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一月十四日，一個年僅15歲的少女霏碧·普潤絲 (Phoebe Prince) 在家中上吊自殺了。此事在美國一時轟動，並引起了社會和法律有關機構的廣泛重視。

普瑞斯2009年秋天才從愛爾蘭隨父母移居美國，短短幾個月的時間，遭受同學的排斥和欺負，以致不堪忍受而選擇結束自己年輕的生命。

普潤絲的案件還在調查過程中，已經有多名參與欺負她的青少年按成年人的名義被起訴。

普瑞斯是“霸凌”的犧牲品。霸凌（音譯加意譯詞，英文叫bully），是指在美國的中小學中一部分人恃強欺弱，尤其對性格或舉止不同的少數弱者採取排斥取笑，嚴重的甚至進行情感，語言甚至肉體傷害的風氣。霸凌作名詞用時，就是指這些稱霸作惡的人。霸凌的發生，一般是先由一兩個非常受“歡迎的”學生“頭目”出來逞頭，瞄準少數“異己分子”，然後煽動一幫同學聯合起來的對之進行人身攻擊。

受霸凌攻擊的對象，可以是性格內向的人，也可以是舉止與眾不同者（尤其是移民），或者是長相有些奇特的“不正常”者，甚至口音不同的。更不必說在美國現在最敏感的性傾向問題了：由於社會整體上對同性戀的恐懼，家長對到了青春期的兒女還沒有異性朋友的現象也是憂心忡忡，於是這種擔憂無形中鼓勵了大多數異性戀兒女的早戀行為。據我所了解的中學情況來看，青少年到了初中如果還沒有談戀愛（異性戀），在別人眼中就已經是“失敗者”了。這些沒有異性朋友撐腰的“單身漢”們不是被看成是同性戀，就是被看成“怪物”（freak）而遭受歧視。

更不必說真有同性戀傾向的極少數了。前年2月就有一名15歲的少年拉里·金Larry king因其公開的同性戀傾向被14歲的同班同學開槍打死。

雖然像普瑞斯和拉里·金這種例子仍然是極端的個例，雖然霸凌也不是在所有學校都是一樣的嚴重，但霸凌現象的普遍存在，確實是美國不容忽略的社會問題。

霸凌在美國的普遍存在，不是沒有社會基礎的。由於“社交”在美國這個社會實在太重要了，所以美國的家長們，對孩子們在學校中的生活中最重視的，決不是像中國家長心目中的功課，而是孩子們的合群與否。這個好處是使孩子性格開朗外向，長大後會有較好的出世社交能力，在社會上更容易成就自己，壞處是忽略了孩子們對具有特殊性格的不同類型的人格的尊重。

美國的中小學其實也是美國社會的一個縮影：“社交能力”，“合群與否”幾乎就是衡量一切的標準。學生們拼命地壓制自己的“特殊性”，投合集體的興趣潮流。不難理解，這樣的環境必然導致了霸凌風氣的越來越盛。

霸凌的後果是嚴重的。據專家分析，霸凌的犧牲品承受程度不同的孤獨感，焦慮症和憂鬱症，嚴重者導致自殺行為。在英國劇統計每年都有15到20例青少年因被霸凌而自殺（維基）。美國每年有50萬青少年試圖自殺，5000例自殺案例（http://www.jaredstory.com/teen_epidemic.html）。這些自殺的多是孤獨的憂鬱症患者，而霸凌和青少年的憂鬱症之間有着不可低估的關係。

這種倚仗多數的勢力對少數人進行攻擊的現象，不能不讓我想起中國文革時代的紅衛兵。這兩種產生在看似迥異的意識形態下的現象，似乎應該是有完全不同的原因，但我個人以為兩者卻有着一致的內在原因：人性中的從眾心理。霸凌的現象，如果只有少數一兩個“壞孩子”逞頭，沒有多人參與，就不會成氣候；而當初的紅衛兵，儘管有毛和共產黨的鼓動和撐腰，如果沒有紅衛兵自己的盲目從眾心理和仗勢欺人的心態，受害者遭受的苦難也許就不會那麼深重。就說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大規模運動，沒有多數人盲目從眾熱情，也是不可能成就的。

社會心理學家弗洛姆的著作“逃避自由”，個人認為是一本揭示人性“惡”的傑作。弗洛姆人為，人最畏懼的是“孤獨”（他在書中化了很長的篇幅從心理學的角度論證了人為何最畏懼孤獨），而避免孤獨的方式，自然是“歸屬”- 歸屬一個家庭，一個集體，一個黨派，一個國家。這就是“集體主義”。而“自由”，恰恰是和這個集體主義的觀念相反的。因為，人在自由的時候，無依無靠，萬事都得自己做出選擇，也就最感孤獨的存在。更“糟糕”的是，自由的人還得為自己的選擇負責。所以在自由的時候，很多人反而活得累，活得非常的不“幸福”。所以，出於對孤獨的懼怕，人要逃避自由；為了逃避自由，人是不惜一切代價投入集體的“懷抱”中，並在集體的名義下肆意妄為而不願（不需）承擔個人負責。

紅衛兵和霸凌，就是在這種心理下產生的。但這種“逃避自由”和“逃避孤獨”的心理造就的，決不僅僅是紅衛兵和霸凌，可以說，人類的每一次人為的災難 ---  二戰時的納粹，南京大屠殺，以及歷史上數不清的宗教迫害，等等 -- -都離不開少數惡魔對這個人性之脆弱心理的利用。

所以，雖然個性主義曾經是西方文明最輝煌的部分，但以中產階級為主導的美國社會，卻和共產主義時期的中國一樣，顯示了“群眾的力量”：壓制個人主義，排斥異己的思想和行為。在美國的這些霸凌們，如果他們是生活在中國的文革土壤上，他們就會是最積極的斗資批修的紅衛兵小將。

當然，美國普遍公民的素質是大大高於中國，並且有比中國先進的多的法律制度，所以美國的“群眾的力量”還是非常有限的。應該說只要美國制度不變，無論有多少霸凌，也不可能產生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那樣的社會災難。但反過來說，就連美國這樣民主法制的國家，也有像普瑞斯這樣無辜的少女被害致死，我們可以想象人的從眾心理帶來的危害之深。

從過激的愛國主義，狂熱的宗教信仰，到狹隘的民族自尊，甚至在“無辜”的青少年中的隨波逐流，等等這些集體主義的觀念或者潮流時尚，時刻都在吸引和誤導人的“從眾心理”，一旦沒有的到適當的控制，就會導致少數人的犧牲，甚至社會災難。所以，在任何時候，任何社會環境下，我們都應該懷疑並警惕這樣的心態，決不低估人性之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