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姚小平

1920年10月中，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1872年－1970年）繞道西伯利亞抵達中國，在北京大學訪學，直至次年7月。此前他訪問過前蘇聯，著有《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理論與實踐》（1920）。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不滿於金融資本控制下的西方文明；他也是一個和平主義者，一戰期間曾因反戰而遭到監禁，以至被逐出劍橋講壇。但他並不欣賞俄國發生的一切，1920年夏，當他跋涉於伏爾加河畔，向着東方智慧的國度進發時，他說，他心裡充滿了痛苦和疑惑，期盼早日踏上中國，以“尋找新的希望”。可是當時的中國，是世界第一貧弱大國，能讓他看到解救西方“工業主義”的希望，覓得醫治世界性“強迫勞動”的良方麼？在中國，他一邊接觸社會，熟悉各界生活，一邊閱讀有關文獻，了解中國文化和哲學。經過一番觀察、體驗、比較，他把所思所得寫成一本書，於1922年出版，這本書就是The Problem of China（《中國問題》，秦悅譯，學林出版社1996年）。

羅素眼見的中國，面臨的政治經濟問題一大堆；中國的存亡系乎一時，而去從則難以卜知。這些他在書裡都談到了。如果他只限於談論這些問題，那麼，時隔80年，《中國問題》到今天大概就只有研究民國史的人才會去找來看。可是我們現在讀這本書，會發現其中很多內容仍值得玩味；凡是關心中西文化異同的人，都會有興趣於這本書，因為那裡面涉及中國文化最根本的一些東西。羅素稱，不管對於中國還是人類，文化問題都是根本，“只要文化問題能夠解決，無論採用哪種政治或經濟制度去實現這一目的，我都能接受”（中譯本1頁－2頁）。這麼說，他沒有任何政治立場，願意接受任何社會制度，並且是無條件的接受。這個說法讓我感到意外，因為，第一，前面說過，羅素並不喜歡蘇式社會主義，他甚至勸中國人不要跟從蘇聯的榜樣，否則遲早有一天會後悔；第二，他是一個研究數理邏輯出身的哲學家，措辭恐怕不會那麼絕對。我核查了原文，發現跟中譯文有點出入。原文是：if these［cultural questions］could be solved，I would accept，with more less equanimity，any political or economic system which ministered to that end（p．10）．這就對了，“with more or less equanimity”這個修飾語漏不得：不是任何政治經濟制度他“都能接受”，而是“或多或少都能坦然接受”。另外，對這句話我們須注意它的虛擬語氣。羅素是說，假如文化問題能夠解決，他願意如何如何，而實際上文化問題在他看來要比政治經濟問題繁複得多，靠一兩代人解決不了。不過，有一點是明確的：羅素把文化視為決定中國乃至世界未來發展的第一要素。他寫《中國問題》，雖說大半篇幅用於講評時政，主旨則在探討中西文化的差異和短長，以及相互借鑑、共同繁榮的可能，而政治、經濟、外交等等只是他展開論述的外部場景。今日的中國面貌一新，所處的場景也已絕然不同。羅素當年提出的文化問題，解決得怎樣了？讀着《中國問題》，我不禁想，假若他還在世，再訪中國，他或許會高興地看到：有的問題已經基本解決；有的問題已經緩和，並且有望解決；而有些問題仍然棘手，其解決尚須時日。至於他最為憧憬的大結局，即東西方文化的合流與互惠，乃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必然方向；雖有種種牽制因素，但世界諸文化終將求同存異，融為一體。

羅素提出，中國傳統文化有3個顯著特徵，是世界所有其他民族都沒有的：

1）“使用表意符號來書寫，而不是用拼音文字”；

2）“在受教育的階層中，孔子的倫理學說取代了宗教”；

3）“執掌政事的不是世襲貴族，而是通過科舉選拔出來的文人學士”。

在20世紀初西方語言文化大舉進軍中國之時，這三個特徵便尤其突顯，構成中國亟待解決的三大文化問題，即：文字問題，儒學問題，科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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