出路。刘绍棠后来就摘了帽子了。我就当了二十年右派。到了1978年5月，胡耀邦喊把全国剩下的右派一风吹了，我作为最后一批右派摘了帽子。算来当右派只差六小时就整整二十年。
    我说你咋个知道的，刘绍棠说，这是毛远新谈的。毛远新把这件事情详细讲出来的，人家详细记录的。毛远新咋个说，伟大领袖咋个说，然后就说到你我两兄弟。我就说，真还是吓人啰，他老人家还把我记着了。好险啊，我这条命就不晓得咋个捡来活的了。更可笑的是“文革”末期，北京《诗刊》复刊，当时的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装模作样批示说：“我们不怕出草木篇！”以示高举革命旗帜。1957年批鄙人，就有他嘛。我这毒草使好多人顺着竿竿爬上去啊。
    这个事情的全部经过就是这样。
    这一切事情，一万个问题是一个问题，就是最高层的政治需要的问题，不是我个人有任何问题。
    中国在反右以前，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非常拥护这个政权，那个时候，是共和国的黄金时代。反右一搞，第一是把人心伤害了，第二使所有的人战战兢兢，深怕挨打。
    你好生想，如果1957年不搞这个反右斗争，第二年的大跃进的胡乱搞绝对搞不下去，上千万人就不会饿死了。若敢那样搞，就会有很多知识分子出来说那样搞不行不行。但他那样整了，爱叫的鸡公都杀了，剩下都是不叫的。毛泽东要怎样搞大跃进，没得人敢出来说了。这是国家民族的大不幸，中国人民的大不幸，也是我个人的小不幸。
    这是大悲剧，谁是罪魁祸首呢？我自身其实也有罪。罪在1957年以前历次运动，从一九五一年的三反运动起，我也当过积极分子打手，也凶狠地批判别人，也装腔作势作左派洋洋得意之状。这回自身被钉上羞辱柱了，被批得狗血淋头，弄去拉车扫厕挑粪，现眼现报，也算是“天道好还”吧。
   

 

四、 老家避世
    当了右派以后，只领生活费了。反右前我的工资还比较高，是七十七块。反右后，人家那些右派都只领十五块的生活费了，我是右派中间领生活费最高的，三十块。我算是毛泽东都点了名了的人，我没有被弄起走，猜想是领导担心一会儿毛主席突然想起了，说那个人在哪里啊？不好回答。其他的人送去判刑或劳教，劳改农场，受够折磨，还有些进了枉死城的，只有我，不能走，留在机关监督劳动。机关领导宣布这件事情的时候说，毛主席说的右派分子是反面教员，每个单位都留那么一两个反面教员，来时刻教育我们这些左派，让我们提高警惕。公平地说，省文联对我还算很不错。李累主持批斗我，没有骂过打过，还让我坐着说。另一领导人也姓李，坚持要弄我成反革命，判刑劳改。因为反右运动前，他曾对我讲真心话，大骂农村政权，竟说“该造反”之类的危险话。怕我争取立功赎罪出卖他，所以要把我往死里弄，弄起走。李累坚持照政策办，不同意送劳改。我感谢李累。七年后，二李又被新左打倒批臭。
    我就留下来，留在省文联整整九年。但是开除公职，开除共青团团籍，留机关监督劳动改造。比较起来，够宽大了。
    然后我就做各种体力劳动嘛，就在机关里做。拉车子，我拉好多粮食，机关里头的煤、米、面。扫厕所我不知道扫了好多。留到机关就一直搞这个。后来又把我弄到图书数据室去协助管理图书数据。后来又把我弄到机关农场去，我光是植棉，从温汤浸种，一直到最后把棉花用车拉到省里边去交，最后把棉花票领回来，就做了两茬。这使我完全做成了植棉内行，油菜内行。
    一直做到九年以后，文革爆发前夕，才把我弄回老家成都青白江区城厢镇。如果不弄回老家，留到那儿就拿给他们打死了。
    坚决要把我弄回老家去的，是人事科长，叫李彬，老干部，她的丈夫就是那个老好人常苏民，当初对我说你一定要出来放第一炮的。这个李彬所以对我好。弄我回去的时候，我就跟李彬说，我说我还不想回去呢，我看人家邱原就在成都，我又能够拉这个车子。李彬说：“你别看邱原自由呐，危险得很啦流沙河，你回去的好。”我说好，叫我回去我就回去。
    回去苦是苦，但是把一条命保到了。
    九年在省文联，没有好苦。真正回到老家去那个才苦，累死人呐，五类分子管制起来不说，还要计件劳动，一天拉了下来（拉锯）够受。你想那个又是计件工，拉一尺才有一尺的钱。这样弄下来这个人简直累得不得了。往往都是天快要黑了看不清楚墨线了才把锯子停了，然后赶快回去了。早晨天亮前就赶起来，还没有走拢那个锯木现场就开始脱衣裤了。两个拉锯子的人为了节省时间上厕所就一起。腊月三十都还在做，正月初二又在开始做了，这么苦。期间累得几乎每隔两个月都要病一次。一年下来，劳动的累病，加之以恐惧——你想文革的时候，要是学生红卫兵把我弄回成都去了，要往死处整呐。营养又很差，害了肺气肿。
    只拉了六年。把那个六年过了，还有六年就是钉包装木箱。就是我的儿子协助我，他才六岁七岁，他已经开始做童工，钉包装箱子的两个档头，全部是他钉的。拿个钉锤，当当当。六年，我就在做这个，钱可以挣到四十元。而且要松活些了。两个六年，十二年，文革都完了都还在做。
    一直到1978年，全国摘帽子，我才有幸摘了，但是文联这边不要我回来，因为你是个摘帽右派，你还有三个反革命集团问题都还没有解决还在那个悬起的。那么就留在县文化馆工作了一年。
    到1979年底，赵紫阳亲自批示：必须把人家调回来，第二，必须给星星诗刊平反，复刊。两件事情，形成中共四川省委的第75号文件。我就回来了。不然这里掌权的人不得要我回来，因为这里已经不是好人李彬掌权了，李彬已经死了。

 

 

 

 

 

 

 

 

 

 

《成都日报》反右斗争    

 

晓 枫

 

一个新创刋不足一年半的市级机关报，竟抓了12名右派，占全报社50名采编人员百分之二十以上。说话是右派，不说话也是右派；拥护运动是右派，不拥护运动也是右派，反正你就是右派。在那个疯狂的年代，要想不当右派闭嘴也不行，只能去当咬人的狗。

 

 

 

一、在劫难逃

 

1957年6月9日

，省委宣传部组织省市报刋一批年轻的编辑、记者去参覌四川大学学生在鸣放中贴出的大字报和生物系女生冯元春的鸣放大会。

 

冯元春时年24岁，四川青神县人。她鸣放的题目是 “毛泽东是伪马列主义者，共产党是最残酷的剥削集团。”她说：“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用暴力夺取政权后的革命阶层，也就是既得利益的特权阶层组成政府，借用军队、警察、监狱去专老百姓的政，专全中国人民的政！这个特权阶层从不给人民任何的民主的权利,也不遵循法律去依法办事，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想打倒谁就打倒谁，想关押谁就关押谁，这决不是马列主义者。再有现在工人、农民比解放前还苦，工厂的利润共产党全搜刮去，地里产的粮食农民不能自由支配……”她的发言引起一片哗然，既有赞成的掌声，也有反对的怒吼，会场乱成一团。我有点接受不了，认为太反动，向身旁的吳若萍说：“这不是明目张胆的反革命言论吗？我看公安局肯定会抓她。”吳若萍是南下服务团的大学生，见的世面比我多，又在省人民出版社当编辑，信息渠道也比我广阔，他想了想说：“鸣放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他老人家说过，纵然说过了头也不关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看抓倒不会抓，批判斗争是逃不过的。”

 

冯元春继续往下说，她提出几个不可辯驳的事实，使全场听众安静了下来。第一个是“高饶事件”她说：“根据已发表的材料观察，高饶的罪名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我们请问，党中央和毛主席有缺点难道就不能反对吗？这不是出于个人崇拜是什么？，高饶没有反人民，他也没有和暴力集团联系，而毛主席却以暴力逮捕他，这是违反宪法的。报上公布高饶另一罪名是生活腐化、侮辱妇女，但为什么被侮辱的妇女却没有提出控诉呢？因此，毛主席是犯了错误，是斯大林思想在作祟。”

 

对于胡风事件，她认为，毛主席提出逮捕胡风的根据是：1、反党，2、上书三十万言，3、组织反革命集团。他说：“毛主席经常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为什么胡风先生公开向共产党中央上书三十万言就成了罪人了呢？这不是毛主席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

 

我听得提心吊胆，心里为冯元春捏了一把汗，又暗自佩服她的勇敢，担心会场上会突然跳出个公安把她抓走。据我知，自1955年毛泽东把胡风等人定成“反革命”后，广大知识分子心中是不服气的，但却没有人敢于公开提出来，只是背后私下嘀咕暗潮汹涌而已。而她却敢挺身而出，面对数千听众讲出自己观点，不能不使人赞叹！

 

她继续说：“毛泽东主席的特权思想，和历史上一切统治者的特权一模一样。毛泽东是中国再次出现的刘邦。因此共产党这个剥削集团是巧妙的，残酷是空前的。它豢养了一大批不务正业，专门监视别人思想言论行动的政治工作人员，美其名曰改造别人思想，实际上是狗屁不通，只会扣帽子，或是说我是一个党员，是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他们就这样靠吸取别人脑汁而生活，他们对待老教授是那样横蛮、无理，是最卑鄙的一种人。”

 

会场有赞成的鼓掌，有反对的吼叫，但掌声很快席卷整个会场，掩去了那些反对的吼叫。显然冯元春的鸣放征服了大多数人。在掌声平静后，她接着说：我们学校汤教授，为人忠诚，是个忠于客观事实的自然科学家，就因为他爱提意见，在肃反中就认为是反革命分子，在大会上进行斗争，说他是美国派来的间谍。汤

教授确是一个忠于事实的人，他曾经对我说，美国工人生活水平相当于我国的大学教授，一个月二、三百美元，每三个美国人就有一辆汽车，这些足以说明美国生产力高。而共产党的宣传机器却歪曲事实，却说美国有多少工人失业，经济危机又多么严重。而汤教授忠于事实，却受到迫害。我们党和毛主席没有一点民族气节，却瞎说苏联如何如何好，其实只希望从那里多拿到几个卢布而已。”此时，有人跳上台抢走了她手中的麦克风，使冯元春再难以讲下去。后来，听说反右结束前，冯元春以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判处有期徒刑20年。1972年被杀于四川南充监狱。其言行精神与林昭相似，是最早反对毛泽东恶政的女英雄。

 

 

二、序幕是這样拉开的

 

1957年6月8日

《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反右派斗争正式在全国登场。报社渐渐开始紧张起来。突破口是文教组的记者梁正兴。他是四川日报社调来的,他的女朋友工作在雅安地委宣传部，两地相思,书信频频。他不同意中央把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储安平、丁玲、冯雪峰等人划为右派，认为这是以言治罪，是专制独裁行为。他的女朋友从“革命大局”出发，把这些信件寄给了报社党组织,这样他就成了右派。另一件事更使我震惊，成都建国中学党总支书记兼校长潘清雍，土改时我们在一个工作組，被该校右派体育教师×××行凶砍伤，不久这个教师即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枪毙掉。我听到这消息后打电话去慰问潘清雍，但电话里传来老朋友的声音不太友善，他这样提醒我：“小黄，要认请形势，主动向组织交待自己的问题。”听后，我有点莫名奇妙：“我有什么问题？”23年后我“改正”归来去看望他，才告诉我：“市委宣传部在我去电话前的三天，就己经找他了解我的言行。”他只说我“骄傲狂妄，目中无人”，未想到会把我打成“大右派分子”，因为他毕竟了解我：“一个学徒娃娃反什么党呵？”

 

1957年7月6日

，中共成都市委派出以副秘书长张静山为首的反右工作组，带领五个干员进驻报社。我竟是他手下第一个猎物。很快报社走道、窗口、楼梯，架起了扩音器，成天不停地叫喊：“揪出大右派黄泽荣（晓枫）！”，“剥下他工人伪装的画皮!”，“黄泽荣（晓枫）向党和社会主义射出了三支毒箭！”（指我所写的三篇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向党反映》、《上北京》）。

 

在一次报社召开全体编采人员的定性大会上，积极分子们大声叫我站出来，交待检查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我质问那些积极分子：“我反了什么党？你们这些地主、资本家出身的少爷、小姐，才是真正反党的右派分子！”气得这些人拍桌子大喊大叫大骂，会场一片混乱。在这个时候编委王畋（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知识分子，从四川日报调来的老报人），突然把桌一拍，挺身而立道：“吵什么？你们说小黄是右派，我是五人领导小组的，还没举手同意。”会议嘎然而止。

 

想不到两个小时后，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出来：“王畋老右派！”，“决不准许王畋包庇右派分子黄泽荣（晓枫）！”，“……”此后，他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从行政十五级降为十九级。最后，送到草堂寺去终身相伴“老杜”，一生未娶，直到寿终正寝。

 

 

三、千人斗争大会

 

1957年7月19日

早晨，党办主任阎凯即将我叫到办公室，他开门见山说：“小黄，今天市上要开你的批斗会，有不少领导在场，你可要冷静啊！一定要好好接受大家批判。我希望你要向党低头认罪，千万不要耍牛脾气，切不可冲动。只要你能好好承认错误，今后仍是好同志。”我无表情地点头，跟着全报社人排队集合，向总府街省府礼堂走去。

 

我一走进省府招待所大门，会场上大坝子和两面墙壁上，全是揭露丑化我的大字报和漫画，主席台前面上首，悬着巨幅红底白字横额：“揭发批判右派分子黄泽荣（晓枫）斗争大会”。台上坐着不少省市领导，有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省文联创作辅导部部长李累、中共市委书记郭实夫、副秘书长张静山等。揭发批判大会由我们报社总编张烈夫主持，当他宣布揭发批判会正式开始时，会场上响起了怒吼的狂涛：“右派分子黄泽荣（晓枫）站起来！”我佯装未听见，直直地坐着不动。人们再次狂叫，我仍然不动。于是有几个外单位的极积分子上前来拉我，我仍拒不站起来。在争执中，我一件新光牌日本府绸衬衫被撕裂条大口，会场秩序开始有点乱。主持会议的张烈夫，知道我是个吃软不吃硬的汉子，便转个圈子说：“同志们，右派分子黄泽荣（晓枫）不站起来，说明他坚持反动立场，我们现在就开始揭发他，看他低头不低头。”

 

我一生写过不少打油诗，其中有首《无题》，非常适用于此种场合。诗云：“白银耀眼金发光，珍馐美味最安肠。高官诱惑真君子，一点赏赐奴才忙。墙倒众推不费力，长听鹦鹉骂梅香。安全莫过猎死虎，杀了肥猪好分赃。”那些揭发批判我的人，有的是当年土改团的战友，有的是经我培养入党而当上乡长的农民。                                                                               一个个锐不可当，说假话面不改色，放狗屁仍像人样。“阶级斗争”学说，把人变成了疯子和魔鬼，什么胡活、屁话，都能登上大雅之堂。

 

两个小时后会场又卷起一阵狂涛：“叫右派分子黄泽荣（晓枫）站起来接受批判！”我仍然不站，于是有几个像公安局的彪形大汉，上前来拉我。我脑袋嗡嗡地发热，竟和出手的人推拉起来，眼看就要发生想不到的意外事情。党办主任阎凯急忙上前，架开拉扯我的人，然后低声向我说：“小黄，听我话站起一下。”我顺从地站了一分鈡，然后又坐下去。

 

揭发批判斗争会开了整整一天，到散会前夕，张烈夫叫我上台表态。我走上主席台，面对麦克风说了三句话。我说：“我对共产党既无杀父之仇，更无倒楣之怨；我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我不是右派，历史会给我做出公正结论。”参会的人不依不饶，此时我已经飘然走下主席台，在一片声嘶力竭的叫喊声中我坐在原位上巍然不动。

 

第二天（1957年7月20日），省市各报刊均以显著位置，刋登了批判斗争我的消息。我在组诗《风波万里》中曾写道：“百家争鸣不是鸣，党同伐异才是真。琳琅满目大字报，举国上下同一文。我辈吃苦缘笃信，上当被骗在于诚。斗争会上敢较劲，蜀中右派我有名。

 

 

四、覆巢之下无完卵

 

不久报社编辑、记者中的精英们，一个个纷纷中箭落马。先揪出的是杨蓓和邱乾坤，因两人在一个半月前奉命去采访老作家李劼人（《死水微烂》作者），写了篇通讯《棱窝访劼老》，文中有“流沙河、邱原、晓枫，是省内有才华、有希望、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作者，虽有错误，党要爱护他们、关怀他们……”成了为右派壮胆打气的反党文章。开初，杨蓓置之一哂，没有怎样去理睬，来去上班依然装束清丽，谈吐自如，没当成一回事。小组几次开她批判斗争会，会场冷冷落落开不起来。一则她人缘好，二则大家找不出批她的材料。市委张静山副秘书长，不愧是抗日时期老干部，拿出了当年“皇军”“挖地三尺”的硬功，指示说：“她是华西大学校花，校花有什么好东西？从她人品上去找！”，经过几天外调，美术组一位画师立即炮制出一幅别开生面的漫画大字报：画面上杨蓓，浓装艳抹，坦胸露怀，修长大腿赤裸到臀部，站在一部吉普车上兜风，两个大鼻子老美紧紧地搂着她。画上一行大字：“校花杨蓓丑态”！其实完全是捏造，“捕风捉影”也还得有点风声或影子，而这些“反右积极分子”什么事实根据也没有，便可凭空捏造，诬人清白。

 

当杨蓓一看到這幅漫画时，微笑消失了，清丽不见了，勾着脸再抬不起头。没过多久时间，她十三中教书的老公，向她提出离婚，她没说一句话，含泪在离婚书上签了字，自此终生未嫁直到老死。政治运动就可以这样以“革命”的名义，干杀人不见血的勾当。从不必担心会招来什么“名誉官司”之类的后果。

 

邱乾坤新从成都市话剧团调来，连报社“地皮子都还没有踩热和”，即成为右派，你说冤不冤？他刚新婚，窗户上喜花仍在，老婆即与他离婚，后开除公职，送回农村监督劳动，饿死于三年“自然灾害”。

 

号称“多宝道人”的陈泽昆，尽管他深悉世态，知进知退，在各种“鸣放”会，连屁也没有放一个，因他是解放前《工商导报》的总编辑，当然也被定为右派。接着，组长肖青的老公苏定生先生（南下服务团学生、从四川日报社调来报社，出任政法组长），因主张“报纸要关心人民群众生活，向不良行为作斗争”，也沦为右派。当我看到他是右派的大字报后，暗自说：“肖大姐，你反去反来反到你老公头上了，还积极不？”我观察几天，并未影响她的极积性，对我还是那样厉害。一天我百无聊赖，信笔在纸上写下“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十个大字，被她发现，一手抢过去大叫：“快来看，右派分子晓枫又在恶毒攻击诬蔑我们社会主义，猖狂向党进攻！”当然引来一场新的批斗。不过她并未和苏定生离婚，却用了种新的划清界限办法，对老公实施“家庭专政”，即家里一切杂活诸如洗衣、做饭、清洁卫生、刷地板、倒马桶之类，均由老公包干。这位十分有新闻才华的南下青年干部，不足四十岁就便郁郁而死，可惜啊可惜！但不知我们可敬的肖大姐，在独守空房，更阑人静之际，是否也会感到一丝寂寞与无奈呢？

 

文教组的孙文元也中箭落马，他也是《工商导报》的业务尖子，平时对人态度极好，对领导更是唯唯诺诺，就因为他是老报人，必也难逃此劫。新从市农委调到财贸组的宋德贵，听说因工作上问题和张烈夫总编辑顶了下嘴，也被抛出打入另册。西藏军区转业軍人摄影师美术组的张蜀华，在斗争我时他还上台作过精彩发言，现在也成了右派。据说因他和组长王平关系不协调，王怕他太积极太超前拿走组长，不知怎么向张秘书长一汇报，就戴上这顶挥之不去的“铁帽”。财务组的周俊修因不是知识分子，却逃不脱坏分子的帽子。一个不足五十名编采人员的成都日报社右派分子多过12人。1958年又补了一次课，编委段星樵、党办主任阎凯被“补了进去”，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啊！邻近的四川日报社战果更为辉煌，150多人的编采队竟然有50几个右派；省文联《星星》编辑部从主编白航，到编輯石天河、流沙河、白峡等四人无一倖免，全成了牛鬼蛇神。

 

走笔至此，不禁想起曹雪芹先生的两句诗：“你方唱罢我登场，到头来，都只为他人作嫁衣裳”！这个“他人”就非“毛痿人”莫属了。

 

 

五、我要活到“共产主义”

 

那两只监视我的“苍蝇”，每天都守在我的门前，要不要还在窗户上幌动下脑袋。我发现他们不是防我跑，是担心我受不住压力自杀。我想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话挑明。三天后我笑嘻嘻地向他们说：“不好意思，你们守了我几个晚上，真辛苦，连茶也没有喝一杯。我知道你们怕我想不通自杀，不会的！我要活到共产主义，请你们告诉张秘书长，我问候他。”这一招还真灵，守候我的人第二天就撤走了，批判斗争却升了温，隔三差五一次大小会，逼令交待与流沙河、石天河、邱原、茜子等人的关系，说些什么？密谋些什么？渐次强迫我交出来往信件，我怕牵连他人，一个晚上，我将不少读者对我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读后的称赞书简，一火烧掉。

 

报社反右斗争搞得轰轰烈烈，批判斗争火力转向新揪出来的右派杨蓓、陈泽昆、邱乾坤、苏定生等人身上，倒把我闲置起来。我便借这闲暇时间，大读特读各种名著，如《契可夫短篇小说全集》和罗曼罗兰的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书陪伴着我苦闷的日子，知识填补着我空虚的心灵，它给我启迪，它给我力量。通过这些名著，使我更认识了眼前這是非颠倒的世界，人性的真善美丑也在這里受到检验。

 

我独座椅上，抱着高尔基的《人世间》冥冥地沉思苦想：毛泽东“阶级斗争”的学说，把人的一切最卑劣、最无耻、最邪恶、最残忍、最下流、最暴虐、最冷酷、最丑陋的灵魂调动起来，并贯以全新的、生动的、美妙的革命词藻，让人可以肆无忌惮地大胆作恶。于是，卖友求荣成了“追求进步”，落井下石成了“站稳立场”，捏造陷害成了“靠拢组织”，一切被亵瀆，一切被颠倒，人世间再没有宽容、怜恤、同情、仁慈。于是整个社会、国家、民族全沉论墮落在你死我活的格斗中。

 

一天，张烈夫总编辑将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态度极好地教育我一番说：“小黄，对错误认识得怎样？不要悲覌嘛，只要能下定决心改就是好同志，照样会有前途。”

 

“我天天在思考，为什么自己会成为右派？”我低低回答，望着他那张似笑非笑深不可测，刮得光光的脸。“這就对了”他拍了拍我的肩头，突然话鋒一转说： “你和叶石部长关系不错，他召开的几次鸣放座谈会，你是参加者。他在会上是怎样动员大家发言的，说了些什么？怎么说的？”

 

我骤然感到：上面要揪叶石了。叶石是是中共成都市委常委，副市长兼宣传部部长，主管全市教育、卫生、文化艺术口，不但有文化水平，还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对人不拿架子，是我最尊敬的一个领导干部。我不能落井下石，便支吾其词说：“叶部长没说什么呀！叫大家鸣放不能远离‘双百’方針。”他见我口风紧，只淡淡一笑说：“也没什么，上面叫问一问。”

 

    果不出所料，一周后，叶石部长在省委四级干部会上，被省委书记李井泉亲点为党内“大右派分子”。40年后才知道有两个原因把他打成右派。一是，他自来和省委一把手李井泉关系不好，1957年3月上北京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会后去看望中央一位老领导，出门恰遇李井泉也上门来拜望。李心虚，怀疑叶石向中央领导反映了他的问题；二是，他说李井泉未原原本本传达毛主席反右斗争的指示，只有六条划右派的标准，而没有不划右派的六条标准。提供這个材料的人是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张守愚，也就是《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亊》作者张戎的父亲。当然，这些都是共产党内部的争斗，但也可以说明一点，反右是在整人，整那些不听领导话的人。

 

 

六、轻轻松松失去自由

 

1954年全国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但是，這部宪法从来没有实行过，任何公民从来没有受到法律的保护。纵观历史，横看世界，古今中外自有文字記载以来，任何政党都不具直接给非党公民以处分的权力和职能。即使执政党，也绝不例外。执政党不等于党执政。党是党，政是政，党、政必须泾渭分明。不得党政不分，不得党政合一，不得以党代政，不得一党专政。党的信仰、主张、纲领和方针、政策、策略，不是通过党的直接执政，而是通过全体党员的共同努力和辛勤工作来实施的。即使公民犯了罪错，政党只能建议政府职能部门依法查处，不得擅自直接给犯有罪错的公民以处分的。再有，任何政党直接给非党公民以处分都是非法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未曾授予中国共产党，中国也没有哪部法律赋予中国共产党可直接给非党公民以处分的权力，所以中共各级党委直接给非党公民以戴右派帽子的处分，是无法可依、违背宪法的，是非法的。

 

再看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党对党员的最高处分是开除党籍，党章更无书载党具有直接给非党公民以处分的职能，中共各级党委直接给非党公民以戴右派帽子的处分，不仅是非法的，而且是无章可循、违背党章的。还有世界上任何政党都无权直接给另一政党成员以处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理论上都应该是政治上平等、组织上独立的政党，彼此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中共各级党委直接给各民主党派成员以戴右派帽子的处分，不仅是非法的，而且是违背组织原则的，开创了国际玩笑的先河。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先生在他《依法治国的一些思考》一文中写道：“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未经任何法定程序，就凭中共中央一个通知，《人民日报》的一篇名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就搞起来了，结果把大批知识分子，机关干部和民主人士打成‘右派分子’，造成严重后果，使党内‘左’倾错误和骄傲情绪日益发展起来”。胡平在《一九五七•苦难的祭坛》中指出：“……从现代法理上讲，反右运动实际上是一次由国家实施的犯罪，由国家有组织诬陷公民、侵害公民的基本人权，直至非法拘禁，滥用刑罚等等。‘改正’反右运动，首先就必须涉及国家罪错问题。但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中，所谓国家罪错，从来就是一个巨大的理所当然的空白，更不会有任何国家领导人对国家历次罪错承担半点责任…”

 

不难看出毛泽东发动的这场反“反右斗争运动”，完全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也是違反中国共产党党章的运动，可是党内党外各级领导干部却没有一个人起来反对他，相反大唱赞歌，而這些被划为右派的分子还相互揭发，俯首就范，竟没一个人说“不！”。我想，如果当时右派们敢联合起来说“不”，决不会有二十多年的悲惨命运。直到今天还有不少已耄耋之年的老右们，仍然逆来顺受，不敢签名，不敢联合起来向中共讨回公道。

 

我在我诗集《风波万里》扉页上写道：“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悲哀，天生的软弱；中国人民最大的不幸，迷信皇帝。”

 

祖国啊，亲爱的祖国！你何时才真正给予你儿孙自由与民主？

 

有了这把“尚方宝剑”，于是在 1957年“十·一” 前夕，党办主任阎凯把我们12名“分子”召集一起宣布：“根据市委通知，从现在起，你们要集中在单位学习，统一食宿，听候处理，想得通要执行，想不通也要执行。这是规定，这是纪律！”大家面面相觑，敢说个不字吗？

 

宣布完毕，每人给半天时间回家取行李。

 

我回到家里我吃罢晚饭，匆匆忙忙收拾行礼，继母在一旁无语相伴，有种说不出的难过。我知道此时我的情感表情影响着全家，纵然未来灾难巨大，作儿子、做丈夫、当爸爸的我，也不能让她们不高兴啊！我调整下情绪，强装笑脸高高兴兴地说：“没什么，集中学习几天，地点在报社，我三天两头会回来的，又不是发配到西伯利亚去充军。”妻子笑了：“要你去西伯利亚，我和孩子来陪你。”

 

从住家中新街去报社布后街，步行约十分鈡，妻坚持要送我。我们两人踏着夜色头顶星光，她手抱孩子我肩扛行李，沿着总府街、商业场、华新街、藩署街，一步一步向集中地报社食堂走去。

 

我们走得很沉重，双脚像灌了铅鉄，每向前挪动一步都十分艰难，但又不得不往前走。在这个组织决定大于一切的社会里，我们的命运，我们的幸福，都牢牢控制在党的手里。纵然叫我们去死，我们敢说不死吗？！

 

到了目的地，党办和保卫科的人，己经在那里清点人数。妻子住脚重重地握着我的手，又叫我亲吻一下孩子，然后我便跨入那深深的青砖大门砌起的门洞，想不到此去便再未回家了。

 

 

 

 

 

 

 

 

 

 

 

从共青团员到右派的历程

 

——为《往事微痕》四川专辑撰稿      

 

李才义

 

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爆发了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战争，我就是次年11月18日在成都呱呱坠地的。我出生后，先是举国抗日，后是国共内战，可以说我的童年是在狂轰烂炸、硝烟弥漫的战乱中度过的。

 

我父亲和祖辈，均出生于湖北沙市，是从四川采购麻布到他们家乡加工成蚊帐而赚取差价的小商人，经济状况比劳苦大众好。但按马克思的观点也够不上是资产阶级。更何况武汉“吃紧”时，父亲的家业转移到重庆；重庆防轰炸，又退避到母亲的老家成都；抗战胜利回重庆时，家业已炸成废墟，财产被最信赖的看护人卷走，父亲因此而投江自尽。加之在国军黄隐部任上校团长的惟一的亲舅父杨启明，为抗日战死在河南。所以国仇家恨，从小就铭记在心；强国富民，成为我的人生追求。

 

1949年12月成都“和平解放”，我挤在人群众中看解放军入城，那战士们帽沿上的红五星从此就在我心中闪光；朱总司令和毛主席慈祥微笑的画像，也映入我的心灵。我学英语背诵单词，发音最准确的就是“Chairman Mao”（毛主席）；学俄语最亲切的词语就是“тoварищ”（同志）。

 

高中毕业考试，我各科成绩优良，完全可以读大学。但那时我已是班上极少的共青团员之一，适逢新中国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刚开始，亟需要有知识的青年参加。于是我热血沸腾，应招到直属财政部（人事关系在省财政厅）的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四川省分行国防工业拨款部门任文秘。可说是春风得意，前途似锦。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在全国开展整风运动的通知，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机关干部提意见，帮助党改进工作，克服和纠正“三个主义”。我那时正写了入党申请书，并被列为发展对象，被吸收到支部听党课。我认为整风运动是检验自己共产主义理想和对党是否忠诚的试金石。结果釉子上反了，不但没有证明我听党的话，响应毛老人家的号召，反被背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十字架，走上了差点儿回不来的苦难历程。现分述如下。

 

 

 

一、我被划为右派的原因

 

原来我们机关人员的构成，由李井泉从晋绥边区带来的如张呼晨等“三八式”干部作领导，部队转干作中层，留用的旧银行职员作骨干，知识青年作预备队。我等从学生招干进机关的十余名青年（多半是团员）虽然追求上进，但血气方刚，口无遮掩，看不惯个别新入党的党员飞扬跋扈，趋炎附势，就对流沙河《草木篇》上的“藤”和“仙人掌”等大加赞赏，自然形成了一个小圈子。整风时，我依据群众反映强烈的一位党员进城就抛弃农村发妻，而另寻新欢的事实，写了篇《笑声和泪水》的大字报，称这位党员是陈世美，这就构成了“攻击党员”的罪；第二，有留用人员在“肃反”时受过审查，整风时写了鸣冤叫屈的大字报，被一位中层干部撕了，整风领导小组对这种压制批评的行为不闻不问，于是机关的整风鸣放变得冷冷清清。我又写了篇《春风何时至？隔岸闻花香》被报纸发表，又成了“攻击党组织”的罪；第三，有一批留用人员联名给财政厅党组写信，请求派人来调查处理领导压制群众批评的事，征求我的意见。我认为建设银行的领导人都是财政厅任命的，多是张呼晨的亲信。就建议他们把信公开，然后直接上报省委。结果这封信一公开出来，就有60多人（占全机关编制的70% ）在上面签字支持，我深受鼓舞。但执笔写信的留用人员没有胆量去省委，我们六名年龄19至22岁的男女团员自告奋勇、不约而同，愿意去“向党反映”。到省委后，我们首先要求见李井泉（狂妄已极！）。李井泉号称“西南王”，可不是几个小青年想见就能见的。死搅蛮缠一阵后，终于由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组织部长许梦侠接见了我们。可能许书记当时还不知道毛老人家的“阳谋”诡计；或许又正是要执行“引蛇出洞”的布局。他不但没有批评我们的行为，反而鼓励我们。他说：你们做得对。整风，给领导提意见，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党团员要带头。党团员都不敢提意见，一般群众还敢吗？

 

我们欣喜若狂，认为上级党委领导的水平高。回到机关如获“尚方宝剑”，利令智昏地用糨糊把整张白纸连接成布匹，从四楼窗口吊到底楼。在上面书写了到省委的情况和许书记的指示。创造了当时成都挂得最高、最长的大字报，引来附近一些省市机关的干部群众参观、借鉴、学习。

 

“整风”翻脸为“反右”后，我们去省委的六名团员，加上所谓“幕后指使者”共九人，被定为反党小集团。我则成了未经选举，也没有任命书的头头。至此，九人均被隔离审查，分别批斗。我的家庭成份随母是“城市贫民”，一下子变成了“工商业兼地主”；为抗日而战死的舅父，是国民政府确认的我外婆享受《优抚金》的“抗日阵亡将士”，也变成了“反动军官”；连我在机关整风动员大会上的发言：“……对那些为了建立新中国而抛头颅洒热血的共产党人，我由衷的钦佩和敬仰。但对于随革命洪流卷进来，为升官发财，好找老婆的个别党员，我不喜欢。因为别人不做的事，他们做了；别人不敢做的事，他们也敢做。但都是败坏党的声誉的事。”可是这些出自肺腑的、维护共产党的发言，后来被断章取义、掐头去尾，在《四川日报》通栏大标题：“省级财贸系统打退右派猖狂进攻”的报导中，把帽子反扣在我头上。说我是一个抱着“吃得开”、“升官发财”、“好找老婆”等丑恶动机要求入党，而理应未被批准的共青团员，在整风运动中企图把党搞臭。恶毒地诬蔑“党员确实在群众中起带头作用，别人不做的事，他们做了；别人不敢做的，他们做了，但都是坏事”（详当年《四川日报》复印件）。不久，我又“荣获”在省政府办公厅大礼堂接受财政厅系统（含税务、保险、建行、财校）上千人的批斗。并于1957年12月最后一天开大会，宣布我为极右分子，被开除团籍、开除公职，强制施行劳动教养（以下简称“劳教”），立即押送到城南新村4号省劳改局的收容转运站。我走后，所谓小集团的成员也分别充军（下放农村监督劳动）到甘孜、凉山脱胎换骨。现在除了一人去世，其余都还健在。

 

 

二、农场劳教

 

在转运站（现为公安厅印制中心）的地板上过了一夜，次日是1958年元旦，机关、团体、学校放假，也即是“人民开心之日子”（毛语），却是我们苦难历程的开始。

 

凌晨，我和省级机关、中央驻蓉机构的右派、历反、现反“分子”，约170多人，在转盘机关枪的押解下，乘六辆苏制嘎斯卡车，翻山越岭，傍晚才到达后来方知的峨边沙坪，在大渡河沙滩的帐篷中和衣躺着，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1958年元月2日，这群惊魂未定、前途难料的人，囫囵吞枣地咽下包谷糊糊，就列队、点名、分类。然后由腰间明显别着“家伙”，被告知要称“队长”或“干事”的人带着爬山。被判管制劳教的历反、现反分子去太阳坪中队；女性则不分右派、历反、现反、坏分子，一律到场部所在地的女子队；我和清一色的右派到三根桥中队。

 

最初的几天，喝包谷糊糊，嚼“金包银”（包谷粒多糙米粒少的饭），吃没有一点油味的青菜或老萝卜。但未劳动，只读报纸，学习《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加之肚子里的油水尚未耗尽；身上还有点钱，可享受“仍有公民权”，可买食品的好处。所以还没有偿到饥寒交迫的滋味。一旦肚子里油水耗尽，兜里余钱用尽，而严寒未尽，开生荒的重体力劳动开始，为抢饭，教授的近视眼镜挤落到装包谷糊糊的大木桶里、吃野生山芋中毒、诱发胃病致死的事件开始发生。

 

沙坪劳改农场，1958年后改为“沙坪劳教所”（只限于内称），除原有的沙坪农场本部外，又拓展了大堡分场、五渡溪分场，方圆数十公里，关押着约八千名知识分子、党政干部、国企工人（注：因官方档案至今未解密，此数字是笔者在那里劳教时，曾被派到劳改局勘察二队当测工，复查、复量过沙坪农场本部；又勘测过大堡、五渡溪分场的地形地貌，知道当时全场的中队总数大约是三十个，每个中队两百多人，由此而推算出来的）。这些人中有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匡时、留德反法西斯学者刘盛亚、重庆美协主席汪子美、归国学子、西南师范学院讲师董时光、西南联大文艺编辑、民盟人士肖宏逵、重庆《公安报》笔杆子蒋柏龄、成都邮政局副局长傅永雪，供销社主任、“小八路”刘昭、铁二院工程师韩昌、西南民航管理局王大荣、成都中院法官赖琦、成都公安局处长王泽丰、在川大名声仅次于冯元春的学生右派左连成、戴虞俊、李尚朴。最需要提及的是：在三根桥曾与我同队的杨少西，其父杨尚伦，是民政厅副厅长兼省劳教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他四伯父杨尚昆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为啥也会劳教？原因是他与毛老人家唱对台戏，说胡风不是反革命，谁敢保他呢？

 

不幸的是：在所谓的“自然灾害”年代，刘盛亚、肖宏逵和我同过小组的志愿军转业干部王沧海饿死在这个农场，后人连遗骸都找不着。据说1959年至1961年，沙坪农场饿死人上千，仅次于甘肃夹边沟，所以场长梁村夫代主受过，被判徒刑。

 

所幸的是：因我年轻，与其他青壮者四千多人，于1958年秋调离沙坪农场去修铁路，逃过了一劫。否则，不死也会脱层皮。

 

据《当代四川简史》记载：四川全省在反右派运动中受到处理的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共64724人，其中有50279人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此外，还有40万群众被错误戴上“反社会主义分子”等政治帽子受到处理。我就是这40多万中被视为“好劳动力”抽去修路的。

 

 

三、 415信箱   

 

四川公安劳改当局，完全没有料到有那么多劳教的。沙坪农场装不下了，赶快成立了一个筑路第二支队，即：后来的415信箱。把原来劳改犯的筑路支队改为第一支队。

 

二支队下辖五个工程队；每个工程队按驻地位置和“好管理”的原则，又设有五至六个不等的中队；每个中队四至五个大组，每个大组四个小组；小组是各类“分子”混编而成的，以避免同类“臭味相投”，又便于相互监督（倾轧）、相互帮助（检举），少则14人，多则16人。加上炊事、木工、电工、测量、计方、卫生员等杂工班组，可推算出：筑路二支队当年囚禁的中青年各类“分子”约8000多人。

 

我们是首批劳教的“试验品”，没有期限。一干就四年多，修了内昆、成昆、广旺三条铁路；还在岷江修了回收水运木材的“羊圈”。除广旺铁路用上了劳教们砌筑的路基涵洞，其余全部报废。可见决策之愚蠢，把人民的血汗钱“打了水漂”。

 

与我同队或同一地劳教修铁路的，有毛泽东栽赃的“章罗联盟”骨干、重庆民盟宣传部长李康；有成都日报记者晓枫（本名黄泽荣，即今北京铁流）；有西南工人日报副总编汪刚；有西南人艺创作“嘉陵江号子”而蜚声全国的罗克仁；有四川谐戏创始人、表演艺术家王永梭；有五十年代就出名的诗人黄稼；有《四川文化报》的编辑高潮；有中共川北地下武工队长（《解放成都》的记录片有采访他的画面）蒋含光；有带领解放军解放朱总司令家乡仪陇县城的老党员黄强等等。本文前面和这一小段写出这些人的名字，无非是要历史记住他们；而子孙后代更不能忘记改革开放前毛泽东统治时代，父辈、祖辈、人民、全党所遭受的磨难。记住，并不是要清算谁，要报仇。而是要反思，吸取教训，不能重蹈覆辙。

 

 

四. 没有回到人民行列

 

1962年，终于盼来了“摘帽”、“解除劳教”，满以为可以“回到人民行列”过正常生活。哪知道毛泽东又放了个屁：“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于是，除了家在农村的可放回农村，凡成、渝、自贡等大中城市的，一律强制留在劳改单位“就业”，美其明曰当“职工”。约三千多人被“安置”到广元荣山煤矿爬洞子；两千多人去永川新胜茶场“采茶扑蝶”。只有王匡时、李康、王永梭、汪刚和杨少西等知名度高的少数人回了成都和重庆。剩下数百“顽固不化”、“未改造好”的人，继续修路。此时，又廉价收容了在“自然灾害”时期，因涂改粮折子、套购平价粮、偷掏“四类物资”（公厕大粪）、或偷盗、扒窃、诈骗的数千名青壮工人、农民和学生作“劳动力”，实则做苦力。并将筑路二支队，也即是415信箱，改名为“四川铁路总队”，调去宜宾又吸收了许多民工，一起修宜珙铁路。不久，也因“文革”武斗，民工造反而解体。

 

我幸运地与大多是重庆或川东的同类，被“安置”到永川新胜茶场，劳动轻松，但粮食标准降低。幸有点与我们付出的劳动极不相称的工资，可向农民买些红苕、土豆、葫豆、南瓜作补充，尚能维持生命。

 

不幸的事又发生了：一位与《红岩》小说作者罗广斌一起从渣滓洞逃出的“脱险革命志士”（引自“文革”后期重庆出版社发行的《红岩忠魂》一书），解放后曾任中共西南党校教员的周居正和南下干部魏昭，在“就业”的“摘帽右派”中组建《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被公安厅定为四川挂牌大案。我受牵连被再次劳教三年。此时已正式颁布《劳动教养条例》，最长期限也是三年。

 

我第二次劳教，与经过八年“尚未改造好”的老党员黄强、重庆检查院糜文伟、成都中院赖琦、国民政府四川省主席王瓒绪的七公子王泽仁，以及下放干部“犯错误”升级劳教的，又集中到重庆北碚新生园艺场（内称：北碚劳教所）劳教了三年多。

 

1968年，适逢震惊全国和世界的重庆武斗平息，该劳教所奉命要腾出地方，要关押那些先当“造反派”，后又被定为打、砸、抢、抄的分子，我们才被“宽大”回家，自谋生路。比“安置”在广元和永川先“改造好”的“职工”，早脱离专政机关约十年。

 

 

五. 由鬼变成人

 

回到成都母亲的家，又当了十年苦力，忽然晴天霹雳：毛死后，“四人帮”被粉碎！“两个凡是”被否定。拨乱反正，落实政策，时任省财政局局长、党组书记的田纪云，听了“落办”对我右派问题的复查意见，同意我回机关复职。并安排在省建设银行田纪云夫人李英华任处长的处里，分管省财政给省级机关，包括省公安厅和省劳改局的预算拨款，听他们汇报基本建设计划执行情况，审批他们的基建财务决算。真是乾坤倒转！

 

复职后，我以优异的工作成绩，不但获得本单位一些奖励、荣誉和提职，还被省政府生产委员会评为“省节能先进个人”；被省直机关工会多次评为“工会先进工作者”，以雄辩的事实证明：当年把我划为右派是极其错误的。

 

本文受篇幅限制，只讲了毛把我变成鬼（毛所谓的：牛鬼蛇神），党又还了我人形的历程，未涉及劳教加就业十一年所受苦难的细节。

 

四川（当时含重庆）反右反出的各类分子，被劳教的主线历程是：第一站沙坪农场；第二站云南盐津；第三站凉山喜德（在此处淘汰了一批老弱病残去会东铅锌矿）；第四站川北旺苍；第五站灌县老母孔；第六站广元、永川“就业”；第七站重庆北碚再劳教（多为未“改好”或由“下放”升级为劳教的右派）。可以说：我走遍了四川右派劳教所经历的全程。所以由我来写一本四川右派被劳教的苦难经历的书，责无旁贷。

 

1998年1月1日我就提前退休，用三年时间写了本叫《天府悲歌——四川右派劳教经历》的纪实文体的书，于2001年底在澳门国际港澳出版公司出版发行。但境内难以买到。后又由朋友的朋友介绍给一位书商，由书商买了个书号，将“悲歌”改为《风萧萧路曼曼》自费印刷、自行销售。作为稿酬，我得到数百本，完全了送人。

 

行文至此，现引用原全国人大常务副委员长田纪云同志，在中共十六大前夕发表的题为《我对依法治国的一些思考》的文章中，有一段关于“反右运动”的话，作为结束语。

 

这段话是：“1957年的反右斗争，未经任何法定程序，就凭中共中央一个通知和《人民日报》一篇名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就搞起来了。结果把大批知识分子、机关干部和民主人士打成右派分子，造成了严重后果。使党内‘左’倾错误和骄傲情绪日益发展起来；领袖的头脑膨胀起来。”

 

 

作者  李才义  退休关系在中国建设银行四川省分行老干工作管理部

 

联系电话：028-86628236 或13678010210

 

 

 

 

 

 

 

 

 

 

 

官场“逆淘汰”中的"右派"    

 

严家伟

 

中國官场有个怪现象“"逆淘汰”。即作风正派的被搞邪门歪道的淘汰；心地善良的被心狠手毒的淘汰；踏实工作的被弄虚作假的淘汰；有真才实学的被不学无术的淘汰……一句话，优秀的被劣等的淘汰。下面这个真实故事中的主人翁，便是如此。

 

    此人和中共原国务院总理李鹏同姓同名一字不差，命运却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这位李鹏先生也是四川人，生于1899年，幼年时原名李奇柱，祖藉四川省自贡市观音滩一农家。还在李鹏很小的时候全家就迁往四川荣县，李年幼时随父打过工，做过小生意，到14岁时才到当地的私塾去读了一年多的书。

 

    1920年也就是李鹏21岁的时候，他受到当时社会上关于“消灭帝制，维护共和”的思潮影响，欲从戎报国，于是报名参加当时四川靖国军第六路军（后改为川军第一军第六师），并在该军的“军官养成所”毕业成为一名少尉军官，从而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1930年31岁的李鹏已担任了当时国军第24军的一个卫生连的连长，驻扎在成都少城公园内。这时一个叫侯伯英的人通过一些社交活动和他逐渐变成了好朋友。并不断向他宣传灌输一些共产党的革命理论。随着他们之间交情日深，侯伯英终于在1933年把李鹏介绍加入到中共地下党的组织内，并且交给李鹏一个随时等待时机在军队内进行“策反”的任务。这时的李鹏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在思想感情上已完全接受了共产主义的理论，决心要跟着共产党大干一场。

 

    1934年李鹏所在的部队被调往四川剑阁县高石坎担任江防任务。与长征中路经四川的红军隔江相望。中共四川地下党军委便指示他进行策反暴动。1935年1月，李鹏率兵90多人在旺苍县金口发动兵变，经过激战，李最后带领50余人投入到红四方面军，李被任命为二六八团的副团长。

 

    一个有着这样经历的人，在中共取得大陆政权后，自然是劳苦功高的“长征老干部”了。但由于他文化水平不高，再加生性耿直，又不长于吹牛拍马之术，所以仕途升迁并不顺畅，到1953年也才是个地、专级领导干部。他当时担任四川宜宾地区专员公署的专员兼财委主任，党内职务是中共宜宾地委的常委。当时宜宾系一专区，专区地委书记叫刘结挺，其妻张西挺（原名简玉霞）被任命为宜宾市（今翠屏区）市委第一书记，夫妻二人独揽了全专区的党政领导大权，宜宾专区成了他们名符其实的"夫妻店"。刘，张二人都是河南人，在抗日战争后期才加入中共的。按中共官场不成文的习惯称呼，刘，张属于“解放牌式干部”，即在三年国、共内战前后参加工作的干部，比之李鹏“长征式”资格要差一大截。但刘、张二人官运亨通，在行政和党内职务上，又居于李之上。所以李鹏对刘，张二人心里肯定是不大服气的。而刘，张二人作风霸道，专横跋卮，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听不得任何不同意见，在全四川是出了名的。因此李鹏调来宜宾专区不久，就与刘，张二人屡屡意见不合，摩擦不断。特别是张西挺是个心胸狭窄、又极爱贪小便宜的人。例如她不止一次叫宜宾市翠屏公园为其私人代养鸡，羊子供她杀来食用；多要粮票，布票，去医院用公费滥开补药之类。当然，这些东西如与今日官场腐败相比根本不足挂齿，不过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物质十分匮乏，禁欲主义还在大行其道的时候，张西挺的上述行为不免使不少人为之侧目而视，只是碍于刘结挺之面不敢多说。李鹏则自恃自己资格老，经常人前人后冷嘲热讽，更有讨好卖乖的便把话传到刘结挺耳中。刘更视李鹏为“麻烦制造者”了。

 

    而这位刘结挺书记大人，虽然在宜宾堪称能呼风唤雨，在人前威风八面，但在家里是个人尽皆知的“棉花耳朵”（四川方言：怕老婆之意）。因为据其内部知情人士透露，刘结挺不但比其妻张西挺大十几岁，而且五十年代中期便患上了今天医学术语称为的“性无能症”。当时美国人还没有发明“伟哥”，所以刘结挺虽然到处遍求名医，用尽了参茸胶桂，海狗虎鞭种种补药也很难满足张西挺在“房中”的需求。使张女士常独守空房，寂寞难耐。刘书记在张的面前就更加矮了一头。

 

    1956年组织上把一个叫胡少清的青年安排给张西挺作通讯员。这位小胡文化不高只是个初中生，却生得一表人才，俨然一个小帅哥。通讯员就是给领导作日常生活琐事，常周旋于张西挺身边。日子稍长，张书记便对小胡渐生好感，借机与小胡零距离接触，甚至耳鬓斯磨。小胡天真无邪并不在意，却不知张书记已对他产生了“暗恋”情结。半天不见小胡便心中若有所失。有时甚至听到别人的脚步声或笑声也疑为是小胡，真有些“覆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的情思了。

 

    1956年有天晚上，张书记实在“忍无可忍”了，便趁刘结挺在办公室值班不在家，叫小胡给她提洗脚水到房里来。这本是小胡份内的工作，自然遵命而至。谁知进了屋抬头一望，才见自己的“首长”已是个“三点式”的半裸体美人了。吓得小胡放下水就往外跑。谁知张书记早有准备，上前一把将小胡抱着，柔声细语地说“跑啥嘛？我又不吃人的。来，乖乖的坐下，我还有话要问你咧”。小胡吓得浑身发抖，说话都不成句了“首……首……首长，有……话明……明天说嘛……”。我們的张书记可是身经百战的情场老手，岂能将这只煮熟了的“童子鸡”轻易放掉？她一边把小胡抱得更紧，一边又凑在小胡的耳边轻轻说道“你人年轻又是团员，要好好靠近组织，争取入党才有前途嘛！”小胡当然也想入党，也想靠近组织，但小胡虽文化不高心里也明白，张书记“温柔乡”的“组织”要去“靠近”恐怕很危险。特别是此事万一刘结挺知道，恐怕脑袋也要遭“拆迁”。所以万万不敢从命，于是拼命挣扎。张书记权力虽大，体力毕竟不是小胡的对手，没几个回合，张书记已是香汗淋漓，气喘吁吁，眼巴巴看着这只童子鸡飞了。

 

    张书记这一怒非同小可，立那打电话给刘结挺连哭带骂地说“你不在家，小胡这个狗日的坏蛋来调戏我！”刘一听肺都要气炸了，跑回家拿起手枪就要去把小胡“毙”了。张西挺毕竟做贼心虚，怕把事闹大了下不了台，连忙拉住刘说“要不得，你把事闹大了，我的脸面往哪放？”刘说：“那你说如何办，老子咽得下这口气吗？”张西挺想了想说：“送他去雷马屏农场劳教，把他关死在那个深山老林里。”刘说：“定个什么罪？”张说：“你不用管，老娘想给他定个什么罪就是什么罪，哪怕他变成孙悟空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真是快人快语，也是中国人权状况的真实写照。

 

    果然，第二天两个代表无产阶级专政的武装公安人员给小胡戴上手铐，以“流氓坏分子”的罪名便把小胡押送往雷马屏农场。多么威严的法律啊！

 

    由於此事太突然了，小胡头天都在上班，大家都觉得小胡这孩子挺老实可爱的，还是共青团员，又没有打架，惹事，怎么第二天就成流氓坏分子了？而五十年代的机关大院宿舍，不象今天政府官员们住的豪华型电梯公寓，隔音性能极佳，防盗铁门一关风都进不去。那时的房子是所谓“墙有缝，壁有耳”，声音大一点，左邻右舍便能听着一些。所以不久，张书记吃“童子鸡”的绯闻便不胫而走。也必然传进专员李鹏的耳中。李鹏本来就是个直性子“大喉咙”，平时就看着刘张俩口子不顺眼，一听这事气不打一处来，便破口骂道“你俩口子不要把共产党员的德都丧完了。”并到处帮她作“义务宣传”。

 

那天李鹏又当着几个人在那里不点名的泠嘲热讽。这事已是公开的秘密，大家心里都明白，只是不敢去接话茬。在场有位张品仲先生，为人正直，又很有知识，工作认真负责。只因为出身所谓“剥削阶级家庭”，一向小心谨慎，更不敢答话，只是笑了一下。谁知李鹏身边随时都有张西挺安排的耳目跟踪，事后便去向张书记汇报李鹏当天的“反动言论”，张西挺问有哪些人在场？“耳目”一一奉告后又加了一句“当时张品仲还在笑”。张西挺便立刻把这位张

先生的名字也记了下来。

 

    不过此时由于小胡事件，闹得满城风雨，张西挺觉得暂时需要韬光隐晦，而李鹏不仅资格老，在工作和生活上都比刘张夫妻清白过硬得多。他经常身穿布衣，头戴草帽，足蹬草鞋便步行下乡镇，到县里去了解情况，布置工作，一时深受群众和一般干部的好评，称李为“草鞋专员”。所以刘，张虽对李鹏极为不满，也拿他无可奈何。

 

    可是到了1957年“反右”运动一来，情况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刘，张抓住李鹏平日在党内过“组织生活”和其他会议上，对刘结挺和张西挺提出的一些批评意见，再加上截头去尾，断章取义后，这些话就变成了“反党”的言论。因为“反右”的逻辑就是，一个单位党的领导人就代表共产党的领导，你给刘、张提意见，你就是对党不满，你就是向党进攻，就是反党。——全中国的“右派分子”，都是按这个公式定下来的，你李专员当然也不能例外。在刘、张“夫妻店”的一手遮天下，宜宾地区“反右”是搞得最左的地区之一。张西挺甚至可以不经任何会议讨论和组织的决定，她私人一个便条便把人送去了劳改农场，其骇人听闻竟至于此！所以李鹏就这样被刘、张轻而易举地打入了“右”册。

 

    李鹏被打成“右派”后，不仅专员被撤职，遭到开除党藉，更于1959年将李鹏下放到宜宾五粮液酒厂粮仓库当保管，并交所谓“群众管制”，监督劳动。紧接着“大跃进”带来的三年大饥饿也降临了。这时李鹏已是年过花甲之人，而且多年军旅生活，一身伤病，身体状况极差。刘结挺，张西挺趁势更对李下毒手，部份控制和切断了李鹏应享有的医疗费用，宜宾哪家医院敢不听刘、张的指示？致使李鹏有病得不到医治，再加年老体衰，当时全中国的老百姓都在挨饿，作为一个被管制的“右派分子”李鹏自然更无法幸免。但他作为一个五粮液酒厂粮食仓库的保管，应是一个躲避饥饿的有利条件。当时民间的顺口溜都说“炊事员，保管员，饿死了都还有三百斤”，意即这种职业不会挨饿。但李鹏生性耿直，虽然文化不高，却有一定的道德操守，因此宁肯挨饿，守着粮仓也不去干鼠窃狗盗之事。因而终于在政治迫害、疾病、饥饿的多重压迫下，于1961年4月死于五粮液酒厂。

 

    张西挺在取得对李鹏斗争的“伟大胜利”后，得意之余忽然想起了，当年还曾“笑过一下”的张先生，于是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她不经任何会议讨论通过，任何组织决定，一张便条盖个章于1958年，以“漏网右派”的罪名，便把张先生送去了雷马屏劳改农场。这个比王熙凤还手毒心狠的张西挺一旦得势真可谓睚眥必报，笑一下也饶不了你！

 

    文革中的刘、张夫妻店更是红得发紫，在中共“九大”上，刘、张二人分别跻身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員与中央委員。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郭林川被称为“毛主席的好干部”。江青还公开说“四川有个造反女将张西挺，很好！”直到老毛死亡，四人帮垮后，在新一轮的阶级斗争中，刘、张终于成了阶下囚。

 

    这时张先生来请求落实右派改正的有关政策。可是落实政策办公室（简称“落办”）的人一查，当年根本就没有定张先生为右派的材料。这一下麻烦大了，张成了冒牌的“假右派”了。好在这是全市的首脑机关，当年知情的人大半都还在职。但“落办”的人说“事情虽是真实的，但总得有个文字根据呀，不然这个右派岂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于是“落办”有个很“聪明”的官员便对张先生说“你先来打个申请,我批准,定你为右派,然后马上再出个文件予以改正,这就落实政策了嘛。”张先生一听，差一点晕了过去,他说“我当了一回右派,还要申请当二回右派,我是吃多了,还是脑子进了水？”引得办公室的人哄堂大笑。

 

    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好办法，先由办公室出个文件定张先生为右派，鲜红大印的印油还未干，打字机又立即启动，改正张同志的右派问题，予以落实政策。前后最多一个小时。所以有人开玩笑说“老张只当了一个小时的右派，没吃到什么苦。”实际上人家挨整了二十多年……这堪称世界顶尖水平的黑色幽默吧！

 

    象李鹏、张先生这样为人正直，洁身自爱的中共官员，无论在过去和现在都是少有而难得的。但在一个缺乏民主、人权和法制的社会里，官场中往往又盛行的是逆向淘汰，刘张等人的飞扬跋扈，飞黄腾达，是最典型的事例。而不与之同流合污者反被视力异端，被孤立，被排挤，最后反而劣胜而优汰。“反右”是这样，“文革”是如此，改革开放以来又好了多少？李昌平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也是大家知道的，他作为一个乡镇领导干部，被农村的穷困所震惊，直接上书朱镕基说“农民真穷，农村真苦，农业真危险”，这就是“三农”问题的最先由来。这样一位有良知的优秀干部，却为官场所不容，最后自己被迫辞去职务，只身南下打工。而李鹏那个年代，就更加残酷，他连打工，自谋生路也不可得，只有在饥饿和疾病折磨下倒毙在粮仓旁边而成为饿殍。

 

    李鹏的死，再次证明了“反右”运动和阶级斗争理论的极端荒谬与残酷。再次证明了，没有人权，就会挨饿，甚至被饿死！

 

 

 

 

 

 

 

 

 

 

一个难得糊涂的“右派”    

 

黄绍甫

 

一个不是右派的右派，居然硬着头皮坐了21年牢，——这个“右派”在415、茶厂当了21年的反改造，其中还涉嫌参与了周居正“反革命集团”，被隔离审查近一年，这就是经常看到个儿头不高却一贯都是昂头挺胸的杨世克。

 

     1955年他由西藏部队转业下地方，调到乐山磷肥厂当干部，这厂就在峨眉山的报国寺下面。

 

     1957年整风反右斗争中，乐山磷肥厂跟所有国营单位一样，把这场斗争搞得人人自危，处于虎尾春冰之中。唯有他——杨世克，好像与己无关，那么多揭批右派的大字报，他从不认真去挨篇、挨个看完，只心里在说：“嗨！怎么他也是右派？”对那些千篇一律“反党、反人民”的言论不去细看，又看第二张，也就是去找第二个被揪出来的右派到底是谁。俨然像在展览馆参观、游览；在大小的批斗会上听不到他的发言，但他全力在关注这事态的发展，因为他同样感受到是一场狂风暴雨的政治运动，他经历过肃反，尽管说他挨不上边（没有历史问题），但亲眼目睹那场凄入肝脾阴深恐怖的“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的政治运动。

 

     乐山磷肥厂也跟全川国有企业一样，在统一部署的期限内完成了反右指标，也在统一的时间内要把该送劳教的右派集中送到自贡市高平转运站。那押送的方式也是统一的，用大小（运货）汽车，像农民卖猪儿一样，将这些右派塞得满满一车，用武装押送着这批人民内部矛盾的公民们上路。到了目的地，汽车的两边，早就排着两行杀气腾腾、怒目圆睁、怀抱机枪、手端冲锋枪的公安兵，监视着这批“反党、反人民的反动分子”，因为共产党给他们灌输的：“右派就是反动派”。

 

我在高平转运站遇上了不少文艺界的右派分子，其中西藏当兵转业的还不少，如蔡瓯北、陈彦，都是我们右派文工团的演员和乐队拉大提琴的。杨世克也出现在我们中间，他比我们都小几岁，从学校到部队，绝没有什么“残渣”携入革命部队怎会打成右派？蔡瓯北给我的答复很简单：“准是磷肥厂没有完成任务拉来凑数的。”我们至今不好意思当面对他说：“你可能是属于凑数右派吧。”像抓壮丁抓来的右派当然就不是正分儿啰。多么荒唐的时代！可悲的社会！！混乱的逻辑！！！

 

     到底杨世克是怎么划为右派的，至今他本人也说不清楚。在1978年55号文件下达之后，他在茶场和我们一样，作为改正对象回到成都。那组织部的办事员对他难于启齿，将他上下打量了好久才非常歉意地说：“档案里没有你右派的材料，我以什么依据来按55号文件精神给你改正？”

 

     杨世克如梦初醒：自进劳教场所大家都在对“反党、反人民”的滔天罪行自责，以应付那个逼你说假话的年代。他凭良心，假话都编不出来，对自己怎么个骂呀。会场上正找不到批斗对象，他从此当上了“靶子”，属于不认罪的反改造分子，天天批，月月斗。但他还是挺起胸昂着头在走路，没法，生来就是那股犟劲。

 

     他在劳教、就业的21年里，狱吏们哪天不把他当成右派在专政。比如，他在茶场四大队四中队时，他那个学习组长（是狱吏利用对象，多半被老右们称为“屁眼虫”）就向教育干事龙锦生汇报：“就是杨世克很顽固，不但少发言，一发言就说他没有反过党、更没有反过人民。”龙干事表态了：“开大会批斗。”可以说他比哪个真资格右派当“运动员”的次数还多，“资历”还深、还老练。他就这么糊里糊涂跟着我们白白受了21年的奴役人生！

 

     省委组织的干事给他一封介绍信，还附了免费车票，要他到乐山地区去上访查询，可以说，他九访乐山地委均无法得到确切答复。最后，乐山地委派了六名干部与他座谈，什么座谈啊，是他舌战群“庸”。为什么？这应战者（杨世克）只提一个问题：“当年，反右斗争结束后，你们整风办公室的通知我，把自己行李打好准备跟他们（送劳教的右派）一齐走。”我问“为什么？”你们说：“到那里你就知道了。我就这么老老实实被你们愚弄了21年，到头来我还得不到改正，最主要是找不到舀饭吃的地方，你们看这问题咋解决。”就是这么“温柔”的要求，这些庸才都无言对答。因为他们已习惯“杀人放火”，哪懂得“消防营救”。

 

     但地委组织部一位办事员有代表性的答复他一句话：“我总不可能为你造一份20年前反右斗你的假材料吧。”哈哈，假右派都让别人当了21年，假右派材料造不出来？倘若毛泽东要给你加官进爵，你的假文凭、假经历、假事迹，可能顷间编出浮词曲说一大串。难道这就是你们玩儿的游戏规则？草菅人命就在你们戏耍中伤害了多少无辜百姓！一夜间，杨世克起码衰老了十年。眼看个个“同窗”难友们都恢复了工作，找到了舀饭吃的地方，他却在十字街头徘徊！戴着斑白的头发，奔走在所有该走（哪怕是不该走的）的衙门，与官僚们舌战不休。整整跑了近一年，用他的苦难人生感动了组织部的那位干事，用那位干事的话说：“这就管不了那许多，前面是咋错的我也跟着错吧……”这将错就错才将杨世克的“右派改正”与1980年尘埃落地，安排了工作，找到了舀饭吃的地方。

 

    这就是当年右派唯一的要求，先找到饭碗再说下文。多么淳朴善良的中国人，被毛泽东如此践踏、奴役，像杨世克这样糊糊涂涂当了22载的“右派”！到头来仅要求有碗饭吃的生存愿望都如此艰难，不禁让我拍案怒吼：为什么至今对这场人类最大的浩劫——受害者经历时间最长、遭受苦难最深、株连最广的反右斗争，不给以正确评价，还在喊：“反右斗争是必要的”？

 

我佩服德国人的胸襟坦荡，他们对二战历史认真反省、坦诚谢罪。

 

1949年12月7日联邦德国第一位总统特奥多尔·豪斯在一次集会上谈到纳粹对犹太人的罪行时说：“这段历史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全体德国人的耻辱。”这明明是希特勒一手造成的历史罪孽，但他毫不推卸责任，因为他是德国人，他是当今代表德国意志和权力的领导者；联邦德国第一位总理阿登纳在1951年9月27日发表的一项政府声明中表示：“新的德意志国家及其公民只有感到对犹太民族犯下了罪行，并且有义务做出物质赔偿时，我们才算令人信服地与纳粹的罪恶一刀两断了。”这就是德国人认罪的行动。

 

我敬佩台湾国民党的领导人懂得鉴往知来的政治眼光，马英九强调，身为国民党主席，他必须概括承受政治责任，同时让社会更和谐，以弭平伤痛。他表示，国民党真心诚意，与家属追求心灵的和解，期许“还原历史、追求真相、化悲为爱、功德无量”。

 

    这些政治家对历史造成的罪错是那么坦诚表态，难道我们今日的党领导会缺乏这点勇气？！不管是糊涂右派抑是不糊涂的右派，都有一个共同的期盼：像德国人那样坦荡、有国民党那种眼光，还1957年反右斗争的历史真实，给我老右彻底平反而不是“改正”，我等怎不愿全心全意汇入和谐社会之中。

 

 

 

2008-11-24于成都土桥蜗居

 

 

 

 

 

 

 

 

 

祸年逃生记

 

      ——右派遭遇之另一版本        

 

马万才

 

一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屡屡被某些人称为“三年自然灾害”，一直沿袭至今。原因有二：一是怕说真话犯忌，招来横祸；二是有些别有用心的家伙有意掩盖历史真像，为制造那场灾祸的罪魁祸首开脱罪责，还要给老天爷制造一个更大的冤案。其实，那三年并非天灾，而是那个“最卑鄙、最无耻、最荒淫、最下流、最荒诞、最奸诈、最虚伪、最残暴”（部分为吴祖光语）的独夫民贼一手制造的不折不扣的人祸。

 

我是一个水电勘测队员（技术干部），一九五七年二十四岁。“反右”中为野外生活补贴不合理（工人少、干部多，相差一倍）一事为工人们鸣不平写了一篇题为《鸡脚杆上剐油》的大字报，补诬为“影射共产党对人民鸡脚杆上剐油”而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一九五八年九月被开除公职，送回原籍垫江县农村监督劳动。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运动正轰轰烈烈，各地纷纷成立人民公社，到处大放高产卫星。在那双魔手的指挥下从村、乡到县、市、省，干部们疯了、狂了，硬是想把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在一夜之产是建成所谓的“共产主义”。

 

开始“敞开肚皮吃饭”的公共食堂里红苕、包谷（玉米）羹还可勉强吃饱。到五九年底，公共食堂已是夜无鼠耗之粮，宣告断炊。于是，喂猪的红苕藤、南瓜叶、糯米草（一种晒干磨成粉能熬糊的野草）乃至芭蕉头都成了人们填充饥肠的不可多得的食物。我的祖父、父亲（母亲早故）和许多乡邻都得了浮肿病，几乎每天都有人死去。我这个监督劳动的“分子”不但要经受饥饿的煎熬和精神上的折磨，还要没日没夜地承担繁重的田间劳动，任你是钢筋铁骨也难以支撑啊！

 

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父亲把我叫到床前：“树娃（我的小名）啊，我和你爷爷看来没得几天了，你才二十几岁，不能和我们一起等死啊。跑吧，到外面去凭命闯。哪儿黑哪儿歇，去打一条生路。”说罢气喘不已。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父亲双眼噙满了泪水。

 

次日凌晨，雨仍下个不停，趁村干部还没有吆喝人们出工时，我身背简单的行李，挥泪告别双老，踏上茫茫流亡之路。（此去竟是永诀。三十多年后，幸存乡亲告知，我走后十多天双老即先后去世。年轻的胞妹随后也饿病交加而死。九岁的弟弟去了区上的孤儿院。）

 

艰难地走完几十里山路，来到长江边上的长寿码头。凭着当年的一身干部装束，在趸船入口处躲过了治安人员的盘查，顺利地登上了开往重庆的轮船。船抵朝天门码头已是傍晚。在临江门山坡上一间吊脚楼棚房里找到远房表哥谭声禄。表哥是弹花匠，表嫂无工作。他们每人每月有19斤配给粮食。表嫂当晚煮青菜稀饭招待我。白生生的大米于我已是久违。但我没有狠吞虎咽，而是细嚼慢咽，仔细地品味着。此时此刻，我想起因饥饿而周身浮肿的二老，也想起一则字谜：“上八不像八，下八才像八，十字当中架，救命全造综。”米是救得人生，饿得人死的重要性。####

 

饭毕，表哥抽着劣质香烟听我述说家乡的状况，不住地唉声叹息（他的父母、弟弟也在乡下）。他说：“跑出来是对的。饿死不如死。不过，现在活路很不好找，特别是无粮无户的外流‘黑人’。一旦抓住，就会被押送回原地。”末了，他告诉我：“听说兰州、新疆那边好找工作，特别是有一技之长的技术人才。”还说成都火车站附近常有那边的汽车晚上来“偷人”，以鸣喇叭或闪车灯为暗号。一到兰州，就有用工单位争相招用，不要粮食、户口关系。

 

表哥的“兰州、新疆”之说，在我心中燃起了希望之火。我决定先奔往成都。

 

夜幕中，火车拖着疲惫的身躯“晃荡、晃荡”地向成都进发。真是无巧不成书。我的邻座竟是三年前和我在一起工作的一个实习技术员。当时我们关系很好，无话不谈。可此刻车上邂逅，彼竟佯装盲哑，形同路人。“凤凰落水不如鸡”，彼一时，此一时也。我亦识时务不与之攀谈，以免自讨没趣。兀自闭目养神，涵养些口水以排遣饥饿（不过人也不能一概视之。二十多天后，在成都盐市口又邂逅原同组工作的易明华夫妇。他们已易单位在省商业厅工作。他们陪我喝了近两小时茶。摆谈之中，对我的遭遇十分同情。分别时高矮送我5斤粮票，20块钱。此是后话。）

 

 

          二

 

车抵成都，已是晨曦初露，先到政府街省高级人民法院去找我堂兄。门卫传达，堂兄出来见我。走至街对面，他环顾左右，神情紧张地告诉我：“一点钟，玉带桥公共汽车站等我。”说罢即匆匆离去。

 

玉带桥车站，堂兄如约而至，神情仍很祟秘，有点儿像电影里的特务接头。他开口就说：“你不在农村安心改造，跑出来干什么？你成‘流窜犯’了，知不知道？”说罢，也不听我解释，悄悄塞给我几张纸币后甩下一句话：“以后再也不要到法院来找我了。”

 

我揣上相当于我原来半个月工资的三十块钱，立即返回车站去守株待兔——等那西边来“偷人”的神秘汽车。

 

从此，我白天漫无目的地到处转悠，从夜幕降临开始，便一心一意在火车北站广场周围凡是能停车的地方去等待。寻找“偷人”汽车，直至深夜一点以后。之后，车站候车室便是我的歇宿之所。没有粮票，饿了，只能买点儿煮窝笋、煮红萝卜之类的东西充饥。但要搭售红酒，且价钱很贵。

 

一天，         我转悠到成都老店“竟成园”，见店外排着长队。一打听，原来是在卖回锅肉（高价，那时称“高级”，如高级点心、高级水果糖等。其价格是平价的10—20倍。）机会难得，我毫不犹豫地跟着排队。排了一个多小时，终于进入店内，我的前面只有两个人了。那知那脚踏长凳、高坐于“八仙”桌上的卖票女郎竟卖起了关子，“叭哒”一声把票箱一关：“没得了！”经不住最前面那位女士再三恳求，女郎才把票箱重新打开：“只有最后三份儿，8元一份儿，把钱准备好！”

 

回锅肉端上桌子，蒜苗与肉的比例约为七比三。但总算尝到了两年多未见的荤腥，别小看那点儿肉，由于久不见粮，身体极度虚弱，每晚至少小便三、四次。但当天晚上竟然一次也没有了。就像不常吃药的人，一旦吃药，立见奇效。

 

七、八天过去了，那“偷人”的汽车仍杳如黄鹤。我不由怀疑重庆表哥所说的真实性。

 

火车站候车室屡有警察或治安人员前来查夜，乞讨者或衣衫褴褛的流浪汉被带走多人。我因穿着较整齐，且有一个被包做掩护，很像是一个候车的旅客，所以躲过了好几次盘查。

 

如此下去决非长久之计。我决定自赴兰州。

 

在会府（旧货市场）效仿“杨志卖刀”的故事把一只“山度士”手表以60元贱卖掉。此表系1956年工资改革补发钱后购于人民南路百货大楼，原价155元。后来瑞士表缺货，本应高出原价。但当时一是不知行情，二是急需钱用，所以吃亏不小。所幸买者不是“牛二”。

 

那知当时买火车票竟要证件。我身上仅有一个1955年工作时单位发的义务兵役证。上面有原国防部长彭德怀的签章。我诚惶诚恐递进窗口。“这个不行，回单位开介绍信来”不由分说，售票员把兵役证扔还给我。

 

后来在火车站邂逅一曾西去而后返回成都的壁山籍流浪者，他告诉我，即便买到火车票要走出四川也非易事。为防止川民外流，公安、民政部门在广元、宝鸡等地均设有检查站，盘查极严。无有效证件，一律当“流窜犯”处置。

 

“偷人”的车等不到，直接去兰州不成，下来该怎么办，令我一筹莫展。

 

一天下午得到消息，火车站当晚要进行大清查。我再也不能在候车室扮演旅客了。在广场周边逛至深夜，带着被包到郊外一个农舍旁的竹林里露宿。此时已是寒冬季节。偏偏是夜浓雾弥漫，下半夜露水从竹叶间滴下将薄被浸湿。人在其中，如入冰窟。

 

几十天不见一粒粮食，红萝卜、牛皮菜加红酒愈吃愈痨。白天黑夜，只有一个感觉：除了饿还是饿。

 

一天，我又不自觉地走向了“竟成园”。看是否还有回锅肉卖。这次我失望了，大堂里冷冷清清，食客寥寥。我买了一碟凉拌韭菜和一碗红酒，坐下慢慢吃起来。

 

邻桌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妇女给她的小女儿买了一小碗米饭。那小女孩儿扒了一口，竟然不吃了（那时多数人饿肚子，但有些人还是能吃饱饭的）。一会儿，母女俩双双离去。望着那一小碗剩下的白米饭，我当时也顾不得什么斯文，什么脸面了，立即起身端将过来，据为已有。

 

我的第三视觉告诉我，对面一个干部（或教师）模样的老者，见了我的举动意味深长地摇了摇头，但眼神里并无鄙视之间意。他的潜台词大概是：“唉，世道维艰，男儿末路啊！”

 

就是这一小碗不足二两米的白饭，促使我养成以后几十年从不倒一碗剩饭的良好习惯。

 

 

            三

 

    隆冬季节，晚上没有地方住的日子是最最难熬的。每当夜幕降临时，我就为当晚的住宿而忧心百结。浪荡街头，望着那幢幢楼房窗户里透出的灯光，我多么羡慕那些有家，有“窝”的人们啊。

 

一天，我逛至罗锅巷，偶然发现一家类似“鸡毛店”的小旅店——宾至旅馆。店内陈设简陋，两把竹椅，一张旧条桌。桌上放着一把掉了两桥算珠的算盘。最引人注目的是端坐于条桌后面的那位账房先生，瘦骨嶙峋，胡子砬碴，口含叶子烟杆儿，戴一付断了一条腿用麻绳系着的老花镜。身上那件兰色中山服又肥又大，与他瘦弱的身材极不相称。我一下子想起了电影《小二黑结婚》里的“二诸葛”。

 

店不算正规大店，老头儿也很古董。我怀着侥幸的心理上前冒叫一声：“大爷，写个号。”

 

“拿把凭来。”

 

“啥子把柄啊？”“把凭”即证件，我明知故问。

 

我双手递上义务兵役证。大爷凑近缺腿眼镜端详了好一阵子，“叭”一了口已经熄了火的叶子烟：

 

“没得工作证嗦？”

 

“遭模杆儿偷了。”

 

“你在哪里做事？”

 

“灌县。”

 

“做啥子的？”

 

“修水电站的。”

 

“你来成都做啥子？”

 

“看病。”

 

“啥子病？”

 

问个没完没了，心头有点儿烦，本想顶他：“饿痨病！”但最后还是说：“胃病”。

 

老头儿再没问什么，慢条斯理翻开旅客登记薄。我心中一阵窃喜。

 

登完记，老头儿带我爬上“嘎吱嘎吱”响的木楼梯，将我安置在拐角处一间偏房里。房间里有一间单人木床，铺着草席，被子很旧，但还干净。最使我满意的是单人独住，清静自在。最后老头叮嘱我：“早晨七点开门，夜晚十一点关门。”

 

终于有了一栖身之地，心里感到踏实多了。

 

白天仍四处闲逛，夜晚仍去火车站碰运气。七、八天过去了，一无所获。此时，一个最最严峻的问题摆在我面前：钱快用光了。

 

1960年元旦来临。

 

头天晚上我没去火车站，早早回到旅店，掩上门仰卧床上，头枕着双手望着屋顶发呆。忽然，门被轻轻推开，账房先生刁着叶子烟杆儿出现在我的面前。

 

“吃饭没得？”

 

“还没有呢。”

 

老头儿不请自坐，我也立起身来。

 

“小伙子，你是不是有啥子难事啊？从你拿兵役证登记我就注意你了。你不像坏人，但也不像是来看病的。”

 

我以沉默对之。

 

“有啥子事跟我摆一下要不要得，看我帮得到忙不？”

 

“我没得钱了，你能借我吗？”我心里说。

 

老头的叶子烟大概是那种“遍街接火”的劣质货，熄了又点，叭两口又熄。一会儿，地上丢下十多根火柴棍儿。

 

我脑子里不住地转着圈儿，老头儿葫芦里到底装的啥子“药”，对他说不说实话？最后我想，事到如今，走投无路，烂船颇倒烂船划。于是一五一十，把实情给老头儿说了。

 

老头儿听罢，沉默有倾，又“叭”了两口烟。

 

“今晚你早点儿睡吧，明天我带你到一个地方去。”

 

第二天一大早，老头儿带我径直去了白家塘派出所。

 

 

      四

 

一间不足30平方米的房间里，关了近20个人。其中有老实巴交的农民，有几个妇女，还有七、八个油腔滑调，流里流气的年轻娃娃。

 

屋子里很冷，既无水喝，更无饭食，也不见有人来提问。娃娃群里人拿出用黑纸卷的劣纸烟（俗称“黑爵士”）点燃让人们吸，两角钱吸一口。还有用古巴糖制成的呈黑褐色的水果糖，五角钱一颗。除那群娃娃里有人买食外，余皆无人问津。

 

那一整天水米未进。那一天是一九六零年元旦。

 

一直到下午，才有两个民警来将门打开。把我们一群人押出派出所——移送多宝寺收容所。

 

途中，有几个娃娃跑掉。民警只是吼骂了两声，并不追赶。

 

到收容所已是黄昏时刻。第二天早晨，每人有一小碗约三两米的粑粑饭。吃完饭后全部被收容人员被押至附近的三砖厂挖、运砖泥，有人监督。活虽苦，但总算有了饭吃。

 

整整挖了三天泥巴。

 

第四天没叫大家出工。约十点钟，全体被收容人员被集中在收容所的院坝里。人们不知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估计是要被遣送。

 

一会儿，从办公室走出几个警察，还有几个干部模样的人，径直走到人丛中挑选人。被选中的站到另一边。大约选了一百多个人，全部是年轻男性，我也在其中。不一会儿，三辆大客车缓缓驶入，将被选出的人全部载上，向天回镇方向开去。

 

没问各人原籍何处，姓甚名谁，且乘坐的是各人有一个舒适座位的客车，不像要遣送回原籍。但究竟要把我们弄到什么地方去呢，令人费解。

 

这太令人感到突然。对我这个濒临绝境，走投无路的流浪者来说，无疑是天上掉下馅饼来！

 

早知如此，去陶瓷店打烂几个坛坛罐罐，或去抢几个包子馒头，不就轻易进收容所了吗？偏煞费苦心去寻找什么“偷人”的汽车。

 

宾至旅馆含叶子烟杆儿的大爷，我真该给你磕头啊（我写信给重庆的表哥，嘱他把在农村的表弟叫出来，到成都后找机会进入收容所。后来表弟来成都果然被安置在光华村成都自来水厂）！

 

步行入山，只见重峦叠嶂，绝壁千仞。我们就要在这悬崖绝壁间开凿出一条运送煤炭的轻便铁路来。这里叫成都市天池煤矿桅杆坡筑路队。我们的工作是削崖撬石，打眼放炮。脚下是万丈深谷，没有任何劳动保护工具和设施。有几个“流”哥命运不济，路未修通，自己却走向了黄泉路。

 

艰苦的劳动，玩命的活计，但没有人愿意离开，因为这里每人每月有42斤粮食还有点儿零用钱。1962年铁路竣工时，时值各机关厂矿大量压缩人员。我们这批“流窜犯”大部分回了原籍。我因老家已无亲人，无家可归，从此又成了一名中国不要，外国不收的流浪者。但外逃三年，好歹捡回了一条性命。

 

 

2008年10月29日于双流

 

   

 

 

 

 

 

 

 

 

 

“四川农学院反革命闹事案”真相

 

覃承源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迄今已过去五十一年了。被定性为“四川农学院反革命闹事案”中罹难的我从当年的热血小青年，也变成了七旬老人。无论时代怎样变迁，一九五七年永远是我刻骨铭心的一年。永远忘不了遭到开除、劳教和劳改的师生，不少己为此受尽折磨含冤九泉。

 

一九五六年六月，四川大学农学院领导向全院师生传达了四川省人民政府、四川省高教局根据国务院、国家教育部在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的意见，决定对原四川大学所属农学院进行调整，在雅安市建立四川农学院。原川大的农学、畜牧、林学三系师生，八月份前往雅安市四川农学院报到入学。文件传达后，师生们认为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脱离实际的错误决定，抵触情绪严重。但大家到了八月，廹于圧力还是告别了川大来到雅安新建的四川农学院，开始了新学期的学习。

 

这事到了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師生們受到毛泽东讲话的鼓舞，加之看到人民日报发表多篇关于整風的社论和大量报道，深感偏僻的四川农学院落后于形势发展了！四月上旬，由农学系学生杨序贤等人，在校内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 “请问省高教局为何不经调查研究，不征求和听取院专家和师生的意见，武断决定四川农学院迁院”。这张大字报一贴出，立即引起全院师生的巨大反响和共鸣。有关“迁院”意见的大字报琳瑯滿目，从科学上论证了雅安地区，由于地处盆地边沿，雨水过多，日照不足，对四川的农作物栽培和良种培育没有代表性；有的大字报批评川农迁院是高教局领导严重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产物；教师们列举了从成都移植到雅安的小麦良种发生变异退化，以及迁居雅安的良种乳牛产奶量下降的事实，说明雅安地区并不适合农学院建院。要求纠正川农迁院的错误，成了全院师生的共识。

 

全院各系各年级相继成立了大字报社和论坛。当时影响较大的有农学系的“和风细雨，六人行”；畜牧系的“剌猬”、“牛虻”；林学系的“行动起来编辑部”等。行动起来编辑部是我们林二年级唯一的大字报社，它由朱伯华、尹化杰、张科文、徐孔昭、黄定国和我共同发起组成。目的是汇集全年级同学的鸣放意见。我们写出不少大字报，内容都是围绕着迁院反对“三大主义”。由我执笔署名的有两篇：一篇题为《封建主义是三大主义的根源》，另一篇题为《四川农学院迁院是省高教局不尊重科学，不尊重民意，是对民主集中制的粗暴践踏》。此外，在院团委干部鸣放会上我发言指出：我国应吸取苏共教训，在政治生活中坚决反对个人崇拜，反对神化个人。因为“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四川农学院鸣放大字报的内容逐渐涉及到：发扬‘五四’精神，要民主、自由；我国选举制度不完善，民主程度不够；言者无罪，只是句谎言，现实中语言罪，文字狱依然存在。这时由学生会主席刘天眷和农学系的杨序贤、李德培，畜牧系的赵彬昌、汪树伦同学共同发起，倡议全院各系大字报社联合起来，组成“联合编辑部”，简称“联编”，共同商讨向上级反映对于迁院的意见。“联编”成立后，立即与学生会共同草拟了一份《四川农学院师生给国务院的一封信》。为了让“信”更具代表性，还将信张贴在院礼堂前，并附上签名册，大家签名十分涌跃，不到一天时间，全院约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师生，都签名表示赞同和坚决支持。

 

一九五七年五月中旬，院农学系主任杨志农教授（雅安市民盟负责人）在雅安地委和民盟雅安市委组织的鸣放座谈会上发言，表达了对川农“迁院”的意见。五月下旬，在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杨志农

教授和畜牧系的夏定友教授（留美畜牧专家，一九五三年为报效祖国，毅然放弃在美高薪，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一并列席发言，共同反映了川农师生对于“迁院”的意见。有关领导部门沒有任何表示，他們对群众在整風中的意见仍然釆取官僚主义态度，师生們更是一肚子气。

 

五月下旬的一天，在学院的大字报棚贴出一张上海交大寄来的信。这信是畜牧系一位女生的高中同学写给她的，她看后贴出。信中写到：“上海交大原来按照教育部院系调整精神，决定迁院西安。但受到交大师生们的抵制和异议，他们将意见直接如实向国务院进行了反映。最后，考虑到群众的呼声，由周总理亲自出面协调，表示在调查研究之前，暂不执行迁院决定”。师生們看到此信，群情激愤，顷刻之间在学院掀起轩然大波。因为，院学生会五月初就向国务院反映了广大师生对“迁院”的意见，至今杳无音訊。上海交大和川农同属高校，有相同的情况，国务院在处理上却是两样对待？于是，雪片似的大字报和标语，很快贴满了全院。“质问国务院，同属高校为何区别对待”，“交大重如泰山，农院经如鸿毛”，“坚决反对国务院重工经农的错误观点，要求学生会派代表赴蓉请愿”，“向国务院发电申诉”。这些呼声一时成了全院鸣放的焦点和共同话题。由于同学们的情绪难以控制，没有心思再继续上课了。于是出现“要求院党委和行政停课鸣放”的大字报，并得到大家的热烈响应。畜牧系兽医专业有些班首先停课，随着各系也相继停课。

 

在众多舆论的要求下，最后由学生会和“联编”共同倡议：由各系选出学生代表组成“四川农学院学生代表团”，赴蓉上访，向省委，省政府和高教局直接反映全院师生对“迁院”的意见。倡议迅速得到大家的拥护和支持。于是按学生人数比例，由同学們推选，成立了“赴蓉代表团”。团长由学生会主席刘天眷（农学系）担任，团员有农学系三名：万家贵，杨序贤，李德培；畜牧系三名：施承杞，赵彬昌，汪树伦；林学系二名：覃承源，刘松康，共计九人。

 

代表团成立后，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六日上午，杨序贤、万家贵、刘松康等同学，来到雅安市河北街长途汽车站，购买赴蓉车票。殊不知售票员见同学们胸前的校徽便称：“奉上级指示，不售票给川农学生”。经同学们再三解释和申辩，车站仍然拒绝售票。在此状况下，万家贵同学返校将情况告诉了正在自习的同学们，大家听了非常气愤。马上就聚集了二十几个同学，手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赶到车站，质问车站有关人员为何不售票？双方发生争执。瞬间车站售票处不知从那里“聚集”了不少“群众”对同学们进行谩骂：“就是不卖票给川农学生”，“只要你们敢离开雅安一步，就打断你们的狗腿”。同学们则手举宪法高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万岁”。互相对恃舌战了约二十多分钟，车站负责人请示上级同意售票给我们。回到学院，同学们知道购票时发生的情况都愤愤不平，议论纷纷。由于翌日代表团即将赴蓉，为了最后一次征求大家的意见，晚上在礼堂前的大字报棚内，召开了全院学生大会，棚内灯火通明，人流如潮。当学生会主席刘天眷在台上正准备讲话时，突然畜牧系有个同学大步上台，抢过话筒对同学们高喊：“请同学们注意，请同学们注意！现在，会场人群中混有校外的闲杂人员，请同学们按班整理好队伍，请闲杂人员离开会场。”随后各班整队才发现，人群中确实混有来历不明的一男一女。经询问才知道是雅安地委工作组的孙德夫（男，团地委副书记）和黄珍（女，地委宣传干事）。由于购票受刁难和被围攻，有的同学显得情绪激动，纷纷质问他们为什么不正大光明，而鬼鬼祟祟地混在人群中？后经赶来会场的院党委书记赵光荣证实，二位确系地委工作组的同志。刘天眷同学便请他们暂到学生会办公室休息，待大会结束后再向他们汇报和交换意见。接着大会继续进行，刘天眷同学向大家宣读了《向省委，省政府和高教局反映情况的书面材料》，经同学们热烈鼓掌一致通过。晚十时许，大会结束。

 

殊不知后來揪斗右派时，同学们正常的购票乘车，被污蔑为“围攻车站进行反革命宣传”；请地委工作组同志暂到办公室休息，被渲染污蔑成“非法审讯地委工作组人员，从十六日晚十一时，一直审讯到十七日凌晨二时”。后被定性为“四川农学院反革命闹事案”，真是无中生有，用心狠毒，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第二天早上，我们学生代表团一行九人，在院党委书记赵光荣的护送下，来到雅安汽车站，虽然受到了“群众”们怒目而视的“夹道欢送”，但总算是平安到达了成都。在成都我们受到川大同学们的热情欢迎，住进了川大学生会，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代表团抵蓉的第二天，我们就分别去商业街的四川省委、督院街的四川省人民政府，求见省长李大章。省长避而不见，我們向省政府办公厅和省委办公厅呈交了“意见书”。下午全体成员到四川省高教局，参加由局长康乃尔主持的座谈会。会上我们反映了全院师生对迁院的意见，恳求高教局对“决定”再次进行调查研究。     

 

五月十八日上午十一时许，我们正准备返校。有位自称川农的同学找我们。畜牧系的施承杞同学认识他是畜牧专业一年级学生彭安本。他十九岁，四川江津县人，自幼在孤儿院长大。因聪慧被送入初中学习，后考入川大畜牧系。我們见他满面憔悴，疲惫不堪，脚上仅穿着一只鞋，另只打着赤脚。见到我们，泣不成声。稍平静后，才向大家哭诉了在五月十七日，代表团离开雅安后，学院里发生的事件。

 

据他说，五月十七日中午，学院门口陆续聚集了不少“群众”，声称要进校观看大字报。被门卫工友拒绝后，就有不少人強行冲进校门，甚至还有人翻越学院围墙。见此情况，畜牧系同学刘家祥挺身而出。号召大家组成护校队，协助门卫工友维持秩序，保卫学院的安全。此时校门外的‘群众’越聚越多，其中有的是机关干部装束，有的身着劳保服看似工人，还有从远道而来扛着扁担的农民，甚至还有小商贩。这些‘群众’，奋力冲击学院大门，砸烂门锁強行推开，冲进了校园。正在自习和看大字报的同学们毫无防备，只见他們在校内一路狂奔高喊“把反动学生揪出来”的口号，见到大字报就撕，见同学就抓住推搡不放，命令他们必须交出闹事的反动学生。很多同学被打被骂，吓得四处奔逃。不少女生更是吓得躲在床下眼泪直淌。由于大批外来人员进校，校园设施被毁，狼藉不堪。美丽的花园被夷为平地，一片凄凉惨不忍睹。彭安本说他出于义愤，悄悄摘下校徽逃出学院奔向成都，将这些情况告诉我們代表团知道。他从雅安到成都有一百四十七公里的路程，腰无分文钱，忍饥耐渴连走带跑的到了“金鸡关”，鞋已烂了一只，只好光着一只脚忍痛艰难

行走，好不容易才拦到一辆货车苦苦哀求，司机才同意让他搭车到了成都。

 

我们听了彭安本同学的一番哭诉，个个义愤填膺。大家一致提出必须将这一严重事件，十万火急的向省委、省政府汇报反映，以求得公正解决。不然，公理何在？民主何在？我和施承杞同学，根据彭安本的讲述，当即写了题为《我们的哭诉》的一篇文章，由代表团成员分别向省委、省政府呈报，并向成都各高校学生会散发。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日，我们代表团一行十人（加上彭安本），怀着忐忑焦急的心情，乘车返回了学院。刚跨进学院大门，我突然感到一种异样不祥的宁静。校门上方挂着一条红布横幅，上面写着“热烈欢迎中共雅安地委工作组来院指导整风运动”。一反往日的激情喧哗，整个校园悄然无声，所有的大字报早已荡然无存。我们回到各自的班级，看到同学们无限愤懑与惆怅。对于‘群众’进校一事都闭口不提，仿佛是从未发生过的梦魇。

 

这时，学院已经复课，离期末考试已为时不远，大家都力争考出好的成绩。考试结束，我们林学系的同学都以为即将去峨眉山实习，其他年级的同学也盼望着回家与亲人团聚。突然，学院发布通告：“根据院党委和院行政研究决定，本暑期暂不休假，学生及教职员工均不得擅自离校，统一按上级党委安排进行政治学习”。接着各系在院党委领导下进行全天学习。先是学习人民日报六月八日社论《这是为什么？》以及《要有积极批评，也要有正确的反批评”》、《工人说话了》等，六月十九日

公开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反复学其中增加的区别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标准。大概是六月末的一天早上，我去晨练途经大字报棚时，看见大家正观看一张新贴出的大字报。题目是：《揭开所谓共青团员的画皮，请看杨序贤在整风运动中的表演》。指责杨序贤以帮助党整风为名，组织并把持农学系的“和风细雨”大字报社，写出多篇文章，恶毒攻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文艺政策，丑化党的历次政治运动，为反革命分子胡风喊冤叫屈。署名为农学系一群真理捍卫者。紧接着，不断贴出：《杨序贤策划组织‘联合编辑部’是借迁院为名，控制学院鸣放舆论，发起向党进攻的运员令》、《请看杨序贤何许人也》，揭露杨序贤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猖狂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他的阶级本性的大暴露。与此同时，贴出了批判学生会主席刘天眷同学的大字报：《刘天眷依仗学生会主席的职务把持学生会，配合“联编”在迁院闹事中扮演可耻的领头羊角色》，《赴蓉代表团是刘天眷、杨序贤一伙欺骗全院师生，一手策划的反党阴谋》。畜牧系也相继贴出批判李德培、万家贵、汪树伦、赵彬昌等人的大字报。学院被充满火药味的批判讨伐声所笼罩，已洗刷清除干净的大字报棚，重新被铺天盖地的揭发批判右派的大字报覆盖。

 

在四川日报点名批判农学系主任杨志农教授后，校内立即掀起对杨志农、夏定友的批判斗争。说“杨志农是川农‘迁院’闹事的总后台”，“在四川民盟鸣放会上的讲话，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硬把四川农学院迁院“闹事”说成是四川民盟潘大逵在雅安的试点，要杨志农交待与民盟潘大逵、赵一民的关系；说夏定友煽动学生闹事，鼓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反对党的领导。千方百计牵强附会地把四川农学院学生闹事，联系到杨志农头上，然后再与四川民盟潘大逵、民盟中央章罗联盟挂钩。这样，不仅定为“反革命闹事案”，也陆续在教师中揪出二十多名右派分子。

 

一九五七年七月三日

，一张醒目的大字报标题印入眼帘：“把赴蓉代表团的骨干分子覃承源揪出来示众”。从此，在系上级上连续不断的对我进行了半个多月的批判斗争。给我强加以下莫须有的罪名：猖狂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胡说迁院决定是对民主粗暴的践踏；以反对个人崇拜为名，含沙射影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污蔑群众进校是雅安地委有计划，有组织对学生的镇压。我們赴蓉代表团的成员，包括彭安本同学在内，全部划为右派分子，无一幸免。四川农学院反右风暴一直持续到八月底才告一段落。

 

一九五七年十月三十日，党支部书记熊志诚通知我不再上课，到院党委组织部开会，接受处分。到了组织部办公室，只见农学系的万家贵、畜牧系的汪树伦同学已经到场。张部长叫我们三人坐下，然后拿起早已备好的文件，照本宣科地念道：经院党委研究并报请雅安地委反右领导小组批准，现对你们进行组织处理：

 

汪树伦，男，现年二十岁，四川省江津县人，家庭成份富农。一九五六年秋季入学，就读四川农学院畜牧系畜医专业二年级。该生在一九五七年党的整风运动中，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在其把持的“牛虻”反动组织中，发表多篇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在所谓“赴蓉代表团”请愿闹事中，充当核心骨干分子，现决定予以开除学籍，送劳动教养处分。

 

万家贵，男，现年二十一岁，四川成都市人，家庭成份地主。一九五四年秋季入学，就读四川农学院农学系农学专业四年级。该生在一九五七年党的整风运动中，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趁鸣放和四川农学院迁院之机，猖狂向党进攻，曾发表多篇恶毒攻击党的方针政策的毒草，公然叫嚣“解放后农民的生活还不如给地主打工”，大呼今不如昔。该生在赴蓉代表团请愿闹事中，充当核心骨干分子，现决定予以开除学籍，送劳动教养处分。

 

覃承源，男，现年十八岁，成都市人，家庭成份反动军官。一九五五年秋季入学，就读四川农学院林学系森林经营专业三年级。该生在一九五七年党的整风运动中，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趁鸣放和四川农学院迁院之机，猖狂向党进攻，在鸣放中曾作“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教训，看个人崇拜的危害”的发言，含沙射影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并叫嚣为胡风反革命分子翻案。该生在赴蓉代表团请愿闹事中，充当骨干分子，现决定予以开除学籍，送劳动教养处分。

 

处理文件宣读完毕，院保卫科人员立即将我们三人押解离校，送至雅安市公安局收容所。我无声地告别了校园，告别了学友，从此，走向漫漫无期的劳教之路。

 

时光无情的流逝。时隔半个世纪，颠沛流离，大难不死的我，有幸与当年被划为右派，幸存的同窗学友廖成忠、朱伯华、尹化杰、岳维福，何云生等再聚一堂。昔日这些踌躇满志，风华正茂的热血青年，早已被岁月的风刀霜剑，血雨腥风侵蚀镂刻成满面沧桑。通过交谈才知道，自从我被第一批处分悄然离校后，学院对已定性的右派分子，陆续进行了处理。首先把学院的迁院事件定性为“四川农学院反革命闹事案”，对为首的杨志农、夏定友教授以及学生会主席刘天眷（农学系）、刘家祥（护校队负责人）、赵彬昌（畜牧系）等骨干分子，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在雅安市召开公判大会，分别判处十至十五年的有期徒刑；对廖成忠、何云生以开除学籍，遣送回原籍处分；对朱伯华、尹化杰、岳维福同学以开除学籍、留校察看处分。其他右派分子均受到送劳教或开除，或留校察看的处分。

 

二零零七年，我从四川农业大学组织部门获得一份中共四川农学院摘帽办公室“关于改正右派分子工作总结纪要”。纪要写道：

 

（一）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斗争中，共划右派分子八十五人。其中学生五十六人；教职员工二十九人（教师三人，讲师四人，助教十一人，教辅四人，省地管干部二人，干部五人）。

 

（二）被定为中右分子的一百二十八人。其中教师一人，学生一百二十七人。

 

（三）被定为反动组织的二十八个。参加人员二百五十七人。

 

（四）对上述右派分子，经复查属错划，全部予以改正。

 

（五）一九五七年在整风鸣放中，师生对四川农学院迁院有意见，因迁院问题被定为“反革命闹事案“，经复查，报经省地委和法院批复，属错案，按错案纠正；对逮捕判刑的杨志农、夏定友、刘天眷、刘家祥、杨序贤、李德培、赵彬昌七人，撤销原判，宣告无罪，恢复政治名誉，落实有关政策。

 

至此，曾震惊全国，轰动四川的所谓“四川农学院反革命闹事案”终于平反昭雪了。但杨志农教授早已惨死在苗溪劳改农场狱中；夏定友

教授在平反后回到四川农学院不久就病逝；被无辜判刑入狱的同学至今有的还下落不明。学院二百几十名受害师生中，有多少人含冤而逝？有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又有多少亲属备受株连横遭歧视？它反射出一个极权专制的政体，对自由、民主、人权的践踏，是何等的卑鄙和残酷。

 

这场浩劫却被当年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以党的决议形式结论说：“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斗争被严重的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我们不禁要问：既然是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右派分子都是错划的，那么，发动反右运动还有必要吗？既然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右派分子是错划的，那么，反右运动还是正确的吗？

 

曾遭受政治迫害的右派分子虽然已获改正，但被无辜地关押劳教劳改，他们既无财产赔偿，也无经济赔偿，更没有精神赔偿。他们所得到的只有三个字——向前看。

 

这段惨痛的历史，有人要人们“失忆”、“失语”，不让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不让子孙后代了解父辈们为追求真理而蒙受的苦难和痛苦。若如此，那些死不瞑目右派难友们的冤魂怎能安息啊！

 

 

 

 

 

 

 

 

 

 

 

 

访昔日新胜茶场        

 

安茂根

 

流监岁月阴霾天，霸道王礼总循环。

 

老君洞内冤魂怒，四方山中怨鬼喧。

 

一干人犯朝天去，万亩茶树化地烟。

 

荒草难掩世纪恨，谁说牢底坐不穿。

 

 

2008年10月21至23日，我们一行五人重游了28年前“就业”的“集中营”。为何把就业单位称作集中营？因为该处原是“劳改队”，对外称作“四川省新胜茶场”，位于四川省永川县（现属重庆市），紧靠成渝铁路边，交通十分方便。

 

1962年结束“右派”劳动教养，但不准回家，强制留队就业，因此就被送到新胜茶场，后来才知道此处是四川省公安厅所属管教大队，以前是关犯人现为刑满就业人员，仍然由公安厅劳改局管理。

 

当时由公安厅筑路二支队（415），转来数千人分在四大队各中队，统称就业人员。我们五人，其中有四人曾分别在老君洞和四方山两个队就业，另一人是家属。最长的在山上生活了十七年，这时正是茶场的鼎盛时期，亲身体验了共产党的残酷与剥削。毛泽东的手段与希特勒不同，希魔是消灭异族犹太人，毛魔是利用“阶级敌人”为他创造财富，以极小的代价创造最大的财富，令人难以置信。共产党是要消灭阶级、消灭剥削的，为何要剥削我们，由此看来全是欺骗，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更看清楚了共产党的本质——最无耻的骗子。早在就业时，戴世礼

先生（已故）就说过：“共产党奉行的‘劳动创造世界’实际是‘劳改创造世界’”。

 

茶场在1962年以前，在犯人的劳作中已形成规模，号称万亩茶园。除制茶外，还有柠檬、广柑、蜜桃等副产品。主产是茶叶，有两个制茶车间，一个制做红茶和茶砖。中国人不习惯饮红茶，主要供出口。茶砖是用秋末修剪茶树（棚），剪下的老叶经蒸煮而成，销往藏区。另一车间制绿茶，是用春天第一批采集的嫩芽炒制而成，数量不多，供茶场进贡用。有一年朱德到茶场，连夜命只采一芽一叶，专门炒斤把制成“碧螺春”，送给委员长。

 

所以茶树全身是宝，这十几二十年不知创造了多少财富！但这些劳动者每人每月的报酬，从20—35元，扣除伙食十多元，最多可剩下20元。当时粮食紧张定量低，必需自己买“进口货”补充，以延续生命。管理茶园、采摘茶叶、防治病虫这一系列劳动是非常艰苦的。以采摘来说，不像舞台上“采茶扑蝶”那么飘逸，规定数量完不成，在酷暑天中午要牺牲午休“自动”加班；采下的茶叶通常百多斤，需挑运到制茶车间，远的十来里，近的也要数里，而且要爬坡，劳动消耗量大，又吃不饱，其味无穷。茶树的虫害十分严重，计有浮尘子、白蜡蚧、茶毛虫、红蜘蛛四害。前两种较轻，后两种较重，要用农药喷洒，有敌百虫、乐果、石硫和剂，加手工捉拿。一旦发生红蜘蛛（螨），茶树就像被火烧一样，全部干枯；茶毛虫一坨一坨，啃吃树叶碰着它周身刺癢，且很难置其于死地。像这样的劳动，年复一年没有尽头。农业生产应当说是比较安全的，但据我所知因事故和饥饿或疾病而死亡的也非少数，仅四方山中队就有文韜（黄埔十六期，国民党军官）因破坏统购统销罪，刑满后就业，在砌茶梯保坎时摔死；郭辉政（学生右派）因贪食而丧命；白练（数学教师）患癌症去世。在老君洞中队有西师数学系学生廖远平、历史系学生李德志、西南农学院学生金介岺均是“右派”死于非命，就地掩埋在荒山之中。“文革”期间国营企业大都停产闹革命，劳改企业不准参予且加强生产，这些已恢复公民身份的人，仍然处于半犯人状态，与劳改、劳教统称“三类人员”。场部门口公然贴着“三类人员禁止通行”的告示，此之谓“二劳改”也。

 

    1976年毛魔死了“文革”结束，“四人帮”垮了，胡耀邦主持正义，拨乱反正，“改正”右派，我们得以真正恢复名誉，走出了牢笼，深深吐出一口怨气。恢复工作十来年，就到了退休年龄，颐奍天年了。在四川受过难的同胞，时常聚在一起吃喝玩乐，到也消遥快乐！一天突发奇想，官鸿寿君倡议邀集陆清福、安茂根，张

女士（某难友的妻子）奔赴永川，到重庆文理学院（原江津师专）会见老难友，因原有交通车已取消，要求曾老师找车直奔茶山，参观“新胜茶场”。到了山上大吃一惊！虽然自我们离开后，又恢复劳改监所，可仍然在生产，但是现在万亩茶园已荒凉一片，看来已荒废十余年，我们到老君洞队部，已荒草没胫，原建筑已无房顶，茶树已荒芜，没人管理。偶然遇到路人打问原地名，像王家坡、殷家漕，大凹田，已茫然不知，只看见零星土煤窑还在挖掘，公路坑凹不平，路中长满荒草，一副破败景象，不知是否划归重庆后被放弃了，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茶叶自来是中国出口商品，与丝绸、瓷器、桐油齐名，由于保守，缺乏科学，逐渐落后成了累赘。据知情者称：劳改生产的茶叶，在国际市场一直竞争不赢印度、斯理兰卡等，除农药残存量超标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犯人血汗产品非人道，公安部门不懂竟用“新胜”、“苗溪”等商标，后来明白了再改商标也不灵了，只好内销。这是荒废的重要原因。茶树虽也是生命，但它担当了我辈苦难的载体，而那些指挥用茶树剥削的酷吏们，其下场应与茶树同。荒草萋萋实难掩盖“五·七” 亘古奇冤！茶场的荒废，预兆着顽固不化的共产党将像它一样的消亡。此文得刘文钦君协作特致谢。

 

 

 

 

 

 

 

 

 

 

文革中所谓“成都右派翻案集团”真象  

 

彭慕陶

 

1970年，随着全国“一打三反”运动的开展，四川成都市革委会为了紧跟形势迎合极左政治的需要，他们一伙出尔反尔背信弃义，原先说我们是“受害的革命群众”而不是右派,并全力支持我们起来造反，现在将我们诬蔑为“成都右派翻案集团”里的反革命分子，对我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从严惩处，全市游街示众，布告贴满全城，广播、电视、报纸全程报导，成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取得的“伟大成绩”，上报中央，请功领赏。谁知后面是非颠倒、血迹斑斑。

 

 

一、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右派集团”

 

原来我们几个都是年纪较轻，出身很好的青年学生，一解放就参加革命，在公安政治系工作的基层干部，半数是青年党团员。

 

彭慕陶，1951年参加革大，入团后调公安大队政治处工作，1954年转至四川省国营前进铁工厂，1955年为支援对私改造，调到成都市轻工局秘书室工作，任团总支委员。1957年整风运动中为响应帮助党整风的号召，向党组织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意见”，当时就得到主持整风会的赵局长和全局团员的赞同、支持。任思喻也是竭力支持者之一，后来在反右派中被断章取义，歪曲事实划为右派分子。

 

李全荣是成都市公安局政治处的一般工作干部、党员，整风中就本单位工作提了此批评意见，结果也被划为右派分子。

 

李秉杰原是成都市斌升街派出所内勤干事，平常患有风湿关节炎，整风前有天晚上同另一人值班，没事就在办公室一张地图前感叹说：“我这个病如果到东北治疗太冷，到南边去治又太热，台湾气候是冷热合适，但又没有解放。”反右中和他值班的那位就揭发他：“在值班时都在察看地图，妄想逃奔台湾投敌叛国”。他父亲只是在旧社会当过机械技工，就把他的出生改为地主，划为右派，开除回家。

 

王雪琪原是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书记员，在整风会上从未发过言，只是在一次会议上，有人说：“我们法院从院长到厨房炊事员都是共产党员当领导”，她就“哦”了一声。后来说她赞成储安平的“党天下”而划为右派，并被开除回家。

 

还有成都市郊区政府的江仕森，他也是一般工作人员，平常说话有些尖酸刻薄，爱开玩笑，戏谑人。因他说过×区长的通讯员在区长面前就像川戏“迎贤店”中那个小丑那样弯背哈腰，唯唯诺诺一付奴才像。反右中说他污蔑党的领导和积极分子，被打成右派。

 

就是这样几个被冤枉的人，依理说，组织已作了处理，本人又无有新的过错，根本没有理由无数次的批斗殴打迫害，这是起码的法律准则。但是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拿我们这些人开刀，红卫兵抄家，天天打骂，吐口水，抓头发，家中父母、孩子、弟妹均遭辱骂，任意欺侮，家无宁日，受苦不迭，生不如死。

 

 

二、我是如何回家受迫害和他们结识的

 

1962年我在四川省“大跃进”后大饥荒的重灾区雅安专区荥经县农场劳动，后来县上借大灾害之机，以精简压缩之名取消最低工资压缩回家（这又是一次无法无理的处罚）。成都是我祖宗三代土生土长的地方，却因“右派”之名上不了户口，正正堂堂的一个执有“选举权”的公民，二年多却变成了黑人黑户。黑人黑户也不要紧，反正我都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但是上不了户口就领不到维持生命的粮食，也无法找临时工做，二三十岁的当家汉子却要靠年近六十的老母亲和几岁的孩子，从本来就不够吃的粮食供应中省下口粮来养活我自己，真是忍不下心。但又别无他法，既不敢去偷，也不敢去抢，听到孩子叫肚子饿就更是心如刀绞。仰望苍天，我何罪之有!

 

直到1964年邻居中有一个右派从劳改队受伤丧失劳动力，送回家里，在公安厅批准下，才上了户口。我受到启发，大着胆子去找厅里申诉，才获得批准上了户口，才能去找工作。我找到原教我美术的李老师，他了解我的技能和水平，给我介绍到电影院去画海报。到了影院试用后可以，叫我填表，我考虑到如果不说明我的右派问题，怕对不起老师，又欺骗了组织，我只有如实填写，结果政治就过不了关，被辞退了。

 

最后只有去卖苦力，做临工，维持生活。

 

 

三、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又第二次上当受骗

 

文革开始，亲友和关心我的人都一再对我说：“这又是一个大的政治运动开始了，千万要注意，记住历史经验教训，不要介入。”我听亲人的规劝，做完工，中午吃茶休息，我都单独把茶端到角落里不同任何人摆谈。回来路上，都不去看大字报，直来直去，免找麻烦。

 

可是不久，事与愿违，我爱人单位的造反派、红卫兵说我是右派，强行把我的户口下了，不准住单位宿舍，不准去上班，赶出家门，亲友们不敢接纳，住旅馆又无证明，通宵达旦，流落街头。无路可走，生不如死，实在无法。

 

面对这个残酷的事实，我们同管区的几个命运相同的人，商量去北京了解党中央的政策，究竟要把我们这些人如何处置。我们就于1966年12月去了北京，找到中央文革西南组，向接待人如实汇报了自己被划右派的的情况。接待人听了我们汇报后说：“毛主席党中央当时反右派，主要指那些心怀不满与共产党较量的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像你们这些人都是党的基本群众，根本不应该划为右派分子。这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听毛主席的话，不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造成的。现在你们就应该依靠当地的革命造反派起来揭发他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

 

接待人随即给我们开具了给省革筹和我们原单位造反组织的介绍信，并发了回成都的车票。我们回到成都后，把中央文革接待站开的介绍信交给省革筹和成都工人造反兵团、八二六、红成革命组织等造反派，在他们支持下，都把我们当作是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革命群众；兵团还给我们提供了办公房（文化宫）和笔墨纸张。

 

我们在这些“革命组织”的支持下，写了一些在资产阶级反动路迫害下，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违背毛主席指示，用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无限上纲等手段对我们进行打击迫害的材料上报省革筹，其余没有任何活动。

 

只是在写材料中，有人提出：既然中央、省革筹、造反派都不把我们视为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而是受迫害的革命群众，我们又有公民权，是不是成立一个“五七战斗团”专门来搞大批判？我说：“我个人意见，这些事慎重一点不要乱来，还是先给省革筹写个报告问一下，如果批准了，再搞，没有批准就算了。”

 

结果我们交了报告，没有回复，我们也没有成立任何组织，可是在1968年以后，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中，造反派把他们原来认定我们“是党的基本群众”、“不是右派”、“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受害者”一下全部推翻，说我们“是乘机翻案的反革命”、“是右倾翻案集团”，“是混进党里、政府里……革命组织里的反革命分子”，对我们进行拘留审讯。

 

在拘留审讯中，对我提出三个问题

 

1、为何要组织翻反右派运动的案

 

我回答是：我们根本没有任何组织，也没有翻右派的案。我们是根据中央文革西南组的指示办事的。我们是在省革委、革命造反派支持下写了一些各自受迫害的材料。我们并没有否定反右派运动，我们更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只是被一些人无端迫害，现在我们事实求是向党把真象说清楚，求得清白，恢复名誉好继续为党为人民更好地工作。

 

2、说我是带头为首组织、进行暗地翻案活动，

 

我说：我没有带头为首组织活动，中央文革给四川省革筹写的返回信签是李全荣、彭慕陶、王雪琪等人，没有经过任何人选举。如果你举出任何一个人举手选了我，我就承认，他说：你是大家公认的头头。

 

3、审判员又说：据我们看来，你们几个出身很好，又年轻，对党对人民应该没有什么仇恨。只是你们后面有些人，思想反动，想要趁机翻案，大力支持你们，你们上了他们的当，你把他们交代出来，就是主动表现，我们会宽大处理你的。我回答说：“没有，我们就是各自写了点申诉，打点笔墨官司，又不搞什么反革命活动，有人来找，代交申诉材料的，我们照转，更没有什么后台。”

 

他说我顽固坚持，将会受到从严惩罚。

 

最后果然是，我为首犯判我二十年，李全荣判18年，王雪琪、李秉杰各判十年，其余为戴回右派帽子，交单位管制，全市公判游街示众，最后逼得我们几家都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王雪琪全家三个未成年的女儿，全部遭到社会流氓的奸污；丈夫因支持她翻案，被捕入狱病死。彭慕陶七十多岁的老母亲气死，爱人被迫离婚，儿子流落社会，被拘留，改名换姓。李全荣的爱人被迫离婚改嫁，儿子抱给别人。李秉杰父亲气死，大妹气疯，长期不能工作，生活不能自理，兄弟姊妹无往来。江仕森母亲气死、未婚妻与他断绝关系。

 

随即在全市开展“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各单位、各管区、各街道顺藤摸瓜，内查外调，狠批猛斗，全市的右派分子，被打死、打伤、打残、自杀逃亡，更是不知其数。

 

 

四、玩弄权术、草营人命。百姓生死任由官定

 

直到1978年中央拨乱反正、清理冤假错案时，西城区人民法院在1979年1月才宣布“对彭慕陶等人判处徒刑和戴回右派分子帽子的判决是错误的，据此宣告无罪。”

 

你看他们说得多么轻松、潇洒、自由、随便，六家人三十余口的身家性命、生死存亡，全在他们的掌握之中，时而可以说你“申诉是坚持反动立场，乘机翻案，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应“从严惩处”；时而可以说申诉是“允许的”，“不应治罪”，宣告无罪。可见申诉这个字眼，全凭他们随心所欲，变来变去，就可以置人们于生死，玩弄于股掌之间，真可算得上是公笔如刀，法律要为政治服务，以党代法，草菅人命，违宪典范！

 

 

 

 

 

 

 

 

 

 

“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奇冤 

 

费宇鸣

 

一、抢杀在林昭之前的志士

 

1964年1月的一个上午，四川省永川新胜茶厂和灌县（现都江堰市）同时响起了两声枪响，两位民主主义的先驱者，为了探索真理，为了社会主义富强和人民的康乐而献身了。他们奋斗在血泊中，永不瞑目，他们不是死在敌人的枪下，而是死在自己同志的枪下，这是最令人痛心的。但这奇冤至今尚未昭雪，他们是被枪杀在林昭（1968年）之前的右派分子，至今鲜为人知。他们是周居正——原中央第七中级党校教员、杨应森——原解放军泸州步兵学校教员。

 

 

二、莫须有的罪名

 

1962年发生在四川省公安厅筑路（劳教）支队和永川新胜茶场（劳教）以周居正、杨应森为首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反革命集团是当时四川省委根据狠抓阶级斗争、捍卫“三面红旗”贯彻执行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的一项“政绩工程”，是刑讯逼供、先定后审形成的奇冤错案。这一冤案迫害了数以百计的右派分子，其中涉案人员共69名（包括死刑、死缓、无期、有期徒刑、管制等），鲜血染红了秦传厚（当时省公安厅长）及筑路支队的领导等人的顶子，这些人至今还坚持伪证，死不认错，可恶也可悲。他们采取了野蛮的暴力手段（如捆绑、吊打、足镣、手铐、小监等），把封建法西斯制度中的一切最黑暗最野蛮的暴力手段用来镇压这批在所谓“自然灾害”饿殍遍野的社会下起来为民呐喊的右派分子。

 

 

三、在“三面红旗”下我们的心声

 

1962年由于毛泽东的三面“红旗”所造成的人祸，在西南王李井泉领导之下尤烈，饿殍遍野，怨声载道。李井泉为了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这个头衔向毛泽东献媚，采取了谎报粮食产量，反瞒产挖粮食，不准农民外流等手段，四川非正常死亡人口是940.2万人。这个数字是2005年9月中央官方内部公布的大跃进时所饿死的权威数据，全国是3755.8万，四川饿死人名列全国各省第一。

 

我们这批右派在“劳教”中失去了自由，我们遭遇的是超强的体力劳动，生活条件极端恶劣，修筑了内昆、成昆、广旺等铁路，遭受到政治上、肉体上、心灵上的种种折磨。

 

王景（右派劳教）公开说：现在是人祸不是天灾，十年后见分晓。

 

周居正在广旺沿线了解农民饿死人的情况，记下了农民在“自然灾害”遭受的悲惨困景。写出了《社会民主主义论》为民呐喊。

 

 

四、所谓“中马列”反革命集团是怎样形成的

 

1961年王景和杨应森邀约王志杰、王致忠等研究“中国前途革命问题”，被劳教人员姚风起密报，说王景和杨应森等可能存在什么秘密组织。415（筑路支队）查股长决定立案并命姚利用“工作关系”进行侦查。两周后姚风起报告：杨应森和王景组织了一个对内称“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对外称“中国劳教者联盟”的反革命组织，杨、王是负责人，陈有为、蒋文扬是骨干，姚任组织部长，说王景要去川西大山里联络国民党空投特务（这纯是血口喷人），陈有为交了一张邮票背面写有名字作为参加组织的凭证。起因就是这样。这两位所谓负责人，杨被枪杀，王景病死在狱中，无法对证。陈有为、蒋文扬抓不到证据也放了。姚立了大功，全家人调到北京落户。

 

包括姚凤起在内的五人并不涉及周居正、魏召等人。但筑路支队的领导及公安办案人员中有两个主导思想：①有罪推论，认为这些极右劳教分子都是反动的，没有一个好东西；②好大喜功，认为这是抓着了染红顶子的机会，只要有一人打胡乱说的检举，既不调查、也不对证，采取逼供、诱供等恶劣手段，让你划押。凡有不满言论，议论饿死人、对领导有抵触的通通不放过，胡说什么组织反革命武装暴动；派人到全国联络（实际是劳教期满清放回家），就这样采用法西斯暴力的高压手段共判处了69人，下面涉案人员名单——

 

 

“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案涉案人员名单

 

（一）四川省检察院批捕、分别由四川省高级法院及新都、广元县法院判刑23 名：

 

1.周居正  原中央第七中级党校教员

 

大学文化程度，四川合川人,38 岁(判处时，以下同),解放前参加地下党，后失去组织关系，1948 年被捕、关押在白公馆监狱，1949年11月脱险。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四川省公安筑路支队劳教，1961年解除劳教、留队就业。1962 年7月拘留、1963年2月被逮捕，1963年11月1日被判处死刑，提出上诉，同月维持原判，1964年被抢决。1985年其妻提出申诉，1999年被驳回。其妻继续申诉，未立案。

 

(以下人员被划为右派、 劳教、被拘留、逮捕，与周居正相同，不分别列出。周居正右派问题，原单位撤销，未予复查。 有关人员右派问题复查情况不详。)

 

2.杨应森   原解放军泸州步兵学校教员。四川岳池人，33岁，1963.11.22 被判处死刑，提出上诉，同年12月维持原判，1964年被枪决。

 

3.魏 召   南下干部。原重庆九龙坡区政府副科长，共产党员。湖北均县人，36 岁 (1980 年复查属于错划右派，予以改正) 。1963.11.5被判处死缓。1983年、1986年省高级法院两次驳回其申诉。向最高法院申诉，置之不理。2001.1.因病去世。2005.3.其妻提出再申诉，未立案。

 

4. 陈仲伟  原（重庆）西南设备安装公司工人，四川巴县人，30岁。1958年被划为坏分子，劳教，1962年5月解除劳教，清放回家，1963.11.5.被判处死缓。

 

5.廖廉康   原简阳机械制砖厂医生。四川荣县人，35岁。1963.11.17被判处死缓。

 

6.冉茂涵  原长寿县小学教员。四川酉阳人，44岁，1963.11.7被判处无期徒刑。

 

7.彭恢荣   原犍为县粮食局、区供销社会计。四川犍为人，32岁，1962.4.清放回家。1963.11.6.被判处无期徒刑。

 

8.杨全松   南下干部。原西南炮校、重庆炮校参谋、教员,旺苍县人民银行干部。江苏潥阳人，32岁。1963.11.16被判处无期徒刑。

 

9.朱文安   原社会职业不详。四川什邡人，50岁。1958年被劳教，1962年清放回家，1963.12.15被判处无期徒刑。

 

10.傅汝舟   原省建工局、省城市规划设计院干部。大学文化程度，四川汉源人，38岁。1963.12.15被判刑20年。提出上诉，1964.11.15维持原判。

 

11.袁进修  原万县师资训练班学员。梁平人，31岁，1963.11.15被判刑20年。

 

12.李玉平  南下干部。原屏山县粮食局干部，青年团总支书记。上海人，31岁(1980年复查：属于错划右派，予以改正)。1963.11.16.判刑2O 年. 1981 年被驳回申诉，2003年再申诉，2005.6.再次被驳回。

 

13.彭福志  地下党员。原铜梁县委农工部副部长。铜梁人，38 岁。(1980.9复查属于错划右派，予以改正) 1962 年清放回家。1963.12.16被判刑20年。1984年申诉，未立案。1989年因病去世。1999年、2005年其近亲属提出再申诉，未立案。

 

14．熊绍武  转业军人，原秀山县合作联社采购员。秀山人，30岁。1960年清放回家。1963.12.16.判刑20年。

 

15.王 景   原一机部重庆供应站科员。大学文化程度，达县人，35岁。1963.12.16.判刑18年。劳改中因工伤事故死亡。

 

16.费宇鸣  原江油县人民银行干部，大学文化程度。成都人，33岁。(1980年复查：属于错划右派，予以改正)1963.11.17.判刑15年。1981年申诉，被驳回。2003年在申诉，2005.6.再次被驳回。

 

17.陈民国  原涪陵县民办小学教员、大学文化程度。涪陵人，33 岁。1959 年劳教，1963.12.17.被判刑15年。

 

18.梅明春  原江北县小学教员。江北县人，50岁。1963.12.17.被判刑15年。

 

19.陈  彦   转业军人。原平武县粮食局干部。贵州大方人，34岁 (1980年复查错划右派，予以改正) 。1962.6.清放回家，1963.12.17. 判刑12 年。

 

20.朱梦波  转业军人。曾在华阳干部疗养院任助理医生，后在成都开业行医。江苏无锡人，33 岁。1958 年被劳教，1960. 11被判处管制3 年。1963.2.被捕，1963.12.18.被判刑1O 年，提出上诉，被驳回。1965年提出电诉，没有答复。

 

21.陈有为  原武胜重庆小学教员。武胜人，31 岁。1957年被划为右派(1980年复查，属于错划右派，予以改正)，送农村监督劳动，1966年到内蒙，被“捉回”。1961年劳教，1963.2 。被捕，1963.12.18.被判刑12年。提出申诉，1981.8.24.省高级法院再审判决：宣告无罪。

 

22.朱世臣  新都人，26岁。原西南师范学院学生，被划为右派，劳教，1962年清放回家。1963年新都县法院判刑13年。

 

23．谢友树  射洪人，33岁，转业军人，1955年在重庆被收容，1958年劳教，1963年广元县法院判刑8年。

 

（二）由劳改队所在法院加刑5名

 

吴建章  内江县法院加刑8年。

 

贺少真   广元县法院加刑10年。

 

管光荣   广元县法院加刑10年。

 

魏登高   荣山县法院加刑10 年。

 

杨福民   荣山县法院加刑10 年。

 

（三）由当地公安机关管制（11名）劳教及其他处理共41名

 

筑路支队：李朝富、朱绍文、黄光明、周志坚、邓先基、殷立万。

 

永川看守所：胡光荣、周荣华、陈云武。

 

永川茶场：谭国仁、焦德润、易永康、刘大学、钟克勤、张国中、李治民、杨兴寿、李才义〔另案处理，现已平反〕。

 

荣山煤矿：陈昌辉、陈光裕、谢永昌、范通才〔因另案被捕〕。

 

芦山苗溪茶场：李平扬、马国才。
秀山县：舒顺德

 

达县：任明晃

 

灌县：汤从田、魏兴志、郭福良（农民）、 姚凤起（免刑）

 

犍为县：刘华年
松潘县：唐永禄，
河南镇平县：陈同瑞、杨温友

 

陕西原县：余运中

 

吉林省XX县：李海龙

 

灌县: 唐崇才、邱福明(以上农民)等。
涉案人员共计69 名。

 

            根据四川省档案馆《四川省高级法院审判卷宗》 整理。

 

档号：16666—16758,二○○五年九月二十八日

 

 

四、周居正何许人也

 

最高法院裁决书：周居正隐瞒罪行、伪造事实、冒充中共地下党员、混入革命阵营、进行破坏活动，被划为右派分子。劳动教养时继续与人民为敌，1961年为首组织“中华工农民主联盟”反革命集团，1962年改为“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自认总书记长，先后发展反革命成员69名，委任“中央委员”、“盟委书记”等骨干分子十余名。指认陈仲伟等在重庆设立地下贸易委员会，企图进行投机倒把筹集反革命经费，同时亲拟反革命纲领，大肆诬蔑共产党和领袖，攻击“三面红旗”，策划建立反革命根据地，伺机暴动。

 

这些不实之词，说得来头头是道，其实最高法院并未调查，仅凭四川省公安厅，公安厅也仅凭415筑路支队上报的材料便草率定案。

 

事实是：中共党员郭德贤等人证明周居正原是地下党员，因组织被破坏脱党，但仍坚持革命活动，不幸被国民党逮捕。重庆解放前夕同罗广斌（《红岩》作者）郭德贤等人一起从“中美合作所”越狱脱险。周居正为追求真理，追求民主，经受了生死考验，在国民党的枪口下脱险，直至今日仍名列《国民党中美合作所集中营脱险志士名录》。解放后分别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党校（后改名为中央第七中级党校）担任文化教员，1957年因一般政治历史问题（曾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和向组织申请恢复党籍的行为，被划为右派送劳教，这怎么能说是冒充共产党员，混入革命阵营进行破坏呢？

 

最高院认定周居正草拟反革命集团的政治纲领，是什么内容呢？1962年我们被调到修广旺铁路，周居正与我同队——五队。他是木工，可以自由一点，在广旺线上给各队做木工活，看到外面满目仓夷，饿殍遍野的悲惨境界，在小小的笔记本上记下了农民因“自然灾害”遭受的困境。他写下了《民主社会主义论》，说毛泽东以流氓无产阶级思想领导中国社会主义，不是真正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而是封建专制独裁的社会主义。要高举三面大旗：反对帝国主义，实行国家和民族独立；必须发展工农经济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建立民主政治，保障人民权利和保卫国家的政治制度。以上是他原始的记载。

 

他提出1，工厂归工人，土地归农民；2，实行民主统一制（不是民主集中的独裁制）；3，计划经济指导下开放市场经济；4，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讲人权；5，军队国家化。这些难道是反动的吗？

 

 

五、下列人员为什么逃脱法网

 

在姚凤起检举反革命集团五人中有两人走脱。

 

1,陈有为被判刑后又平反，他坚决不承认参加“中马列”等一系列罪行，列举筑路支队管教人员（也是该案预审员）李禹柏对他逼供信等恶劣手段。

 

2,蒋文扬是“中马列”组织成员五人之一，李禹柏审讯中把他捆起来铐审，蒋承认了参加三K党、刀儿教，不承认参加“中马列”，最后受不了刑，蒋文扬说：你们不是要定我的罪吗：“我是蒋介石的兄弟，这罪够大了吗？”弄得审讯人员啼笑皆非，最后无法再审，被释放。

 

以下两人不在姚凤起检举之内：

 

3,蔡瓯北（原川大法律系）被关押中审讯人员指明问供说周居正交待任命你担任该组织的外交部长，只要你坦白我们可以从宽处理，不予追究。蔡是学法律的，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坚决不乱指供，要预审讯员拿出证据并当面对质，最后也只有释放。

 

4,黄强在被审讯时审讯者对他说，周居正是地下党员，你也是地下党员，周居正很器重你，你只要坦白交待就没有你的事。黄强识破了他们的嘴脸，一直否认，没有事。

 

可是众多的人员在逼供信下，落入了他们的法网被枪杀，判刑。

 

 

六、看守所遭遇迫害

 

周居正、魏召关在成都四大监，杨应森等人关在灌县，我们被关在永川看守所。我是关在小监，足镣手铐，日夜审讯，弄得我头昏眼花，历时一年多，饿得皮包骨，一张惨白的死人脸。审讯员说，你不承认，泡都要把你泡死在里面。1963年在永川肖家冲秘密审讯时，把我捆昏死了过去。

 

廖廉康也是足镣手铐，关小监，捆绑吊打，野蛮到极点，廖骂他们法西斯，被判死缓。

 

魏召在审讯中镣铐捆打，指明问供，口供虚假，前后矛盾。因原认定魏召组织“反革命集团”，没有组织名称；参加制定反革命纲领，没有具体的内容；发展人员没有具体的人数；又说魏召密谋建立地下贸易委员会筹集反革命经费，妄图扩大反革命组织后伺机暴动推翻人民民主政权，叙述的事实使用“密谋、妄图、准备、伺机”等不确定的词句，没有事实根据，还是判了无期徒刑。

 

 

七、判决使用程序法、实体法都错

 

1,原审使用侦查机关采用刑讯逼供，指明问供等非法手段，获取口供，以被告的供述与其它被告人的口供印证，强凑在一起为依据，进行判决，违反了社会主义诉讼证据原则。在审讯中从来没有面对面的对证，只说某人检举了你做什么，说什么。在刑逼下只要被告人认了，就是判刑依据。    

 

2,既被认定为“反革命集团”，判刑23名，被告使用一个案号，各人一张判决书（不是一张判决书来判反革命集团案），互不对面，因怕对不起口供，原审没有依法一案审理，一并判决；没有出示证据，进行辨认、质证；没有让被告当场对质，也不允许申辩，剥夺了被告的诉讼权利。

 

3,原判引用《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九、十、十二条规定，对“中马列”反革命集团的首领——周居正、杨应森、魏召、陈仲伟、廖廉康分别判处死刑、死缓。但条例第二条规定，以推翻人民民主政权，破坏人民民主制度为目的才构成反革命罪。第九条规定的反革命破坏投毒杀人罪。第十条规定的反革命挑拨、煽动性为情节重大者。第十二条规定聚众劫狱、暴动、越狱罪才可以适用死刑。原判周居正等五人罗列的犯罪事实与上述罪名毫无相干。原审法院说周居正“指示重庆的某某准备打游击，妄图扩大反革命组织后，伺机暴动”等推测性的空洞词不确定的词句作处死刑、死缓的依据。乱用法律，滥施刑法，天理何容，你们是想把这批右派置之死地而后快！

 

 

八、“中马列”案也有不少人抱不平

 

四川省高院参与做出1987年复查报告的刑二庭审判员彭政（已退休）、副庭长王兴土、庭长漆明德，该案公诉人四川省检察院检察员岳鸿杰，最高法院刑庭厅级审判员孙家平、中央信访局副局长郑道忠等人都从不同角度分析，认为该案不论原判认定周居正等组织“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的事实成立与否，都不构成反革命罪，按所谓“政治纲领”不具有反革命目的，因此不构成反革命集团罪。这些人说了公道话，但他们没有“权”来改正。

 

1987年四川省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向最高人民法院报告两种复查意见：一是认定原判事实不足，被告言论不构成犯罪，应撤销原判，宣布无罪。二是原判事实存在，应维持原判。1988年最高院因四川省法院的报告只有七名被告（实数是23人判刑）不予复查，驳回再审，后因六四事件，此案也就浅搁。

 

 

九、正直的吴明等人

 

重庆市高院刑二庭庭长吴明、重庆市检察院检察员庞若敏、涪陵法院刑庭庭长叶世忠无私、无偿地为“中马列”案四处奔波、取证、申诉，花了不少钱，也耗费了不少精力。年逾七十，为了不平，为了真理为我们四处呐喊申冤，我们感谢。

 

1999年，吴明、庞若敏由重庆来成都找到我，又到雅安找到李玉平，要我们不要放弃上诉，他说最高法院最近要召开由法律专家等组织的“听证会”。因为原判的人员不认错，但有部分人认为此案错判。后来邪势压到正气，听证会流产。吴明还用自己的工资资助周居正的遗孀曾昭英。周被枪杀后，一个儿子自杀，一个儿子疯了，只有一个女儿和多病的母亲相依为命。

 

2004年吴明、叶世忠作为李玉平和我的律师（无偿）。吴明写的呼吁信找到廖伯康（原重庆市委书记）转交给李崇禧（当时四川省委政法委书记）要求立案，后李崇禧调离政法委，四川省高院认为原判正确，不予复查。虽然没有结果，但我还是很感谢这些无私公正的老师们。谢谢！

 

“中马列”案的人现在健在者也无几人。我们不能遗忘这个冤案，让后人知道我们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让那些坚持原判、歪曲事实、残害我们这批右派的人去问问你们的良心！

 

中央一再提出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我就要大声呼吁！我们要深信这个冤案能得到昭雪，让左倾路线的执行者靠边站，让正义的呼声永远响彻云霄，让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健康地发展。

 

 

 

 

 

 

 

 

 

一段难忘的往事       

 

廖赤明

 

一九六三年的十月，綦江县文化馆组织一次业余文艺演出，集结一批爱好文艺的人员排练节目，我也是其中的一员。殊不知，这将成为我人生命运的转折点，十五年的牢狱生活就此拉开了序幕。

 

话得从头说起。陈立军原是綦江县一个国营企业的干部，不知什么原因犯了点错误，被安排到“綦江县群众运输站”当伙食管理员。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企业干部是国家工作人员，“群运站”是集体组织，从企业干部到“群运站”当伙食管理员，是被打入“另册”。陈立军虽被打入“另册”，但有一点比别人“优越”，肚子不挨饿，还可用三斤五斤粮票支援饥饿中的朋友，我就是被支援的朋友之一。我和陈能成朋友，是中师同班同学王顺荣介绍的。陈、王、我三人，有一个共同的爱好——拉小提琴。当陈立军从王顺荣口中得知我是个“摘帽右派”后，对我特别友善，大概是际遇相同，惺惺相惜吧？当时我二十七岁，陈立军四十出头，你来我往到了无话不谈的程度。在一次文艺排练的间歇，陈向我透露了一个信息，说他们有几个人准备成立一个“学社”，讨论一些民生问题，探究一些民生维艰的原因。我表示赞同，但也指出不要涉及政治，以免跟自己找来麻烦。陈说，人生在社会中，每天的油盐柴米，哪一样能离开政治；政治，众人的事也，你不过问政治，政治要过问你，你为什么每月只有二十一斤口粮，填不饱肚子，这就是政治。现在反思起来，四十多岁的陈立军当时却比我这个二十几岁的年轻娃娃要成熟得多，可惜的是，他不是“右派”，而我是“右派分子”。

 

时隔不久，我就被綦江县公安局找去谈话，问我跟陈立军有什么交往，我如实的把我与陈立军交往的来龙去脉作了交代，才从公安局工作人员口中得知：陈立军准备成立一个“反动组织”，这个组织中的一名人员陈绍宽（綦江县工商联的干部），作了揭发交代。于是公安局顺藤摸瓜，找到了我的头上。至此，我才如梦初醒。就这样被公安局拘留了。

 

从一九六三年拘留到一九六五年夏，时间长达近两年，但没有提讯过一次，倒是看守所的薛所长找我多次谈话，谈话的目的是要我写一个认罪材料，就可以马上得到宽大。我问认罪材料该怎么写？薛所长说必须深挖阶级根源、思想根源。你出身地主家庭，本人又是右派分子，难道你没有仇恨新社会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吗？薛所长的这翻引导，激起了我的反感。我问薛所长：马克思是什么出身？恩格斯又是什么出身？中央首长又是什么出身？他们的“阶级烙印”难道比一个解放初期才十来岁的娃娃的“阶级烙印”浅吗？这个认罪材料我无法写，我跟陈立军的交往不外乎借几斤粮票、借几块钱度过发薪前的经济难关而已，当时连想都没有想到与家庭出身、右派分子挨处分等事情，这不是要我往自己身上抹污吗？每次谈话，都无果而终。

 

牢狱生活一天一天的过去，到了一九六五年夏的一天，忽然打开牢门，薛所长叫我出去，一个公安局的干部向我宣布，你被逮捕了，叫我在逮捕证上签字，当然我规规矩矩的签了字。签字后，薛所长又继续跟我谈话说，宣布逮捕你只是一道司法程序，只要你认罪，随时可以宽大你。薛所长并说，你知道为什么逮捕你吗？我说不知道。薛说，同监舍的98号犯人检举你，说你在监舍内写反动诗词。我问薛所长证据在哪里？薛说98号背出了你诗词的部分内容，我们作了笔录，其中有句接连用“去东去东”的词汇，含义是什么？我说，东者，东方也，去东者，往东方去也。薛又说，你难道不知道伟大领袖的名字有个东字吗？我说，知道，现在是共和国时代，难道还要像封建时代的为名字而避讳吗？薛无话可说，切齿恨恨地连说几句“反动反动”，作罢而去。

 

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是大自然向人类作用的结果；人从幼稚向成熟，是政治力向人作用的结果。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陈伯达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章见诸报端后，我在綦江看守所已经蹲了三年，变成了一个“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老柚子了。但直觉告诉我，我的政治生命结束了，只等哪一天一纸判决书下来，到劳改队去承受那终日无乐的繁重劳动了。这一天终于来了，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我从薛所长手中收到綦江县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以“反革命骨干分子”罪判刑十年（后加刑五年），陈立军以积极参与反革命罪判处三年管制。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告诉我成立“学社”的陈立军判管制三年，我从陈立军口中知道这个信息的人，却成了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判刑十年，这样的判决，亘古未有。深思之，这就是毛泽东的“阳谋”使我这个年轻的教员，瞬间变成“右派分子”，又瞬间变成“反革命骨干分子”逻辑的必然。人就是在这样一种政治力的作用下走向成熟，摈弃幼稚的幻梦。虽然我早已“平反”，可这段伤心往事却难以忘却。

 

 

 

 

 

 

 

 

 

不能让历史重演       

 

郭 焱

 

1949年年底，成都和平解放，我被成都市军管会派去接管伪区政府。1950年10月经区长李映青介绍入团。151年至53年在西城区历任民政科、建设科科长、文化馆馆长，又是区人民代表。         

 

我自认为是党忠诚的积极分子，毛的崇拜者。1957年整风鸣放中，我积极参加了批判右派的斗争。运动逐渐扩大，57年底突然要我交代右派言行。我当时据理反驳，后在区长的“开导”下，害怕“负隅顽抗罪加一等”，我被迫接受了莫须有的指控。文化馆10个干部就划了4个右派，还有两个重点批判。58年2月区长宣布我为一般右派，行政撤职留机关监督使用，每月只给30元生活费。我还要供养生瘤的跛子母亲。我同妻子分居，她在川大要供养父母、祖母、弟妹和三个子女，共11口人。

 

西城区几十个右派中，只有我同第一副区长张鹏翼（民盟成员，延安抗大四期的）处分较轻，留机关监督使用。其余如区委组织部部长刘恩来等都送雅安农村监督劳动。区上干部除少数几个大学生外，多数都是店员工人出身的干部。如办公室内勤小潘（乔生）爱好文艺，粮食统购统销时写了同情农民生活困苦的诗歌，被划为右派，开出团籍、公职，送雅安农村监督劳动。潘在劳动中受不了监管人的凌辱，哄架、打架，被以“右派分子嚣张，要杀人”的罪名，开万人公审大会，判了他无期徒刑。

 

58年，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陪毛泽东在二王庙山顶，远眺李冰父子在两千多年前修的鱼嘴水利工程。毛勃然曰：“此地可建座现代化水电站，不仅灌溉川西农田，还可发电解决川西电源不足”。李书记荣领圣旨，立即指示成都各区县全力以赴，边施工边设计，频频调物资、人力，连夜奋战。

 

此时西城区男女干部已进入军事化，派出突击队赴鱼嘴堰边洗淘沙石。在神圣的任务面前，我这个被监改的右派更不能例外。我们住在二王庙，白天在寒风刺骨、高山流下的雪水中淘取沙石。右派没资格享受轮换，我在鱼嘴苦干了五个月。

 

白天在水中淘取沙石，晚上还要派到各乡镇，用架车拉运砍伐堆放在马路边上的竹、木料。可惜，千万人日夜苦干筑起来的拦河大坝，解决不了沙石淤积的难题，不炸掉大坝，整个川西平原存在陷入洪水泛滥的危险，结果忍痛炸了。至今鱼嘴上面还残留着大坝的遗址，供后人凭吊反思。

 

大跃进、人民公社带来三年“自然灾害”，全国人民挣扎在大饥荒之中。川西粮仓富庶的农村也出现大量饿死人的现象。1960年年底，各行各业纷纷下马、减员。当时我在西城区建筑公司作统计员，公司组织一批职工支援汶川铁矿，为的是上山采矿保成钢。我当然属上山对象。铁矿埋藏在渡口旁边高山上，矿区分三层立体开采。我被分在半山的磨子沟（下层）。中层是窑子沟，上层是小草坪。各层为了完成任务，抢进度，野蛮开采，层层放炮、倒矿渣。运矿石随时都有飞石从山上倾泻而下，因此伤亡很大，每天都有伤员送进矿区医院。据说三年死了三百多人。成都东城区团委书记吴维灏就摔死在山上。我头上受过轻伤。因冻土路滑，我上班五次险些滑跌死于岩下。

 

61年春天，成都西二道街居委会发来电报，我母亲已饿死在家，催我回去收尸，我急忙请了丧假。矿部给了我口粮30斤（大米），我缺少路费。一位被飞石打伤致残的老工人，求我卖三斤米换九元现金，不料被积极分子告密，说我破坏粮食政策，受到批斗，不但没收钱、粮，还取消了丧假。至今我都不知道母亲的尸骨抛弃何处！

 

1962年，我回到西城基建交通局，管理各街道民办架车运输队。经过“三年自然灾害”大量饿死人的现实和九评苏共的中苏论战，我开始反思谁是真马克思主义？评价历史人物，特别是领袖人物，有无客观标准？我认为真假马克思和领袖人物的功过是非是有客观标准的：一、看他的理论言行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是推动还是阻碍了社会生产力（包括科学技术）的发展？二、是否提高了广大人民（主要是工农和知识分子）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领导人的一个错误决定，就可能造成千百万人头落地。不能以主观愿望是好的，推脱应负的政治责任。因此，毛泽东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比斯大林还大。

 

一次，我同金河街架车队会计康宇维（原14中教师，因反革命罪劳改回蓉）在茶馆闲聊，我表示：“某人不死中国没有希望。”殊不知他向组织告了密，后来区委统战部每年组织的“右派评查”学习，就追查我咒骂毛的问题，但查遍我的老同事老朋友，都说我出身好，解放前参加革命，绝不会反毛主席。找不到旁证，反毛问题落不了实，认为我是花钢岩老壳，帽子一直戴到79年2月才统一“改正”。

 

1965年川大开展“四清”运动，省委宣传部长杜心源报告：党员的爱人是五类分子的，要考虑立场问题。为了保全三个子女免成黑五类狗崽子，我同爱人商量办理了离婚。独自一人搬出了川大。坏事变好事，文革中我妻子因此逃脱了抄家的厄运。

 

1958年2月我被宣布为右派时，没有宣布我有哪些罪行，没有给我看结论，我也没有签字。文革开始我找到区委统战部要求看结论，以便对证改错。统战部胡部长不给我看，反问我：“啥目的？是不是要翻案？你自己有啥错误难道不知道，下去好好改造就是了。”

 

1979年2月区委完全否定了我十多条右派罪状，打印了25份材料，一一要我签字，22年后我才第一次看到给我加载的罪名。内容有：自高自大、瞧不起领导，对党离心离德、不接受改造等。因为我对条文没有深刻印象，现在都记不清了。

 

文革暴风中，我在西城养护队修马路，掏阴沟劳动改造。几个工人出身的党员起来造党支书（工人出身）的反，我平时就瞧不起那些偷鸡摸狗的，男盗女娼的造反派头头，他们对我恨之入骨，诬陷我勾结走资派，是区委的黑爪牙，对我这个死老虎进行残酷打击。给我罗列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刘邓反革命黑帮爪牙、暗藏20多年的特务分子、咒骂领袖的现行反革命等罪状，材料报到区革委会请求逮捕法办没有批准。他们斗了我50多次，罚跪炭花，站高板凳晒太阳，两次游街示众；半夜毒打我十几次，我在牛棚被关押了两年。多次被打成瘸子，所幸没有留下终身残疾。

 

痛定思痛，与多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人相比，与顾准、林昭、张志新、遇罗克等在刑场上、劳改营中死去的众多同志相比，我是万幸的。我的老伴（47年参加民协后入党）没有遗弃我，1979年“改正”后就同我复了婚。我不计较个人恩怨，不怨恨那些批斗过我的人，他们也是左祸的受害者。我回想起六十年前牺牲在十二桥、渣滓洞的同学们，我看到今天下岗工人、失地农民的处境，我内心非常痛苦，我希望当权者能汲取血的教训，认真改革，实行民主宪政，中国现代化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才能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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