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這裡住了很短的一段，就去了陝西的三線工廠。媽媽從幹校回來，擠在這麼一間小屋，又根本不會和鄰居相處，可想而知心情有多惡劣。後來去陝西後，我每次回京探親，大概只有一天的好臉，接着就是沒完沒了地因為房子罵我。就因為我自私，只顧自己，丟了原來的兩間屋，一家人擠在這麼個七平米的地方。然後就是你從小就壞，跟李銳一樣。媽媽從來沒問過我那些年是怎麼過的。媽媽下放湖北幹校，我一個人在北京要給她寄那沒完沒了的包裹，她的每件東西要在那家商店買，什麼顏色，什麼牌子，在來信中都是嚴格規定的，我永遠做不到一次就買對。郵局的規定也多，這麼包不行，那麼包也不行，常常一整個工休日都用在跑郵局上了。那時還要給在東北插隊的哥哥寄東西。還要惦記着住在留守處，只有八歲的妹妹。工休日接她回家，給她作點好吃的，帶她出去玩兒。儘量讓她感覺到世界上還有一個親人在關心她。所有這些，媽媽從來沒有提問過，她也從不問我在工廠作大型衝壓工，只有17歲的女孩子是怎麼對付那一分鐘要掄17次的好幾公斤的大鋼板的。吃得怎樣，安全怎樣。

不過，我並不是這個家裡唯一遭到媽媽虐待的。她的四個弟弟妹妹對她不說“人人有本血淚帳”吧，也至少都有一肚子的苦水。

我的大舅（我媽媽的大弟），用我爸的話，是個很有才華，非常能幹的人－能得我爸如此評語的人是不多的。他一生在武漢長江航運局作會計師，一生貧困，鬱郁不得志，五十歲的壯年就得肺氣腫去世了。他是四個弟妹中受我媽害最大的。快解放時，大舅和一個一起唱戲的戲友姑娘結婚了。

姑娘的父親在武漢臨解放前帶着小老婆跑到台灣，留下大老婆跟着女兒、女婿。我媽比爸爸晚兩個月南下，一進武漢，就領着我的兩個年輕、崇拜共產黨，一心嚮往革命的姨鬥爭大舅。要他交代是如何幫助老丈人逃往台灣的，家裡替他藏了那些財產。這真是子烏虛有的事，大舅當然不承認。為了表示革命幹部不能包庇親人，我媽一狀告到舅舅的單位，單位來人抄了家，還給舅舅連降兩級。文革期間更是被全家下放農村。我文革中到大舅全家所在的湖北煙墩去看他們。那裡的水，一塊雪白的新毛巾放下去，立時就變的黑黑的了。據說因為池塘里的水含油太多的原因。

瘦弱的小表弟們要到很遠的地方挑來稍乾淨的水飲用。既是這種水，也要先用明礬漂過才能用。那幾天我嘗到了真正的親情。舅舅，舅媽和幾個小表弟，舅媽的媽媽（那個國民黨軍官的大老婆）都是那麼好的人。舅舅跟我講了好多他所知道的我爸爸的事兒。說我爸爸如何有才氣。對媽媽，他沒有任何的埋怨，只是說她太左了些。

多麼善良的人！臨去世前，大姨到醫院去看他，告訴他我爸爸放出來了，我也回到了北京。他高興極了，又問：“悌忠呢？”意思是怕我情況好了，會象很多高乾子弟一樣丟了工人出身的患難丈夫。

我的小姨在跑日本時，小小年紀受了驚嚇，得了心臟病。也是不到五十歲就去世了。最後一次犯病，她寫信告訴我媽，想借些錢再看看病，爭取新的希望。媽媽當即寄了二百元錢。可是事過沒幾天，就又一封長信追過去，把小姨大罵一通。說她沒有良心，范家的都沒有良心，從來沒有人關心過她，只跟她要錢。殊不知她的身體也極糟，就因為給小姨寄錢，這個月沒錢買補藥、買海參。小姨讀了信，當下差點沒氣死，

立即讓兒子把錢寄了回去。幾天后就咽氣了。

媽媽的信在那本來就已很脆弱的生命上，踹了最後致命的一腳。小姨臨死前，對大姨說：“你們要有良心，我死後，絕對不許通知大姐。”

我的小舅五十年代在北京大學讀政治經濟學專業，學校領導本準備送他去蘇聯留學。因為我媽既是小舅的監護人，又是老革命，就徵求她的意見。結果我媽一句好話也沒說，反說我舅舅思想比較落後，小資產階級意識較濃，不適於出國學習。斷送了舅舅出國深造的機會。

我大姨（我媽的大妹妹）是我媽南下時介紹參加工作的。八十年代為了安撫大批退下來的幹部，中央定了一個槓扛。凡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號前參加革命工作的，都按離休幹部對待，享受百分之百的退休金和其他一些補貼。我媽卻對我大姨說，她記得她是十一月後參加的工作。幸好當年我姨參加工作填的表還保留在商業部的人事部門。管事兒的幹部說， “這回她可害不了你了。”看來我媽害人的名聲是夠可以了。

在我們家遭罪最大的還要數老阿姨。阿姨原來跟着我姥姥做事。爸爸去北大荒勞改後，媽媽有時發了瘋地打幾十頁的電報去吵架離婚。她知道郵局是不會發這麼長的電報的，自己不去，逼着家裡的老阿姨一趟趟地跑。阿姨頂着盛夏正午的毒太陽，邁着一雙小腳，往往一趟就要四十多分鐘。而且先要挨郵局人的訓斥，後要遭我媽的謾罵，常常坐在屋裡掉淚。我心裡替阿姨憤憤地不平，可也不敢跟我媽講理。

我媽從幹校回京後，阿姨已五十多歲。每晚只能在廚房用三張小方凳上搭塊板子當床，擠在灶台間睡覺。後來家裡在前邊的樓里的五層又分到別人家單元里的一間屋子，媽媽就讓阿姨頓頓做好飯，端到那裡給她吃。飯菜稍涼了些，就要罵人。我很慶幸後來能夠幫助阿姨。一九七Ｏ我去陝西後，一年回家探親，阿姨囑我把她在我媽這裡的情況如實告訴在河南的侄女婿，讓他們編個瞎話說家裡出了事，無論如何要讓阿姨回趟老家，阿姨這才得以脫身。後來我和先生正準備把阿姨接到陝西溝兒里（我所在的三線廠在山溝里，我們都這麼叫）度晚年時，我爸恰好解放了。

阿姨很高興地來到了我爸家。爸爸一九七九年結婚的也是老幹部的玉珍媽媽，對她就象自己的老人。自己干的活比阿姨還多。八八年阿姨覺得自己干不動了，執意要回河南老家。我九四年第一次回國探親，玉珍媽媽還特意把阿姨接到北京住了好長一段時間。阿姨說她沒有想到自己的晚年會這麼好。但是她落了毛病，不能提我媽，一提就要失聲痛哭。她受我媽的氣和折磨實在是太多了。我媽這個最“革命”的人，對待阿姨卻是絕對的資產階級，而且是那種最壞的資產階級大小姐。

我和媽媽徹底鬧翻是在周總理去世的那一天。我記得很清楚，我和先生，那時是我剛交的男朋友一起從陝西回京探親，約好一起去動物園玩兒。沒想到一早就聽到了總理去世的消息。我們去商店買了黑布，裁成黑箍帶在手臂上後就直接去了天安門廣場。廣場已降了半旗，可還沒有什麼人帶黑紗，人們用詫異的眼神注意我們胳膊上的黑布。第二天帶黑紗的人才漸漸多了起來。當晚回到家已經十點多了。

媽媽和妹妹住在前邊的五層樓的那間屋，我和老阿姨住在原來的七平米小屋。我直接回到自己的住處。老阿姨一直沒有睡，在等着我。我一進門，就急急地對我說：“你媽發了大脾氣，你快點過去看看吧！”我提心弔膽地上了樓，一進門我媽就問我野到哪兒去了，還沒容我開口，罵聲就劈頭蓋腦地砸過來。說我在總理逝世的時候和男朋友去玩兒，太不要臉。然後說悌忠的爺爺是偽保長，悌忠本人老奸巨滑，不是好東西。讓我一定斷掉這個關係，否則就和我斷絕母女關係。說我在外面亂搞，和人家弄出孩子來，她也不管。這時我實在是忍無可忍了，覺得她怎麼可以這麼污辱自己女兒的人格。就回了一句：“你胡說八道！”這就更不得了了，她一下子歇斯底里大發，連聲讓我滾。妹妹躲在被子裡“嗚嗚”地哭出聲。我一路哭，一路走回自己的住處。傷心地問阿姨：“阿姨你告訴我，我到底是不是我媽生的？”這麼些年，我真是越來越不信我媽是我的親生母親。覺得後媽也不會這麼壞。當晚思前想後，下決心走自己的路，該是從媽媽的陰影下走出來的時候了，否則一輩子都不會有自我。第二天一早，收拾了自己簡單的行李，離開了家。自此，大概就回去了可數的幾次，但是再也沒有在家裡住過了。

我最後一次見到母親是一九九四年聖誕節，那是我離開大陸四年後第一次回國探親。跟媽媽則不止有四年沒見了。出國前，我沒有去看她，那時正值“陸肆”後，我的處境微妙，又不了解她的態度，怕她再來個“向黨匯報”之類的，沒去道別。

那應是五年後第一次見面。事先哥哥幫我打了電話，證明願意見我們，於是約好了時間。為防不測，嫂子和小侄女要跟我們一起去，被我媽一口回絕：“你們來幹什麼？”

我們已感到不大妙，可能會挨罵。哥哥說：“罵，你就聽着，別還嘴。”帶着女兒去了。一進家門，那久違了的黑沉，抑鬱，死寂的感覺就一股股地壓了過來。難怪大姨總說，去一次，回來要壓抑好幾天。多少日子心理的陰沉都去不掉。媽媽開了門，我心提到嗓子眼兒，不知這幾年來的第一面會是什麼樣兒。“來了？進來吧。”“忙忙（我女兒的小名）長這麼大了，變得象個女孩子了，小時候完全是個男孩兒樣。”我心裡揣摩着，“行，開頭還不錯。”這四室一廳的單元我只來過可數的兩三次。家具依然是早就認識的，到處積滿了灰塵，沒有什麼象樣的東西。屋裡唯一值錢的，大概就是那個當桌子腿兒的大金魚缸架子了。還是五十年代，爸爸從琉璃廠買來的。大金魚讓我淘氣鼓搗死了。大魚缸不記得命運如何。這個古色古香，年深越久便越發亮的架子是文革中被掃地出門後，媽媽唯一沒想賣的東西。普通家庭那時根本沒有的三件套的沙發，大的才賣了四塊錢，小的暫時寄放到親戚家。電視機本想賣，可寄賣行只給四塊錢，無異於搶，一賭氣，又拉回來了。媽媽存了多年的一把象牙梳子，一個很精巧的景泰藍缽子，現在是很難得看到那樣的手工了，是我拿到琉利廠賣的。記得得了有二十多塊錢。

一套十二件的小瓷貓，人家說什麼不要，說不是古董。我就是鬧不懂，多可愛呀，不比梳子，缽子好？這是爸爸當年從展覽會上買回的樣品，後來滿大街都賣這種小貓，可是絕沒有我家這套這麼逼真，這麼精巧。直到現在我還常想起這套小貓，好象是抄家後不見了。

家裡幾大盒爸爸從蘇聯帶回的幻燈片，破四舊都沒捨得處理，那時也不翼而飛了。其他家具我才知道都是公家的，如數還給了公家。我們整兒成了無產階級！這個金魚缸架子我們在上邊搭了塊板子當了飯桌。現在，它還是老樣子，我就坐在它的旁邊。媽媽說：“自己倒水吧。杯子髒，我也沒精力洗，你自己洗洗。”杯子上確是蓋着浮塵，我沒洗，到了一杯涼開水。媽媽坐在了那張老藤椅內。我很熟悉它，冬天總是被蓋上各種棉墊。屋裡沒有沙發，剩下的是幾張方木凳兒。與其說是保持了艱苦樸素的革命傳統，不如說這屋到處可見的凌亂，滿屋沒有一件使人感到有生氣的物件，透着屋子的主人對生活那麼地興趣索然，只是湊合着活着。一種淒涼的感覺在我胸里漲着，眼睛只覺澀澀的。我從提兜里拿出帶來的東西。一包西洋參，一套不粘鍋炊具。我說：“知道國內也能買到西洋參，但聽大姨說，常有假貨，給你從美國買了點兒。現在的理論是老人少吃油，給你買了套不粘鍋，炒菜可少放些油。”不料媽媽接過我的話頭，“范元坤，她怎麼會買到假西洋參呢！？陳忠介（我姨父）在商業部醫藥局工作，他們才是享受最好的東西呢！”那種尖酸刻薄的老調直刺我的心口。我暗暗罵自己，“好好的，幹嘛要把大姨扯上受過。”我太知道，天底下再也沒有姨父那麼老實的人了。他從來沒給自己走後門買過藥，從來是我媽要他買藥，他沒辦法拒絕，才硬着頭皮辦的。

我太熟悉我媽這種德行了，用人走後門給自己辦事，反過來又把別人批一通。我知道，我給了我媽一個很好的開罵的由頭。果不其然，從大姨開始，三下五除二，就徑直地朝我爸去了。“那個右傾機會主主義分子，反黨分子。文革完了，以為自己平反了，又當了部長了，當了中央委員，了不得了。在我眼裡，他一錢不值！他還不是從組織部下來了。告訴他，苗苗（我哥哥的小名）是在卡車上生的，所以有缺陷。這個兒子得給錢，他得管。李銳現在又有老婆了，又當官了，有錢了，他必須要管這個兒子。這一點你一定要告訴李銳！”從開罵，我一直直視着這張臉。過去多少年，我總是低頭聽罵，心裡翻江倒海地難過。這次，我極冷靜地端詳着這張臉，聽着，感嘆着“人怎麼會活得只有恨，而且這麼刻骨地恨？”然後又罵到我的朋友。

這個朋友的媽媽當年在延安也是有名的女強人，是媽媽的熟人，我去年托這個朋友春節時看過我媽。朋友回來後寫信告訴我，我媽很激動，痛哭流涕地向她訴說跟李銳的事。只可惜她什麼也沒有記住，只記住大意是“李銳一貫反黨，與黨不是一條心。”臨走這位朋友留下了在大街上匆匆忙忙買的一個大果籃。

哪知道她趕上了奸商，表面的好水果下鋪的是一層爛橘子。老太太蹬蹬地跑到另一個房間拎來了籃子，把籃子舉到我面前，“就是這個籃子。送爛橘子，你知道在舊社會這是什麼意思嗎？這是罵人呀！說是叫朋友來看我，實際叫她來罵我！”這可是典型的范元甄的不講理。要罵應該罵這幫奸商太壞，怎麼怪到買東西的人？退一萬步，我的本意如果是送朋友來罵她，怎麽會想到這種舊社會的伎倆？要知道我是“生在紅旗下、長在紅旗下”的，怎麼會知道這種舊社會拐着彎兒罵人的破玩藝兒。

接着又挖苦我的大忙人朋友：“還給我一張名片，經理頭銜一大串兒！坐在這兒，腰裡的BB機‘嗶！嗶！嗶！’地一會兒一叫，一會兒一叫。什麼樣子！那個俗氣！” 我心裡是又好氣，又好笑。心裡數落這個朋友，“也不看看你看的是什麼人，這麼大大咧咧的，害死人。去年春節到現在小一年了，老太太把這籃子溜溜存了一年，這氣可是存大發兒了，今天這關怕是不大好過”。老太太接着從我三歲就要打死她開始，一一歷數我的罪狀，說我給她帶來了無窮無盡的痛苦。到了美國，以為了不起了，每年春節寄一百多美元來打發叫化子。不記得什麼時候，話鋒一轉，拿出了一塊懷錶。我聽說過這種毛澤東誕辰一百周年時出的頭象懷錶。紫銅色，古色古香，很雅致。老太太把表遞到女兒面前：

“忙忙，你認識這是誰嗎？”

孩子自進門來，老太太一開罵，眼淚就象斷線的珠子，沒有停過。這個孩子是在愛的溫暖里長大的，她常說的一句話：“因為我有一個壞外婆，所以得了個好媽媽。”這話不錯。我太知道媽媽是怎麼傷了我的，我為什麼不喜歡我媽媽。我刻意地避免一切我恨我媽媽的地方。把我小時候希望得到而永遠得不到，那份我理想中的愛都給了孩子。爺爺，奶奶，外公，外婆（我的繼母玉珍媽媽），姥姥，姥爺（孩子對我的姨和姨父的稱呼）都愛她，呵護她。媽媽，爸爸，丹丹阿姨（我那位朋友），外公，姥姥這些她至親至愛的人，在外婆嘴裡都成了天底下最醜陋，最不要臉的東西。孩子的心整個兒翻了船。簡直地就是找不到岸了。幾次側過臉動着嘴，不出聲地大聲說：“媽媽，咱們走吧！”都讓我壓下了。我心裡覺着，這大概是最後一次來了，無論如何要儘量多呆些時候。

另外也是希望這個在蜜罐里泡大的孩子看看世界苦的一面。孩子說不出話來，只是點了點頭。 “他是誰？” “毛澤東。”牙縫裡擠出了三個字。 “毛澤東是誰？” 半天的沉寂，我的心簡直不敢跳了。 這孩子如果把我們平日裡在家的胡說八道變成她的想法如實說出，那可就別活了。 “不知道。” 半天，女兒抽噎着又蹦出了這三個字。事後女兒告訴我，“我知道毛澤東是誰，就不想讓她知道我知道。”

我媽一下接了過去： “毛主席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沒有毛主席，就沒有中國革命的勝利，就沒有我們的幸福生活。”這句話一出口，老太太的眼淚就落了下來，象是先把自己感動了，“這年頭還有什麼人真能這麼記着他老人家的恩情啊！小孩子都不知道誰是毛主席了。”老太太哽咽的說不下去。我不由地想起文革後期，中央的老人已經沒有什麼人不是敵人了。總理的地位也搖搖欲墜，說不清是革命還是反革命。有一次，我媽百感交集地對我說：“現在象江青同志和我這樣真心革命的人是幾乎沒有了。”我媽把自己比作江青應該是確切的，不為過的，也符合周圍的人對她的看法。無論是我媽的好朋友還是壞朋友，親戚還是同事，都有一個共識：“范元甄/小范虧了沒在江青的位置上，要不她比江青還江青。”

“我們永遠不能忘記他老人家，要世世代代記着他的恩情。” 老太太哽噎地說不下去了。她說話時，我始終直視着她的臉。 那裡沒有半點的虛偽和作戲。我相信她說的都是心裡話。

這個人是完完全全地與世隔絕了。生活在共產黨和毛澤東建起的精神牢籠里。真的，現如今這世道，是個人恨不得就得是個經理，腰上bb機亂叫，一百多塊錢光鮮鮮的果籃，楞敢給你裝爛果子。還有誰會記着老人家呀？外邊的老老小小，上至市長，下至草民，都脫了共產主義的緊箍咒。

“陸·四”則更是破了共產黨的神話，沒有多少人真再信黨了。可是，媽媽文革後就再也沒有工作，又沒有朋友。親戚們是斷不敢粘她。她就象埋在地窖里的陳年老酒，年代越久，“革命”的味道越“醇厚”。其實她當年是很有過自己的思想的。她最開始倒霉就倒在給我爸爸的一封信上。“大躍進”時，我爸在外地出差，我媽給他寫信，詢問外地的真實情況，對報紙上放衛星的報導提出了質疑。我爸被隔離審查後，秘書清理他辦公室的東西，在爸爸的抽屜深處發現了這封信，把它交給了當時三機部的黨組。這位秘書對我爸一個字也沒揭發過，之所以對我媽這麼幹，實在是對她氣不過。我爸一出事，我媽就開始揭發他。秘書原以為我媽跟我爸觀點完全不一樣，沒想到我媽也有“反黨”思想。既然觀點一致，怎麼可以這麼揭發呢？

我是在文革中才知道我媽的遭遇不僅僅象她一向跟我說的，完全受害於我爸。我們家在六八年三月被抄了，媽媽隨即被抓走，關在機關被群眾專政。他們機關的專案組給我寫信，我當時已進工廠，在青島實習，讓我揭發我媽。說如果我揭發，就可不將我家的情況告訴我所在單位的組織。他們告訴了我這封信的存在。我至今記得當時的震驚。不是震驚於她的“反黨思想”，而是不能相信她既然實際上同意我爸的觀點，怎麼可以一直以她是堅決反對我爸的反黨言行，堅定的革命者自居？我寫了信，但是開頭第一句話是：“我不相信我媽媽是反革命，我相信她是跟着毛主席，要革命的。在這個前提下，我可以寫我所知道的媽媽的問題。”

我寫了一九六一年底爸爸媽媽離婚後有一小段時間，爸爸仍住在我們家的南屋。媽媽天天逼着爸爸搬家。後來把他的枕頭，被子從三樓的窗口扔下去。爸爸才因此從水電部要到了房子。不過人也許是矛盾的。爸爸從家裡搬出去後，媽媽到是時時讓我們去看他，到他那裡吃飯。一九六Ｏ年爸爸在北大荒勞改時，正值“三年困難”時期，幾乎餓死。在北京剛剛開始有高價餅乾賣時，媽媽帶我去百貨大樓，買了整整一箱蘇打餅乾。

我們坐三輪兒回的家。拉三輪兒的師傅還問我媽箱裡裝的是不是收音機。媽媽吱唔過去了。那時一個工人的月工資只夠買幾斤高價點心的，要是讓人知道這裡裝的都是餅乾，不定要遭什麼樣的白眼兒呢。除此外，沒什麼可揭發了。

後來，我媽自己也告訴我，反右時，她正在航空學院學習，她曾經很同情被鬥爭的右派學生馬雲鳳。認為他無非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說不上是反黨，反人民。後來組織上撤了她的職，審查她的問題，自己才猛然醒悟，嚇壞了，“自己怎麼能夠懷疑到毛主席的頭上！才認識到自己問題的嚴重性。要好好認識，承認錯誤，重新做人。”這輩子，媽媽跟我說的心裡話，大概就是這些了。我覺得這麼多年一直受了她的騙。她和我爸離婚，揭發我爸根本不是因為他們思想不一致，而是她膽小，為保自己出賣了丈夫。她的倒霉也不是如她一向所說，完全受過於我爸。從那以後，照在她身上的老幹部的神聖光環，在我眼裡消逝了。我的小舅，大姨，還有媽媽的好朋友都反對過我的看法。他們說，我媽媽那時沒有辦法，為了孩子，只有那麼做。我至今不能同意。也許離婚是可以理解和原諒的。但是把我爸爸置之死地的揭發，卻是用保護孩子無法說通的。她是嚇破膽了。那個當年認為“毛澤東不就是個師範生？”（爸爸告訴我，我媽當年剛進城時，跟我爸一起議論毛的話）的范元甄再也不存在了。只剩下一個一心一意地跟着毛澤東走的思想，跟着黨走的沒有靈魂的軀殼。

記得華國鋒當政時，我們這代人都頗看不上他，很反感他的“凡是”論。一天在家看電視，新聞正有華國鋒的鏡頭，我脫口出了一句老華如何，如何，當即變了臉，聲色俱厲地說：“你怎麼能管我們的英明領袖華主席叫老華？！你簡直反動的不成樣子了！”當時我出了一身冷汗。告誡自己是太忘形了。家裡階級鬥爭的弦崩得緊着呢！一不小心媽媽告到我的單位，我可就得吃不了兜着走。可不能輕易忘記過去的教訓。文革時，我回家探親，我媽領着我們三個孩子天天對着毛主席象早請示，晚匯報。我搜腸刮肚地找詞對付媽媽。既要狠斗私心，又不能讓她認為我思想反動。後來，我常常在家露出消極，悲觀的情緒。認為“四人幫”當道，天昏地暗。個人、國家前途何在？我媽教訓我，我聽不進。她竟一封信寫到我的車間的黨支部書記那兒，告發我的反動思想，讓組織上教育我。幸好，車間黨支部書記是個好人，叫我去談了一次話，只輕描淡寫地說，“你媽也是為你好，怕你到處亂說亂道出事。你正面理解老人的做法。”如果說我媽當年與我父親觀點相同，為了孩子和自保，向黨揭發。那麼到了此時，可以說產生了質的飛躍。已經完全拋卻了兒女親情的母親，已經不是自然意義上的人了。“親不親階級分”，已溶於她的血液。她已經不是迫不得以，不能不干揭發。她就象魔鬼附身，誰反對毛主席，就堅決打倒誰。她變成了一個真正的“凡是派”。

我媽給我的信永遠充滿了革命詞彙。我那時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給我媽寫信。給組織寫思想匯報，還可寫可不寫。給媽的信卻是萬萬逃不掉的。我媽會時不時地寄剪報來，讓我學習“天津火車站工人批林批孔的先進經驗”，讓我學習王洪文。說同是工人階級，人家那樣先進，你卻是如此落後。

我那時成為偉大的工人階級隊伍的一分子已小有年頭了，早就知道生活中的工人階級和報紙上無限拔高的形象是兩碼子事兒。

也早就沒有了對黨報的那份兒崇敬感，知道報上天天地編瞎話騙人。我自覺報紙是沒有採訪我所在的工廠，採訪了寫出來一樣好。我告訴我媽王洪文那是機遇，我要是趕上了，也能當副主席。我媽是覺得我真正成了小李銳。

後來改革開放，人人向錢看，她提起鄧小平，趙紫陽那是絕對的大不敬。一點也沒把他們當了黨的化身。對江青，我不知她是否還有着敬意。

對毛主席，我是從心底里相信她的絕對忠誠。她對主席的忠誠是她現在唯一可驕傲的資本，可以“一覽眾山小”。可以象以前一樣眼睛永遠長在後腦勺上（我姥爺對我媽的評語）。那是她精神上的唯一支柱。可嘆的是不管她如何表現，黨卻從來沒有再認可過她。文革一開始，她就挨斗。她過去的下屬還有人跳到台上抽了她的耳光。

我六八年初參加工作，到青島實習之前，媽媽大概感到文革這關她可能過不去了，告訴我家裡有多少存款，存款單藏在什麼地方。告訴我她認為自己是革命的，萬一出了事，要讓周總理知道。總理是了解她的，會想辦法救她。她被機關造反派抓走後，我給總理寫了信，為怕信寄不到總理的手裡，我是用的表忠心的筆法。告訴總理我是誰的女兒，爸爸無音信，媽媽被群眾專政，我自己會跟着黨走，不會走父母的反黨道路。但是信發出後如石沉大海，從來沒有過回音。後來我媽自己給王力，陳伯達寫信，以延安馬列學院的老關係，請求給她工作，也是隻字的回音也沒有。後來她在幹校也受了很多苦。她本來就有風濕性關節炎，那時犯得很重。再加從來養尊處優，與同宿舍人根本無法相處，沒人同情她。她在作了膽囊切除手術後立即被要求返回幹校下水田勞動。干不動時，只能雙膝跪在田裡往前爬。那個時日，是媽媽對我最好的時候。常常往陝西的三線廠給我寄衛生紙、枕巾、新打小麥磨的麵粉。似乎幹校小賣部能買到的東西都會買了寄來。可是她回京後，一切很快就又都恢復了老樣子。

我寫給我媽機關專案組的信的底稿一直留在抽屜里，我媽放出來後，偷偷看了，把它從中撕開，又放回抽屜。我發現後十分生氣，問她為什麼翻我的東西，撕我的東西？這是我唯一一次見她無言。後來大姨告訴我，我媽跟她說：“困難時期還是自己家的人可靠。不亂講壞話。”我不知道她是否知道，專案組曾去秦城監獄找我爸外調我媽的材料，我爸一句她的壞話都沒有說，盡寫了關於她的好話。可是爸爸就沒有她的福分。那些最致命的“攻擊”毛主席的話都是我媽媽揭發的。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會後，我爸媽離了婚，本來我爸爸是準備恢復黨籍，降為局級任用。我媽一份長篇揭發材料報了上去。據劉瀾波說，傳到他手裡時已滿是煙跡。不知過了多少人的手。最後傳到鄧小平那兒，鄧說：“太惡劣了，燒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