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中鮮為人知的美軍華裔女飛行員

她們從未謀面，但她們的早年生活卻有着驚人的相似之處。她們都是華裔美國女性，克服了種種偏見和成見，成為二戰飛行員。其中一位在運送戰鬥機時英年早逝。另一位後來成為一名科學家，活到了89歲。

她們的名字是李月英(Hazel Ying Lee)和朱美嬌(Maggie Gee)，她們是婦女空軍服務飛行隊（Women Airforce Service Pilots，簡稱WASP）的成員。

1942年，美國空軍面臨男飛行員短缺的局面，無法滿足國內的戰爭需要，飛行員傑奎琳·科克倫(Jacqueline Cochran)說服美國陸軍航空軍司令招募女飛行員。超過2.5萬名女性申請。只有1830人被錄取接受飛行訓練。其中有1074人完成培訓。

兩年時間裡，這些飛行員幾乎駕駛了所有類型的飛機。她們的主要工作是在基地之間運送飛機，還負責測試新飛機，培訓男性飛行員，並將受損的飛機飛回基地進行維修。她們在惡劣的天氣下航行，夜間在沒有照明的跑道上降落。其中38名女性在服役期間身亡。

朱美嬌是第三代華裔美國人，1923年8月5日生於加州伯克利，有五個兄弟姊妹。她的母親名叫榮安玉（Jung An Yoke，音），其父母於1870年代從中國廣州的一個村莊移民加州。她的外祖父榮生財（Jung Sun Choy，音）在舊金山以南的蒙特雷半島定居，並成為鮑魚經銷行業的一位先驅人物。

1906年，這家人搬到了舊金山唐人街，然後又搬到了伯克利。

朱美嬌出生後第二年，國會通過了限制亞洲移民的1924年移民法。對華人的仇恨在增長，朱美嬌的童年不時感受到這種情緒。

周日全家去往奧克蘭機場看飛機起飛的活動，給她帶去了慰藉。“我喜歡那種鑽進骨頭裡的震顫，”她對兒童讀物作家瑪麗莎·莫斯(Marissa Moss)說，後者的《高空——朱美嬌的真實故事》(Sky High: the True Story of Maggie Gee)一書於2009年出版。“光是待在那裡，成為這一切的一部分，就讓我覺得自己很強大。”

朱美嬌會仰望天空，尋找經常飛往奧克蘭的阿米莉亞·埃爾哈特(Amelia Earhart)。有一次，朱美嬌看到了她。“我向她揮手，她看見了我，也向我揮手，”朱美嬌說。

1941年，18歲的朱美嬌就讀於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攻讀物理學，但幾個月後美國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她旋即輟學，在舊金山附近的瓦列霍的馬雷島海軍造船廠工作。她的母親是那裡的焊工，朱美嬌在製圖部門工作。

她很快開始了飛行的生涯。朱美嬌和兩名同事湊了25美元買了一輛汽車，開車前往得克薩斯州，在阿比林以西40英里的斯威特沃特的復仇者機場進行了6個月的培訓。

“我學會了使用降落傘以及緊急降落，”朱美嬌說。“男飛行員必須要做的艱巨工作，我們也一樣在做。”

朱美嬌偶爾被誤認為是日本敵人。她知道自己和別人不一樣。她說：“我感覺就像是一頭在鄉下集會上展覽的雙頭牛，那個非凡的華裔美國人女子飛行員。”

該計劃只有兩名華裔美國人女子飛行員，另一名是李月英。

李月英（左）與奧特姆·日內瓦·斯拉克在得克薩斯州斯威特沃特的復仇者機場。李月英在那裡接受了6個月的訓練後成為一名女子飛行隊員。 VIA ALAN ROSENBERG

李月英於1912年8月25日出生於俄勒岡州波特蘭，父親李悅（Lee Yuet，音）是一位進出口商。她的母親黃秀蘭（Wong Sau Lan，音）是家庭主婦。

1929年高中畢業後，李月英在波特蘭的H·列比斯百貨公司擔任電梯司機，並在那裡的庫房工作。

她加入了波特蘭華人飛行俱樂部，並於1932年從航空學校畢業，取得飛行員執照。

電影製片人艾倫·羅森伯格(Alan Rosenberg)製作了一部關於李月英的紀錄片《短暫的飛行》(A Brief Flight, 2002)，他說：“我認為，對於李月英來說，駕駛飛機不僅象徵着飛行，還象徵着她在地面上所沒有的自由。”

在波特蘭學習飛行的同時，她遇到了正在接受軍事訓練的中國學生雷炎均。儘管長期相隔兩地——甚至有時相距兩個大洲，他們的愛情堅守了十多年。

1933年，在第二次中日戰爭前夕，李月英希望效力於中國空軍。但是她的姐姐弗朗西斯·唐（Frances Tong，音）在2003年告訴波特蘭的《俄勒岡人報》(The Oregonian)，中國政府拒絕了她，說女人太過“不穩定”，不適合飛行。李月英轉而去駕駛商業和私人航班。

李月英於1938年12月回到美國，住在紐約。她於1943年從女子飛行隊員培訓計劃畢業，並被派往密歇根州羅穆盧斯。

由於女子飛行隊員屬於公務員，不是軍事人員，因此他們的伙食住宿必須自費。沒有女性可穿的飛行服，李月英身高5英寸3英寸、重115磅，即使是最小號的男性飛行服也還是太大。

1943年10月9日，她與雷炎均結婚了，她管他叫“克里夫”，那時他是一名中國空軍少校。“今日喜結連理，”她在電報中寫給另一位飛行員。“克里夫和我CAVU。”CAVU是飛行員使用的首字母縮寫，代表“天空視野無垠”(ceiling and visibility unlimited)。

結婚後，雷炎均回到中國，李月英有六個月沒有聽到丈夫的消息。另一名女子飛行隊員弗吉尼亞·盧特雷爾·克拉恩(Virginia Luttrell Krahn)在1997年的一次口述歷史採訪中說：“她說她確信他已經死了，或被俘虜了。”

從德克薩斯州丹頓市德州女子大學(Texas Woman’s University)保存的檔案中，可以瞥見種族稜鏡下的李月英。例如，另一位飛行員在給家人的一封信中稱李為“那個中國小姑娘”。

像朱美嬌一樣，李月英曾被誤認為日本人。克拉恩在1997年的一次採訪中說，李月英有一天在德克薩斯州飛行，當時她的發動機發生了故障，她降落在一片農田裡。當李月英從飛機上下來時，“一個農夫抄起乾草叉向她衝過來，”克拉恩回憶道。

“他說，‘日本人降落了，日本人降落了。’而李月英說，‘不，我是美國人，我是美國人，’”克拉恩說。“對於這些農民來說，這太難理解了。他們無法相信李月英是中國人，不僅是華人，還是華裔女飛行員。”

克萊恩還說，當晚在食堂吃晚飯時她說起這件事，李月英“讓所有人都捧腹大笑”。

李月英是132名被選中駕駛所謂的“追擊”機——現在叫做戰鬥機——的飛行員之一。她的職責之一是將新的貝爾P-63眼鏡王蛇戰鬥機從布法羅的製造廠飛到蒙大拿州的大瀑布城，最終交付給蘇聯。

1944年11月，李月英在感恩節那天——很久以來的第一個晴天——與一群飛行員一起執行了這樣的任務。

當天也執行了飛行任務的克拉恩回憶了那天發生的一系列事件。

“起飛後不久，傑夫飛得離我很近，指着他的耳機，舉起了手。”她指的是另一位飛行員傑夫·拉塞爾(Jeff Russell)。她說：“他的無線電壞了。”

機組去了北達科他州俾斯麥，希望在那裡修理拉塞爾的無線電，結果運氣不好，那天正好是節假日。機組繼續前往蒙大拿州。

“這一次，大瀑布上空盤旋了很多準備降落的飛機，”克拉恩說“天上全是P-63。”

安全着陸後，克拉恩驚恐地看到，在跑道盡頭有兩架飛機靠得太近了，一架在另一架上方。

“塔台看到後直喊‘拉升，拉升’。只有李月英聽到了警告，”克拉恩回憶道。“她便拉升，直接撞上了傑夫。傑夫什麼都沒聽到。”

兩架飛機都在跑道上起火。

拉塞爾撿回一條命，只受了輕傷。李月英困在了飛機上，被嚴重燒傷。兩天后，即1944年11月25日，她去世了，享年32歲。

“她一直都是清醒的，”克拉恩說。“她從不抱怨。醫生說，他們從未見過如此勇敢的人。”

後來人們得知，李月英的丈夫還活着。他於1999年在台灣台北去世。

李月英是第38位，也是最後一位殉職的女子飛行隊員。

由於預期的戰爭將結束，該計劃於1944年12月20日被取消，女飛行員們的形象在相夫教子的生活中逐漸淡漠——那是1950年代女性的角色定義。

朱美嬌是一個例外。她回到伯克利，獲得物理學學士學位，然後在勞倫斯·利弗莫爾·伯克利國家實驗室(Lawrence Livermore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tory)研究武器系統。

伯克利分校的亞裔美國人和亞裔僑民研究講師哈維·董(Harvey Dong，音)說：“她就是那一代擺脫了社群孤立界限的華裔美國女性。”

朱美嬌於2013年2月1日去世，享年89歲。和她廝守近50年的伴侶沃倫·赫克羅特(Warren Heckrotte)於2019年去世。

經過多年的爭取，女子飛行隊員在1977年被授予退伍軍人身份，享受全額津貼。2010年，貝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總統向大約200名尚在世的飛行員頒發國會金質獎章。朱美嬌就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