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夢的年華

五、高考曙光

１９７７年夏秋之交，當小道傳來要恢復高考的消息時，我已是下鄉四年的老知青了。我對此將信將疑，喜憂參半。記得１９７２年我讀高二時，由於鄧小平復出，風傳要恢復高考，允許應屆畢業生直接考大學，曾經令我們欣喜若狂。結果一場“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政治風暴，一切終成泡影。

然而，這一次無論是真是假，對於象我這樣深為前途而困擾的知青來說，是背水一戰的時候了。我告誡自己，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付百分之一百的努力。

我從家裡找來高中時的課本，開始複習。書到用時方知少，這才發現，在校的那幾年，因為許多時間用來學政治，學工學農學軍，搞大批判，挖防空洞等等，數理化課本是簡之又簡、壓縮了又壓縮了的省編教材，老師教學時許多章節還只是蜻蜓點水，一筆帶過。現在不僅是重拾荒蕪了數年的學業，更需要自學補習。所幸我手裡有幾本紙張粗糙、又黑又舊的文革前出版的《高中數理化複習資料》。那是我在校時從圖書館一大堆廢棄的書中找到，又通融了一個友善的圖書館老師而借了出來，從來沒有看過，可也一直沒有還，也許是冥冥之中料到今後會有用吧？我計劃全面補習數理化，做完能到手的所有習題。我對自己的自學能力頗為自信，然而，關鍵是時間。

很多知青已經以各種理由和方式請假回家，有的則不辭而別。同隊的女知青小張回家度周末，就沒再返回生產隊，惹得鍾書記氣哼哼地叫嚷：“到時候我不給她蓋章推薦，看她走不走得了！”這也正是我不敢告假回家複習的主要原因。根據以往的經驗，對於沒有過硬的後台後門的知青來說，大隊推薦、公社選拔就是關鍵。這一次，哪怕考試與推薦是九一開，萬一大隊作梗，我也輸不起。再說，正是搶收搶種的大忙季節，醫療室也確實離不開人。我只能不動聲色，在完成份內工作的前提下偷偷擠時間看書。

為了從醫療室無窮的瑣事中擠出一點時間，我想出一個辦法。醫療室頂上有一個儲藏中藥的小閣樓，低矮不通風，但有一個透光的天窗。我把我的複習資料擺在那裡，在無病人來訪的情況下，我彎腰鑽進去，躲在那裡看上一、兩頁書，或作一道題。有病人來時，我依然可以隨叫隨到。對那些閒逛來買一合清涼油，或一袋止痛膏的，我就可以暫時避而不見。只是那裡悶熱難當，呆上十分鐘已是大汗淋漓。就這樣，每天充其量能“偷”出二、三十分鐘。

主要的複習時間當然是在晚上熄燈後。晚飯後到熄燈時分，是醫療室熙熙攘攘、最為繁忙的時候，男女老少都穿梭般前來看病、買藥、問詢、甚至閒聊。直到十點熄燈，我才得以摸黑回到自己的小屋，點亮小煤油燈，重振精神開始經營我的“自留地”，直到深夜兩、三點。我發現，解數學難題是解除睏乏的萬應靈丹，屢試屢效，因此我每天總把數學題留在最後做。

後來點燈用的煤油用光了，蠟燭也買不到，我只好到大隊發電站向人討來一瓶柴油。一點燈，一股股濃煙從燈罩上滾出來，滿屋子煤煙味，第二天早上洗臉才發現滿臉油污，一擦毛巾上漆黑一片。好在那時候不在乎尊容，很少顧得上照鏡子，只是不知吸入了多少煤焦油致癌物質。

農忙期間醫療室內外的忙碌，加之每日加班加點複習應試，我終於不堪負荷，急性化膿性扁桃腺炎又發作了。那幾年，每到又忙又累的盛夏季節，這個毛病就乘虛而入。喉嚨腫痛無法正常進食，每餐只能從鄰居大媽家舀一碗米湯喝。我象以往一樣雙管齊下，試圖用抗菌素和中草藥把它迅速壓下去。說起來有些後怕，那些年，我在必要時總是自己給自己注射青黴素。雖然我也按常規給自己做“皮膚過敏試驗”，然而，萬一在皮試或注射時發生過敏反應（雖然概率極小），我是無法自救的，後果將不堪設想。

除注射青黴素外，我還生服有清熱、解毒、抗菌作用的鳳尾草。將長在潮濕陰暗處的鳳尾草采來洗淨，用手掌用力揉搓出汁，含在口中將汁徐徐咽下。以往這種聯合用法對我效果不錯，這一次卻不靈了。第三天晚上，我的體溫上升到三十九度七，人燒得有些迷糊，喉嚨撕裂般疼痛。整個晚上我喝光了熱水瓶里的最後一滴水，又從水缸里舀涼水喝。次日凌晨發現尿色如血，尿量減少，腳髁處還有些水腫，自知大事不妙。我不得不向大隊請假回家治病休息。

我支撐着搭乘長途汽車回到家，母親一看大驚失色，慌忙陪我上醫院。醫院醫生的化驗、診斷證實了我的擔憂：扁桃腺炎並發急性腎小球性腎炎。醫生建議我住院改用強力黴素治療。我猶豫再三，沒有同意。一則恐怕常規的抗菌素治療效果不好而拖得時間太長，特別是對腎臟病變不利；二則也怕住院鬧得風聲太大，到時候如果有人挑剔我身體有病而影響考試上學。考慮到扁桃腺炎已開始消退，主要矛盾已轉化為腎小球性腎炎，我決定自己試用據稱有良好抗菌利尿作用的魚腥草。我請哥哥立即從鄉間田灣處采來一籃鮮魚腥草，開始煎藥。這種草腥臭難聞，煎後尤甚，我每日三次，憋着氣喝下一大碗魚腥草湯。憑肉眼觀察尿液質和量的變化，自覺效果不錯，第三天到醫院複查，果然出乎意料的好，尿中的陽性指征（蛋白質，血細胞）基本消失。繼續服用幾天，尿液完全轉陰後，我改看一位有名的老中醫，改服中藥調理了一段時間。為了徹底解除後顧之憂，我建議醫生給我做了扁桃體切除術。一切似乎都在控制之中，不能不說是順利。

實際上，在那幾近一個月的時間裡，我憂心如焚。疾病的可能不良預後及其對參加高考的影響對我造成的極大精神壓力，只有我自己清楚。我不敢向任何人傾訴，免得給親人添憂，讓他人有機可乘。腎臟疾病令許多醫生大驚失色，搖頭嘆息。所幸我的腎臟併發症恢復良好，沒有留下任何後患，多年以後，不少醫生不相信我真的有這個病史。許多年來，我一直想好好研究一下這種救我於危難的“魚腥草”。

扁桃腺手術後恢復順利。三、四天后，雖然我還無法正常進食，只能喝一些蛋湯之類，我不顧母親的勸阻，匆匆趕回了大隊，用鄰家的米湯再滋養了幾天。原因很簡單，我既不想讓大家知道我得了腎炎，避免在關鍵時刻有人節外生枝；也不願讓隊裡幹部認為我“小病大養”，藉故不回隊工作。我四年來的不懈努力，在這方土地上撒下的汗水，數月來為複習應考付出的心血，斷不可功虧一簣。我小心謹慎地防止一切可能的紕漏。

返隊後不久，大約在十月中下旬，中央正式宣布了招生改革、恢復高考的通知，和定在十二月初的考試期。在那個動盪的年代裡，這個姍姍來遲，卻終於來臨的機會，是我們最大的福音。

開始考試報名和填報志願。我明白，家人都希望我萬無一失跳出“農門”，寧願我低就，哪怕是上中專。也難怪，家中兄妹四人，三人下過鄉，稍稍得福一點的妹妹留城待業做了臨時工。多年來，媽媽為子女就業操碎了心。我能萬無一失地回城上學就是全家最大的願望。連向來對我看好的我的數學老師，華東師大畢業的陳老師也勸我填報志願時實際一些，因為我的母校文革前有過年升學率為零的不光彩歷史。我當然不肯過分低就，多年來的等待，總得奮力拼搏一次，一試鋒芒。另一方面，我也不敢好高騖遠，只選報了大大小小的幾所醫學院，自以為作為赤腳醫生有一定優勢。

接踵而來，聽說公社允許社辦中學的畢業生返校複習一個月。我對複習班本身興趣不大，只想乘機請假贏得一些複習時間。我以低調、輕淡的口氣問鍾書記，我也想請十天半個月假複習一下，考一次試一試。鍾書記一向對我印象不錯，此時稍加考慮便答應了，只叮囑我考試一完就立即返隊，醫療站離不開人。也許支書想：“不讓你考你也是不安心，不如讓你去，若考不上，你也就安心了。”我要的正是這個效果。

我終於贏得了最後二十天的時間，回到家中全力以赴複習應考，作最後的衝刺。我總覺得，這個苦苦等待的機會，一旦錯失，難有第二次。雖然我在中學時一貫是好學生，但我所在的學校卻不是好學校，現在要在全省、全國比，我會不會“小巫見大巫”呢？因此我絲毫不敢掉以輕心。那些最後衝刺的日子是亢奮而充實的。我把時間表排得滿滿的，力圖全面複習，無一遺漏，不敢讓任何一個科目或章節拉後腿，因為每一科，每一分都對我很重要。考前幾天，我從朋友處得到一套數學考試模擬題和一些文革前歷屆高考試題，躍躍欲試，做了幾套，頗為得心應手。自覺萬事俱備，東風勁吹。

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１日，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踏進了日夜嚮往的高考考場。那年的考試規模盛大，集結了自１９６６到１９７７年十二年的中學畢業生。考場如戰場，尤其對一個知青來說，是決命運的地方。然而，第一堂數學，我感到出師不利。也許由於異常激動、亢奮的心情，雖然數學是我費時最多，自以為準備最充分的科目，卻未能考出最佳水平。一邁出考場，立即意識到犯了一些不該犯的錯誤而深感遺憾。

有趣的是，這堂數學考試中，自始至終陸陸續續有人離場，我在忙碌答卷中曾感驚詫，人家怎麼答得那麼快？後來才得知，普遍反映那年江西的數學考題難度大，那堂考試有幾乎三分之一的人交了白卷。下午的考試，人數驟減，考場元氣大傷。記得事後縣醫院的一位醫生朋友問我，數學考得怎麼樣？我說，考得不好，大概６０－７０分吧。他驚異地睜大眼睛說，問了不少考生，這還是第一次聽人說能及格。也難怪，十二年來第一次重開考場，象趕集一樣，人人有權力、有興趣來看一看，試一試高考滋味，但不見得個個作了充分準備。

沒有時間懊惱數學的失利，我認真總結經驗教訓，決心更認真對付後面的科目，爭取數學損失它科補。在後來的考試中，我覺得比較心定氣和，發揮自如，沒有大的遺憾。還記得，那次語文考試的作文題是“難忘的時刻”。雖然中學時我的語文老師（一位文革落難到縣中的北大中文系畢業生）一直欣賞我的作文，這次作文考試我的自我感覺亦不錯，然而，考慮到評判官的不同喜好，我只給自己作了最保守的估計。外加數學考試的失誤，我為自己作了平均各科７０－７５分的估計。只是後來聽地區招生辦公室的老師透露，實際得分比我估計的要高，居當年全地區考生的第二名，也算是祖宗菩薩顯靈。那年的分數始終沒有公布，對我至今是個謎。

　　　　　　　　　　　　　　　　　六、好事多磨

高考結束次日，我如約趕回大隊，等待我的是桐隊長的冷麵孔。雖然我請假複習應考徵得了大隊鍾書記的同意，然而桐隊長卻對我丟下醫療室不管，離隊複習大為不滿。兩位隊幹部之間的新舊矛盾這時都遷怒於我，我的日子不太好過。

等待結果的日子是一種熬煎。尤其令人擔心的是，萬一當年沒考上，恐怕第二年要想獲准再考都很難。我一時憂心忡忡。

１９７８年來臨。冬季農閒，病人亦少，元旦我請了兩天假回家，也為了到縣城聽聽消息。晚飯後，我一頭扎進了電影院，準備連看兩場電影，解解我的文化饑渴，也算是近兩、三年來少有的閒情逸緻。兩場電影之間的休場時間，我徘徊在影院外，巧遇公社教育辦公室的羅主任。他告訴我：“電話不通，又沒人去茶頭，我們沒法通知你。你高考上了分數線，縣裡讓我們通知你，周二到縣醫院參加體檢。”隨後他又補上一句，“我們公社就你一個。”我知道，羅主任的兒子也參加了考試，我理解他此刻的心情，也能聽出他口氣中的冷淡和遺憾。我小心翼翼地答應和答謝，不敢露出半點“小人得志”的興奮。他轉身走後，我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悅，哪裡還有心思看什麼電影，一口氣跑回家向媽媽報喜去了。第二天，報考中專的妹妹也接到體檢通知。周二到縣醫院，在參加體檢的二、三十人的隊伍中，我們姐妹成了眾人矚目的中心。

回到大隊，得知按常規由大隊幹部群眾評議鑑定的初步政審已通過。雖然獲得大家一致好評，聽說桐隊長還是指出，她不安心在農村。一開始這一點令我有些擔心，但轉念一想，倒也釋然。有哪個考生安心在農村？總不能讓人家說，她考大學是為了紮根農村幹革命吧？！

隨後又進入第二輪等待。不多日，聽說第一批參加體檢的人數離計劃中的招生名額相差甚遠，省里調底了分數線，產生了第二批體檢人選。同隊的小張有幸進入第二批，我真心為她高興，同時也從中看出，我的考分應比調整後的分數線高出一定程度。因而，我的成績對於錄取應該不成問題了，現在關鍵是最後的政審關，一個對大多數人來說不成問題，對我卻是至關重要的問題。二十年來，我和我的家人經常被籠罩在政審的陰影之下，我對政審的擔心與日俱增。

體檢之後又過去約半個月。表面平靜如水的生活掩蓋着我內心深深的焦慮。春節將臨，鄉親們忙着準備過年，村里一派喜氣洋洋的氣氛，醫療室里倒顯得冷冷清清了。

那是個晴朗的冬日下午，看看沒有病人來訪，我背了個筐子，抽空上山去撿一些乾柴火供燒飯用。對於我這一口之家的小鍋小灶，干樹枝、松針和松果就是我最好的燃料。我來到離村子二、三里路之外的松樹林裡，一邊撿柴火，一邊享受着冬日暖洋洋的太陽，時不時抬頭望望悠悠哉哉吃草的牛群和懶洋洋地騎在牛背上的牧童。

忽然，聽見遠處有孩子嘰嘰喳喳地叫我的名字，抬眼一望，令我驚訝不已的是，在幾個放牛娃的後面，競跟着我的大哥！大哥急匆匆地趕來告訴我，上午他打電話給以前一起插隊的一個朋友，由公社總機中轉時，早已認識他的總機員順便告訴他：“公社教育辦公室有事要通知你妹妹，可是茶頭的電話線路不通，已經耽擱好幾天了。聽說是為考大學的事，你自己設法通知她一下吧。”大哥一聽事關重大，立即騎自行車趕了二十幾里路前來。見我不在醫療室，就馬不停蹄地一直找到山裡來了。

總算又有消息了！雖然還不知道是喜是憂。我怔怔地望着手裡剛撿的一把松針，有些悲喜交加。當年賣老母雞的范進得知“中舉”的消息，恐怕就是這種心情吧？

我一刻不敢耽擱，立即與大哥一起下山。冬令日短，下得山來，已是夕陽西下。沒有別的辦法，大哥立即用自行車載着我往公社趕，又是二十多里地。想想大哥那時身體並不太好，這樣超負荷往返奔波，一定把他累壞了。那一陣，全家人都在為我的事或喜、或憂、或累。

到達公社已是晚上八點多，一問教育辦公室羅主任，原來是縣教育局通知我前去。我們只得又匆匆忙忙往縣城趕。一路上疲累不堪，我不由得嘆息：“如果我是羅主任的兒子，或縣裡、公社任一位領導幹部的子弟，他們早就想方設法派專人去通知了！”不過，我還得感謝命運，感謝我的親人，也許是我的先祖在冥冥之中保護我，使我沒有因耽擱而失去這次機會。後來聽說，本縣另一個本是煤礦工人的考生和我情況相似，就是因為政審時不知因何緣故領導沒有及時通知他，結果坐失良機。那時候，這類事情一旦發生，區區小百姓如我們，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

我們一口氣趕到縣裡，已是晚上十點多，所幸縣教育局經管此事的胡老師就住在單位，他熱情地接待了我們。據胡老師說，當時各招生院校正在江西的高考選拔中心挑選學生。因我父親的“右派”問題，對我有興趣的某所大學要對我作進一步政審，要求我寫一份材料，表明我和我父親劃清界限的態度，並要我所在公社為我的現實表現簽署意見和蓋章。胡老師關切地說：“已經等了你兩天了，再不抓緊，就要坐失良機啦！”

我連夜趕寫材料。說來可悲，近二十年來我和我父親未曾見過面，沒有通過音信，還不足以說明劃清界限嗎？好在我對寫這類材料並不陌生，只是這一次我更加逐句斟酌，慎之又慎。次日晨八點，我趕到縣教育局把材料交給胡老師過目。他認可之後，要我立即到公社去簽署意見和蓋章。他讓我騎他的自行車去，“越快越好！一路小心！”我從來不是一個好騎車手，很少騎長途車，這時也不得不硬着頭皮，心急如火卻又小心翼翼地上路了。

謝天謝地，負責教育的公社副主任正好在。沒費多大週摺，主任給我簽署了不錯的意見，還表示希望我考上，為公社爭光。我連忙感謝公社的培養和再教育。那些年我確實非常努力，除了做好赤腳醫生的本職工作外，還常給公社、縣廣播站寫寫稿子，在公社也略為人知。此外，當時在高考這個新生事物上，各個公社也有競爭心理，如果沒有象教育辦公室羅主任那種自己親屬考不上的尷尬的話，公社幹部還是希望我們考上為公社爭面子。回城的路上，我拿着簽好的報告，略略鬆了一口氣。

緊趕慢趕回到縣教育局，胡老師接過簽好的材料，說：“我現在馬上去郵局用掛號信寄出，同時發電報告訴那邊。但願沒有誤事。”當時國內尚沒有傳真通訊，這就是最現代快捷的辦法了。有幸碰上教師出身的胡老師負責此事，他給予我的由衷的關切和熱情的幫助使我終生感激。

辦完此事的當天下午，我又趕回大隊。其後的等待，更是度日如年。事情到這一步是否意味着政審過關，我全然沒有把握。我的憂慮不是沒有根據的，多年來，從自己、家人和別人的身上，我已見多、見慣因政審而節外生枝、被拒之門外的事。而且，等待的時日愈長，我對政審的結果就愈擔憂。

臘月２９，我動身回家過春節，心裡異常煩躁不安，沒有一絲喜氣。晚上，媽媽在單位為節日值班受夜，我陪同她說話到午夜三點。我對媽媽說，春節過後我想暫時不回大隊。這次考試，我已盡了最大努力，考分看來也不錯。如果這次落選，說明是政審不過關。我要到省里、甚至北京去問一問，象我這樣的青年，應該怎麼辦？如果考分不夠，我可以來年更努力。若是由於我父親的“右派”問題而政審不過關，我的所有努力，所有表現都是徒然。我的出路在哪裡？母親聽了只能默然嘆息。

第二天大年三十夜。上午八點多，我仍在酣睡。媽媽滿臉喜氣，氣喘吁吁從辦公室一路跑回來，喊着進了門：“錄取通知書來了！胡老師叫你上他那兒去取！”“什麼？哪個學校？”我一咕嚕坐起來，忙問。媽媽說：“只顧高興，哪裡還記得問？！”我一個翻身下床穿衣，用毛巾擦了一把臉，就直往縣教育局奔。

胡老師喜笑顏開地迎着我，遞給我一張“上海第一醫學院”的通知書。他笑盈盈地說：“所有的錄取通知書都要等到年後才發。知道你焦急，第一個通知你，好讓你過個喜慶年！”喜上加喜的是，胡老師還交給我一張妹妹的中專錄取通知書！早知這樣，該叫妹妹一塊來，她正在家裡忐忑不安呢！

胡老師又告訴我：“地區派駐在省招生辦的老師說，讓你今年過年一定要多放幾掛鞭炮，你的事好險喲！”據說最初選上我的是復旦大學數學系，他們在要求我的政審材料卻遲遲等不來的情況下，就放棄了。對我同樣有興趣的上海第一醫學院的招生老師在準備放棄我，將要返程上海的最後一刻，收到了胡老師發出的電報和隨之而到的政審材料，因而錄取了我。而這正是我填報的第一志願，也許這就叫“緣”吧？有趣的是，許多年後，我的母校上醫竟然併入了復旦大學，成為“復旦大學醫學院”。如此七姑八姨地輾轉一番，我竟又成了復旦校友。

謝過胡老師，我象離弦之箭一樣沖回家，大哥已在門口燃放起千響鞭炮迎接我。這一年的春節是在陽曆二月七日。這個春節我家自然放了最多的鞭炮，為祖上燒了高香。我也有生以來見到母親臉上最燦爛的笑容。

終於圓了我的大學夢。在離開茶頭的那一刻，也許我沒有想到，在後來的許多年裡，我常常魂牽夢縈，頻頻回頭顧盼那段歲月，那個村莊和那裡的父老鄉親，因為那片土地上留下了我青春的腳印，我的汗水和淚水。

刊登在 2004 華夏快遞 kd041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