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纽约时报作者的一篇游记，美国华裔二代女孩，不会讲中文，独自一人闯荡甘肃的记录，原文标题《彩虹山、兰州拉面和好心人：华裔旅人甘肃独行记》

嘉峪关的吾麦尔牛肉面馆；

该市的美食夜市；

在莫高窟附近的鸣沙山骑骆驼。

PHOTOGRAPHS BY JADA YUAN/THE NEW YORK TIMES

她先开口说了一连串我听不懂的中文词，然后说了一个我听懂了的：“兰州？”

“对！对！我也要去兰州，”我说，我对着这位看起来友好的40来岁的女子用力点着头，我们很快就发现我们都是独自旅行，都要飞往中国甘肃省的省会——那是中国内陆西北地区沿古代贸易路线丝绸之路上的一站，以及我们都不会讲对方的语言。

我是在北京机场注意到魏昭寒（音）的，当时她坐在我傍边，开始看中国流行音乐视频，没有戴耳机。这是我大概第六次来中国，但是第一次没有亲戚陪伴，我的亲戚们主要住在上海和北京，我一直怀念那些已经熟悉了的热闹气氛：大家同时说话，嗓门一个比一个大，候机厅的椅子摆上了馒头和水果，像野餐一样。

魏昭寒经营一家建筑公司，我跟她很快就有了好感。我们登机后，她跟坐在我旁边的人换了座位。“让我们做朋友吧，”她通过百度翻译应用（百度相当于中国的谷歌，谷歌在中国被屏蔽了）说，然后又宣布，到机场后，让我搭她的车去旅馆。

“你可以相信我是个好人！”她在百度应用上写道，然后笑了起来，当时时间已过了午夜，她的朋友正沿着一条黑漆漆的公路，把我们拉向兰州。在别的情况下，这可能是一部斯蒂芬·金(Stephen King)小说的中间部分。但她只是众多主动帮助我的人中的一个——他们在餐馆帮我点餐，像魏昭寒那样把我安全地送到旅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我是华裔美国人；他们似乎只是看到了一个女子独自在一个陌生的地方，看起来好像有点迷路。

位于群山之间的甘肃省有大片的壮丽沙漠，这里曾经是中国的“蛮荒西部”，是用来抵御游牧民族袭击的长城的最西端，这里还有著名的石窟，那是随着佛教的传播，在悬崖峭壁上挖出来的神龛。

甘肃入选了2018年的52个旅游目的地，是因为高铁开通后，人们更容易前往当地许多宝贵的旅游资源，其中包括张掖丹霞国家地质公园的彩虹斑纹山。

但容易是相对而言的，11月来甘肃并不容易。这里的气温在零度以下，这里的土地美丽、贫瘠，让人很难相信它能维持生命。这里几乎没有外国人；也几乎没有人说英语；我看不懂菜单和路标。（我只会说一些基本的家常话，比如“我已经吃了”；“不，真的，我再也吃不下了”）

爬上嘉峪关市附近的一个山坡后，寒冷干燥的空气（还有相当多的污染）让我的肺有一种灼烧的感觉。我登上了悬臂长城，之所以这么叫，是因为这段长城好像是用某种魔法牢牢地贴在黑山山脊上的。明朝的战术师们于1539年修建了这段长城，从其最高处往所有的方向看都是戈壁，其间点缀着光秃秃的山脉和绿洲，远处还有一座冒着烟的工厂。

站在这里很难不去赞叹强大的人类意志，包括我为看到这个景色而付出的那点。

在我和魏昭寒一起吃饭之后的下午，我坐了六个半小时的火车来到了嘉峪关，那是我在兰州市中心的火车站能找到的用时最短的车次，之前我已经了解到，高铁票都卖光了，而且高铁是从郊区的一个新火车站——兰州西站上车。

在火车上，一名乘警把我介绍给了来自嘉峪关一名姓乔的英语老师。她不仅在我们需要凌晨两点半下火车时把我叫醒，而且还让她的丈夫开车送我去旅馆。到旅馆后，她把我的房价砍到了两晚29美元（而不是我在网上预订的90美元）。我冲了个澡，穿着所有的冬天衣服钻进了被窝，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把取暖器打开。但我很高兴没有多花那60美元。

第二天早上，按照乔的建议，我沿着嘉峪关宽阔而相对空旷的街头，来到了一家名叫吾麦尔的餐馆品尝当地的特色食品：兰州拉面。当我无法与人交流我要点什么时，一个排队的男子替我买了一碗面，还教我如何把面取来，加上辣椒酱，然后坐在柜台边，把面条从热气腾腾的面汤里用嘴吸起来啧啧作响地吃下去。

乔还建议我以150元人民币（22美元）租一辆出租车，去看嘉峪关的三个长城景点。我们开车穿过城外的戈壁沙漠，来到一个土墩，它曾经是长城第一座烽火台，或者说这个西部防御的最西端。像这样的烽火台有54个，沿着长城发送烟雾信号，警示敌人的行动。

在景点的往返巴士上，我遇到来自四川的女游客魏宫（音），以及来自南京、会说英语的商人余立宏（音），他帮我和司机沟通。我们三个人并没有总是保持步调一致，但是当我们游览悬壁长城和最后的嘉峪关时，我们一直用微信保持联系，它实在太大，我只得第二天又去了一次才全部看完。

嘉峪关在2014年经历过一次大修。我来到这里的那个晚上，沙漠气温随着日落而急剧下降，整个地方只有我一个人，我走上石头坡道，它可以用来把马牵上瞭望台，也可以用来滚下原木，冲垮敌人。在出口处，我找到了等出租车的魏宫。在一家出售用当地石头制成的茶具的商店，店主邀请我们坐在柴炉旁边烤火，温暖冻僵的双手。

我本来没有计划去莫高窟，也就是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证的千佛洞，后来魏宫邀请我和她一起去。在离开嘉峪关几个小时后，她就要连夜坐火车去那里，我可做不到。但这个念头，挥之不去。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介绍，那里有492个窟，都是手工在沙质悬崖上刻出来的，是世界上最大、使用时间最长的佛教艺术宝藏。它们位于嘉峪关以西4.5个小时车程的地方，一个名为敦煌的沙漠绿洲里，这个距离很诱人，我也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才能再离它们这么近。

在余立宏的帮助下，我订了凌晨2点从嘉峪关出发的火车。我选择了豪华的软卧车厢，它有舒适的床和可以关上的门。在美美地睡了四个小时，为了等开门又坐出租车兜风几个小时后，我走进了第一个莫高窟洞穴，去看1400多年历史的唐朝佛像。

没有向导就无法进入洞窟。经过一番询问，我找到了一个英语团，加上我一共三个人。

洞窟的天花板上画满了几百个小佛像，表明佛法无边，它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366年，当时一位名叫乐尊的僧人在沙漠中散步，看到一千尊佛像沐浴在金光之中的幻象，于是有了灵感，在砂岩上凿出石窟。

几个世纪以来，虔诚的信众会开凿新窟，并在其中雕出巨大的佛像，直到丝绸之路衰落，人们不再到来。洞窟一直原封不动（除了一些盗贼），只是在上个世纪才重新开放，人们在这里发现了大量11世纪的佛教文献。

莫高窟的核心是一座五层宝塔式结构。我进去时，一群人正走出来，光线很暗，什么也看不清。前方有什么庞然大物。那是一只脚吗？我抬头看到一尊98英尺（合29.8米）高的佛像。

中国和世界上的其他地方还有更大的佛像，但可能不会有这种亲密感——站在一个与佛像大小基本相同的建筑物里，迫使你仰起脖子看着他，令你始终处于一个乞求者的位置。决心和信仰使人类把这个巨大的雕像变成了现实，这种壮举令人无所适从，不知所措。我经常想起那座佛像，我得站多近才能看到他，以及那一刻我觉得自己何其微小。

在中国的最后一天，晚上9点我得飞往日本，我突发奇想，计划在张掖丹霞地貌国家公园，也就是彩虹山上度过一个早晨，然后坐三小时的子弹头列车前往兰州西站，接着再乘坐40分钟的火车从那里前往兰州机场。但这一路需要精准规划。

首先，我在石窟遇到的东行同伴连少勇（音）为我和售票员达成了协议。由于去张掖的最后一段行程已经售罄，所以我只获得了部分行程的车票。解决方案：现金支付差额，工作人员会在半夜叫醒我，把我移到空位上——因为我的床位已经售出。

接下来出场的是宋旭（音），他跟我同卧铺，也是一位英语很好的商人。他从我最后可能到达机场的时间开始倒推，为我规划行程。一位名叫刘浩成（音）的大学生，以及一个坐在附近的生意人，也加入了我们。我们占用了一家三口的下铺，当刘浩成把我的行动翻译成中文说给他们听的时候，他们不无疑惑。“你一个人？“那位母亲问；我点点头。“很勇敢。”

我们四个查看网站，用中文和英文打电话，在短短两个小时内敲定了一项计划。当火车在凌晨2点进站时，一位名叫陶宏兵（音）的司机会来接我，帮我买好回兰州机场的票，为我找间便宜的钟点房短暂休息一会，他早上7点来接我，以便在日出之前把我送到地质公园，然后返回张掖火车站，乘坐子弹头火车前往兰州，那里是我这环环相扣的日程安排的中心点。

陶宏兵在天还黑的时候就来接我，我们朝公园开去，一路经过清晨运送货物的卡车，还有成群骑车去学校的孩子。私家车不能进入公园，所以我登上了当天第一辆随上随下的公共汽车，这辆车载着所有的警卫和公园工作人员，他们戴着皮毛帽子、穿着冬季外套，去到他们的工作岗位。温度计显示气温是零下7摄氏度。

在红砖路上短暂行驶后，我们到达了路线上四个风景优美的观景平台中的第二个，一位警卫喊了一句，我猜测是“下车！”的意思。和其他两个游客一起，我沿着木制步道飞快地向上跑，刚刚好得以看见了朝阳掠过成海的红色山丘、山谷、石柱和好似人形的砂岩层，这些景象可以与我在美国西南部看到的任何东西相媲美。然后，当阳光沐浴大地之时，黄色、绿色、白色和褐红色的条纹开始出现。那是矿藏在数千万年的地壳运动中产生的组织形态。

从计划委员会发来的微信消息开始涌入，他们想知道一切进行的怎么样了，余立宏和两位姓魏的朋友、皇后区的叔叔阿姨和堂兄也发来消息，他们正好在感恩节造访上海，但我无法见到他们。其他的游客已经走了，我独自一人在冰冷的山顶上，与将近一年前离开的那个生活远隔万里，看着眼前仿佛来自火星的景色，我感到怡然自得。

张掖丹霞地质公园的彩虹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