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眾生相之一―牛津生鮑爾

寄北

夏天一到，朋友陸陸續續自遠方來，鮑爾便是其中的一個。他是倫敦人，牛津畢業以後不想再成天寫那些枯燥乏味的學術論文，於是不遠萬里來到加拿大，投到葉茲教授的門下做研究生，搞文學創作。

“他第一天來的時候穿了一件皺得不成樣子的西裝，頭髮也亂得象只鳥窩，大概是故意有三個月沒洗過，鬍子則有一尺多長。當時他手裡捧着一疊詩稿，全是手寫的。我瞄了一眼就扔回給他：‘回去打出來。’
‘我們牛津都是這樣用手寫的。’
‘這裡不是牛津。’
‘可是我沒有打字機呀。而且我也不會打字。’
‘現在就去街上買一台，幾天就學會了。’”

他的導師這樣描述他。所以在去飛機場的路上，我已經幫鮑爾在腦子裡畫了一張嬉皮士的像。沒想到，出現在眼前的卻是一個乾淨利落的英國紳士。個子不高，頭髮很短，鬍子更是沒留。再加上藍布短袖，咖啡色長褲，跟一般人沒什麼兩樣。“真高興見到你！”一口的倫敦腔，然後弓着腰，在我的手背上親了一下。

話題自然從牛津大學開始。鮑爾說至今不忘的就是他那些輔導教授們，沒有一個不特立獨行的。第一個也是最難忘的一個。鮑爾和其他四個學生每周得去他家兩次，每次去的時候大家輪流把自己寫的論文讀給他聽。他家特別零亂，東西永遠不在該在的地方。常常是他一邊趴在地上找茶壺，一邊在臀部撓痒痒，一邊說：“有意思，?????先生，請繼續，請繼續。” 鮑爾在說這些話的時候，他自己也爬到我們家廚房的地板上，一邊爬一邊說給我們聽。

另一位印象深刻的是他的拉丁文女教授，打扮比男人還男人，頭髮剪得甚至比男人還短。同性戀的她卻也是個非常慈祥耐心的老太太。每次鮑爾遲到或是作業做得不好，她都會很好脾氣地說：“?????先生，我該拿你怎麼辦呢？”當然也有不稱職的教授。有一個就是每次學生讀論文的時候他都會呼呼大睡，讓你讀下去不是，不讀下去也不是。

沒想到鮑爾對他的研究生導師還更推崇一些。“以前在牛津的時候只涉及了英國文學，對北美的作家幾乎沒有認識。導師一來就甩給我一大堆書單，不讀完不行。我的視野因此開闊了很多。不過平時他也更象個朋友，風趣幽默又不拘小節。我們經常一起去爬山釣魚，飆摩托車。”

鮑爾研究生畢業時出了一本詩集，同時為一個電台寫廣播劇，可賺到的錢卻遠不夠供一個四口之家，只好回倫敦。可是工作還是不好找，婚姻也沒能維持下去。最後在離倫敦不遠的一個小城的一所盲人學院找到一個教職，跟原來的一個學生結了婚，生活才穩定下來。

“你教的是什麼課？”我問。
“媒體。”
“你的學生是盲人，你怎麼教他們呢？”

“我基本上是讓他們寫東西，然後通過電影，戲劇，或是廣播劇的形式表現出來。因為一部分學生不是全盲，這些學生就負責錄製，其他學生則能幹什麼就幹什麼。因為很不容易，大家到最後都很有成就感。”

當然現代科技也幫了很大的忙。他們有專門的計算機軟件把聲音轉換成文字，或是把文字信息掃描到計算機里，然後轉換成聲音。這樣盲人讀寫都不太難。

不過問題也很多。教育產業化是其中的一個。很多時候明明知道這個學生不合格，卻也不能讓他走，因為一個學生就意味着一大筆學費。不得已時媒體沒法教，改成???班。

鮑爾跟第二任太太有個十二歲的兒子，所以我們又扯到小孩的教育上。他說英國跟加拿大一樣，大家也都很講究好的學區。他當時買房子，也是挑了又挑的。他的兒子有個好朋友，要搬到一個不怎麼出名的學區去。他的父母還特地找了校長，想以兒子不願離開朋友為由留下來，可惜沒成功。每年快開學的時候，上教堂的人也會一下子多出好多，原因就是家長們希望孩子能進到教會學校去。

就這樣天天閒聊，鮑爾在我們家住了一個禮拜，我得以挖出他許多的故事。事實是他頗健談，完全沒有典型英國人的傲慢清高，我也就樂得做聽眾。

臨走時鮑爾千恩萬謝，尤其是對我做的中國菜，搞得我倒不好意思起來，因為他不但帶來一大堆好故事，臨走前還幫了我們一個大忙。那天也不知怎麼多出一個???學生沒人教。我靈機一動，抓了鮑爾來救急。他從從容容地把任務完成了，學生也因為得到一個牛津畢業的老師指點而高興，於是皆大歡喜。

十月下旬要去倫敦，鮑爾說他正好會有一周的假期，到時候一定帶我去牛津大學看看。我說：“那太棒了。”

二零零六年九月於溫哥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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