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梦的年华

五、高考曙光

１９７７年夏秋之交，当小道传来要恢复高考的消息时，我已是下乡四年的老知青了。我对此将信将疑，喜忧参半。记得１９７２年我读高二时，由于邓小平复出，风传要恢复高考，允许应届毕业生直接考大学，曾经令我们欣喜若狂。结果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风暴，一切终成泡影。

然而，这一次无论是真是假，对于象我这样深为前途而困扰的知青来说，是背水一战的时候了。我告诫自己，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付百分之一百的努力。

我从家里找来高中时的课本，开始复习。书到用时方知少，这才发现，在校的那几年，因为许多时间用来学政治，学工学农学军，搞大批判，挖防空洞等等，数理化课本是简之又简、压缩了又压缩了的省编教材，老师教学时许多章节还只是蜻蜓点水，一笔带过。现在不仅是重拾荒芜了数年的学业，更需要自学补习。所幸我手里有几本纸张粗糙、又黑又旧的文革前出版的《高中数理化复习资料》。那是我在校时从图书馆一大堆废弃的书中找到，又通融了一个友善的图书馆老师而借了出来，从来没有看过，可也一直没有还，也许是冥冥之中料到今后会有用吧？我计划全面补习数理化，做完能到手的所有习题。我对自己的自学能力颇为自信，然而，关键是时间。

很多知青已经以各种理由和方式请假回家，有的则不辞而别。同队的女知青小张回家度周末，就没再返回生产队，惹得钟书记气哼哼地叫嚷：“到时候我不给她盖章推荐，看她走不走得了！”这也正是我不敢告假回家复习的主要原因。根据以往的经验，对于没有过硬的后台后门的知青来说，大队推荐、公社选拔就是关键。这一次，哪怕考试与推荐是九一开，万一大队作梗，我也输不起。再说，正是抢收抢种的大忙季节，医疗室也确实离不开人。我只能不动声色，在完成份内工作的前提下偷偷挤时间看书。

为了从医疗室无穷的琐事中挤出一点时间，我想出一个办法。医疗室顶上有一个储藏中药的小阁楼，低矮不通风，但有一个透光的天窗。我把我的复习资料摆在那里，在无病人来访的情况下，我弯腰钻进去，躲在那里看上一、两页书，或作一道题。有病人来时，我依然可以随叫随到。对那些闲逛来买一合清凉油，或一袋止痛膏的，我就可以暂时避而不见。只是那里闷热难当，呆上十分钟已是大汗淋漓。就这样，每天充其量能“偷”出二、三十分钟。

主要的复习时间当然是在晚上熄灯后。晚饭后到熄灯时分，是医疗室熙熙攘攘、最为繁忙的时候，男女老少都穿梭般前来看病、买药、问询、甚至闲聊。直到十点熄灯，我才得以摸黑回到自己的小屋，点亮小煤油灯，重振精神开始经营我的“自留地”，直到深夜两、三点。我发现，解数学难题是解除困乏的万应灵丹，屡试屡效，因此我每天总把数学题留在最后做。

后来点灯用的煤油用光了，蜡烛也买不到，我只好到大队发电站向人讨来一瓶柴油。一点灯，一股股浓烟从灯罩上滚出来，满屋子煤烟味，第二天早上洗脸才发现满脸油污，一擦毛巾上漆黑一片。好在那时候不在乎尊容，很少顾得上照镜子，只是不知吸入了多少煤焦油致癌物质。

农忙期间医疗室内外的忙碌，加之每日加班加点复习应试，我终于不堪负荷，急性化脓性扁桃腺炎又发作了。那几年，每到又忙又累的盛夏季节，这个毛病就乘虚而入。喉咙肿痛无法正常进食，每餐只能从邻居大妈家舀一碗米汤喝。我象以往一样双管齐下，试图用抗菌素和中草药把它迅速压下去。说起来有些后怕，那些年，我在必要时总是自己给自己注射青霉素。虽然我也按常规给自己做“皮肤过敏试验”，然而，万一在皮试或注射时发生过敏反应（虽然概率极小），我是无法自救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除注射青霉素外，我还生服有清热、解毒、抗菌作用的凤尾草。将长在潮湿阴暗处的凤尾草采来洗净，用手掌用力揉搓出汁，含在口中将汁徐徐咽下。以往这种联合用法对我效果不错，这一次却不灵了。第三天晚上，我的体温上升到三十九度七，人烧得有些迷糊，喉咙撕裂般疼痛。整个晚上我喝光了热水瓶里的最后一滴水，又从水缸里舀凉水喝。次日凌晨发现尿色如血，尿量减少，脚髁处还有些水肿，自知大事不妙。我不得不向大队请假回家治病休息。

我支撑着搭乘长途汽车回到家，母亲一看大惊失色，慌忙陪我上医院。医院医生的化验、诊断证实了我的担忧：扁桃腺炎并发急性肾小球性肾炎。医生建议我住院改用强力霉素治疗。我犹豫再三，没有同意。一则恐怕常规的抗菌素治疗效果不好而拖得时间太长，特别是对肾脏病变不利；二则也怕住院闹得风声太大，到时候如果有人挑剔我身体有病而影响考试上学。考虑到扁桃腺炎已开始消退，主要矛盾已转化为肾小球性肾炎，我决定自己试用据称有良好抗菌利尿作用的鱼腥草。我请哥哥立即从乡间田湾处采来一篮鲜鱼腥草，开始煎药。这种草腥臭难闻，煎后尤甚，我每日三次，憋着气喝下一大碗鱼腥草汤。凭肉眼观察尿液质和量的变化，自觉效果不错，第三天到医院复查，果然出乎意料的好，尿中的阳性指征（蛋白质，血细胞）基本消失。继续服用几天，尿液完全转阴后，我改看一位有名的老中医，改服中药调理了一段时间。为了彻底解除后顾之忧，我建议医生给我做了扁桃体切除术。一切似乎都在控制之中，不能不说是顺利。

实际上，在那几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忧心如焚。疾病的可能不良预后及其对参加高考的影响对我造成的极大精神压力，只有我自己清楚。我不敢向任何人倾诉，免得给亲人添忧，让他人有机可乘。肾脏疾病令许多医生大惊失色，摇头叹息。所幸我的肾脏并发症恢复良好，没有留下任何后患，多年以后，不少医生不相信我真的有这个病史。许多年来，我一直想好好研究一下这种救我于危难的“鱼腥草”。

扁桃腺手术后恢复顺利。三、四天后，虽然我还无法正常进食，只能喝一些蛋汤之类，我不顾母亲的劝阻，匆匆赶回了大队，用邻家的米汤再滋养了几天。原因很简单，我既不想让大家知道我得了肾炎，避免在关键时刻有人节外生枝；也不愿让队里干部认为我“小病大养”，借故不回队工作。我四年来的不懈努力，在这方土地上撒下的汗水，数月来为复习应考付出的心血，断不可功亏一篑。我小心谨慎地防止一切可能的纰漏。

返队后不久，大约在十月中下旬，中央正式宣布了招生改革、恢复高考的通知，和定在十二月初的考试期。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这个姗姗来迟，却终于来临的机会，是我们最大的福音。

开始考试报名和填报志愿。我明白，家人都希望我万无一失跳出“农门”，宁愿我低就，哪怕是上中专。也难怪，家中兄妹四人，三人下过乡，稍稍得福一点的妹妹留城待业做了临时工。多年来，妈妈为子女就业操碎了心。我能万无一失地回城上学就是全家最大的愿望。连向来对我看好的我的数学老师，华东师大毕业的陈老师也劝我填报志愿时实际一些，因为我的母校文革前有过年升学率为零的不光彩历史。我当然不肯过分低就，多年来的等待，总得奋力拼搏一次，一试锋芒。另一方面，我也不敢好高骛远，只选报了大大小小的几所医学院，自以为作为赤脚医生有一定优势。

接踵而来，听说公社允许社办中学的毕业生返校复习一个月。我对复习班本身兴趣不大，只想乘机请假赢得一些复习时间。我以低调、轻淡的口气问钟书记，我也想请十天半个月假复习一下，考一次试一试。钟书记一向对我印象不错，此时稍加考虑便答应了，只叮嘱我考试一完就立即返队，医疗站离不开人。也许支书想：“不让你考你也是不安心，不如让你去，若考不上，你也就安心了。”我要的正是这个效果。

我终于赢得了最后二十天的时间，回到家中全力以赴复习应考，作最后的冲刺。我总觉得，这个苦苦等待的机会，一旦错失，难有第二次。虽然我在中学时一贯是好学生，但我所在的学校却不是好学校，现在要在全省、全国比，我会不会“小巫见大巫”呢？因此我丝毫不敢掉以轻心。那些最后冲刺的日子是亢奋而充实的。我把时间表排得满满的，力图全面复习，无一遗漏，不敢让任何一个科目或章节拉后腿，因为每一科，每一分都对我很重要。考前几天，我从朋友处得到一套数学考试模拟题和一些文革前历届高考试题，跃跃欲试，做了几套，颇为得心应手。自觉万事俱备，东风劲吹。

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１日，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踏进了日夜向往的高考考场。那年的考试规模盛大，集结了自１９６６到１９７７年十二年的中学毕业生。考场如战场，尤其对一个知青来说，是决命运的地方。然而，第一堂数学，我感到出师不利。也许由于异常激动、亢奋的心情，虽然数学是我费时最多，自以为准备最充分的科目，却未能考出最佳水平。一迈出考场，立即意识到犯了一些不该犯的错误而深感遗憾。

有趣的是，这堂数学考试中，自始至终陆陆续续有人离场，我在忙碌答卷中曾感惊诧，人家怎么答得那么快？后来才得知，普遍反映那年江西的数学考题难度大，那堂考试有几乎三分之一的人交了白卷。下午的考试，人数骤减，考场元气大伤。记得事后县医院的一位医生朋友问我，数学考得怎么样？我说，考得不好，大概６０－７０分吧。他惊异地睁大眼睛说，问了不少考生，这还是第一次听人说能及格。也难怪，十二年来第一次重开考场，象赶集一样，人人有权力、有兴趣来看一看，试一试高考滋味，但不见得个个作了充分准备。

没有时间懊恼数学的失利，我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决心更认真对付后面的科目，争取数学损失它科补。在后来的考试中，我觉得比较心定气和，发挥自如，没有大的遗憾。还记得，那次语文考试的作文题是“难忘的时刻”。虽然中学时我的语文老师（一位文革落难到县中的北大中文系毕业生）一直欣赏我的作文，这次作文考试我的自我感觉亦不错，然而，考虑到评判官的不同喜好，我只给自己作了最保守的估计。外加数学考试的失误，我为自己作了平均各科７０－７５分的估计。只是后来听地区招生办公室的老师透露，实际得分比我估计的要高，居当年全地区考生的第二名，也算是祖宗菩萨显灵。那年的分数始终没有公布，对我至今是个谜。

　　　　　　　　　　　　　　　　　六、好事多磨

高考结束次日，我如约赶回大队，等待我的是桐队长的冷面孔。虽然我请假复习应考征得了大队钟书记的同意，然而桐队长却对我丢下医疗室不管，离队复习大为不满。两位队干部之间的新旧矛盾这时都迁怒于我，我的日子不太好过。

等待结果的日子是一种熬煎。尤其令人担心的是，万一当年没考上，恐怕第二年要想获准再考都很难。我一时忧心忡忡。

１９７８年来临。冬季农闲，病人亦少，元旦我请了两天假回家，也为了到县城听听消息。晚饭后，我一头扎进了电影院，准备连看两场电影，解解我的文化饥渴，也算是近两、三年来少有的闲情逸致。两场电影之间的休场时间，我徘徊在影院外，巧遇公社教育办公室的罗主任。他告诉我：“电话不通，又没人去茶头，我们没法通知你。你高考上了分数线，县里让我们通知你，周二到县医院参加体检。”随后他又补上一句，“我们公社就你一个。”我知道，罗主任的儿子也参加了考试，我理解他此刻的心情，也能听出他口气中的冷淡和遗憾。我小心翼翼地答应和答谢，不敢露出半点“小人得志”的兴奋。他转身走后，我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哪里还有心思看什么电影，一口气跑回家向妈妈报喜去了。第二天，报考中专的妹妹也接到体检通知。周二到县医院，在参加体检的二、三十人的队伍中，我们姐妹成了众人瞩目的中心。

回到大队，得知按常规由大队干部群众评议鉴定的初步政审已通过。虽然获得大家一致好评，听说桐队长还是指出，她不安心在农村。一开始这一点令我有些担心，但转念一想，倒也释然。有哪个考生安心在农村？总不能让人家说，她考大学是为了扎根农村干革命吧？！

随后又进入第二轮等待。不多日，听说第一批参加体检的人数离计划中的招生名额相差甚远，省里调底了分数线，产生了第二批体检人选。同队的小张有幸进入第二批，我真心为她高兴，同时也从中看出，我的考分应比调整后的分数线高出一定程度。因而，我的成绩对于录取应该不成问题了，现在关键是最后的政审关，一个对大多数人来说不成问题，对我却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二十年来，我和我的家人经常被笼罩在政审的阴影之下，我对政审的担心与日俱增。

体检之后又过去约半个月。表面平静如水的生活掩盖着我内心深深的焦虑。春节将临，乡亲们忙着准备过年，村里一派喜气洋洋的气氛，医疗室里倒显得冷冷清清了。

那是个晴朗的冬日下午，看看没有病人来访，我背了个筐子，抽空上山去捡一些干柴火供烧饭用。对于我这一口之家的小锅小灶，干树枝、松针和松果就是我最好的燃料。我来到离村子二、三里路之外的松树林里，一边捡柴火，一边享受着冬日暖洋洋的太阳，时不时抬头望望悠悠哉哉吃草的牛群和懒洋洋地骑在牛背上的牧童。

忽然，听见远处有孩子叽叽喳喳地叫我的名字，抬眼一望，令我惊讶不已的是，在几个放牛娃的后面，竞跟着我的大哥！大哥急匆匆地赶来告诉我，上午他打电话给以前一起插队的一个朋友，由公社总机中转时，早已认识他的总机员顺便告诉他：“公社教育办公室有事要通知你妹妹，可是茶头的电话线路不通，已经耽搁好几天了。听说是为考大学的事，你自己设法通知她一下吧。”大哥一听事关重大，立即骑自行车赶了二十几里路前来。见我不在医疗室，就马不停蹄地一直找到山里来了。

总算又有消息了！虽然还不知道是喜是忧。我怔怔地望着手里刚捡的一把松针，有些悲喜交加。当年卖老母鸡的范进得知“中举”的消息，恐怕就是这种心情吧？

我一刻不敢耽搁，立即与大哥一起下山。冬令日短，下得山来，已是夕阳西下。没有别的办法，大哥立即用自行车载着我往公社赶，又是二十多里地。想想大哥那时身体并不太好，这样超负荷往返奔波，一定把他累坏了。那一阵，全家人都在为我的事或喜、或忧、或累。

到达公社已是晚上八点多，一问教育办公室罗主任，原来是县教育局通知我前去。我们只得又匆匆忙忙往县城赶。一路上疲累不堪，我不由得叹息：“如果我是罗主任的儿子，或县里、公社任一位领导干部的子弟，他们早就想方设法派专人去通知了！”不过，我还得感谢命运，感谢我的亲人，也许是我的先祖在冥冥之中保护我，使我没有因耽搁而失去这次机会。后来听说，本县另一个本是煤矿工人的考生和我情况相似，就是因为政审时不知因何缘故领导没有及时通知他，结果坐失良机。那时候，这类事情一旦发生，区区小百姓如我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我们一口气赶到县里，已是晚上十点多，所幸县教育局经管此事的胡老师就住在单位，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据胡老师说，当时各招生院校正在江西的高考选拔中心挑选学生。因我父亲的“右派”问题，对我有兴趣的某所大学要对我作进一步政审，要求我写一份材料，表明我和我父亲划清界限的态度，并要我所在公社为我的现实表现签署意见和盖章。胡老师关切地说：“已经等了你两天了，再不抓紧，就要坐失良机啦！”

我连夜赶写材料。说来可悲，近二十年来我和我父亲未曾见过面，没有通过音信，还不足以说明划清界限吗？好在我对写这类材料并不陌生，只是这一次我更加逐句斟酌，慎之又慎。次日晨八点，我赶到县教育局把材料交给胡老师过目。他认可之后，要我立即到公社去签署意见和盖章。他让我骑他的自行车去，“越快越好！一路小心！”我从来不是一个好骑车手，很少骑长途车，这时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心急如火却又小心翼翼地上路了。

谢天谢地，负责教育的公社副主任正好在。没费多大周折，主任给我签署了不错的意见，还表示希望我考上，为公社争光。我连忙感谢公社的培养和再教育。那些年我确实非常努力，除了做好赤脚医生的本职工作外，还常给公社、县广播站写写稿子，在公社也略为人知。此外，当时在高考这个新生事物上，各个公社也有竞争心理，如果没有象教育办公室罗主任那种自己亲属考不上的尴尬的话，公社干部还是希望我们考上为公社争面子。回城的路上，我拿着签好的报告，略略松了一口气。

紧赶慢赶回到县教育局，胡老师接过签好的材料，说：“我现在马上去邮局用挂号信寄出，同时发电报告诉那边。但愿没有误事。”当时国内尚没有传真通讯，这就是最现代快捷的办法了。有幸碰上教师出身的胡老师负责此事，他给予我的由衷的关切和热情的帮助使我终生感激。

办完此事的当天下午，我又赶回大队。其后的等待，更是度日如年。事情到这一步是否意味着政审过关，我全然没有把握。我的忧虑不是没有根据的，多年来，从自己、家人和别人的身上，我已见多、见惯因政审而节外生枝、被拒之门外的事。而且，等待的时日愈长，我对政审的结果就愈担忧。

腊月２９，我动身回家过春节，心里异常烦躁不安，没有一丝喜气。晚上，妈妈在单位为节日值班受夜，我陪同她说话到午夜三点。我对妈妈说，春节过后我想暂时不回大队。这次考试，我已尽了最大努力，考分看来也不错。如果这次落选，说明是政审不过关。我要到省里、甚至北京去问一问，象我这样的青年，应该怎么办？如果考分不够，我可以来年更努力。若是由于我父亲的“右派”问题而政审不过关，我的所有努力，所有表现都是徒然。我的出路在哪里？母亲听了只能默然叹息。

第二天大年三十夜。上午八点多，我仍在酣睡。妈妈满脸喜气，气喘吁吁从办公室一路跑回来，喊着进了门：“录取通知书来了！胡老师叫你上他那儿去取！”“什么？哪个学校？”我一咕噜坐起来，忙问。妈妈说：“只顾高兴，哪里还记得问？！”我一个翻身下床穿衣，用毛巾擦了一把脸，就直往县教育局奔。

胡老师喜笑颜开地迎着我，递给我一张“上海第一医学院”的通知书。他笑盈盈地说：“所有的录取通知书都要等到年后才发。知道你焦急，第一个通知你，好让你过个喜庆年！”喜上加喜的是，胡老师还交给我一张妹妹的中专录取通知书！早知这样，该叫妹妹一块来，她正在家里忐忑不安呢！

胡老师又告诉我：“地区派驻在省招生办的老师说，让你今年过年一定要多放几挂鞭炮，你的事好险哟！”据说最初选上我的是复旦大学数学系，他们在要求我的政审材料却迟迟等不来的情况下，就放弃了。对我同样有兴趣的上海第一医学院的招生老师在准备放弃我，将要返程上海的最后一刻，收到了胡老师发出的电报和随之而到的政审材料，因而录取了我。而这正是我填报的第一志愿，也许这就叫“缘”吧？有趣的是，许多年后，我的母校上医竟然并入了复旦大学，成为“复旦大学医学院”。如此七姑八姨地辗转一番，我竟又成了复旦校友。

谢过胡老师，我象离弦之箭一样冲回家，大哥已在门口燃放起千响鞭炮迎接我。这一年的春节是在阳历二月七日。这个春节我家自然放了最多的鞭炮，为祖上烧了高香。我也有生以来见到母亲脸上最灿烂的笑容。

终于圆了我的大学梦。在离开茶头的那一刻，也许我没有想到，在后来的许多年里，我常常魂牵梦萦，频频回头顾盼那段岁月，那个村庄和那里的父老乡亲，因为那片土地上留下了我青春的脚印，我的汗水和泪水。

刊登在 2004 华夏快递 kd041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