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一個僅有少許醫學知識的18歲女孩，被要求去為產婦接生；一個沒有接受過任何專業培訓的青年人，竟然做了上百台外科手術；一個初中畢業生，卻做了22年的職業醫生……這一切，都發生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們被稱之為“赤腳醫生。雖然“文化大革命”已經過去了近半個世紀，但有關這方面的研究，目前在中國依然是個禁區，對於80後和90後的年輕人來說，更是一個十分陌生的名詞。

    本文給讀者呈現出來的，是一個中文不太流利的美國ABC，一個在美國名校學醫的二十歲女孩，不遠萬里走入中國，做了一件讓當代歷史學家汗顏的事情：縱橫數省，遍訪近百名知青和知青赤腳醫生，為他們的青春作證，為這些口述歷史做出感人的記錄……

章大媽訪談

章大媽訪談

在北京著名的2008年奧運會舊址，鳥巢附近，我們約在一家典雅的咖啡廳里見面。這是北京最繁華的地段之一，車水馬龍，高樓林立，人來人往……周圍的一切，無不顯示着這個正在被世界關注的大都市的繁榮與亢奮。中國四川方言有一句話叫：雄起，是中國人在球場上最喜歡高喊的詞語，在北京，你可以深刻體會這兩個字的貼切和準確。面對窗外熙熙攘攘的車流人流，她緩緩而談，不疾不徐地聊起了那些讓她難忘的青春歲月……她也是我這次在中國的訪談中,唯一不願意披露自己姓名的人，雖然她有個很雅致的名字，但我還是按照北京的風俗管她叫章大媽……

章大媽：你研究的切入點是最好的，要說的是知青的赤腳醫生，因為赤腳醫生按說不光是知青。我想從文革以前大學生的分配動向說起，為什麼要從這裡說，因為1949年以後，大學生畢業都由全國統一分配，我們國家是計劃經濟，所以人才方面也都是在統一分配。當然會與偶一點選擇的餘地，你可以選擇留校或是分配，或者你可以選擇你去哪個省，哪個市，但是具體到哪個地方可不知道。為什麼要從這裡說？知青這個運動是和他們有區別的，那天有個別人談我們上山下鄉是為國家做了貢獻，如何如何，這違背了他內心的真實想法。

我了解了一下五幾年醫學院畢業的這些人，比如全校應屆畢業生是120人，只有20個人留校，留校這是必需的，要有當老師的，因為本學校要發展。剩下的都分到縣城去了，好一點的醫科大學的分配到市一級，那時候五幾年市一級才開始建正規的醫院，不管它的初衷是什麼，這點當時還是比較公平的，那時候年輕人還是有志向的，可以往偏遠地區走。

因為那時候農村只有中醫，解放以後中國才有六億五千萬人，大部分人都用中醫。但是出現瘟疫，出現很多病情，很多的瘟疫，你中醫制止不了。所以西醫必須要進來，但沒有那麼多的西醫人才怎麼辦？於是就有了當時很多得西醫速成班，儘快培養人才。文革時期赤腳醫生的培養，就是參照了這樣的一個方式，為當時缺醫少藥的農村，快速地培養人才。這是我個人的看法，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

    安娜：您是哪個學校畢業的？

    章大媽：燈市口五中，教會學校。

    安娜：現在叫二十五中？

    章大媽：對。

    安娜：我路過過，大門古色古香的。

章大媽：對。我剛才說我找過的那些五幾年的醫學院大學畢業生，全是26、27歲的時候打成右派了。山西有一個丙級縣城，當時中國的縣還分甲乙丙，丙是很窮的縣城，你知道分了多少大學生去嗎，十幾個大學生，北京師範大學到那兒的就有2名大學生，到那兒當中學老師，現在是不可思議的。為什麼文化大革命突然要這麼做？就因為要打倒臭老九，搞臭知識分子。知青為什麼要下去？因為文革動亂了以後，積壓了這麼多知青在城市裡，沒有職業沒有收入，這就是隱患啊，我乾脆就全讓你下鄉去，沒有選擇。

我當時是上初二，那時候你沒有選擇，初一的也走了，甚至六年級的學生也有走的，六六、六七、六八三屆的初、高中畢業生，就更要下去了。這表明了國家已經沒有能力計劃分配了，當時因為動亂，工廠停業，學生沒有學上，於是將原來號召大學生到偏遠地區去支援國家建設，變成了所有學生上山下鄉的一場運動，拿這個來解決一個國家解決不了的問題。

好多人才斷送在這場運動當中，特別是那些應屆畢業生，非常有才華，那些老三屆的知青，都很聰明，知識一點不比現在的大學生少。

    安娜：您能談談您是怎麼做赤腳醫生的？

章大媽：我下鄉的地方在山西忻州地區原平縣王家莊公社，一直在地里勞動，直到了1975年才當上赤腳醫生，這說明了一些問題了，在大田裡勞動了六年才有偶機會。我最後能當赤腳醫生時因為是一批醫療器械，當時公社要分配一些醫療器械，說你們村必須得有一個知青在衛生室，這是硬性規定。所以我的作用就是滿足這個硬性規定，就是這麼一點貢獻，因此我有幸當了一個赤腳醫生。

我正在20歲左右，求學欲特別強，什麼都想學，是一種本能。好奇心嘛，那時候我從沒想過能當醫生，現在突然讓我去做，當然特別努力地去學習了。比如打針，尤其是打靜脈的時候，特別感興趣，怎麼就扎進去了？自己在自己身上試，看別人怎麼扎，就跟咱們學繡花一樣，你怎麼繡，我怎麼繡，照貓畫虎，就這麼學會了。

我到那兒去都是一腔熱血去的，為什麼呢，我出身不好的，到那兒是準備脫胎換骨的。我們下去頭一天，12月21日，北方的時候是寒冬臘月，那年的寒冬非常冷，現在已經過了40年了，現在是地球變暖了，那時候特別特別冷，下着那麼厚的雪，屋子裡面沒有爐火。為什麼沒有火?我們不會生， 我們17歲，從北京來，根本不會，半夜把我們凍的要命。我們洗臉刷牙都是用從井裡打上來的水，地底下的水非常冷，不能用熱水。當時給我們的口號是要成為無產階級的鐵姑娘，我們就不能用熱水，你想想那時候的精神力量是非常大的。我們中有一個幹部子弟，她特革命，女的，說咱們今天開始，就要破冰洗臉，誰也不許燒熱血。放下行李，第二天我們就拿那麼重的大鎬頭，刨凍的土，參加隊裡的興修水利。這點，以前我們覺得都很對的，無怨無悔。我們修的那些水渠現在都完蛋了，都白做了。

    安娜：您是哪一年插隊的？

    章大媽：1968年。

    安娜：1975年才當的赤腳醫生。

    章大媽：對。

    安娜：當了幾年？

    章大媽：兩年。

    安娜：之前沒有做赤腳醫生？

    章大媽：就是六年在農村，幹了六年的務農，1968年到1974年，就一直務農了。

    安娜：那時候你們隊裡面沒有赤腳醫生？

    章大媽：沒有。

    安娜：看病怎麼辦？

    章大媽：當時有一個當過國民黨軍醫的人，他懂一些西醫，但當時文革那個環境，他自顧不暇，加上也沒有藥品，所以也沒有辦法看病。其實我們村志上記載，五幾年就開始合作醫療了，就是把個體全都歸為公有，比較正規，但文化大革命全沒了。我們那個村三千人，文革前還有一點醫療費用能補助到農村的，文革中這些都沒了，就剩下一個煮鍋，消毒用的煮鍋，黑不溜秋的，但我去時還在用。

    我當赤腳醫生後，農村開始計劃生育了，我們經常要給違反計劃生育的婦女強制上環或做人流。要現在來講是違背人性的，但是那時候來講沒辦法，政策如此。在公社衛生院做人流，有負壓機，腳一踩，血就出來了，你一看要流產出來的那個東西就在那裡面。但村里沒有這設備啊，就想辦法，還真研究出來了，我們就拿獸醫的針管，獸醫的針管非常粗，這麼大的針管。葡萄糖瓶子你知道，就是輸液的那種的。把密封的葡萄糖瓶子用獸醫的針管抽真空，然後在瓶口處連上一個管子，連到擴宮器上，抽好負壓了，我們就開始擴宮，抽子宮胚胎。

    安娜：如果抽到一半沒有負壓怎麼辦。

章大媽：好像還真沒有過,因為通常會準備一些抽空了的瓶子備用，主要是我們一天要流產好幾個。有時候，早上起來我們就做，抽好幾個瓶子放在那裡，有大的，有小的。那時候也沒有想過什麼危險啊，什麼副作用啊，都沒有。農村婦女病非常多，就是婦科的病，老鄉們就捂着，這兒疼，那兒癢的，其實說不出來，計劃生育檢查的時候，常常順便也把這些病查出來、治了。農民平常很少吃藥，沒有城市裡人常有的抗藥性，大部分病都能用抗生素治好。你發高燒，肯定有炎症，青黴素打兩針；發燒輕一點，去痛片，索密痛，撲熱息痛，就是這一類的藥，特別管用。如果青黴素皮試有問題了，什麼慶大黴素就跟上了。所以當時老鄉們覺得很滿意了，那時候我們村的醫療條件算是好的。

    安娜：你們當時主要是用西醫？

    章大媽：中西醫都用。我們有一個中藥房，主要是一些可以治日常病的草藥，比如說肚子難受啊，胃疼啊，渾身不舒服等等，我們就給他開點這些草藥熬熬喝。

我們國家說是重視中醫，但骨子裡還是以西醫為主。這個問題我還真研究了一下，50年代初，以西醫為主中醫為輔這種模式你已經知道了，實際上就是修正過的蘇聯模式，這種模式是要用高端的教育培養高技術專科醫生，使國家有個較高的醫療水準，治療為主的導向性，關注個人醫療服務，而不是建設公共衛生計劃。這種模式對於完全工業化的國家也許適合，對於我們這種當時落後的中國，使有限的國家資源無法培訓足夠數量的醫療人員，以完成當時較大量的民眾醫療任務。毛澤東的初期想法，其實就是想在農村建立一個公共衛生體系，他說“應該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培養一大批農村也養得起的醫生，由他們來為農民看病服務。”，現在看來也許是對的，起碼符合當時中國農村的需要。他認為“現在那套檢查治療方法根本不適合農村，培養醫生的方法，也是為了城市，可是中國有五億多農民。”“醫學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讀那麼多書……高小畢業生學三年就夠了，主要在實踐中學習提高，這樣的醫生放到農村去，就算本事不大，總比騙人的醫生與巫醫要好，而且農村也養得起。”雖然不科學，也有一定的道理。

大批培養赤腳醫生就是他的主導思想，希望依靠很短時間培訓出來一批較低技能的醫師在農村工作。他所希望的醫療衛生體系就是工農兵體系，以預防為主，中西醫結合，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隨着文化大革命的發展深入，讓他的這個本來也許是從好的願望出發的思想，變成了政治掛帥，只為無產階級服務，階級鬥爭為綱的悲劇。

    安娜：您後來怎麼不做赤腳醫生了？

    章大媽：招工了，我當過鍛工，在當地軸承廠。

    安娜：鍛工？

    章大媽：我是鍛造軸承圈，就是熱鍛，要把鋼弄成形狀，我是做軸承的，汽車上的軸承，軸承鋼是最硬的，燒成特別紅，用那麼大的衝擊錘，電錘砸下來。你看我的腿上還有一個傷疤，就是當時燙的。

    安娜：那耳朵會不會震聾？

    章大媽：那時候耳朵都是聾的。又髒，又吵，還特別高溫，夏天那麼熱的天，我們都得在高溫下作業，而且還必須得三班倒。那個爐子不能沒事幹，那兒老燒着，你就得老做着。

    我還在印刷廠幹過印刷，都在山西，我在山西待了20年才回來，你能看得出來嗎？

    安娜：看不出來，您什麼時候回北京的？

    章大媽：我在農村待了八年，包括兩年赤腳醫生，當工人12年，都在山西。回到北京以後漂泊了兩年，沒人管，就在大街上混。我父親1957年反右的時候就死了，我母親沒死，我母親帶着我們，1976年就去世了，因為太累了，一個人要養活着我們七個孩子。那時候父母都沒有了，哥哥姐姐當時也都是右派或被打倒了，誰也管不了誰。我回北京連住的地方都沒有，沒有房子，我就有時住在鄰居的地震棚裡面，或者在車站、樓道里湊合一晚。沒有地方住，沒有工作，我就在街上混，為了活下去，什麼活都幹過，什麼男人都睡過。你看得出來嗎？

    他們說你整天笑呵呵的，你看不出來吃過這麼多苦，怎麼可能！我回城後趴在地下賣過菜，賣過書，在商場裡面賣過衣服，那是因為人家覺得我挺可憐的，說我們那兒招家屬，其實我不是他們的家屬，就幫我介紹到那兒賣服裝了。我什麼都幹過，還帶着孩子，你都想象不出來，我回北京都38歲了，孩子才6歲，我結婚特別晚。我是1984年生的孩子，85年就離婚了，然後我一直自己帶着他。我也賣各種商品，賣過一年的藥，收過兩年的破爛。

我的經歷特別的離奇，可以說是傳奇，不是離奇。我賣書的時候，批我書的出版社跟上層有關係，文化部要召開一個全國部長級會議，都是高級人物，結果說那兒缺服務人員，出版社頭兒說咱長相各個方面還說得過去，去給他們當幾天服務人員吧。那時候我剛到北京，離開了20年剛回北京，甚至不覺得自己是是北京人，融入不到裡面，特別陌生感。所以當服務員時唯唯諾諾的，給你擺好東西之後，我就跑牆根兒待着去了。她們其他人都很活潑，和那些當官的逗貧。你知道誰發現我了嗎，曲嘯，當時特別著名的演說家，中宣部的調研員。

這個人非常好，他是電影《牧馬人》的原形，他在1957年大學畢業前夕被打成“右派”，1958年被勞動教養，解除勞教後在嫩江草原牧馬，1968年又被打成反革命，被判有期徒刑20年，我見到他時，他剛從東北一個大學校長的位置調到中央宣傳部門，當時特別紅。我在牆角落裡待着，曲嘯居然走過來，問我，你怎麼在這兒待着？挺關心的。後來我說我是知青，他說你是知青啊，你現在怎麼樣？我說我現在戶口還沒回來呢，我說挺難的，有陌生感。他馬上給我寫了一個他的電話，在六部口，就是天安門西邊，叫中宣部，我當時也不知道，中宣部是幹什麼的。他說以後你有什麼困難就來找我。

這是前面的插曲，1988年我的戶口終於回來了，但回來以後我找不着工作啊，一直在街上流浪，這個那個的。最後忽然想起這個人了，真是事隔兩年之後，找到他辦公的地方，他想不起來我了，但說起這件事來他記着了。他說那行，我幫你想想辦法吧，他底下的秘書幫了一個忙，一星期後給我來了一個電話，說你就到西直門那邊，有個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那時候沒有食品，就是藥監局，你去找誰誰誰。我就去找了，還真就管用，就上班了。這事情就這麼一個傳奇，在你危難之中，總有貴人相助，這叫天無絕人之路。

我覺得這都是屬於人的本能，你必須要生存，必然產生的一種，或者你遇見的，機遇，否則你怎麼生存。我認為知青八年的經歷，讓我學會了人的本能和生存的能力。

    安娜：你一直自己把兒子帶大？

    章大媽：是，我一個人帶他，也可能是我能力有限，他腦子有些問題。

    安娜：就是說，您現在還要照顧他？

    章大媽：嗯，他在家裡呢，看得出來嗎？

    安娜：完全看不出來，您真是個了不起的母親。

    章大媽：我一向給別人特別陽光的一面，我絕對不會把我這種情況給別人說，也不願意去說。我這種背景，我一個人的工資，我一個人帶孩子。雖然我在醫藥局，但是我下崗了，醫藥局2000年的時候，精簡，我們原來是400人，一定要精簡到200人，30年工齡的必須下，就下來了。

    安娜：您的一生真是坎坷。

    章大媽：非常的坎坷，但我從來沒跟孩子哭過。其實知青裡面也有等級觀念，誰發展的好了，就捧啊，發展不好的，就離得遠遠的。好多人來幫我，從生活上來幫我，但也有相當一部分人不願意接觸那些過的不太好的，這些人，平時弄個名牌包，一來說你看我這個多少錢買的，他們就攀比，羨慕嫉妒恨，這是一種人群。這不光是知青，現在這是社會的現象。

    安娜：可是我覺得知青都六、七十歲了，不應該這樣啊？

章大媽：這是文革後遺症，是從那個時代遺留下來的。那時候天天階級鬥爭，互相之間傾軋，人和人之間老在疑心，你說話有什麼動機的？你那什麼，然後我去揣摩你，你有什麼後門了，我去效仿你，就是掏空心思的滿足自己的欲望。有的知青互相之間心思就用在這上面了，誰發展的好，這是一個可利用的人際關係，你有頭有臉的，我哪天要用到你了。像我這樣的，好傢夥，找你幹嗎啊。他們瞧不起你，說你怎麼會混到這種情況啊，為什麼滿地是機會，人家就混得人摸狗樣的，你為什麼到這種田地，活該。

混的好的人，他們也不理解，他們就認為你笨，這點肯定有的，連我在內，有的時候也覺得特別笨，現在我活過來了，現在活到60多歲的時候，想通了，社會上總要有笨人，否則怎麼顯得您聰明？要是整個社會全都是聰明人，這個社會就不對勁兒了。

    想想當年，基本都是沒有希望了，真是無望了，這麼多年，我媽1976年，就為我回北京努力，操透了心，到處求人找人，老太太那會兒多難啊。我是家裡最小的，我媽40多歲生的我，你想想，我媽那時候都60多歲了，家裡多窮啊，七個孩子，有一點東西趕緊就給別人送去，說您能不能幫我們家孩子回北京啊？哎呀，不能提這個，一提我就想哭，她也只能用這些辦法求人，最後還是沒有看到我回去。1976年她走了，那時候我才25歲。

    所以象我們這種背景出身的人，今天說話還是很小心的，因為受過太多的磨難。不像那些工人出身的知青，沒有顧慮，公開的罵共產黨，我們還是有顧慮，因為歷史給我們造成的印象，有些話不能亂講。昨天我哥哥還囑咐我，你和那個美國小姑娘說話的時候，一定不要跟她亂講，結束的時候一定要說現在生活非常好，已經改革開放了，政府太偉大了，他說一定要說現在好。當然這個也是不對的，好多東西還是要實事求是。

你看窗外站在街上服務的那些人員，大都是我們這代人。她們在公共汽車站上服務，揮小旗，維持交通秩序，還有相當一部分掃大街的也是我們這一代的，真正能夠在家安享晚年的，畢竟是極少數，為了孩子孫子，她們還得繼續奔，奔到動不了為止，這就是我們這代人的命！

    我想問你兩個問題，你大學畢業怎麼分配？

    安娜：沒有分配。

章大媽：你們怎麼辦?自己找工作?

    安娜：對。

    章大媽：那偏遠地區怎麼辦？

    安娜：也是自己找，我們沒有戶口制度。

    章大媽：比方象我們這邊的老少邊窮，你們那兒怎麼讓醫學院畢業生去？

安娜：完全靠自願，靠市場，哪兒需要人就一定會有人去。

章大媽：我們理解不了。

安娜：是，國家不同。我今天和您的談話可能會用在我的研究報告中，也可能用在出版的書中，您是否同意？

章大媽：談話內容都是真實的，你隨便用。但是我還是不想我的名字出現在白紙黑字上，你沒有經過文化大革命，一旦運動來了，這些白紙黑字的東西都是說不清的。所以你還是用個假名字吧。

安娜：我會尊重您的意願。非常謝謝您的訪談，很有意思。

（結束）

訪談時間：2014年6月14日上午

訪談地點：北京市朝陽區安慧橋附近上島咖啡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