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子》一章中，顏子推先生提出了不能廢除笞罰，這對我們目前的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都有很重要的啟示。他寫道：
凡人不能教子女者，亦非欲陷其罪惡；但重於訶怒。傷其顏色，不忍楚撻慘其肌膚耳。當以疾病為諭，安得不用湯藥針艾救之哉？又宜思勤督訓者，可願苛虐於骨肉乎？誠不得已也。
王大司馬母魏夫人，性甚嚴正；王在湓城時，為三千人將，年踰四十，少不如意，猶捶撻之，故能成其勳業。梁元帝時，有一學士，聰敏有才，為父所寵，失於教義：一言之是，遍於行路，終年譽之；一行之非，揜藏文飾，冀其自改。年登婚宦，暴慢日滋，竟以言語不擇，為周逖抽腸釁鼓雲。

用白話說：
大凡人們不會教育子女的原因，也不是想要陷害他們於罪惡之境地；只是掌握不好教育的方法和時機；有時想罵得他們又怕傷了他們的自尊心，想打又捨不得使他們有皮肉之苦罷了。應該用生病為比喻，哪有不用湯藥針灸來救治他的呢？又應該想想勤於督促訓導孩子的父母，難道願意虐待自己的親生骨肉的嗎？確實因為不得已啊。

王僧辯王大司馬的母親魏夫人，性情十分嚴正；王僧辯在湓城時，已經是個統率三千人的將領了，年紀也過四十；但稍有過失，他母親還要打他，因此才能成就王僧辯的功勳業績。梁元帝時期，有一個學士，聰明有才能，被他的父親所寵愛，失去了必要的教育：他一句話說得好，就是對過路人也要宣傳一番，整年讚譽他；一事做錯，千方百計為他掩蓋辯護，希望他自己悄悄改正。到了成家立業的時候，橫暴傲慢一天超過一天，最後竟因為胡言亂語，被周逖殺了抽他的腸來釁鼓。

因此關於笞罰，顏子推先生認為是必須的。他說，“比及數歲，可省笞罰。”而笞罰不是有意虐待骨肉，是因為“誠不得已也。”如果患病想治癒，一定要用到針灸，會弄痛孩子；一定要吃藥，會使孩子感到很苦。但使用針灸藥物，是不得已的。教育小孩也是一樣，沒有一個父母會忍心苛刻親骨肉的，但是，為了教育，有時不得不使用鞭子。在這個問題上，顏子推先生還舉了正反兩個實例來證明：正例是王僧辯王大司馬因為母親的嚴格教訓成就了他的功業；反例是某士人被父親寵壞最終招致殺身之禍。

沒有責罰就形不成教育，特別是對大多數中等質地的人們。“上智不教而成，下愚雖教無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因此，他在《治家》篇中，也強調了這點：“笞怒廢於家，則豎子之過立見；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治家之寬猛，亦猶國焉。”因此，責罰是教育必不可少的一種手段。朱中卿先生曾說過：“我小的時候我媽經常對我進行打罵教育。打罵也是可以成為教育的，關鍵是要有正確的理論指導。我媽對我進行打罵的理論指導有‘不打不成材’、‘棍棒底下出孝子’等。這是通俗版的打罵教育理論。還有一個嚴謹版的：上等人自成人、中等人打罵成人、下等人打罵也不成人。這個嚴謹版的打罵教育理論看上去就不同凡響，讓我不得不承認我媽對我的打罵是教育。上等人自成人，中等人打罵成人，下等人打罵也不成人。不要小看這幾句話，教育單個孩子要用到它，教育全社會的人還是要用到它。”（『關天茶舍』《教化眾生之道：自成人與打罵成人》）
體罰固不足取，然而放鬆對子女的管教，則無疑是一種失職行為，在目前的中國家庭中，這一點尤其值得注意。為人父母者，放縱自己的孩子，大約都是出自“愛心”，過於嚴厲則於心不忍。仁父慈母們要知道，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天下父母，哪個不愛自己的孩子？循循善誘固然不錯，冷面相向也不失為一種愛法。某學士之父寵溺其子而其子自取其禍，王司馬之母訓之以棍棒而其子功成。真是棍棒底下出孝子，蜜糖罐里淹死人。

近期，不少媒體上就有過“教育與懲罰”的討論，還有的媒體上有過“能不能打孩子”的討論。不管是贊成還是反對，這討論說明了人們對教育的認識在走向清晰。因此，我的觀點也就是，教育不能沒有懲罰，但儘量以正面引導為主；對孩子用打的方法教育，是“誠不得已”的做法，但絕對不可多打，而且儘量不打。一張一弛，乃文武之道；紅臉白臉，都導人向善。一切為了孩子未來的發展，而不是孩子目前的快意。教化與刑政是互為補充，不可偏廢的；但必須以教化為主，刑罰，誠不得已也。對孩子的教育如此，對大眾的教化又何嘗不是如此？

——《顏氏家訓》讀後感系列之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