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上就是六一國際兒童節了。平常這個節日我很少想得起有什麼可寫的，但今年卻有些不一樣，我老是想起一個童年時代的“玩伴”- 慶文。他姓什麼我都不記得了，“慶文”也是我根據發音暫且借用的兩個字。自從5歲半之後，我一生中再也沒有見過他，甚至沒有想起過他。但今年的六一，我卻覺得應該為他寫點什麼。

那是在我4，5歲時，因為父母（“為黨為國”）工作太忙，我被寄養在一個姓郭的家庭中。這一家的女主人被稱為“郭媽”，我叫她“婆婆”。雖然在我出生時我雙親的父母都早已過世，但郭媽在我心中一直是我真正的“外婆”，在感情上我和她比和自己父母更為親近。郭媽有三個兒女，都比我大得多，對我都非常關愛，“爺爺”- 郭媽的老公-  對我也無限仁慈。所以雖然總體來說我的童年充滿不幸，但在我5歲半之前的時光卻是快樂的。然而在這個快樂中卻有一個陰影，那就是慶文。

慶文是郭媽家隔壁的一個單身男子的兒子。他大概和我同歲，或者最多比我小一，兩歲。我早已記不清他的模樣，也不記得和他在一起都玩些什麼遊戲，不過，這些都不重要，因為此文並非要為慶文立傳，而是要記錄下他留在我的記憶中的唯一的印象 – 一個被自己的親生父親非人地虐待的無助的中國兒童。

在郭媽家所居住的一套平房中一共住了三家人。郭媽家居中，由多個房間組成；左邊是一家姓彭的，其小女兒是我童年時最好的朋友；右邊便是慶文家。慶文家大約只有一個單間，相比其他兩家來說，顯得很寒酸。平時在一起玩的小朋友都幾乎不去他家裡玩，不過偶爾我們會從門口探個頭進去看看，其間黑壓壓的一片，依稀可見一張破床，一張桌子，幾把椅子，還有被扔在地上的一些雜物，總之毫無生氣。慶文的父親是單身，大概是一個做什麼體力活的工人。記得他的一隻眼睛不知為何瞎掉了。除了是獨眼之外，在我的記憶中慶文爸還是個酒鬼 –從來都是醉醺醺的樣子。

慶文爸每天大概獨自去上班，把慶文一個人扔在家，所以慶文也常和我們一塊玩。下午慶文爸回來，如果情緒好，慶文或可平安，否則，慶文便會遭受虐待。我見過的一般是用竹條抽打手心，“情節嚴重”時，還會被用燒紅的火鈎“打”。鄰居經常都聽到慶文的悽慘哭叫聲，不過似乎大家都習慣了，視之為正常。不止一次我從他家門前走過，看到慶文被捆在門前的樹上；更不止一次，（記憶中是炎熱的夏天）我從他家門口看到這個“父親”正用燒紅了的火鈎打慶文赤裸的雙腳。他一邊打一邊罵，嗓門一提高時手中的火鈎就朝着慶文的腿腳“靠”過去。慶文每被“觸及”一次，就蹦跳起來，發出悽慘的叫聲。我清楚地記得慶文是在火鈎還沒有接觸到他的皮膚時就已經在極度恐懼中慘叫起來了，而在接觸到的那一瞬間慘叫聲就會突然提高至他幼小的生命能發出的最大音量。我後來想，他一定拼命地想躲開，但卻清楚地知道自己無處可逃，更被“命令”過不能動。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他爸每次在打出手時都反覆“強調”“不准動”，暗示如果動了則會有更可怕的結果。所以每次，不管是被竹條抽打還是火鈎“烙”，慶文都最多只能在方圓一兩米的界內像一隻瘋狂的小動物一樣原地蹦跳，決不超出他父親伸手所能及的範圍。

記憶中我常見慶文被捆在樹上，但我從來沒見過慶文父把慶文捆起來再打他的情況。每次施暴，慶文都是手腳自由的，蹦跳之後總是乖乖地站在原地，給“父親”的“工作”（還是“娛樂”？）提供最大方便。這個父親甚至可以舒服地坐在凳子上，輕輕一抬手就可以讓兒子在恐懼中跳起來（多麼大的威力啊！）。那麼為什麼慶文經常被捆在門前的樹上呢？我後來才知道，那時因為慶文父的另一種“方便” – 自己不願意帶着兒子出門，又不願意麻煩鄰居，所以最簡單而省事的辦法就是把他暫時捆起來。

那時大約因為房間內通風不好，火爐經常都放在門外。有一兩次，我和一個玩伴看見火鈎放在爐子裡“加熱”，便趁他父親看不見時偷偷地把火鈎取出來，或放進水裡，或乾脆扔掉。這，就是記憶中我對慶文做過的唯一“好事”，並且也很有可能是慶文得到過的來自他人的唯一幫助。顯然，這點幫助對他的處境根本起不了什麼作用。留在我的記憶中的，永遠是那個被父親捆在樹上的衣衫襤褸的男孩，和他望着我的無助的眼神。

那段時光雖然有着慶文的陰影，但每天我和同伴仍然有太多其他好玩的事，所以慶文的遭遇，並沒有很大地影響我自己當時的快樂生活。再說那時我太小，還不懂得他承受的不幸有多麼深重。是在我後來有了類似的遭遇，更在自己成年後的經歷中認識到兒童虐待的嚴重性，我才又想起了這個幾乎在我記憶中消失了的童年朋友，開始設想他幼小的生命是生活在怎樣一種恐懼之中。

幾十年過去了，生活告訴我，在中國，慶文並非一個特殊的例子。即使不計算我自己的經歷，我後來的朋友同學中和慶文類似的並不少。比如我的一個高中同學平時經常挨打，她母親動輒給她一個飯碗，威脅着叫她出去獨自要飯，還有一次手臂差點被折斷，更有一次差點被活活掐死。再如我讀小學時就聽說我同班的一個非常調皮的男同學不但經常被父親毒打，並且被捆起來用鐵夾鉗“侍候”過。另外在我長大的美院，一個文質彬彬的有名的教授曾把他的兒子吊起來毒打過。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舉不勝舉。當然，所有這些例子，包括慶文，和在十幾年前的青海省的那個被自己母親用勝過法西斯的手段活活折磨致死的小蘇麗（死時六歲）比起來，都應該算是非常“仁慈”的了。

我總是感到很奇怪，為什麼有那麼多中國人看不到每天都發生在中國的嚴重的兒童虐待（甚至有人認為“兒童虐待”是西方文化的“特產”）？是他們真的沒看到，還是看到了卻不以為然？或者，他們真的不認為孩子也和成人一樣會感受到肉體和心靈的痛苦，更想象不出人的童年遭遇會影響一個人的一生？我曾經這樣說過，如果稍微誇張一點，中國的幾千年的道德史就是一部兒童虐待的歷史。不是嗎？讀一讀“二十四孝”，再想一想1994年的新疆大火中死亡的近三百個學生，難道兒童不是在成人眼中的可以被犧牲的工具？

步入中年之後，筆者對中國的兒童虐待現象作過很多系統的思考，不過今天這篇短文，決不是要對兒童虐待作任何理性的分析，而只是想做一個感性的觸及：把這個看似“平常”的一個記憶留下來，獻給慶文，同時告誡自己和他人，這樣的經歷，雖然對於它的親身經歷者最好忘卻，但卻不能被社會忘卻。這是因為，只有當一個社會記住了這些真實發生的事件，認識到這是違反人性的罪惡，才可能從建一個保護兒童的環境，使其間的生命健康地成長。

筆者不是種族主義者，但仍然意在把此文獻給中國兒童，因為他們受害的歷史太長，受害的程度太深，卻又總是被社會忽略和忘卻，甚至被這個早已腐爛不堪的傳統合理化。

記住慶文，記住小蘇麗，“救救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