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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gyao Nie Katherine Tong坐在教堂的長椅上，聽一位父親為他自殺的兒子念悼詞。她當時想：“感謝上帝，我們一家人還好”。萬萬沒想到的是，六個月之後，她的繼子Evan Tong在他的房間用一氧化碳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才只有17歲。
她知道兒子很抑鬱，但很快就打消了對他可能自殺的疑慮。當這個念頭在她腦海里閃過的時候，她心裡告訴自己：“不，他永遠不會那樣做。”
對於Tong家來說，就像亞裔社區的許多人一樣，自殺和精神疾病仿佛離自己很遠。實際上，他們從不談論。但是，諱言沉默卻讓年輕人賠上了生命。根據美國國家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NCDCP）的死亡率數據，雖然亞裔年輕人的自殺率沒有高於全國總體水平，但這一數字卻從2011年到2015年逐漸上升。
20-24歲 
15-19歲
2015年，20至24歲亞裔美國人死亡事件當中，自殺是主要原因，占該年齡組死亡人數的三分之一，（這一比例）在所有種族中最高。社會科學專家和教育家把這個驚人數字歸咎於文化污名和社會壓力，始於家庭，分布於整個社會。
長期以來，亞裔美國人的年輕人一直被標籤為美國教育程度最高、成就最高的群體之一。除了渴望獲得學術和專業成就外，他們還因自己的身份、（被）歧視以及傳統的東西方視角之間的矛盾而缺乏安全感。
同時，由於文化污名化以及亞洲家庭和社區對心理健康的了解不足，年輕人無法尋求幫助。亞裔美國人的專家和心理健康倡導者正在嘗試對亞裔社區進行自殺預防教育，並克服不願尋求幫助的情況。心理治療師會告訴你：“心理健康與身體健康沒有任何區別。”
在2014年陷入嚴重憂鬱並有自殺傾向之前，Eric Lu是亞裔父母心目中的典型“金童”。他考上了哈佛大學、進了醫學院，準備開始前途光明的醫生生涯。Eric Lu出生於台灣，三歲時與父母一起移居德州。像許多其他二代亞裔一樣，他從家人那裡學到了傳統的亞洲價值觀，這與他從學校和同齡人那裡獲得的美國觀念相矛盾。“直到長大後，我才意識到自己從來沒有真正嘗試發展自我”，他說。他試圖變得靈活，並且“學會順應大流的心態”。一般情況下這樣還都過得去，無論是與家人在一起還是在學校里跟主要是白人的同學們相處。
但他和他的父母都沒有想到，這種“雙重身份”有一天會讓他陷入嚴重的抑鬱，甚至有了輕生的想法。
在哈佛醫學院的第一年，他開始發展自己的“自我”：他發現了自己的激情所在——電影製作，並決定離開醫學院去追求成為電影製作人的目標。他的父母大加阻攔。他們無法接受兒子放棄他已經取得的驕人的成績、而押賭一個不穩定的事業。在Eric Lu兩年的休學當過程中，一家人每天都要為他的擇業吵上兩三個小時的架。
父母威脅要把他趕出家門、並停止經濟支援。他說，“我感到非常撕裂……非常悲傷，非常生氣，非常矛盾，非常壓抑。”這位藤校畢業生說：“這是我唯一一次不順從甚至反對他們。我一直很聽話：我拉小提琴，SAT考高分，然後去了哈佛。我每走一步，都是滿足了他們的願望清單上的一項。”
他最終屈服於父母，並於2014年回到波士頓，繼續在醫學院讀書。此後不久，他陷入了深深的抑鬱。他把自己關在自己的房間裡，成績也開始不及格，情況變得很糟。有一個多月的時間，他老是在考慮從他17層公寓的陽台上跳下去。
儘管這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但Eric
Lu的經歷代表了亞裔學生在專業方面的普遍焦慮。美國“虎媽”Amy
Chua所著的《虎媽戰歌》一書，因其亞洲式的強迫性教育方式而受到了廣泛關注，這種養育方式使她的孩子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如今，在虎媽走紅大約七年後，年輕的亞裔仍然為了表現出色而備受精神壓力。印第安納大學最近的一項心理學研究比較了亞裔和白人自殺前的情況，發現25歲以下亞太裔年輕人受學校因素影響的數字是白人的兩倍。領導這項研究的Y. Joel Wong教授說這與「家庭完美主義」有關，即父母和孩子對學業成功寄予厚望。
很多時候，壓力不僅僅來自亞裔社區，還來自外部世界。“模範少數民族”神話是亞裔尤其是二代年輕人所面對的最普遍的刻板印象之一：即亞裔被認為在其他族裔同齡人中勤奮，受過良好教育且收入豐厚的成功者，另一方面這個標籤也意味着他們在處理社會關係時總是沉默、服從和軟弱。
哈佛大學倡導華裔心理健康的George Qiao說，“這意味着永遠不許失敗，而即使成功也被看作是應該的，沒有人認為值得慶祝。”他認為，模範少數民族的角色偏見會加劇緊張關係和自我懷疑，對此他深有體會。他是洛杉磯公立高中的全A學生，在那裡，他的非凡成績因為他的種族打了折扣：“上高中時，我從來都不為自己感到驕傲，因為人們會說，哦，你又考全A？那是因為你是亞裔，天生的嘛，有什麼可驕傲的呢？”
康奈爾大學的一位大四學生Katherine
Xie深有同感，她在高中時也曾經歷過抑鬱和自殺嘗試。謝說，從她的非亞裔同齡人的觀點和媒體的普遍刻畫來看，她承受了很多來自外部的精神負擔：「我們在某種程度上幾乎像機器人一樣」——非常聰明、非常努力，但是不懂分享甚至擁有自己的情感。
這種先入為主的、錯誤塑造的「身份」可能是脆弱和破壞性的。一旦一個人沒有在學習考試方面取得成功、或僅憑學習成績無法在社會中創造價值，那麼自我意識和身份認同就會瓦解。Y. Joel Wong說：“這對亞裔學生的破壞力超過一般的同齡美國人。”在身份迷失和刻板印象中，許多年輕的亞裔感到強烈的孤立感和不安全感，使他們與社會隔離。George Qiao說：“亞裔缺乏安全感是很普遍的……有一堵牆將我與白人隔開。與此同時，我又拋棄了我本應擁有的許多（文化）遺產。”
華裔美國人歌手Larissa
Lam是UTalk勵志脫口秀節目的主持人，該節目鼓勵美國年輕人討論生活問題。她說，她看到許多亞裔青少年因孤獨而被情感困擾。“感到雙重的壓力，一面是不夠美國，一面又是不夠亞裔”，她說，“這種孤獨、不適應或缺乏歸屬感，影響了他們的心理健康。”
高中畢業前四天，Katherine Xie超劑量服藥並因此被送到了醫院。她已經忍受了四年的抑鬱症了。她當時不知道可能的後果，“我真的沒有想到自己會死”，她說，“當時我沒有任何健康的方法來應對這些極端的情緒。”
她記得自己14歲時第一次告訴父母自己的內在壓力。她希望他們允許她接受藥物治療，但是這個想法激怒了她的父母。“那是不真實的，克服它。” 這對中國移民告訴孩子。他們感到憤怒和失望，因為孩子無法獨自應對挑戰和艱辛。
一家人再也沒有談到過她的心理健康問題。相反，Katherine Xie如父母建議的那樣，盡力控制自己的情緒，她在人前很好地掩飾了自己。她在學校的GPA是4.0，獲得了全國獎項，並被康奈爾大學錄取。但是抑鬱症依然存在。她用割傷自己把情緒上的痛苦轉變為身體上的痛苦，並轉而依賴於幾乎奪走了她生命的藥片。2016年，Katherine Xie把自己的故事發表在網絡雜誌《Mighty》上，文章獲得了兩千多個贊，亞裔年輕人紛紛留言，傾吐自己與家人進行建設性對話的鬥爭。一則評論非常具有代表性：多少次當我提出需要幫助、並且有掙扎的跡象時，他們卻只跟我說“你沒事”。
心理治療師Sandra Yi-Lopez說：“如果從文化上講精神疾病是不可接受的，那就非常危險。” 她說，年輕人在無法表達自己的情感時，通常依靠毒品和酒精來解決精神問題，“特別是在一種視飲酒為常態的文化當中，比如韓國文化”。拒絕傾聽並理解孩子的精神掙扎，並不簡單地是因為親子關係疏遠。相反，這是一種在亞裔美國人社區共同價值觀里的根深蒂固的禁忌。
沉默是亞裔移民的一種應對機制，他們做出了很大犧牲來到美國，克服了困境，人生經驗強化了他們對於隱忍的價值認可。“尋求心理健康治療，被認為是一種性格缺陷”，Katherine Xie說。
沉默的另一個原因是“面子”文化，在亞裔社區事關社會尊重。“不要把髒衣服公開亂丟”是許多亞裔孩子聽過的家訓，就是面子的一種。分享負面情緒和精神困擾，以及詢問一位亞裔的心理健康，被認為是不禮貌的，會讓某人沒面子。
更具有破壞性的是亞洲文化里對自殺的強烈羞恥感和污名化。Katherine
Tong說，自從兒子Evan
Tong自殺以來，有些人不再跟她家來往了，“他們只是不想跟我們聯繫，因為怕這個問題可能會影響到他們的家庭。”其結果，許多家庭和個人都掩瞞了他們真實的感受，不去諮詢或接受專業治療。對於遭受精神困擾的年輕人來說，這是致命的。這促使Eric Lu導演了一部有關亞裔美國人家庭自殺的紀錄片；他在2015年成為電影製作人。他聽到了哈佛大二學生Luke Tang的故事。Luke
Tang在2015年9月自殺身亡，這是他的家人和朋友完全沒有想到的。Eric Lu說，他與Luke
Tang有很多共鳴。他說：“每一部分，真的每一部分（都有共鳴）。這就是為什麼我想講這個故事，因為我知道還有很多像Luke
Tang或我這樣的人，他們可能還難以掙脫痛苦。”在片長26分鐘的紀錄片《尋找盧克（Finding Luke）》中，Luke Tang的父母努力想搞懂，為什麼這會發生在他們心愛的兒子身上。通過與Luke Tang的摯友交談、並閱讀他的日記，父母逐漸意識到了在兒子生命的最後階段的抑鬱的信號，這些信號本可以早點得到識別和治療。
緩慢的進展
Eric Lu希望通過這部電影，可以與人們（尤其是青少年及其父母）進行對話，創造機會讓他們啟齒，談論更深層的、精神的困擾。自2017年4月起，該紀錄片已在全美14個城市放映過至少19場。每次放映之後，他都會為社區提供現場討論和專業諮詢服務。正如Eric Lu所預料的那樣，這部電影幫助許多亞裔年輕人及其家庭邁出了第一步，以應對心理健康和自殺問題。“很多人問我：什麼是抑鬱症？我該如何幫助我的孩子緩解抑鬱症？”他計劃將電影帶到更多的地方，甚至像中國這樣的亞洲國家，在那裡人們仍然諱談自殺問題。
韓語宣傳手冊
Christopher Jun每周都會在韓國城進行一對一的交談。Christopher Jun說：“韓裔社區也正在緩慢開放，特別是對於年輕人。”在Christopher Jun的領導下，Didi Hirsch心理健康服務計劃還將以中文、越南語和日語提供更多的自殺預防服務，以滿足亞裔美國人社區對這些資源的需求。
Tong家和Tang家正在與美國自殺預防基金會和當地的自殺預防組織合作，他們希望他們的故事能夠激勵亞裔家庭與子女一起應對心理健康問題。“父母表達愛心非常重要。父母應該告訴孩子：我希望你努力奮鬥並盡力而為，但是無論你做得怎麼樣，我們都依然愛你。”Y. Joel Wong建議道。
對於年輕的亞裔來說，Larissa Lam作為華二代建議他們既要接受美國人身份、也要接受亞裔身份。“把亞裔身份視為優勢而不是劣勢，在成長過程中，我意識到我們擁有一些可以定義我們自己的特殊的東西。我可以成為文化溝通的橋梁。”
最重要的是，Christopher Jun說：“當您感覺不適時，請尋求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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