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真正的"貴族"?對中美"上流社會"的一些感想
--- 美國亞洲文化學院 艾蓓達
上個星期,我去參觀紐約市著名的弗里克陳列館(The Frick Collection),這是19世紀末的煤炭大王弗里克留給世人的一座藝術寶庫。弗里克在他生命的最後五年裡,從歐洲購買了數以千計的油畫、雕塑、裝飾品和豪華家具,這些藝術品非常和諧地陳列在十九世紀歐洲風格的宅邸里,顯示著主人別具一格的藝術鑑賞水平。當死神終於降臨到弗里克頭上時,這位煤炭大王寫下了一張令紐約人民至今讚嘆不已的遺囑:整個宅邸里的藝術品,包括宅邸本身,一律捐獻給一個慈善委員會,經過整修之後向公眾開放。“這是為了在全世界範圍內促進對藝術的研究。”在遺囑的最後,弗里克如是說。
弗里克先生決不是唯一一個把自己的藝術收藏捐獻給紐約人民的超級富豪。很久以前,我曾參觀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的羅伯特-雷曼(Robert Lehman)陳列室,那裡展出著雷曼兄弟公司前任總裁生前收藏的十九世紀歐洲繪畫、中世紀裝飾品、精美的瓷器和意大利家具。羅伯特-雷曼是一位酷愛藝術的金融巨子,人們甚至認為他會把自己的收藏品帶到墳墓里去。然而,這位雷曼家族歷史上最偉大的人物在1975年用一紙遺囑贏得了全世界藝術愛好者的敬仰:他的所有藝術品被無一例外地捐獻給大都會博物館,其中大部分都按照他生前最喜歡的順序陳列。雷曼兄弟公司應該為擁有這樣一位領袖而自豪!
當然,談到捐贈藝術品,J.P.摩根無疑是最不能忽略的人物。他來自英國一個上流家庭,從祖父一輩開始就已經十分富有;他經過三十年的奮鬥,建立了美國最著名的銀行和最大的鋼鐵公司;他被稱為“銀行家的銀行家”。但是,在他去世的時候,人們發現這位華爾街沙皇居然只留下了8000萬美元的財富,其中大部分是藝術品。其他的財產到哪裡去了?答案還是在大都會博物館,那裡有整整一側的建築物用J.P.摩根的名字命名,他被尊稱為“大都會歷史上最慷慨的個人捐贈者”。在J.P.摩根死後,他的所有私人藏書、藝術品和住宅被捐獻出來,成為紐約麥迪遜大道上最著名的旅遊點之一--摩根圖書館。摩根不需要留下更多的財富,僅這個圖書館就足以讓他名垂青史。
自從來到紐約之後,我一直目睹著美國歷代富豪慷慨捐贈的遺蹟;毫不誇張的說,如果沒有他們的慷慨,紐約絕不會像今天這樣成為全世界的首都。聯合國總部的地皮來自石油巨頭小約翰-洛克菲勒的無償捐贈;現代藝術博物館(The MoMA)和古根海姆博物館(Guggenheim Museum)分別來自洛克菲勒家族和古根海姆家族的慷慨解囊;哥倫比亞大學和紐約大學同時接受著無數富豪的捐款,它們的學術研究幾乎完全依靠捐贈基金;鋼鐵大王卡內基為這裡的每一個公立學校捐獻了圖書館;比爾-蓋茨則給所有的公立學校圖書館免費安裝了網絡連接這一切在中國大陸是很難想象的。我們的文化藝術機構長期缺乏運營資金,我們的珍貴文物缺乏最起碼的保護,我們的學校只能依靠盤剝學生來維持生存,我們的公立圖書館系統基本不存在,更不要提網絡連接的奢望。為什麼?因為中國過於貧窮嗎?因為中國根本沒有產生洛克菲勒、摩根、卡內基和弗里克的土壤嗎?
與此同時,《華爾街日報》告訴我,中國是世界奢侈品消費的第三大市場,價值100萬美元的賓利豪華轎車在中國長期供不應求。中國的富人以消費“10萬美元一瓶的葡萄酒”、“5000萬美元一匹的賽馬”或者“1億美元一套的超豪華住宅”為榮。中國不存在遺產稅,富人們甚至逃避最起碼的所得稅;2003年非典蔓延的時候,中國富人總共捐獻了大約700萬元人民幣的善款--真是一個夠大的數字!在美國,巴菲特剛剛捐獻了370億美元的巨款,而比爾-蓋茨每年都要捐獻15億美元用於艾滋病的防治和研究。700萬人民幣還不夠支付巴菲特捐款的一天的利息。
在來到紐約之前,我並不明白“貴族”這個詞的含義,我不知道世界最頂尖的富豪應該過什麼樣的生活,不知道所謂的“西方上流社會”是什麼樣子。我以為紐約會比北京、上海更加奢華,更加揮霍無度,紐約的上流富豪會比中國的暴發戶更加熱衷於炫耀性消費--然而我完全錯了,徹頭徹尾地錯了。我低估了美國富豪的道德水平,尤其低估了他們對財富的深刻認識。他們可能熱愛名車,喜歡美酒,但是他們絕不會用“100萬美元的賓利轎車”或“10萬美元的葡萄酒”來向世人顯示自己的“高貴”與“上流”,也不會向新聞記者炫耀自己住宅的裝修有多麼昂貴。與此相反,他們用持續不斷的慈善捐贈來證明自己的高貴,用自己對社會的貢獻來衡量自己是否有資格被稱為“社會的支柱”。100年前,卡內基說過:“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種恥辱”;今天,巴菲特說:“我的一切都來自美國人民,我沒有理由不把這一切交還給美國人民。”
在美國乃至全世界,沒有人比華爾街的富豪更承擔的起“上流人物”的名號,但是他們如此謙卑謹慎,如此熱衷於回饋社會,你根本察覺不出來他們有多富有,他們掌握著多麼強大的權力和資源。我曾經和一位對沖基金經理一起坐地鐵回家,他管理著價值850億美元的龐大資金,卻既沒有喝10萬美元一瓶的葡萄酒,也沒有乘坐100萬美元一輛的賓利回家;恰恰相反,他覺得“乘坐地鐵很方便,也很舒服”。曾擔任高盛公司總裁的美國前財政部長魯賓,數十年都拿著一個破舊的小公文包上班;當人們問他為什麼不買一個豪華公文包時,他微笑着回答:“錢是應該存在銀行賬戶里的,而不是拿來露富的。”魯賓已經向美國的慈善事業捐款數百萬美元之多,他顯然認為捐款比買豪華公文包更有意義。
如果紐約的富豪們熱衷於享受,熱衷於炫耀性消費和“上流生活”的虛名,他們無疑比中國的暴發戶更有資格享受,他們能夠享受的東西遠遠超過中國富豪的想象。準確的說,中國的暴發戶們對炫耀性消費的熱衷,還停留在美國19世紀中後期的思想水平上,那是一個真正紙醉金迷的“鍍金時代”。但是,美國的富豪從19世紀末就開始了反省,並於20世紀初建立了慈善捐贈的光榮傳統,這個傳統不但幫助美國成為一個安定繁榮的國家,還使它成為全世界科學與藝術的天堂。中國要花多長時間來建立這個傳統?苦難深重的農民和下崗職工什麼時候能夠得到來自富人的一點贈予?教育、文化和藝術機構什麼時候才能擺脫入不敷出的厄運?中國的暴發戶什麼時候才能領會到“高貴”這個詞的真實內涵?
附帶說幾句:一個多月前的《紐約時報》刊登了一幅漫畫,主人公是一位繼承了巨額遺產的富家公子駕駛著遊艇,遊艇上還停著私人直升機。他洋洋得意地對身邊的秘書說:“我每天晚上都在想,自己是多麼幸運啊--因為我的爸爸不是沃倫-巴菲特!”
中國的富家公子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會如此幸運,因為他們的爸爸絕不會有興趣像沃倫-巴菲特一樣捐出自己的一切。但是這對整個國家來說,卻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對富豪來說,這是一個良心問題,每個人都有權利按照自己的良心來處理自己的財產--只要他們還沒有喪失最起碼的良心。
我深信只有有道德的公民才能向自己的祖國致以可被接受的敬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