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如此開放，又如此安全
張欣武 劉衛華

　　哈佛大學的校內和校外沒有明顯的界線。因為哈佛既沒有由門衛把守開關的大門，也沒 有能圍住校園的柵欄或院牆。倒不是因為沒錢修建，而是哈佛一直在擴建，院牆和門只會給 擴建添麻煩。哈佛1636年建校時，老校園僅是現在的一角，經過300多年的發展，哈佛已覆 蓋了大半個劍橋城，商學院乾脆修到了查爾斯河對岸，醫學院和公共衛生學院離我所在的哈 佛學院更遠。我在簽證時認識的那位從華西醫大考入哈佛醫學院的博士大姐，以後也很難見 面了。

　　講究實際的哈佛人不在乎沒有一個氣派的大門，哈佛倒因此而多了一個風景——幾乎每 天都有初到哈佛的遊客在校園裡東找西問：哈佛大學在哪裡？從大一到大四，每年我都在回 答這個經典的問題。（點擊哈佛的這個網頁，可以看到亦古亦今的哈佛一角：http://www.n ews.harvard.edu/tour/guide.html）
　　哈佛校園的開放格局超出了我父母的想象力。爸爸媽媽收到拉瑞寄去的照片後，先是誤 以為其中一張是我和拉瑞夫人在哈佛校門口的合影，看到我在電子郵件中說哈佛根本就沒有 校門和院牆，馬上又對這裡的安全係數產生了懷疑。那是1999年10月下旬，休斯頓剛發生了 一位成都去的女孩被美國劫匪槍殺的悲劇，多少留學生的父母都含着眼淚揪着心呢。我趕緊 給父母回信說，儘管沒有鐵門和圍牆，哈佛的安全程度卻遠非其他學校可比。校園內每隔幾 十米就有一部“藍燈保安系統”的報警電話，校方說，只要你覺得不安全，就可以利用藍燈 下的電話呼叫警察，警察會在兩分鐘之內趕來幫助你，包括送你回家。
　　“警察來得再快也不如不出事啊！”爸爸媽媽還是擔心。為了讓父母吃得香睡得安，我 特地打了個越洋電話，詳細解釋哈佛在治安方面下的功夫。
　　“哈佛可精了。”我對爸爸媽媽說。為了保障學生的安全，哈佛對自己所在的劍橋城投 入了很多錢來加強治安。由於社區對保安設施和警力配備投入很高，地價和房租也水漲船高 ，沒有較高穩定收入的人，幾乎無法在這裡生存。隨着安全程度的提高，地價就漲得更高， 犯罪率自然就下來了。
　　儘管如此，我還是儘量避免晚上單獨在校園裡走動。大二的時候，為了節約時間，我常 常利用零點以後無須等待也無人催促的機會，在科技中心大樓的高級電腦上做計算機課的作 業，雖說凌晨兩三點才撤退，但每次都提前約好校車送我回宿舍。這一點，爸爸媽媽對我非 常滿意。我則歸功於哈佛的校車制度。應該說，哈佛的校車服務非常周到，零點以前有班車 ，零點至三點可以預約學校的小巴，哪怕只有一個人，校車也會準時前來接送學生。三點至 早班車之前則可以請警車護送。這樣，科學中心365天24小時全開放的制度，就很有實用價 值了。
　　隨着我在哈佛的學業逐漸深入，我越來越強烈地感覺到——“開放”是哈佛的最大特點 。哈佛不僅沒有物質的籬笆和圍牆來局限校園，也沒有學術上的籬笆和圍牆來局限思想。哈 佛之所以能在多個學術領域長期保持領先地位，並造就那麼多的諾貝爾獎獲得者，直接得益 於思想的自由與開放。
課外活動：“讓世界走向中國”
張欣武 劉衛華

　　當我在新生周的“課外活動集市”上到處瀏覽諮詢的時候，大大小小五花八門的學生社團讓我的心也躁動起來——何不約幾個新生自己創辦個社團呢，大家都弄個“師長旅長”乾乾！一時間，各種可能的名目，在我腦子裡嗖嗖亂飛。不過，當我走近HPAIR(哈佛項目—亞洲與國際關係)的“攤位”時，我所感到的吸引力馬上超過了先前的所有設想。
　　HPAIR是哈佛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和亞洲研究中心指導下的青年學術團體，成立於1
992年，每年在一個亞洲國家首都舉辦年會，報名參加大會的主要是各國著名高等學府的優秀學生——他們被認為是各國潛在的各界領袖。每屆年會都會從經濟、政治、科技、文化、教育、發展等六個角度研討有關亞洲發展的問題，應邀前來講演的都是世界知名專家學者和政界要人。在我參加HPAIR前後，分別有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韓國總統金大中、新加坡總統納丹、澳大利亞總督、東南亞國家聯盟秘書長、美國大使，以及各協辦大學的校長等作為嘉賓和講演人出席過大會。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亞太經濟合作組織、亞洲開發銀行的官員和專家們，對來自HPAIR的講演邀請也都十分支持。高層次、高質量的學術交流，使得HPAIR被一些權威的中介機構列入一流的國際會議，現已成為哈佛在亞洲影響最大的學生年會。
　　當時，HPAIR正在招聘“第9屆亞洲與國際關係年會”的籌備人員。這屆研討會將於2000年暑假在北京召開，計劃召集300名各國優秀大學生報名參加。我馬上聯想到，在國內總是說“讓中國走向世界”，這下子不是在“讓世界走向中國”嗎？而且，HPAIR旨在讓各國潛在的各界領袖在學生階段就互相了解，甚至建立友誼，豈不是直接有利於亞洲與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嗎……沒想到，剛到哈佛就遇到了能為祖國效力的機會，真是太好了！我越想越興奮，決定放棄自立社團馬上當頭兒的打算，就在HPAIR從基層干起。
　　不料一問才知道，參加HPAIR還要筆試和面試——在哈佛，只有極少數學生社團如此“刁難”申請人！
　　這屆年會的主席是剛升大三的美國男生阿里克斯，他說更希望招聘本科高年級的學生或者是研究生。可是我太想和他們一起“讓世界走向中國”了！我要像搶籃板球一樣跳起來爭取這個機會。我沒有在意主席對大一新生的婉拒，熱切地要求他給我個機會試一試。得到申請表格後，我仔細思考了需要回答的三個問題：“你為什麼要參加這個社團？你為什麼要申請某個職位？你計劃如何開展這個職位的工作？”熬了個通宵，寫了幾頁申請材料交了上去。
　　不久，我就得到了面試的機會。主席阿里克斯眨着透明的藍眼睛，給我出了一個題：如果有個人很想參加我們的會議，可是被我們拒絕了，他非常生氣，發了很多電子郵件來聲討我們，你面對這個人和這件事情的時候會怎麼樣處理？我說：“首先，我要感謝他，肯定他對我們團體的熱情，他生氣的背後是對我們的看重；第二，我會告訴他，你既然有用來生氣的時間和激情，那你為什麼不把它用在宣傳我們團體的活動上來呢？如果你把氣憤轉換成熱情，相信你可以幹得很出色。”
　　就這樣，我參加了這個團體，成了它的14名組委會成員之一。
　　後來在北京開會時，媽媽出於好奇，問主席為什麼會在數十個申請者中選中我？阿里克斯用中文回答說：“我感到劉亦婷充滿活力，對這個活動充滿激情。HPAIR特別需要活力和激情。”
　　做完一屆年會之後，我完全理解了HPAIR為什麼要實行如此“挑剔”的招聘制度——這可是一份需要很多奉獻和耐心的事業。為了實現HPAIR的理想和計劃，參與者要無償付出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對哈佛學生來說，時間既是生命，又是金錢，還是含糊不得的成績！如果僅僅被免費旅行和交友機會所吸引，只怕會因為得不償失而半途退出。
　　和我一批加入HPAIR的還有兩位華裔新生，後來我們都成了這個社團承上啟下的核心人物。
學生能把事情做多大？
張欣武 劉衛華

　　加盟HPAIR之後，我才知道面臨的籌備工作有多重。這個將要在大洋彼岸召開的國際會 議，所有的事情都要由我們這14個學生來策劃和完成。包括請多少人？請什麼人？具體議題 是什麼？怎樣跟協辦會議的北京大學協調工作？最重要的是，會議的經費也要由我們自己籌 集。哈佛為我們提供的惟一幫助，就是校長為我們寫了一封用於聯繫贊助和邀請講演者的推 薦信。

　　負責籌款的是來自香港的大三學姐，她和搭檔每天都要瀏覽《華爾街日報》，只要看到 哪家公司可能要到亞洲投資，馬上就給那家公司寫信，打電話，給他們講這個會議的意義。 我們承諾，如果哪家公司出資在3萬美元以上，就可以派代表出席會議並能發言，但是，發 言的內容不能直接做廣告，必須要符合會議的議題。這樣奮鬥了一年，聯繫了上百家公司。 最後，加上報名費一共籌集了10多萬美元。
　　主席讓我負責聯絡媒體，並參與招募和選拔報名參加國際研討會的各國優秀學生。我們 分工不分家，夥伴們一起建網站；發電子郵件聯繫想參加的各國優秀學生；邀請在研討會上 講演的各界權威人士……和我一起工作的人中，有好幾個華裔同學。曾經有一種說法：中國 人在外面“一個人是條龍，兩個人是條蟲”。可我們卻合作得非常好，真的是擰成了一股繩 。
　　大一暑假，因為想留在哈佛籌備會議，學習運作大型國際會議的全過程，我提前爭取到 一份給哈佛商學院教授做研究助手的工作，每周有償工作40小時，時薪10美元，解決假期的 生活問題（當然，這也是難得的學習與實踐的機會）。與此同時，我連續三個月每周為HPAI R無償工作40個小時以上。有一次我連續往數據庫里輸入了幾百份登記表，人都快累癱了。 兩年後我擔任主席時，第一批改革措施就有把報名方式改為網上登記，大大減少了勞動量。 但當時我和同伴們都毫無怨言，只覺得做了自己想做的事。
　　爸爸媽媽對我的選擇十分讚賞，他們說：“我們一直在觀察你什麼時候能夠表現出忘我 精神，因為成就事業需要這種強大的內趨力，結果，在你19歲的假期我們看到了期待之中的 寶貴品質。”事實上，HPAIR的骨幹分子都具有這種忘我精神。
　　2000年盛夏，我們陸續飛到北京，為大會作最後的準備。“讓世界走向中國”這句話， 過去說起來還十分遙遠和抽象，現在卻是如此的自然和貼近。每當意識到這一點，所有的勞 累便一掃而光。
　　為了節約經費，主席提前兩個月來到中國後的住宿費全部自己掏腰包，我提前一周到達 也是自己出的房租費。會議期間，代表們都在五星級的長城飯店吃會議餐，我們這些工作人 員卻毫無怨言地在飯店的廚房吃服務員的工作餐。因為在我們的預算中，每節約500美金， 就可以多來一個發展中國家的學生代表，除了機票，我們一分錢也不肯多花在自己身上。這 一點，讓我的爸爸媽媽特別感動。
　　8月27日，“第9屆亞洲與國際關係研討會”在北京長城飯店會議廳隆重開幕，來自30多 個國家和港澳台地區的300多名學生代表濟濟一堂，圍繞“21世紀亞洲發展在世界中的地位 和作用”這一主題，進行了為期4天的廣泛交流。50多位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術權威和政界要 人在會上分別做了演講。面對如此盛大的場面，我們很有成就感。因為單是把世界各國的優 秀學生召集到北京來，讓他們親眼看到現代中國的文明昌盛與電影《菊豆》、《大紅燈籠高 高掛》描繪的時代有多大的差別，這本身就是一種成功。
　　在此要特別感謝北京的各大媒體，在他們的支持下，我圓滿地完成了預定的宣傳計劃。 英文版的《中國日報》在頭版配圖刊發了對大會的報道，這張報紙成了不少代表從北京帶回 國的紀念品。
　　2001年，我們在新加坡成功地舉辦了第10屆年會。新加坡方面把這次盛會視為“國家的 榮耀”。新加坡總統納丹在閉幕式上做了十分感人的講話，他回憶起戰火紛飛的青春年代， 並高度讚揚了HPAIR推動亞洲發展和世界和平的努力。東盟領導人與哈佛東亞研究中心和亞 洲研究中心的前主任傅高義（Ezra F. Vogel）教授，也是我們的嘉賓和講演人。
　　傅高義教授是美國政府的日本問題及中國問題顧問，也是HPAIR的教授顧問組首席顧問 。他熟悉和喜歡中國文化，並精心選擇了極為中國化的姓名譯音“傅高義”。傅高義教授的 很多著作（如《日本的成功和美國的回應》《與中國共存：20世紀的美中關係》等），在世 界上很有影響。他一向主張美國應把中國當作合作夥伴，江澤民主席1997年訪問哈佛並發表 講演，也是傅高義教授聯繫和組織的。這位德高望重的學術權威十分幽默詼諧、和藹可親。 後來我擔任HPAIR主席時，經常去向他請教，他總是樂意在百忙中抽出時間聽取我們這些學 生娃的匯報，並提出極有價值的建議。
　　另外值得提到的是，到新加坡開會的學生代表中有5位來自北大、人大、復旦和廈大的 佼佼者。作為第10屆年會召集學生代表的負責人，我感到特別高興。
夥伴們推舉我當主席
張欣武 劉衛華

　　大三開學後，我原計劃換一項不太花時間的課外活動，比如說，申請一筆經費，在哈佛 辦一系列小型的當代中國圖片展……但夥伴們推舉我擔任第11屆年會的主席，給了我改革HP AIR籌備工作的寶貴機會，結果，我在大三這一年反而為HPAIR投入了更多的時間，來完善老 制度和推進新計劃。
　　我的改革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1提高效率。通過把籌備工作系統化、制度化，縮短

新成員的摸索過程，減少低效勞動，使各部門的工作更有計劃性和整體感。2改善服務。通 過增加網站功能，使交納報名費的支付方式更多樣，更便利，同時拉開不同報名時間的交費 檔次，化解臨近截止日的報名高峰，讓報名者儘早得到答覆。3理順關係。通過把年會舉辦 地大學與我們的關係由“協辦”提升為“聯辦”，明確劃分雙方的責任和權利，以便減少摩 擦，提高效率，增進友誼。4優化資源。通過加強組委會成員與教授顧問組的聯繫、約見其 他國際學生社團的主席、召開專題茶話會等等，擴大HPAIR在校園內的影響，以便更廣泛地 利用校方潛在的資源，減少對組委會成員個人資源的依賴性——我的想法是，每年換屆選舉 時，都有人因為換項目或大四要忙於寫畢業論文或應聘工作而退出HPAIR，只有校方資源的 穩定性最高，可供一屆又一屆的後繼者長期使用。
　　在我和夥伴們的共同努力下，HPAIR的改革進行得十分順利。傅高義教授、威廉?柯爾 比教授（William Kirby，當時是哈佛曆史系主任及亞洲研究中心主任，現為哈佛學院院長 ，是哈佛曆史上第一位會說中文的院長，中文名“柯偉林”）和另外六位哈佛教授欣然接受 了我們的邀請，組成了新的HPAIR教授顧問組。2002年3月5日，傅高義教授、柯偉林教授和 助理教授E.C.Chow（教中國文學文化課）出席了我們舉辦的專題茶話會——“全球化對亞洲 文化的影響”。哈佛最有名的學生報紙《哈佛紅》隨即報道了教授們和70餘名哈佛同學的熱 烈討論。此後，在籌備期邀請名教授參與專題茶話會，也成了HPAIR在校內擴大宣傳的“保 留節目”。
　　2002年8月15日，第11屆HPAIR年會在澳大利亞的悉尼隆重開幕，這意味着年會的舉辦地 首次由亞洲擴展到了環太平洋。本屆年會的主題是“從傳統與轉變的角度透視亞洲”，澳大 利亞總督彼得?霍林沃思如約出席了閉幕式，並發表講演，大會開得非常成功。
　　本屆年會的申請者有800多位，他們都提交了自己的論文。我們從30多個國家和港澳台 地區優中選優，邀請了350名學生參加大會。遺憾的是，由於暑假回國後申請赴澳簽證遇阻 ，我這個主席沒能親自到悉尼參加這次盛會。放假前，因為我的護照有效期不夠了，無法在 美國提前辦理赴澳簽證。回成都換了護照後，做夢也想不到：根據中澳兩國的協定，澳大利 亞使領館只給北京、上海、廣州的本市居民發放旅遊簽證！我是成都簽發的護照，不在允許 去澳旅遊的範圍之內。儘管暑假裡我多次與澳大利亞駐香港領事館交涉（當時我在一家跨國 投資銀行的香港分部實習）；儘管聯辦方的負責人通過澳大利亞外交部幫我說了話，但簽證 官仍然堅持不能違反中澳兩國的協定。唉，被拒簽的滋味，好鬱悶！
　　所幸的是，HPAIR前期工作完成得很好，後期的運作計劃也制定得很具體，只要有人不 辭辛苦地負責各方聯絡，並機動靈活地隨時處理偶發情況，就能按部就班地推進。我們的CE O是一位非常能幹的印度裔同學，當我在香港上班、簽證兩頭忙的時候，他和兩位“打前站 ”的女同學及澳方負責人在悉尼全力推進會前的準備工作，使我在簽證遇阻期間不至於急得 發瘋……一個好團隊就是這樣，精於協作，善於應變，我為歷屆HPAIR的好夥伴們深感自豪 ！
　　可以說，參加HPAIR這個學生社團，是我在哈佛最重要的選擇之一。它不僅讓我有機會 提前為祖國效力，還給了我開拓創新的舞台。在運作HPAIR的全過程中，我的各種能力和綜 合素質都得到了鍛煉和提高。我從中學到了太多課堂上學不到的東西，結識了很多志同道合 的好夥伴。雖說我也在大四退出了HPAIR，但我對HPAIR和良師益友們的愛與感激，卻永駐在 心裡……
　　想對HPAIR了解更多的讀者，請點擊我們的網站：www.hpair.org
課程設計：意在培養“完整的人”
張欣武 劉衛華

　　跟別的學生一樣，我在新生周里得到一本書，上面有哈佛當年所有課程的開課時間和地 點，包括本科的、研究生的，任你從上千門課里選出本期打算學的4門課。
　　哈佛本科4年，至少要學32門課，大概分為：8門“核心課程”、16門專業課、再加上8 門選修課。所謂“核心課程”，是每個學生的必修課，涵蓋“外國文化、文學與藝術、歷史 研究、道德推理、數量推理、社會分析、科學”等7個領域。每個領域都有數十種課程輪流

開設，供學生選擇。我讀大四的時候（2002年秋），校方為了擴大學生選課的自由度，已將 “核心課程”改為7門。
　　“核心課程”制度是哈佛大學1978年的教研成果，目的是為了進一步完善“通才教育” 。校方認為，本科階段更重要的不是造就某個特定行業需要的“專才”，而是培養一個完整 的人，不論學生今後往哪個方向發展，都應通過“核心課程”的學習達到這些預定的培養目 標：
　　能夠清楚、有效地進行思考和寫作；
　　對某種專業知識有一定深度的認識；
　　具備文學和藝術方面的審美能力和理性知識；
　　能夠用歷史的方法認識現實問題和人類社會歷史的進程；
　　能夠運用現代社會科學的概念和分析方法；
　　掌握物理學和生物學的計量方法和實驗方法；
　　對道德問題有一定的認識和思考的經驗；
　　有更為廣闊的社會經驗。
　　我很喜歡哈佛的“核心課程”制度。我感覺，要求文科學生必修一些自然科學和數學方 面的核心課程，可以增加文科學生對科學技術的敏感性，避免成為“只會務虛，不會務實” 的人。同樣的，理工科學生“被迫”在歷史、文學藝術、外國文化、道德推理等方面的課中 修滿一定的學分，也可避免成為“只懂技術，不會欣賞藝術，缺乏人文知識和生活情趣”的 人。事實上，自從哈佛實行“核心課程”制度之後，很快就引起美國其他大學和世界各國的 效仿。因為“核心課程”制度的好處十分明顯，它既保證了基礎知識，又提供了選擇自由， 系統性和合理性都得到了滿足，有利於提高畢業生的素質，現已成為美國大學本科教育的主 流模式。（聽爸爸媽媽說，國內大學現行的“專才教育”是計劃經濟時代效仿前蘇聯的產物 ，2003年前後，中國已有一批大學開始向“通才教育”轉型。）
　　哈佛大一不分系科專業，校方希望學生通過一年的學習和嘗試，發現並確認自己真正感 興趣的專業方向。大二開始在40多種學科中選擇專業，選定之後也允許改變。不同的專業方 向對專業課和選修課的組合方式各有特定的要求，比如說，將來想上醫學院的，必須有化學 、生物等方面的規定學分。我選擇的是一門交叉專業“應用數學和經濟”，這個專業可以簡 要地介紹為“以經濟為應用領域的數學”，主要培養學生用數學方法分析和解決經濟問題的 能力。這個專業因為課程組合的難度係數高，是哈佛的“榮譽專業”之一。
　　哈佛的老師在授課方式上擁有很大的自由。校方主要是在開課前審查教學大綱，看是否 有學術價值。期末由學生給自己上過的課打分並寫評語，校方把學生反饋印成一本書，供以 後的學生選課時做參考，也供教授提高自己的講課水平。校方還從學生反饋中看教授適合用 什麼方式上課，以便調整到最能發揮教授才能的狀態。例如，有位教授得到的評價是“講課 不行，但個別交流效果很好”。校方經過研究，認為問題出在該教授不適合教大課，便讓他 改用小課教學，結果師生都皆大歡喜。
自己選的課，越學越來勁兒
張欣武 劉衛華

　　大一的秋季學期和春季學期，我分別選了“論文寫作入門、人類行為生物學、數學、實 用物理、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等8門課。因為所有的課都是自己按興趣和需要選的， 老師講得也精彩，學起來覺得特別有意思。我的“實用物理”課老師是哈佛大學物理系主任 加布里埃爾斯（Gabrielse）教授，一個在“反物質”研究領域有重大發現的國際科學家小 組的領頭人。他的授課內容與我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從電燈開關、手機、CD機、環保設 施……到全球衛星定位系統，深入淺出之間，讓學生迅速理解深奧的物理學原理。上他的

課 要做許多有趣的實驗，吸引得我這個高中學文科的人都想改行學物理了！
　　大四的核心課程“美國城市設計：市民的渴望和城市布局”也有類似效果。此課老師艾 里克斯?克雷格（Alex Krieger）是城市規劃與設計部的主席，他的工作室承擔過很多美國 城市的規劃設計工作，哈佛緊鄰的波士頓市中心就是他近年來完成的規劃設計。他帶學生到 波士頓實地考察，地上地下的規劃設計意圖和效果自然都講得又具體，又生動。因為喜歡這 門課，我還申請到參加哈佛和成都合作的一個城市規劃項目呢。遺憾的是，2003年春季中國 成了SARS（“非典型肺炎”）疫區，哈佛暫停到疫區的所有活動，我只好和這個項目拜拜了 。
　　有一任哈佛校長說，本科最重要的任務是教學生學會思考。我上過的課確實都具有這個 特徵。例如，大二上的“在法律中和關於法律的推理”這門課，簡直就像高強度的“思維體 操”，盡在分析討論那些很極端的情理相悖的案例。例如：一群人在海上遇難，斷糧數天， 面臨全體餓死的絕境，他們以“民主”的方式（即多數人同意）決定吃掉看來會先死的體弱 者，繼續逃生。當以此維繫生命的倖存者終於上岸後，你說該不該以謀殺罪判處倖存者死刑 ？由於同學們的多元文化背景，辯論自然非常激烈……在挑別人漏洞和補自己漏洞的過程中 ，學生不僅得到了強有力的邏輯思維訓練，價值觀與倫理觀也日益明晰和堅定。
　　中國歷史文化研究是哈佛大學的強項之一。我在哈佛規定必修的8門核心課程中，特地 選了4門中國文化課，分屬“文學與藝術”和“外國文化”——我趁機選修中國文化，了卻 我在本科階段繼續了解祖國文化的心願。我感覺，不論是中國文化本身還是哈佛老師中西對 比的研究方式，都是魅力十足，名不虛傳。難怪我的入學面談人會在哈佛迷上中國歷史和文 化呢！
　　可以說，我選的每門課都有它獨特的吸引力。但也有特別想上而上不成的課。有時候是 上課的時間錯不開，有時候是想上這門課的學生太多了，要靠抽籤來分配名額。
　　大二的時候，哈佛的核心課程開了一門要看很多中國電影的課：“透視現代中國：中國 電影和文化”。很多同學都看中了這門課，只好抽籤分配名額，結果我沒上成。我趕緊查找 其他核心課程來替補，發現哈佛的“外國文化”里還有一門很吸引人的課跟我的其他課程沒 有時間衝突。這門課——“中國的家庭、婚姻和親屬關係：一個世紀的變化”——也是人滿 為患，也要抽籤。我趕緊找到負責抽籤的助教老師，說了很多好話，“擠”進了這個大熱門 。
　　大四的時候，哈佛開了一門以小說和電影為教材的外國文化課：“當代中國文化透視” ——主要研究海外華人社會的發展變遷，仍然要抽籤。這回我“時來運轉”，上成了！
　　我進哈佛讀書時，正趕上美國“重塑本科教育”改革進行到第3個年頭，哈佛的本科生 得到了比過去更多的重視，有很多機會由著名教授直接給我們上課（美國本科生的父母很重 視孩子和教授接觸的機會多不多）。我選課的時候也優先選那些著名教授的課。
　　哈佛教授通常每年教一門本科生的課，教一門研究生的課，有時也可因研究課題的需要 申請暫停授課。因此，有些好課並非每屆學生都有緣遇到。大二下學期選課時，我發現新開 了一門我很喜歡的課：“經濟心理學”，授課的是該領域的兩位著名教授安德雷?施萊佛（ Andrei Shleifer）和戴維?雷伯森（David I. Laibson）。從介紹來看，上這門課需要具 備一些我還沒學過的金融專業知識，但從課程的時間預告來看，我在哈佛的4年中，可能只 有大二下學期能遇到開這門課。如果我不抓住機會，“過了這個村就沒這個店了”，多可惜 呀！好在哈佛是自由選課制，沒有讓我留下遺憾。開課後我才發現，這門課的同學大都是大 四的學生。
　　我選的16門專業課也很有吸引力。這些課程意在培養學生用數學方法分析解決經濟問題 的能力，非常實用。我在哈佛打過的幾份工，基本上都和專業課培養的能力有關，尤其是經 濟學本科最難的3門課——資本市場、公司財務、金融經濟學課題——培養的能力。
　　“資本市場”課的內容有：金融市場和投資策略的分析、期權定價理論、市場效率、風 險管理、套利理論、各種金融工具（如債券、股票）和衍生金融工具等。掌握這方面的知識 可使學生對資本市場的各種現象及未來發展趨勢有所認識。
　　“公司財務”課的內容有：資本預算、公司的資本結構、股利政策、內部激勵機制、清 算等。掌握這方面的知識，是為了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這門課是微觀金融學的核心課程， 應用性強，重在實用，採用的是商學院的案例教學法。
　　“金融經濟學課題”研究性很強，是經濟學本科難度之最。內容涉及：金融經濟學的理 論與實踐的選題、財務行為和市場效率、資本市場和公司內部的資金配置、銀行業務和貨幣 政策等。重點是研究前沿性課題，如：大企業老總的報酬設計是否合理？為什麼公司愛以期 權計酬而不願以股票付酬？……（順便說一句，西方經濟學者習慣於研究非常具體的課題， 講究“務實不務虛”）考查探討這些課題，目的是使學生在掌握分析技能的同時，具備獨立 分析和解釋金融活動和金融現象的能力。上課方式是教授講一個現象，和學生一起分析討論 ，不僅研究現象，還研究如何印證觀點，如何收集數據等等。
　　哈佛的經濟學課程融進了多項20世紀90年代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研究成果，涉及到當 前經濟生活中的諸多熱點，學起來感覺很爽！
教學管理：既嚴謹，又靈活
張欣武 劉衛華

　　在哈佛開闊的草坪和厚重的建築中，我隨時隨地感受着它的古老和嚴謹。雖說很多美國 大學“A泛濫”（即學生很容易得A），但哈佛教授對學生的要求卻非常嚴格，評分的標準幾 近苛刻。哈佛不像一般學校那樣按絕對分值評定成績，而是按“鐘形曲線”“正態分布原理 ”來掌握評分標準。不管考高分的學生有多少人，得“A”的永遠是極少數（據說是10％） 。學生寫出一篇文體完美的論文，最多可以得個“B＋”，如果想得“A－”以上的成績，就 得看你的獨創性如何了。為了保持嚴謹的治學傳統，校方對教授如何給學生打分也盯得

很緊 。2001年，有人批評哈佛打分標準下降，儘管教授們認為給分高是因為學生素質高，校方仍 然調高了打分標準。
　　哈佛在教學管理上也有着既講究原則又不失靈活的風格。比方說，學生對教授給自己的 評分不滿意，便可找教授申辯：“你在什麼地方沒能真正領會我的深意或妙處……”通過說 服、辯論，如果學生確有道理，教授也樂意改變原來的評分。
　　大一時，我在快要結束一篇作文時突然有了更滿意的思路，我很想推翻重寫，可又怕時 間來不及，於是給老師發了一個郵件：“按現在的進度我能夠按時完成作文，但那不是最好 的，那樣我會後悔。如果你能多給我24小時，我會寫出令你我都更滿意的作品。”老師考慮 到我一貫認真的學習態度，痛快地同意了。
　　教學管理的靈活性還表現為允許學生調整已經選定的課程。只要教授批准，開學的第5 個周一之前仍然可以調課；第7個周一之前可以減課但不能加課；之後若有特殊情況，學生 仍可找校方要求調課，即使被拒絕，還可以一次次地去據理力爭。哈佛流行這樣一句話：“ 不”的意思是“你需要更努力地試一次”。
　　在哈佛，學生主動或不主動，對教育資源的利用程度可以有天壤之別。哈佛學生個個都 忙得要命，很大的因素就是可利用的機會和資源太多，誰也捨不得輕易放棄。就說我吧，除 了正課之外，還旁聽了一些不算學分的課。
　　靈活的管理方式帶來的是學生心靈舒展，個性彰顯，每個人都積極地在自己感興趣的領 域努力鑽研。以哈佛最常見的作業寫“Paper”（論文、作文）為例，老師只要求篇幅至少 是多少頁，選題由學生自定，自由發揮的空間很大。在大一的論文寫作課上，我首次見識了 自由選題和研究式作業的活力與魅力，真可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啊！在此試舉幾例同 學們的研究課題：
　　《大學對美國人的意義》
　　《現代藝術與倫理》
　　《醫療事故與醫院自我調節制度》
　　《喪葬業者對生命的看法》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不平等》（這是我的選題）
　　《性別與族別暗示對學生考試成績的影響》
　　《在哈佛說“我很累”的不同含義》
　　…………
　　老師不限你研究什麼，但要求你嚴格遵守學術研究的規則。在你把自己的想法變成論文 之前，下面這三件事是必須要做的：
　　一查學術資料，看有沒有侵權，如你立論的觀點與前人撞車，必須調整角度或乾脆重選 ，以避抄襲和剽竊之嫌。在哈佛，抄襲和剽竊是極其嚴重的劣跡，不僅會損害學術聲譽和前 途，還可能會引來官司；
　　二查專家觀點，對你有利的觀點和對你不利的觀點都要論及，而且要寫明出處，不可含 糊其詞，不能讓人誤以為別人的觀點是你的創見；
　　三查數據資料（或自己調查統計），用客觀事實來支持你立論的觀點，光憑“我認為… …”，是過不了關的。有些有趣的想法，因為實證的難度太大或成本過高，只能割愛。
　　另外還有一些我稱之為“洋八股”的條條框框，讓你的文章從內容到形式都符合學術論 文的要求。這些規則讓我強烈地感受到哈佛人對知識產權的尊重，和對獨創性的推崇。
　　哈佛的教授大都是各個學術領域的領袖人物，他們既擅長嚴格訓練學生，又能迅速地把 學生引到各個領域的前沿地帶。老師既讓你了解各種各樣的流派和學說，也允許你質疑任何 一種流派和學說，還要求你必須有自己的見解，並初步形成自己的學術觀點。
　　但是，不論你對權威的觀點是反對還是贊同，或自己另有創見，都得通過嚴密的論證來 自圓其說。如果僅僅是情緒性的揮灑，老師的刨根問底層層質疑，絕對把你弄得體無完膚。
　　這種既開放又嚴謹的教學方法，對促進學生的創造性和邏輯性十分有效，也迫使學生對 學術研究持十分嚴謹的態度，凡是缺乏依據或經不起反證的論點，都不會輕易成文。所以， 哈佛並沒有因為學術開放而“禮崩樂壞”。這一點和哈佛的治安策略倒很相似——內在邏輯 的互相制約，勝過戒備森嚴的大門和插滿碎玻璃的院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