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殘忍到令人窒息的文字，描寫的不是雨果筆下黑暗的中世紀的巴黎，也不是劉震雲父輩們因戰爭和饑荒而一路西逃的“1942”，它就發生在此刻你身處的中國：GDP總量在全國一度排名第一的江蘇省的省會南京，那個1942年淪陷在日軍手裡的中華民國的首都。
連日來，南京被餓死兩位女童的新聞震驚全國，稱之為南京的又一次“淪陷”並不為過。如果70多年前的淪陷是有形的、物化的和被動的，此刻的淪陷則是無形的、道德上的和主動的。相似的是，都伴隨着死亡。
此刻，再將批評的大棒指向那位吸毒的母親並無多大意義，任何時候都有將人生帶入歧途的違背天性的個例，就像有人類就會有犯罪一樣，問題是，救濟制度哪去了?孩子忍飢挨餓之時，那些負有監護職責的人在做什麼?
前幾年一部叫《刮痧》的電影曾引起熱議。移民到美國密西西比河畔聖路易斯的華人許大同，因為用中國傳統醫學刮痧在孩子身上留下的瘢痕，生生被美國法院剝奪了監護權。在聖誕夜的燭光與喧鬧聲中，思子心切的他只能扮成聖誕老人的模樣偷潛家中，然而，仍然被警察發現並阻止……美國是一個高度重視隱私與私權利的國家，但一旦發生虐待或忽視兒童的情形，法官總會毫不手軟地剝奪父母的監護權。
在美國的兒童保護法律制度中，有一項制度叫做TPR，即“終止父母權利”。TPR存在於美國兒童虐待與忽視訴訟的處理過程中，有一整套與之相應的關於收養、政府支持監護或獨立生活等方面的安置方案。比如，法官通過各種命令來要求採取提高兒童福利的措施，通常有：撫養監護和監護、安置、治療、監督、訪問、護理等等。電影《刮痧》幾乎展示了整個制度的全過程，從許大同的兒子丹尼斯的瘢痕被醫生發現並迅速報案，警察介入，兒童福利院提起訴訟，法官判決剝奪許大同監護權，再到警察執行。嚴絲合縫，滴水不漏。
作為《兒童權利公約》簽署國，中國也有類似的制度。《未成年人保護法》規定，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不履行監護職責或者侵害被監護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經教育不改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有關人員或者有關單位的申請，撤銷其監護人的資格，依法另行指定監護人。關於何人有權提起申請和訴訟，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也有明確規定，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關係密切的其他親屬、朋友，以及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單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或民政部門。
法律的實際運行如何呢?“警察將曾僥倖逃脫的姐姐交還給吸毒母親;一位擔心‘惹麻煩’的鄰居最終退還了李家的鑰匙;社區以不符合政策拒絕將其送往孤兒院。”南京女童案中，鄰居、民警、社區和親戚都曾作出他們自認為稱職的努力，但最終以兩個幼童的死亡結局。法律將權利賦予了很多人，但又像沒有賦予任何一個人。每個人似乎都無可指責，實際上卻扮演了罪惡的幫凶。寫在紙上的法律，終歸還是停留在了紙上。據推算，全國事實無人撫養兒童的總數為57萬(不包括父母雙重殘兒童)或58萬(含父母雙重殘的兒童)。
這兩天，來自北京、山東、河南的五位女律師向南京市江寧區民政局、街道辦、公安局、婦聯等四部門分別郵寄了一份《信息公開申請表》，申請公開上述四部門是否及時依據《未成年人保護法》向法院申請撤銷女童母親樂某的監護責任，並要求法院另行指定監護人。事實上，律師的最終指向是明確的，即追究失職的公權機關和人員的責任。行政不作為與胡亂作為，都是一種罪惡。筆者支持五位律師的舉動，也希望這一次能真正觸動僵死的麻木的監護制度與公權機關，讓紙上的法律成為現實的利劍。
這還不夠。接下來，要進一步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確定政府有關部門的相關職責。如未成年人保護委員會、婦聯、民政部門、法律援助中心在這方面的作用，確定具體部門，在其職責中規定在接到關於監護人不履行職責或侵犯被監護人合法權益等情況的報告或發現有此類行為時，應當立即以本機構的名義向法院起訴。
在雨果的巨着《巴黎聖母院》裡，副主教克洛德在眾位婦人的嫌惡聲中，抱起了被遺棄在聖像前的醜陋如魔鬼般的孩子卡西莫多，他想的是拯救生命是“存放某種善行，是一樁卑微的功德”——“因為天堂的買路錢是只收這種貨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