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91年新加坡政府發表了《共同價值觀白皮書》，《白皮書》提出了五大“共同價值觀念”。十多年來，新加坡政府終始終不渝倡導並大力踐行這一共同價值觀，取得了理想的效果。本文着重闡述“共同價值觀”提出的歷史背景和現實意義、新加坡政府推行“共同價值觀”的措施及其對我國民族精神教育、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借鑑意義。

關鍵詞：新加坡；共同價值觀；啟示

1991年新加坡政府在經過國民反覆討論並經國會批准發表了《共同價值觀白皮書》，《白皮書》推出了力圖為新加坡國內各民族、各階層、不同宗教信仰的民眾所共同接受和認可的五大“共同價值觀念”，即“國家至上，社會優先；家庭為根，社會為本；關懷扶持，同舟共濟；求同存異，協商共識；種族和諧，宗教寬容。”十多年來，新加坡政府始終不渝倡導並大力踐行這一共同價值觀，取得了理想的效果，為推動新加坡經濟的發展，保持政局的穩定，維護社會秩序，淨化社會風氣發揮了重要作用。研究新加坡的共同價值觀，對於我們大力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加強道德建設和文化建設具有一定的借鑑意義。

一、 共同價值觀的提出

新加坡共同價值觀的提出有其深刻的歷史的和現實的原因，是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和政府基於新加坡特殊的國情和變化了的形勢而採取的一項積極的應對措施。具體來說，共同價值觀的提出有以下幾方面原因：

首先，從歷史來看，新加坡自1842年起成為英國殖民地，二戰期間曾一度被日本強占，戰後再次成為英國的直轄殖民地，於1959年脫離英國殖民統治而自治，1963年成為馬來西亞的一個州，1965年獲得獨立。一百多年的殖民統治，不僅使新加坡國民飽受欺辱，備受奴役、壓迫之苦，更重要的是長期的殖民統治，給生活在這個小島上的人們的心理和精神造成巨大的影響，殖民統治者在進行資源和財富掠奪的同時，還進行制度的輸入、文化的滲透和價值移植，不同的宗主國給新加坡國民帶來的是不同的社會制度，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不同的價值觀念。這種不幸的歷史造成新加坡國民缺乏國家、民族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價值觀念混亂，國家意識淡漠。因此，新加坡建國以後一直面臨的一個十分現實而又艱巨的任務就是如何消除殖民統治帶來的影響，重新構建新加坡國民的民族意識、國家意識和價值觀念。

其次，從社會結構來看，新加坡是一個多元種族社會。華人、馬來人和印度人是三大主要種族，此外還有歐洲人、猶太人、阿拉伯人、泰國人、日本人、菲律賓人等少數種族。不同的種族具有不同的語言文字、文化傳統、宗教習俗和價值觀念。在新加坡除了華語、馬來語、泰米爾語以及英語這四種主要語言外，還有多元方言，使新加坡成為語言結構最複雜的國家之一。在宗教方面，除了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天主教、道教外，還有興都教、耆那教、錫克教、猶太教、火教、天理教以及華族創造的“儒、佛、道”三教合一和“儒、道、釋、耶、回”五教合一的宗教。[1]這種多元的種族結構和宗教信仰，極易產生種族歧見和宗教對抗，因此各民族間的融合始終是新加坡面臨的重大社會問題，如何將不同的種族調和為統一的整體，形成種族一體化，使新加坡各種族產生歸屬感和責任感，在心理上認同一個國家，一個新加坡，並在這一旗幟下為新加坡而奮鬥，始終成為人民行動黨和政府無法迴避的問題。

第三，從國民的構成特點來看，新加坡是一個移民國家。在新加坡真正的土著居民很少，其國民大部分為移民及其後裔。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這些移民為開發、建設和發展新加坡的文明做出了積極的貢獻，但是，也應該看到，與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的移民相比，新加坡的移民社會具有其自身的特點，這就是在上述地方，移民的主體是歐洲人，他們在移民的同時發生了政治制度的移植和民族國家的創建，而在新加坡，移民的主體是東方人，移民是為了謀生，基本沒有政治動因，[2]這些移民沒有定居和紮根的打算，他們對新加坡懷有濃厚的“異鄉觀念”，掙錢回家和葉落歸根是移民的心理狀態的真實寫照，因此他們對新加坡的認同感極低。這種移民社會特徵並沒有隨着新加坡作為一個國家出現後發生根本改變，而如果不從根本上改變這種狀況，新加坡國民的民族意識和國家意識就難以形成。因此，必須通過構建共同價值觀來促使移民及其後裔淡化對移出國的原始情結，放棄臨時觀念，強化對新加坡的認同，樹立“我是新加坡人”的意識。

第四，從自然條件和經濟發展來看，新加坡地處東南亞馬亞半島南端，位於馬六甲海峽出口，扼太平洋與印度洋的咽喉，地理位置得天獨厚，六七十年代以來，新加坡經濟獲得飛速發展，國內政局持續穩定，人民安居樂業，呈現出一派繁榮景象。但是新加坡領導人卻清醒地意識到，“不論新加坡現在是多麼的繁榮，多麼的強盛，我們還是必須認清一個基本的事實，那就是，我們的局限性和脆弱性並沒有改變。”這種局限性和脆弱性“使我們的生存永遠是一種挑戰。”[3新加坡是一個海島小國，其國土面積只有600多平方公里，人口300餘萬，而且其資源十分短缺，連淡水都要依靠進口，除了少數加工業外幾乎沒有自己的民族工業，經濟發展以轉口貿易為主，具有較強的外向型特徵，對外依賴程度比較高。這樣的一個自然條件，要想實現國家的長久發展，就必須要使國民丟掉優越感，不能為暫時的繁榮而忘乎所以，麻痹懈怠，必須要有危機意識和憂患意識，必須依靠國民的團結統一，齊心協力，自強不息。這是新加坡政府提出共同價值觀的重要原因。

第五，從現實情況來看，70年代以後，隨着新加坡對外交流和開放的深入和工業化進程的加快，一些深層次的問題和社會危機開始出現：分層教育、雙語政策、英才教育等分化機制導致社會階層的分化和社會不滿情緒的滋長；中產階級的湧現，要求分享權力的呼聲漸高；人才的高移民傾向開始出現；宗教教育的放縱導致宗教熱情增長，宗教干預政治的苗頭開始出現；過分強調儒家倫理導致別的種族的不滿；英語至上的潮流導致母語衰落，傳統文化流失、斷裂。特別是西方個人主義和功利思想在新加坡泛濫，導致道德水準下降，社會風氣大變，一些人盲目崇拜西方，個人主義、享樂主義開始盛行，傳統的亞洲價值觀受到嚴重挑戰等等。凡此種種情況，使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和政府認識到，必須通過構建共同價值觀，來加強全民共識，緩解社會危機，增強國民凝聚力。

基於上述歷史的和現實的原因，1988年10月，當時的第一副總理吳作棟在一次演講中，第一次公開建議新加坡發展自己的國民意識，制訂一套各種族和各種信仰的新加坡人均能接受的共同價值觀，作為未來社會和政治穩定的基礎，並號召在全國範圍內開展關於共同價值觀問題的討論。1991年在經過廣泛討論後，政府正式發表了《共同價值觀白皮書》。

二、 大力踐行共同價值觀

（一）新加坡政府和領導人重視倡導共同價值觀

新加坡政府十分注重培植公民的國家意識。為此，政府專門成立了“國家意識委員會”，從88年開始，政府每年都要開展一次“國民意識周”活動，在國民中開展各種愛國主義教育，向國民灌輸“我是新加坡人”的國家意識，增強國民對新加坡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政府領導人經常公開發表講話號召國民要牢固確立國家意識，1996年吳作棟在發表國慶獻詞時就指出：“在進入21世紀，我們面對一個比經濟更重大的問題，那就是要使全民達到共識，決定我們要一個怎樣的新加坡，然後共同努力達到目標”。他強調“我們現在必須完成比發展經濟和創造美好生活更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培養新加坡人的認同感和建立國家的特質”。[4]面對現代化過程中東西方文化的雙重衝擊，新加坡政府準確定位，明確其文化的東方屬性，堅持“技術上依賴西方，精神上固守東方”，大力倡導儒家思想，堅持東方價值觀。吳作棟強調，在工業化、現代化的進程中，什麼都可以改變，什麼都會變，但關繫到新加坡生存和發展的東方價值觀決不會改變。李光耀強調：我們是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學習者，我們向日本人學習，向歐洲人學習，向美國人學習，但是我們不想要西方的一切，新加坡人必須繼續保持亞洲人的本質，因為新加坡永遠是亞洲的一部分。絕不能讓新加坡成為東方社會孤立的“洋化小國”，成為被西方同化的“偽西方社會”，即只有西方文明之表而無西方文明之實，雖是東方人，但已喪失東方社會特徵和價值觀念，成為不東不西的社會，這會導致亡國亡族。[5]在李光耀的倡導下，新加坡將儒家的“八德”作為“治國之綱”和社會道德標準。

（二）學校德育是新加坡培育共同價值觀的重要渠道

新加坡政府高度重視德育在培育新加坡民族精神中的作用。獨立後的第二年，教育部就開始起草全面的道德教育和社會訓誡計劃並頒布了公民訓練綜合大綱，強調對學生進行愛國、效忠和公民意識的培養。70年代以來，學校德育課的設置和課程名稱雖歷經多次改革和變更，但一直是新加坡中小學的必修課。90年代以後，隨着《白皮書》的頒布，新加坡中小學德育課設置再次進行新的調整，着重圍繞《白皮書》的五大共同價值觀展開，注重培養學生的國家意識、公民意識、合作意識和寬容意識，以及進行社會公德、家庭美德教育等。在課程設置和教學安排上，根據不同年齡段學生的心理、生理和思想特點，將教育的內容按不同層次不同階段分開，比較好地解決了德育層次性問題，即使是同一主題，根據教育對象的認識發展的不同階段，其內容與形式也相互銜接、相互區別，做到由淺入深，循序漸進，既符合教育對象的認知規律又符合教育發展規律。如新加坡小學的德育教育課程為《好公民》，課程內容重點是隨年級而發展的，即一年級以“個人”為中心，二年級以“家庭”、三年級以“學校”、四年級以“鄰居”、五年級以“國家”、六年級以“世界”為中心。[6]中學一二年級的道德教育課程為《生活和成長》，偏重個人價值觀和品德修養，三四年級的課程為《新公民學》重點放在灌輸公民意識和社會意識。在教育教學方法和途徑上不斷改進和創新，不僅注重理論上的說教，還非常重視社會實踐環節，學校經常組織各種類型的課外活動，如參觀監獄、禁毒展、參與社會服務等，以提高教育的實效性。此外還注重發揮各科教學活動的“載道作用”和“滲透作用”，做到寓教於各科教學之中，新加坡對學校的各門課程都規定了明確的德育目標。

（三）全社會共同營造形成共同價值觀的良好氛圍

首先，新加坡政府十分注重加強公務員隊伍建設，對公務員實行嚴格的選拔、考核、監督和管理，要求公務員帶頭踐行共同價值觀。新加坡政府以廉政高效著稱於世，其政府和公務員的良好形象對於倡導共同價值觀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次，新加坡非常重視發揮家庭在推行共同價值觀中的作用，採取了許多積極措施促進家庭的鞏固、美滿和幸福，維護和弘揚東方傳統價值觀。如為鼓勵三代同堂和照顧父母老人，建屋發展局就積極推行了一項政策：凡有意和父母或子女三代同堂的家庭在申請組屋時可獲優先分配，有意和父母或子女們就近居住的，政府也撥出專款資助他們購買組屋等等。再次，政府充分發揮社會團體在宣傳、培育和營造共同價值觀氛圍中的作用。如充當政府和人民溝通橋梁的新加坡人民協會及其所屬的居民委員會、民眾俱樂部管委會、青年團及婦女團等基層民眾組織的工作宗旨和任務就是：倡導共同價值觀，促進種族和諧，加強社會凝聚力。[7]這些社會團體圍繞宣傳倡導共同價值觀做了大了有效的工作。第四，重視開展大型群眾性活動，新加坡每年開展的全國性教育活動約20多個，來宣傳共同價值觀和公共道德，如“文明禮貌月”， “華語運動月”，“植樹運動”，“生產力運動”，“愛神運動”，“國民意識周”，“睦鄰周”，“禮貌周”，“敬老周”“忠誠周”等；第五，新加坡的媒體在宣傳弘揚“共同價值觀”方面發揮着重要作用，報紙、廣播、電視、網絡等宣傳論工具通過各種形式，堅持廣泛宣傳共同價值觀。為了保證媒體的作用發揮，政府對媒體採取了的嚴格管理措施，因此有人稱，新加坡媒體是“世界上最乾淨的媒體之一”。

（四）嚴明的法治保證共同價值觀的推行

新加坡是一個法治嚴明的國家，有完備的法律體系，新加坡現行法律有400多種，法律調整的範圍非常廣泛，從政府權力、商業往來、交通規則直至公民生活各個方面幾乎無所不包，而且切實做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法必依，執法必嚴。如對隨地吐痰、亂丟煙頭雜物、亂塗亂抹、公共場所吸煙、嚼口香糖、在地鐵吃東西、18歲以下人員喝酒、上廁所不沖水、亂穿馬路、塗抹鈔票、放鞭炮、從樓上扔垃圾等都要課以罰款或判鞭刑，拘留甚至坐牢。嚴明的法律和執法的嚴明，對於根除惡習，淨化社會風氣，維護和推行共同價值觀確實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三、 幾點啟示

新加坡和我國相比儘管在國土、人口和社會制度等方面有很大的差異，但也有許多相似之處，我們兩國都處於亞洲，都是東方國家，近代以來都曾飽受西方列強的欺辱；我們兩國都擁有相近的文化傳統和價值觀，新加坡人口主要以華人為主，與我國具有天然的血緣上的不可分割的聯繫；我國現今的經濟發展階段與新加坡20世紀70年代騰飛之時有許多共同之處等等。因此，新加坡倡導的共同價值觀及其許多成功的做法，對我們具有一定的啟示作用和借鑑作用：

（一）價值觀的核心是培育“國家意識”

共同價值觀開宗明義，旗幟鮮明地提出“國家至上，社會優先”，強調國家至高無上，國家的利益高於一切，強調國民不分種族、階層、信仰，都必須牢固樹立“國家意識”，樹立“我是新加坡人”的國民意識。這一點對於我國的愛國主義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鑑意義。我國也是一個多元民族和多種宗教信仰的國家，而且是一個有着十三億人口、幅員遼闊的大國，培育國家意識，維護國家的團結和統一，維護國家的根本利益，始終是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內容。我們要像新加坡那樣，大力加強“國家意識”教育，要讓“國家至上”觀念，國家觀念，祖國觀念深入人心，變成我們的共同價值觀。

（二）共同價值觀的靈魂是儒家文化

共同價值觀的五句話，四十個字，其精髓和靈魂，都是儒家的忠孝、仁愛、禮義、廉恥思想，只不過是根據時代發展的需要對儒家思想作了改造。新加坡政府面對西方社會的文化滲透，堅持東方價值觀不變，並且力圖用傳統的儒家文化來消解西方文化的消極影響，成功走出了一條“非西方化”的發展模式，為我們提供了一條有益的啟示，這就是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並非是矛盾的，不相容的，相反如果對傳統文化改造得得當，利用得得當，將會使我們在現代化進程中避免出現西方社會的種種敝端。我們與新加坡相比，在傳統文化上更具優勢，我們要用科學的態度對待我們的傳統文化，要大力發掘傳統文化的精華，並加以改造，做到推陳出新，為我所用。既要反對守舊主義，又要堅決反對民族虛無主義。

（三）共同價值觀的理想是建立和諧社會

共同價值觀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就是強調社會的和諧發展，如“國家至上，社會優先”，講的是正確處理和對待國家、集體和個人的關係，強調的是社會的秩序；“家庭為根，社會為本”強調的是家庭的和諧和穩定；“關懷扶持，同舟共濟”強調的是人與人之間的容洽和睦以及對社會弱勢群體的關愛，強調在遇到困難時的齊心協力，風雨同舟；“求同存異，協商共識”強調求同、和解、協商、統一；“種族和諧，宗教寬容”強調的各種族的和諧相處，各宗教信仰的相互尊重和寬容。可以看出，共同價值觀通篇體現的一個思想就是社會的和諧與穩定。我們今天正在建立和諧社會，新加坡的很多做法對我們是有啟發的。

（四）共同價值觀的方法論意義

第一，“共同價值觀”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共同價值觀”沒有過高的理想和不切實際的要求，而只是將一些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且人人都必須遵守，人人都能做到的要求加以提煉推廣。第二，“共同價值觀”具有極大的廣泛性、普遍性。“共同價值觀”強調的是“共同”，就是不分種族、不分階層、不分宗教信仰都必須共同遵守，而沒有對國民進行先進和落後的區分。第三、“共同價值觀”具有很強的約束力。政府在充分討論的基礎上用《白皮書》的形式公開頒布，這就使這些要求實際上變成了基本的道德規範和行為準則，而且由統治階級的意志變為人們的共識，人們遵守了這個共同價值觀，就會得到社會的褒揚，反之就會受到譴責，甚至法律的制裁。第四、“共同價值觀”在表述上，主題鮮明突出，文字精練貼切，形象具體，通俗易懂，讓人過目不忘，容易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