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姚小平

1920年10月中，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年－1970年）绕道西伯利亚抵达中国，在北京大学访学，直至次年7月。此前他访问过前苏联，著有《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论与实践》（1920）。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不满于金融资本控制下的西方文明；他也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一战期间曾因反战而遭到监禁，以至被逐出剑桥讲坛。但他并不欣赏俄国发生的一切，1920年夏，当他跋涉于伏尔加河畔，向着东方智慧的国度进发时，他说，他心里充满了痛苦和疑惑，期盼早日踏上中国，以“寻找新的希望”。可是当时的中国，是世界第一贫弱大国，能让他看到解救西方“工业主义”的希望，觅得医治世界性“强迫劳动”的良方么？在中国，他一边接触社会，熟悉各界生活，一边阅读有关文献，了解中国文化和哲学。经过一番观察、体验、比较，他把所思所得写成一本书，于1922年出版，这本书就是The Problem of China（《中国问题》，秦悦译，学林出版社1996年）。

罗素眼见的中国，面临的政治经济问题一大堆；中国的存亡系乎一时，而去从则难以卜知。这些他在书里都谈到了。如果他只限于谈论这些问题，那么，时隔80年，《中国问题》到今天大概就只有研究民国史的人才会去找来看。可是我们现在读这本书，会发现其中很多内容仍值得玩味；凡是关心中西文化异同的人，都会有兴趣于这本书，因为那里面涉及中国文化最根本的一些东西。罗素称，不管对于中国还是人类，文化问题都是根本，“只要文化问题能够解决，无论采用哪种政治或经济制度去实现这一目的，我都能接受”（中译本1页－2页）。这么说，他没有任何政治立场，愿意接受任何社会制度，并且是无条件的接受。这个说法让我感到意外，因为，第一，前面说过，罗素并不喜欢苏式社会主义，他甚至劝中国人不要跟从苏联的榜样，否则迟早有一天会后悔；第二，他是一个研究数理逻辑出身的哲学家，措辞恐怕不会那么绝对。我核查了原文，发现跟中译文有点出入。原文是：if these［cultural questions］could be solved，I would accept，with more less equanimity，any political or economic system which ministered to that end（p．10）．这就对了，“with more or less equanimity”这个修饰语漏不得：不是任何政治经济制度他“都能接受”，而是“或多或少都能坦然接受”。另外，对这句话我们须注意它的虚拟语气。罗素是说，假如文化问题能够解决，他愿意如何如何，而实际上文化问题在他看来要比政治经济问题繁复得多，靠一两代人解决不了。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罗素把文化视为决定中国乃至世界未来发展的第一要素。他写《中国问题》，虽说大半篇幅用于讲评时政，主旨则在探讨中西文化的差异和短长，以及相互借鉴、共同繁荣的可能，而政治、经济、外交等等只是他展开论述的外部场景。今日的中国面貌一新，所处的场景也已绝然不同。罗素当年提出的文化问题，解决得怎样了？读着《中国问题》，我不禁想，假若他还在世，再访中国，他或许会高兴地看到：有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有的问题已经缓和，并且有望解决；而有些问题仍然棘手，其解决尚须时日。至于他最为憧憬的大结局，即东西方文化的合流与互惠，乃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方向；虽有种种牵制因素，但世界诸文化终将求同存异，融为一体。

罗素提出，中国传统文化有3个显著特征，是世界所有其他民族都没有的：

1）“使用表意符号来书写，而不是用拼音文字”；

2）“在受教育的阶层中，孔子的伦理学说取代了宗教”；

3）“执掌政事的不是世袭贵族，而是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文人学士”。

在20世纪初西方语言文化大举进军中国之时，这三个特征便尤其突显，构成中国亟待解决的三大文化问题，即：文字问题，儒学问题，科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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