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讓我用一句話來概括中美教育的利弊，我會說：中國的教育也許扼殺了少數幾個兒童的天才，但保證了大多數普通孩子的基本教育水平，也為優秀的孩子早早打好了基礎(勤奮的習慣和厚實的基礎知識)；美國的學校也許是出比爾蓋茨的地方，但對於眾多的非天才兒童，在他們不懂得善用自由時給他們自由，其實是變相的不負責任。

維維才五歲，今年夏天將進入學前班。至今為止，我對美國學校的了解多從書本和孩子的家長。印象中，亞裔的孩子在科學類課程中肯定拔頭籌，在人文類和社交方面缺乏靈活，體育上又比不過非洲後裔。所以在亞裔孩子中有一個很普遍的現象就是學琴，而且很多是小時候學了鋼琴，後又學小提琴。這是因為申請大學時“才藝”和社會活動要算分，亞裔孩子體育上極少領先，在中學階段的社會活動又多半“動手”勝“動口”，所以校樂隊成了首選。而樂隊裡小提琴手的需求大大超過鋼琴手。這種做法其實很有些功利，但又有些迫不得已，很難說對“情商”“智商”會有多少幫助。

我認為，孩子上一個好的大學是很重要的。一個人在特定的階段所接受的人文和技能教育會影響他的一生。但是，“上好大學”應該是一種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結果。比上名校更重要的是：上了以後又怎麼樣？！記得我們上大學時，很長一段時間報紙熱衷於報道“神童”。寧鉑，謝彥波是在我們這一代人的記憶里現在都還很清晰的名字。相信當時關於他們的報道也被許多父母用來作為育兒樣板，但實際上並沒有再產生第二個“寧鉑”。其實每個孩子都有他的獨特性。能夠看到這一獨特性並加以培養，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父母和老師的視野。我個人的體會，初中階段的孩子，是人生觀，性，生活情趣的啟蒙時期。如果說，童年為孩子的“情商”打下基礎，初中時應是使之成型和系統化了。

我比較喜歡看一些名人的傳記，他們的成長過程和小時候的生活環境總是會給我一些啟示。我總覺得，傅雷，老舍在文革中的憤而辭世與楊絳，錢鍾書的倖存，除去其他一切外在因素，似乎與他們小時候的生活環境和教育也有關聯。前者全身心地捲入了那場災難，而後者能使靈魂超然在外，從高處俯視包括自己在內的芸芸眾生。從文風上看，我記得有評論文章說老舍是幽默的，但我認為老舍的幽默和豐子愷，楊絳的幽默又有所不同。這大概就是“情商”吧。在這裡，我不比較他們誰的貢獻大，而是在討論誰生活得更快樂。我是個自私的母親，如果讓我在“社會貢獻”和“生活快樂”作出選擇，我更願意我的孩子“生活快樂”。從心理上我很排斥讓孩子從小就排名次，在這一點上我喜歡美國的方式，每個孩子都是獨一無二的，不是所有的特長都可以排名次。用學習成績排名次，只能評價孩子的一小部份素質，不能太當回事。我有時甚至懷疑，上名校，排第一，是為了刺激孩子發奮圖強，還是更多地滿足了父母的虛榮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