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紐約時報作者的一篇遊記，美國華裔二代女孩，不會講中文，獨自一人闖蕩甘肅的記錄，原文標題《彩虹山、蘭州拉麵和好心人：華裔旅人甘肅獨行記》

嘉峪關的吾麥爾牛肉麵館；

該市的美食夜市；

在莫高窟附近的鳴沙山騎駱駝。

PHOTOGRAPHS BY JADA YUAN/THE NEW YORK TIMES

她先開口說了一連串我聽不懂的中文詞，然後說了一個我聽懂了的：“蘭州？”

“對！對！我也要去蘭州，”我說，我對着這位看起來友好的40來歲的女子用力點着頭，我們很快就發現我們都是獨自旅行，都要飛往中國甘肅省的省會——那是中國內陸西北地區沿古代貿易路線絲綢之路上的一站，以及我們都不會講對方的語言。

我是在北京機場注意到魏昭寒（音）的，當時她坐在我傍邊，開始看中國流行音樂視頻，沒有戴耳機。這是我大概第六次來中國，但是第一次沒有親戚陪伴，我的親戚們主要住在上海和北京，我一直懷念那些已經熟悉了的熱鬧氣氛：大家同時說話，嗓門一個比一個大，候機廳的椅子擺上了饅頭和水果，像野餐一樣。

魏昭寒經營一家建築公司，我跟她很快就有了好感。我們登機後，她跟坐在我旁邊的人換了座位。“讓我們做朋友吧，”她通過百度翻譯應用（百度相當於中國的谷歌，谷歌在中國被屏蔽了）說，然後又宣布，到機場後，讓我搭她的車去旅館。

“你可以相信我是個好人！”她在百度應用上寫道，然後笑了起來，當時時間已過了午夜，她的朋友正沿着一條黑漆漆的公路，把我們拉向蘭州。在別的情況下，這可能是一部斯蒂芬·金(Stephen King)小說的中間部分。但她只是眾多主動幫助我的人中的一個——他們在餐館幫我點餐，像魏昭寒那樣把我安全地送到旅館。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一開始並沒有意識到我是華裔美國人；他們似乎只是看到了一個女子獨自在一個陌生的地方，看起來好像有點迷路。

位於群山之間的甘肅省有大片的壯麗沙漠，這裡曾經是中國的“蠻荒西部”，是用來抵禦游牧民族襲擊的長城的最西端，這裡還有著名的石窟，那是隨着佛教的傳播，在懸崖峭壁上挖出來的神龕。

甘肅入選了2018年的52個旅遊目的地，是因為高鐵開通後，人們更容易前往當地許多寶貴的旅遊資源，其中包括張掖丹霞國家地質公園的彩虹斑紋山。

但容易是相對而言的，11月來甘肅並不容易。這裡的氣溫在零度以下，這裡的土地美麗、貧瘠，讓人很難相信它能維持生命。這裡幾乎沒有外國人；也幾乎沒有人說英語；我看不懂菜單和路標。（我只會說一些基本的家常話，比如“我已經吃了”；“不，真的，我再也吃不下了”）

爬上嘉峪關市附近的一個山坡後，寒冷乾燥的空氣（還有相當多的污染）讓我的肺有一種灼燒的感覺。我登上了懸臂長城，之所以這麼叫，是因為這段長城好像是用某種魔法牢牢地貼在黑山山脊上的。明朝的戰術師們於1539年修建了這段長城，從其最高處往所有的方向看都是戈壁，其間點綴着光禿禿的山脈和綠洲，遠處還有一座冒着煙的工廠。

站在這裡很難不去讚嘆強大的人類意志，包括我為看到這個景色而付出的那點。

在我和魏昭寒一起吃飯之後的下午，我坐了六個半小時的火車來到了嘉峪關，那是我在蘭州市中心的火車站能找到的用時最短的車次，之前我已經了解到，高鐵票都賣光了，而且高鐵是從郊區的一個新火車站——蘭州西站上車。

在火車上，一名乘警把我介紹給了來自嘉峪關一名姓喬的英語老師。她不僅在我們需要凌晨兩點半下火車時把我叫醒，而且還讓她的丈夫開車送我去旅館。到旅館後，她把我的房價砍到了兩晚29美元（而不是我在網上預訂的90美元）。我沖了個澡，穿着所有的冬天衣服鑽進了被窩，因為我不知道怎麼把取暖器打開。但我很高興沒有多花那60美元。

第二天早上，按照喬的建議，我沿着嘉峪關寬闊而相對空曠的街頭，來到了一家名叫吾麥爾的餐館品嘗當地的特色食品：蘭州拉麵。當我無法與人交流我要點什麼時，一個排隊的男子替我買了一碗麵，還教我如何把面取來，加上辣椒醬，然後坐在櫃檯邊，把麵條從熱氣騰騰的麵湯里用嘴吸起來嘖嘖作響地吃下去。

喬還建議我以150元人民幣（22美元）租一輛出租車，去看嘉峪關的三個長城景點。我們開車穿過城外的戈壁沙漠，來到一個土墩，它曾經是長城第一座烽火台，或者說這個西部防禦的最西端。像這樣的烽火台有54個，沿着長城發送煙霧信號，警示敵人的行動。

在景點的往返巴士上，我遇到來自四川的女遊客魏宮（音），以及來自南京、會說英語的商人余立宏（音），他幫我和司機溝通。我們三個人並沒有總是保持步調一致，但是當我們遊覽懸壁長城和最後的嘉峪關時，我們一直用微信保持聯繫，它實在太大，我只得第二天又去了一次才全部看完。

嘉峪關在2014年經歷過一次大修。我來到這裡的那個晚上，沙漠氣溫隨着日落而急劇下降，整個地方只有我一個人，我走上石頭坡道，它可以用來把馬牽上瞭望台，也可以用來滾下原木，衝垮敵人。在出口處，我找到了等出租車的魏宮。在一家出售用當地石頭製成的茶具的商店，店主邀請我們坐在柴爐旁邊烤火，溫暖凍僵的雙手。

我本來沒有計划去莫高窟，也就是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證的千佛洞，後來魏宮邀請我和她一起去。在離開嘉峪關幾個小時後，她就要連夜坐火車去那裡，我可做不到。但這個念頭，揮之不去。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介紹，那裡有492個窟，都是手工在沙質懸崖上刻出來的，是世界上最大、使用時間最長的佛教藝術寶藏。它們位於嘉峪關以西4.5個小時車程的地方，一個名為敦煌的沙漠綠洲里，這個距離很誘人，我也不知道下次什麼時候才能再離它們這麼近。

在余立宏的幫助下，我訂了凌晨2點從嘉峪關出發的火車。我選擇了豪華的軟臥車廂，它有舒適的床和可以關上的門。在美美地睡了四個小時，為了等開門又坐出租車兜風幾個小時後，我走進了第一個莫高窟洞穴，去看1400多年歷史的唐朝佛像。

沒有嚮導就無法進入洞窟。經過一番詢問，我找到了一個英語團，加上我一共三個人。

洞窟的天花板上畫滿了幾百個小佛像，表明佛法無邊，它們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公元366年，當時一位名叫樂尊的僧人在沙漠中散步，看到一千尊佛像沐浴在金光之中的幻象，於是有了靈感，在砂岩上鑿出石窟。

幾個世紀以來，虔誠的信眾會開鑿新窟，並在其中雕出巨大的佛像，直到絲綢之路衰落，人們不再到來。洞窟一直原封不動（除了一些盜賊），只是在上個世紀才重新開放，人們在這裡發現了大量11世紀的佛教文獻。

莫高窟的核心是一座五層寶塔式結構。我進去時，一群人正走出來，光線很暗，什麼也看不清。前方有什麼龐然大物。那是一隻腳嗎？我抬頭看到一尊98英尺（合29.8米）高的佛像。

中國和世界上的其他地方還有更大的佛像，但可能不會有這種親密感——站在一個與佛像大小基本相同的建築物里，迫使你仰起脖子看着他，令你始終處於一個乞求者的位置。決心和信仰使人類把這個巨大的雕像變成了現實，這種壯舉令人無所適從，不知所措。我經常想起那座佛像，我得站多近才能看到他，以及那一刻我覺得自己何其微小。

在中國的最後一天，晚上9點我得飛往日本，我突發奇想，計劃在張掖丹霞地貌國家公園，也就是彩虹山上度過一個早晨，然後坐三小時的子彈頭列車前往蘭州西站，接着再乘坐40分鐘的火車從那裡前往蘭州機場。但這一路需要精準規劃。

首先，我在石窟遇到的東行同伴連少勇（音）為我和售票員達成了協議。由於去張掖的最後一段行程已經售罄，所以我只獲得了部分行程的車票。解決方案：現金支付差額，工作人員會在半夜叫醒我，把我移到空位上——因為我的床位已經售出。

接下來出場的是宋旭（音），他跟我同臥鋪，也是一位英語很好的商人。他從我最後可能到達機場的時間開始倒推，為我規划行程。一位名叫劉浩成（音）的大學生，以及一個坐在附近的生意人，也加入了我們。我們占用了一家三口的下鋪，當劉浩成把我的行動翻譯成中文說給他們聽的時候，他們不無疑惑。“你一個人？“那位母親問；我點點頭。“很勇敢。”

我們四個查看網站，用中文和英文打電話，在短短兩個小時內敲定了一項計劃。當火車在凌晨2點進站時，一位名叫陶宏兵（音）的司機會來接我，幫我買好回蘭州機場的票，為我找間便宜的鐘點房短暫休息一會，他早上7點來接我，以便在日出之前把我送到地質公園，然後返回張掖火車站，乘坐子彈頭火車前往蘭州，那裡是我這環環相扣的日程安排的中心點。

陶宏兵在天還黑的時候就來接我，我們朝公園開去，一路經過清晨運送貨物的卡車，還有成群騎車去學校的孩子。私家車不能進入公園，所以我登上了當天第一輛隨上隨下的公共汽車，這輛車載着所有的警衛和公園工作人員，他們戴着皮毛帽子、穿着冬季外套，去到他們的工作崗位。溫度計顯示氣溫是零下7攝氏度。

在紅磚路上短暫行駛後，我們到達了路線上四個風景優美的觀景平台中的第二個，一位警衛喊了一句，我猜測是“下車！”的意思。和其他兩個遊客一起，我沿着木製步道飛快地向上跑，剛剛好得以看見了朝陽掠過成海的紅色山丘、山谷、石柱和好似人形的砂岩層，這些景象可以與我在美國西南部看到的任何東西相媲美。然後，當陽光沐浴大地之時，黃色、綠色、白色和褐紅色的條紋開始出現。那是礦藏在數千萬年的地殼運動中產生的組織形態。

從計劃委員會發來的微信消息開始湧入，他們想知道一切進行的怎麼樣了，余立宏和兩位姓魏的朋友、皇后區的叔叔阿姨和堂兄也發來消息，他們正好在感恩節造訪上海，但我無法見到他們。其他的遊客已經走了，我獨自一人在冰冷的山頂上，與將近一年前離開的那個生活遠隔萬里，看着眼前仿佛來自火星的景色，我感到怡然自得。

張掖丹霞地質公園的彩虹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