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南央

不記得是什麼人說的，每一個成功者的背後，都有一位偉大的母親。是否有人統計過其確切性的百分比不得而知，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所有寫母親的文藝作品，如高爾基的"母親"；所有寫母親的記實文章，如朱德的“母親”，無不是歌頌性的。我取稍有貶義的“我有這樣一個母親”作為此文的題目，是因為我的母親無從歌頌起。但是她是一個奇特的母親，奇特的一定要寫出來。我的朋友和熟人中，鼓勵我寫她的遠比鼓勵我寫父親的多。儘管父親的一生充滿了跌宕起伏，更具戲劇性。

我寫此文還有另一層意思，就是希望我的母親能看到這篇文章。許多當面她不能容我講下去，也因此而永遠沒有機會聽到的話，我都寫在這兒了。人在這個世界的最後時光里，能聽到自己女兒對自己的評價，也應算是一種難能可貴之事吧。不知母親是否能這麼想。我自己如果能有這樣的收穫，是足以自慰的。

人生是有許多巧合的。一九九三年，父親來美國參加科羅拉多大學的研討會之前，威廉女士正在拍攝“中國革命”（China in Revolution)的第二集。聽說父親即將訪美，約了採訪他。父親到美後，為了了解威廉女士作片的宗旨和製片水準，我們特意從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的圖書館找來“中國革命”的第一集看。當放到中國抗日戰爭一段時，我突然發現一個講演的女學生頗象我媽媽，但是沒敢吱聲，因為不知父親會有什麼樣的反應。沒想到老頭子先叫停了：“再放一下，剛才那個鏡頭好象是范元甄。”

我這才說：“我也覺得有點象。”我們把這段又看了一遍。“沒錯，就是她！這是范元甄在武漢歡迎世界學聯代表團的集會上講演。聽說她的即席發言大出風頭，王明一下就看上了，說‘這種人應該是共產黨員’。事後找人了解，才知道範元甄早就是黨員了。”

母親和父親同時出現在一部歷史記錄片中。前者的鏡頭幾乎是一晃而過，記錄下的恰恰是她一生中僅有的瞬間的燦爛（陳伯達在延安說過：“小范是開花不結果的人物。”）；後者的鏡頭反反覆覆地在影片中出現，還被選做了片頭。映現了他越到晚年越如晚霞般絢麗，學術名氣和社會地位愈見升高。父母倆人合了分，分了合，而最終歸於殊途的人生之路所折射出的半個多世紀的滄桑變遷，令人唏噓不已。

媽媽年輕時很是得意過的。先是抗戰初期，擔任郭沫若領導的政治部第三廳所屬演劇九隊負責人，後任重慶“新華日報”記者。

周恩來夫婦視她為女兒。她到延安後，周恩來親自寫信給她，情意切切，還附了一張照片。這張照片，母親一直珍藏着。解放初，她在協和醫院作手術，周恩來去看張西曼，聽說小范（過去的老人，至今都叫我媽小范）也在這裡，特意去病房看了她，轟動了醫院。母親在延安時，是有名的四大美女之一，還有四大美男子。三個美男都找了醜女，只有李銳和范元甄，大家公認，才華，相貌不相上下，是天作地合的一對兒。

我爸多次對我說：“你媽比我有才華。”好多認識我媽的老幹部都對我提起過當年延安關於憲政的演講比賽，我媽代表馬列學院扮演國民黨代表，結果把抗大的共產黨代表給辯論倒了。事後，大家笑傳了很久。媽媽跟我講起過在延安兩次見到毛主席。一次在清涼山的小路上。她上山，毛主席帶着警衛員下山，主席閃到一邊說：“小范同志你先走。”媽媽很是驚訝主席會知道她的名字。還有一次，她在窯洞前紡線，突然看到紡車前站住一雙大腳，一抬頭，是主席微笑着看着她紡線。可見，媽媽當年在延安確實是很引人注意的。

一二·九運動時，父親代表武漢大學，和代表一所教會中學的母親在武漢秘密學聯相識。一九三九年，母親十八歲與父親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結婚。那天，父親說葉劍英莫名的興奮，跑上跑下地給他們照相。媽媽後來告訴我，史良曾為她惋惜“結婚太早了！”

在我懂事後，母親曾反覆多次地向我提到此話，永遠地後悔自己年輕時的選擇，好象毀了她的一生。婚後不久，倆人同去了延安，當時周恩來不在重慶，回來後還責問為什麼把小范調走。

好在知道我媽媽到延安進了馬列學院，也就沒再說什麼。能進馬列學院，是媽媽一輩子覺得比人高出一頭的資本。她認為“抗大”，“女大”那是給剛參加革命的人辦的，而馬列學院是只有真正的成熟的革命者才能進去的。究竟是否如此，我不得而知。

但是馬列學院的資歷確實讓她認為具有與眾不同的身份。一九四一年，延安精簡機關學校時，成立了中央政治研究室，任弼時任主任，實際工作由陳伯達負責。媽媽在該研究室的國際組工作。抗戰勝利後，母親隨父親北上熱河，很感到失去了自我。

延安第一次懷孕的孩子出生後就死了。第二個孩子（我哥哥）在承德撤退時的路上落生在卡車上。到熱河後，她始終不愉快，跟爸爸不斷地吵鬧。直至到派至北平，參加了黨辦的北平“解放報”的工作，心情才好一些。以後南下，任接收長沙自來水公司的軍代表，後調京任石景山發電廠的副廠長。再以後就一直在航空工業部工作。

解放初期沒有現在那麼多部委，航空工業部當時只是二機部的第四局。機關大院在宋慶齡的宅第旁，鄰着積水潭，院內有一個小湖。我就在那兒跟媽媽學會了游泳。文革時被改成衛生部了。現在不知歸了誰。第二個五年計劃中，國家開始興建大型國營企業，共產黨要培養自己的知識分子管理這些企業。不記得是五六年還是五七年，媽媽被送進北京航空學院的調干班學習。畢業後，媽媽進了航空工業部自己辦的第一個大型儀表廠－對外稱青雲儀器廠，對內代號二三二廠，當了總工程師。記得我曾為媽媽能在有代號的保密廠任職，感到特神秘，特興奮。七九年我調到北京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後，工廠里有從二三二廠調來的工人和工程師。他們都記得我媽，說我媽極有風度，特別能幹。她的一生在那時達到了頂點，以後再也沒有超過這個職位。

退休後雖享受副部級待遇，只是個名義，沒有什麼實質意義。媽媽在這個新的，令她興奮和滿足的位置上並沒來得及真正做些什麼，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爸爸被打倒。她立即一落到底，被發配到熱處理車間當爐前工，接受改造，身體隨即徹底垮掉。剛解放時她得了甲狀腺機能亢進，北京協和醫院在她身上第一次由中國人自己作了甲狀腺切除手術，沒有經驗，切了十分之九。這時一下變成機能低下，一點辦法也沒有了。只好靠吃人造胛狀腺素維持身體的新陳代謝。

她的精神似乎也自此垮掉，再也沒有恢復。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會之後，她短暫地恢復過一段工作，在航空部技術局總技術處任處長。

但是很快文革就開始了，群眾專政，幹校勞動，回京沒等到什么正式的工作就被離休處理了。我的記憶中，媽媽沒有高興的時候，也不允許家裡有歡樂的氣氛。記得有一年從陝西的工廠探親回家，因為自己自由生活慣了，忘了家裡的規矩，一邊幹活，一邊哼起了歌兒。媽媽立即厲聲叫了起來：“你有什麼可高興的？我們這個家是沒有歡樂的！”

我是一九五Ｏ年在長沙出生的，一九五二年隨父母到了北京。我從記事起，就不喜歡家裡的氣氛，因為爸爸媽媽老吵架。我兩歲進整托幼兒園，七歲住校，兩個禮拜回家一次。什麼時候回家，只要趕上兩個人都在家，就什麼時候吵架，吵得昏天黑地。說是吵架，其實從來都是媽媽一個人吵，沒聽爸爸吱過一聲。他總是坐在沙發上，背靠在那兒，雙手交叉在胸前，雙目緊閉。媽媽的罵詞是永遠的一句話：“說呀！你說呀！”最厲害的一次，只聽屋子裡嘩嘩啦啦，象是砸碎了玻璃的聲音，我終於忍不住，在走道里“哇！”地一聲哭了起來。媽媽出來抱着我和阿姨哭成一團。可我不是因為同情她才哭的，而是太害怕了。第二天，爸爸臉上貼着橡皮膏去上班，我羞愧得恨不得找個地縫鑽進去。樓上樓下的鄰居早就都知道我爸爸，媽媽老吵架，這回爸爸單位的人也都該知道了。媽媽摔壞的那面很好看的橢圓形的鏡子，象爸爸的臉一樣也用橡皮膏粘好，又用了很多年。五十年代那種造型尺寸的鏡子是很少見的。我常常小人兒一個，對着破鏡子發呆，嘆惜這麼好看的一面鏡子貼了橡皮膏有多醜。爸爸，媽媽沒有能夠象這面鏡子破鏡重圓。我那時總鬧不明白媽媽到底讓爸爸說什麼，而爸爸為什麼就是永遠地不開口。等我長大後才知道，很多時候是為了我奶奶吵架。

爸爸媽媽在奶奶問題上的矛盾由來以久。父親是獨子，十七歲離家進武漢大學讀書。父親自己坦誠當年並未好好學習，鬧了革命。奶奶聽人傳話，知道兒子在鬧革命，很是危險。從長沙趕到珞珈山監護獨子。沒想到父親為了找黨，一九三七年五月競不辭而別，悄悄北上北平。自此再未返校，也沒回過家，奶奶當時幾乎急得發瘋。以後抗戰，內戰，音信全無，生死不知。奶奶只好把女兒（我的二姑）的兒子改名姓李，以繼承李家香火。一九四九年長沙解放當夜，父親突然出現在奶奶家。這位清末女子師範畢業生，三十二歲守寡，不願屈從婆母管制，一人含辛茹苦，靠借債，變賣舊衣物維持生計，供養子女讀書的倔強老人，沒有象一般母親見到生死不明的遊子突然歸家，與兒子報頭痛哭，而是一個耳光摑了過去。我爸當着警衛員的面跪在了奶奶面前，請求奶奶原諒這個不孝的兒子。我媽媽兩個月後到長沙，聽說此事勃然大怒，回去就吵。認為我爸身為共產黨的幹部，卻給地主母親下跪，是嚴重地喪失了階級立場。

其實我奶奶根本就不是什麼地主。我爺爺一九Ｏ五年到日本留學，在那裡成了孫中山的第一批同盟會會員，後又是民國初年的國會議員，一九二二年就去世了。奶奶回到平江老家，從婆母手中分到一批田地，但由於鬧紅軍，田租收得很有限，根本不足以為生。

一九五九年奶奶從瀋陽我的二姑姑家經北京轉返長沙大姑姑處，想到兒子家住幾天，以便回到長沙跟親友們談起來，有個面子，終於在兒子家裡也住過了。爸爸恰好在外地出差，知道我媽絕不會讓奶奶進門的。偷偷讓秘書將奶奶安排在招待所。奶奶大罵兒子不孝，不許老娘進家門。我爸爸真是里外不是人。後來劉瀾波把奶奶接到他家住了些日子，才回長沙。我媽由此恨透了劉瀾波，文革中沒少揭發他。奶奶一輩子就想跟兒子住一陣。老人封建，有兒子而要住在女兒家，是天底下最沒臉面的事。一九七九年爸爸平反，奶奶又要跟兒子，兩個姑姑商議着把奶奶送到北京住一陣。還未成行，老人就去世了。可嘆奶奶一生住一住兒子家的願望終未能實現。

一九七七年我去長沙看姑姑，並與姑姑商議給爸爸平反的事，第一次見到奶奶。過去在我的印象中，都是媽媽灌輸的故事，奶奶是個惡霸地主婆，又叼又狠，乃至見面，才知道是一個極瘦極弱的老人，且很糊塗了。拉着我的手，總是問，你認識李厚生嗎？這是我爸原來的名字。老人總說這麼多年不見他，也不看娘。我姑姑就在她耳邊吼：“明伢子（我爸爸小名）被關起來了，不是不看你，是來不了。”一九八Ｏ年奶奶去世時，爸爸正在陪美國陸軍工程兵訪華團去南方參觀的路上。得到消息，在火車站遙望長沙方向，深深鞠了三躬。

爸爸是共產黨內少有的有人情味的幹部。而媽媽正好相反。大義滅親，“親不親階級分”，怎麼可能不吵呢？

我爸的用人路線，也是吵架的另一原因。五十年代在水電建設中，爸爸重用了國民黨政權留下的老技術人員，對他們很尊重，充分發揮他們的才能。反右時，水電系統被打成右派的人數很少。我自己就親眼見過爸爸對有些黨的幹部很是隨便，但是對技術人員總是未見有半點怠慢。

當年跟我爸共過事的老技術人員都記得我媽的那張冷臉。媽媽文革中常說，你爸一貫右傾，建國初期，就專用國民黨人員，他的秘書，司機，都是那種最沒覺悟和最糊塗的舊社會留用人員。也幸虧爸爸用了這樣的人，他們在爸爸倒台後沒有揭發過一個字。否則老婆，秘書，司機三管齊下，他大概早就沒命了。

儘管媽媽爸爸老吵架，可我小的時候媽媽從來沒有碰過我一下，也不記得跟我紅過臉。

最厲害的一次是因為我胡鬧的太大發了，媽媽抄起一個小凳子向我砸來，不過沒有打着。我小時，哮喘很厲害。犯了病，嗓子眼兒就象拉風箱，呼呼地叫。一次，外邊下着大雨，我又犯病了。媽媽騎着自行車，打着傘去六鋪炕商場給我買藥。

去商場的路是煤渣鋪的，坑窪不平，媽媽一手打傘，一手扶把。再加天黑，雨大，沒看見前面的一個凹坑，一下從車上摔了下來。看着一身泥水，滿臉是血的媽媽拿着藥進了家門，我和阿姨都嚇壞了。阿姨狠狠地對我說：“你要是長大了不孝順你媽，就叫狗吃了！”這話我是記住了，一直記到現在。一九九一年到了美國，媽媽來過一封“信”，只有這麼一句話：

“李南央，二十五英寸彩電，直角平面，遙控。價錢你看着辦。”

我二話不說，就要寄錢。先生和女兒都反對，說她不能算媽。可我記着媽媽那一臉的血。她這輩子沒有什麼高興的事兒，如果買個彩電能讓她高興，就給她買。

在我九歲的時候，家裡沒有了爸爸，他去了北大荒勞改農場。媽媽失去了發泄的對象，我就成了爸爸的替身，挨罵自此成了我的家常便飯。那真不是人過的日子！常常整晚上地挨罵，不許睡覺。每次開罵總是車骨碌話：“你從小心眼就狠毒，三歲就說打死媽媽。你和李銳一個樣。”

可我真是不記得自己三歲時在什麼場合，因為什麼說要“打死她”。心裡說，“當媽的記三歲小孩兒的仇，真是沒意思。”阿姨說，我見了我媽就象耗子見了貓。放了學，只要聽到媽媽在家，就輕手輕腳溜進和阿姨合住的房間，再不出來。我媽說我從不叫她媽。

我心裡其實是對她沒有愛。媽媽對我永恆的咒罵就是：“你這個小李銳！你跟你爸一模一樣！”每次有客人來家，我都提心弔膽地防着那句話：“這姑娘越長越象李銳。”可總有些不識象的大人愛這麼說。他們根本不知道，李銳是這個家庭一切罪孽的源泉，是提不得的。

我媽特愛講大道理，很注重對我們孩子的思想教育。每年放暑假總要買書，大多是所謂有教育意義的。可我卻偏偏不可救藥，總想着那些媽媽不讓看的書。在小學，我就偷偷翻遍了家中書櫃裡的所有文學作品。《安娜·卡列尼娜》、《靜靜的頓河》、《天才》、《傲慢與偏見》、《子夜》、《海底兩萬里》還偷偷地用每月的零花錢買小說。《林海雪原》、《苦菜花》、《迎春花》、《朝陽花》、《這一代人》，《乘風破浪》都看爛了。書都是鑽在被窩裡，打着手電看的。或者午睡時看。中午我媽自己要睡覺，是絕不會來查的，阿姨也不打小報告。最使我媽生氣的是，我竟然到我爸爸那兒要錢買書。那次是大發雷霆，一晚上沒讓睡覺。我坐在床上，聽着她在裡面打呼嚕，心裡那份兒恨哪。我最怕的是我媽中午睡午覺，要是在這時弄出了聲響，吵了她的瞌睡，你就等着挨幾個小時的罵吧。我那時學會了完全不出聲地走路，開門。可是樓上鄰居弄出聲響是免不了的。我媽老讓我上樓去告訴人家中午不要走動。媽媽是最革命的，我心裡想，“革命者不是連生命都可以犧牲嗎，怎麼連樓上走路的聲音都不許有呢？再說人家也不是故意的，怎麼能好意思讓人家不要走呢？”可嘴上卻是從不敢違抗母命的。紅着臉敲開鄰居的門，聽人家的冷言冷語，看人家的臉色，那種滋味兒，那種難堪，真是無地自容。我就寫日記，把對媽的疑問，不滿都敘述在日記里。我那時發了瘋地想當兵。

報紙上，電影上把解放軍說得太好了。我在日記里說：“我沒有母愛，也不需要有母愛。我將來當了兵，在連隊裡有指導員、連長關心，愛護我。”為了不讓媽媽發現我的日記，我到處藏。有一次，媽媽發脾氣，譏諷我：“你小小年紀，還母愛，母愛的，滿腦子令人作嘔的資產階級思想。”我才知道，小孩子是永遠藏不過大人的。就再也不敢在日記里寫對媽媽的看法了。可是這點自由吐苦水的小天地都被剝奪了以後，我對媽媽是真真兒地沒了感情。也沒有了一絲一毫的尊敬：“偷看人家的東西，太不要臉！”

我小時喜歡軍事體育。初一的暑假，趁媽媽在南方療養，參加了西城區少年之家測向隊，還和另一個師大女附中的同學合作，拿了當年的北京市少年女子組團體第一名。可是媽媽一回來，發現我着了魔似地跑測向隊，說我滿腦子資產階級錦標主義，個人英雄主義發了瘋，跟李銳一樣。非讓我停止活動不可。後來北京隊想要我當專業運動員，教練到家裡來作工作，讓我媽大罵一頓。教練從我家出來，臉上連血色都沒了，氣得渾身哆嗦，“沒見過這樣不講理的老幹部！”測向隊是呆不成了，我又偷偷參加了少年宮的射擊隊，很快從三隊升到一隊，夏天要到昆明參加全國比賽，選拔國家隊。

每次活動，都要想出各種辦法編造回家晚的理由。星期天活動的謊話是最難編的，只好常常缺勤。我自認是從小愛說謊，但我從不認為我是媽媽說的那種從小愛編瞎話，品質惡劣的壞孩子。我至今認為凡是小孩子說瞎話，那必是大人的錯。一定是大人沒給孩子說真話的空間。我現在最不能聽的就是大人說自己的孩子：“這個孩子總愛撒謊。”但凡聽到這樣的話，我一定要立即為孩子辯護：“最好先自己檢查一下作家長的錯，自己是否給了孩子說真話的條件。捫心自問，為什麼自己養的孩子不跟自己講真話。”

後來，文化大革命了。我在學校挨斗，回家一言不發，精神極沉悶。媽媽大概看出有什麼不對，問我怎麼了，態度極和藹。我有些受寵若驚，在那種冷酷的環境裡，感到了一絲母愛的溫暖，不覺的流了眼淚。告訴媽媽，自己因為爸爸的問題，也有她的因素，在學校里挨了同學的批鬥。還沒等我說完，媽媽的嘴角向下一撇，露出了極為幸災樂禍、可有機會報復的冷笑：“啊哈！你不是一向標榜自己不要母愛，自己最堅強嗎？哭什麼！跟我說什麼？你在學校挨不挨斗，跟我沒有關係，不要往我身上扯。那是你自己在學校一定有問題。以後，你不要再跟我講這些事情。你自以為了不起，自以為堅強，就不要以為還有媽媽。我在機關挨斗，又向誰去哭？"我那時還不到16歲，看着媽媽那狠毒的近乎猙獰的面孔，只覺得自己向一個大冰窟窿里沉下去，從裡到外地凍僵了。從此以後，我的心門是永遠地死死地向母親鎖住了。

不管遇到什麼困難、麻煩、痛苦，從不再向她訴說一句，自己默默地頂住一浪接一浪的厄運。後來我家被趕到一個大雜樓，我們住在一樓把角的兩間屋。周圍的男孩子知道只有一個女孩子守在這裡，而且是狗崽子，把窗戶的玻璃都打碎了。我用紙條一條條地貼好。鄰居強迫我一個人交全樓道的電費，只因我家有電視和收音機。我當衝壓工，在工廠出事故受傷，這些我從沒告訴過媽媽，也不向任何人訴說。直到有一天，小姨從武漢來北京看病，來看我，看到了我居住環境的險惡，給我媽媽寫了一封信。告訴她無論如何要想辦法跟機關說，要搬家。這樣我媽從幹校跟軍管會交涉，我們從大雜樓搬到一個與另一家合住的單元里的一間七平米的小屋。五六個一同進廠的女學員幫我把東西搬到三樓。我自己象耗子一樣，一件件地把東西拖進屋擺好。但是這就成了我後來十幾年挨罵生活的第一罪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