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南央

不记得是什么人说的，每一个成功者的背后，都有一位伟大的母亲。是否有人统计过其确切性的百分比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所有写母亲的文艺作品，如高尔基的"母亲"；所有写母亲的记实文章，如朱德的“母亲”，无不是歌颂性的。我取稍有贬义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作为此文的题目，是因为我的母亲无从歌颂起。但是她是一个奇特的母亲，奇特的一定要写出来。我的朋友和熟人中，鼓励我写她的远比鼓励我写父亲的多。尽管父亲的一生充满了跌宕起伏，更具戏剧性。

我写此文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希望我的母亲能看到这篇文章。许多当面她不能容我讲下去，也因此而永远没有机会听到的话，我都写在这儿了。人在这个世界的最后时光里，能听到自己女儿对自己的评价，也应算是一种难能可贵之事吧。不知母亲是否能这么想。我自己如果能有这样的收获，是足以自慰的。

人生是有许多巧合的。一九九三年，父亲来美国参加科罗拉多大学的研讨会之前，威廉女士正在拍摄“中国革命”（China in Revolution)的第二集。听说父亲即将访美，约了采访他。父亲到美后，为了了解威廉女士作片的宗旨和制片水准，我们特意从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图书馆找来“中国革命”的第一集看。当放到中国抗日战争一段时，我突然发现一个讲演的女学生颇象我妈妈，但是没敢吱声，因为不知父亲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没想到老头子先叫停了：“再放一下，刚才那个镜头好象是范元甄。”

我这才说：“我也觉得有点象。”我们把这段又看了一遍。“没错，就是她！这是范元甄在武汉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团的集会上讲演。听说她的即席发言大出风头，王明一下就看上了，说‘这种人应该是共产党员’。事后找人了解，才知道范元甄早就是党员了。”

母亲和父亲同时出现在一部历史记录片中。前者的镜头几乎是一晃而过，记录下的恰恰是她一生中仅有的瞬间的灿烂（陈伯达在延安说过：“小范是开花不结果的人物。”）；后者的镜头反反覆覆地在影片中出现，还被选做了片头。映现了他越到晚年越如晚霞般绚丽，学术名气和社会地位愈见升高。父母俩人合了分，分了合，而最终归于殊途的人生之路所折射出的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变迁，令人唏嘘不已。

妈妈年轻时很是得意过的。先是抗战初期，担任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所属演剧九队负责人，后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

周恩来夫妇视她为女儿。她到延安后，周恩来亲自写信给她，情意切切，还附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母亲一直珍藏着。解放初，她在协和医院作手术，周恩来去看张西曼，听说小范（过去的老人，至今都叫我妈小范）也在这里，特意去病房看了她，轰动了医院。母亲在延安时，是有名的四大美女之一，还有四大美男子。三个美男都找了丑女，只有李锐和范元甄，大家公认，才华，相貌不相上下，是天作地合的一对儿。

我爸多次对我说：“你妈比我有才华。”好多认识我妈的老干部都对我提起过当年延安关于宪政的演讲比赛，我妈代表马列学院扮演国民党代表，结果把抗大的共产党代表给辩论倒了。事后，大家笑传了很久。妈妈跟我讲起过在延安两次见到毛主席。一次在清凉山的小路上。她上山，毛主席带着警卫员下山，主席闪到一边说：“小范同志你先走。”妈妈很是惊讶主席会知道她的名字。还有一次，她在窑洞前纺线，突然看到纺车前站住一双大脚，一抬头，是主席微笑着看着她纺线。可见，妈妈当年在延安确实是很引人注意的。

一二·九运动时，父亲代表武汉大学，和代表一所教会中学的母亲在武汉秘密学联相识。一九三九年，母亲十八岁与父亲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结婚。那天，父亲说叶剑英莫名的兴奋，跑上跑下地给他们照相。妈妈后来告诉我，史良曾为她惋惜“结婚太早了！”

在我懂事后，母亲曾反复多次地向我提到此话，永远地后悔自己年轻时的选择，好象毁了她的一生。婚后不久，俩人同去了延安，当时周恩来不在重庆，回来后还责问为什么把小范调走。

好在知道我妈妈到延安进了马列学院，也就没再说什么。能进马列学院，是妈妈一辈子觉得比人高出一头的资本。她认为“抗大”，“女大”那是给刚参加革命的人办的，而马列学院是只有真正的成熟的革命者才能进去的。究竟是否如此，我不得而知。

但是马列学院的资历确实让她认为具有与众不同的身份。一九四一年，延安精简机关学校时，成立了中央政治研究室，任弼时任主任，实际工作由陈伯达负责。妈妈在该研究室的国际组工作。抗战胜利后，母亲随父亲北上热河，很感到失去了自我。

延安第一次怀孕的孩子出生后就死了。第二个孩子（我哥哥）在承德撤退时的路上落生在卡车上。到热河后，她始终不愉快，跟爸爸不断地吵闹。直至到派至北平，参加了党办的北平“解放报”的工作，心情才好一些。以后南下，任接收长沙自来水公司的军代表，后调京任石景山发电厂的副厂长。再以后就一直在航空工业部工作。

解放初期没有现在那么多部委，航空工业部当时只是二机部的第四局。机关大院在宋庆龄的宅第旁，邻着积水潭，院内有一个小湖。我就在那儿跟妈妈学会了游泳。文革时被改成卫生部了。现在不知归了谁。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国家开始兴建大型国营企业，共产党要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管理这些企业。不记得是五六年还是五七年，妈妈被送进北京航空学院的调干班学习。毕业后，妈妈进了航空工业部自己办的第一个大型仪表厂－对外称青云仪器厂，对内代号二三二厂，当了总工程师。记得我曾为妈妈能在有代号的保密厂任职，感到特神秘，特兴奋。七九年我调到北京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后，工厂里有从二三二厂调来的工人和工程师。他们都记得我妈，说我妈极有风度，特别能干。她的一生在那时达到了顶点，以后再也没有超过这个职位。

退休后虽享受副部级待遇，只是个名义，没有什么实质意义。妈妈在这个新的，令她兴奋和满足的位置上并没来得及真正做些什么，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爸爸被打倒。她立即一落到底，被发配到热处理车间当炉前工，接受改造，身体随即彻底垮掉。刚解放时她得了甲状腺机能亢进，北京协和医院在她身上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作了甲状腺切除手术，没有经验，切了十分之九。这时一下变成机能低下，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只好靠吃人造胛状腺素维持身体的新陈代谢。

她的精神似乎也自此垮掉，再也没有恢复。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她短暂地恢复过一段工作，在航空部技术局总技术处任处长。

但是很快文革就开始了，群众专政，干校劳动，回京没等到什么正式的工作就被离休处理了。我的记忆中，妈妈没有高兴的时候，也不允许家里有欢乐的气氛。记得有一年从陕西的工厂探亲回家，因为自己自由生活惯了，忘了家里的规矩，一边干活，一边哼起了歌儿。妈妈立即厉声叫了起来：“你有什么可高兴的？我们这个家是没有欢乐的！”

我是一九五Ｏ年在长沙出生的，一九五二年随父母到了北京。我从记事起，就不喜欢家里的气氛，因为爸爸妈妈老吵架。我两岁进整托幼儿园，七岁住校，两个礼拜回家一次。什么时候回家，只要赶上两个人都在家，就什么时候吵架，吵得昏天黑地。说是吵架，其实从来都是妈妈一个人吵，没听爸爸吱过一声。他总是坐在沙发上，背靠在那儿，双手交叉在胸前，双目紧闭。妈妈的骂词是永远的一句话：“说呀！你说呀！”最厉害的一次，只听屋子里哗哗啦啦，象是砸碎了玻璃的声音，我终于忍不住，在走道里“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妈妈出来抱着我和阿姨哭成一团。可我不是因为同情她才哭的，而是太害怕了。第二天，爸爸脸上贴着橡皮膏去上班，我羞愧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楼上楼下的邻居早就都知道我爸爸，妈妈老吵架，这回爸爸单位的人也都该知道了。妈妈摔坏的那面很好看的椭圆形的镜子，象爸爸的脸一样也用橡皮膏粘好，又用了很多年。五十年代那种造型尺寸的镜子是很少见的。我常常小人儿一个，对着破镜子发呆，叹惜这么好看的一面镜子贴了橡皮膏有多丑。爸爸，妈妈没有能够象这面镜子破镜重圆。我那时总闹不明白妈妈到底让爸爸说什么，而爸爸为什么就是永远地不开口。等我长大后才知道，很多时候是为了我奶奶吵架。

爸爸妈妈在奶奶问题上的矛盾由来以久。父亲是独子，十七岁离家进武汉大学读书。父亲自己坦诚当年并未好好学习，闹了革命。奶奶听人传话，知道儿子在闹革命，很是危险。从长沙赶到珞珈山监护独子。没想到父亲为了找党，一九三七年五月竞不辞而别，悄悄北上北平。自此再未返校，也没回过家，奶奶当时几乎急得发疯。以后抗战，内战，音信全无，生死不知。奶奶只好把女儿（我的二姑）的儿子改名姓李，以继承李家香火。一九四九年长沙解放当夜，父亲突然出现在奶奶家。这位清末女子师范毕业生，三十二岁守寡，不愿屈从婆母管制，一人含辛茹苦，靠借债，变卖旧衣物维持生计，供养子女读书的倔强老人，没有象一般母亲见到生死不明的游子突然归家，与儿子报头痛哭，而是一个耳光掴了过去。我爸当着警卫员的面跪在了奶奶面前，请求奶奶原谅这个不孝的儿子。我妈妈两个月后到长沙，听说此事勃然大怒，回去就吵。认为我爸身为共产党的干部，却给地主母亲下跪，是严重地丧失了阶级立场。

其实我奶奶根本就不是什么地主。我爷爷一九Ｏ五年到日本留学，在那里成了孙中山的第一批同盟会会员，后又是民国初年的国会议员，一九二二年就去世了。奶奶回到平江老家，从婆母手中分到一批田地，但由于闹红军，田租收得很有限，根本不足以为生。

一九五九年奶奶从沈阳我的二姑姑家经北京转返长沙大姑姑处，想到儿子家住几天，以便回到长沙跟亲友们谈起来，有个面子，终于在儿子家里也住过了。爸爸恰好在外地出差，知道我妈绝不会让奶奶进门的。偷偷让秘书将奶奶安排在招待所。奶奶大骂儿子不孝，不许老娘进家门。我爸爸真是里外不是人。后来刘澜波把奶奶接到他家住了些日子，才回长沙。我妈由此恨透了刘澜波，文革中没少揭发他。奶奶一辈子就想跟儿子住一阵。老人封建，有儿子而要住在女儿家，是天底下最没脸面的事。一九七九年爸爸平反，奶奶又要跟儿子，两个姑姑商议着把奶奶送到北京住一阵。还未成行，老人就去世了。可叹奶奶一生住一住儿子家的愿望终未能实现。

一九七七年我去长沙看姑姑，并与姑姑商议给爸爸平反的事，第一次见到奶奶。过去在我的印象中，都是妈妈灌输的故事，奶奶是个恶霸地主婆，又叼又狠，乃至见面，才知道是一个极瘦极弱的老人，且很糊涂了。拉着我的手，总是问，你认识李厚生吗？这是我爸原来的名字。老人总说这么多年不见他，也不看娘。我姑姑就在她耳边吼：“明伢子（我爸爸小名）被关起来了，不是不看你，是来不了。”一九八Ｏ年奶奶去世时，爸爸正在陪美国陆军工程兵访华团去南方参观的路上。得到消息，在火车站遥望长沙方向，深深鞠了三躬。

爸爸是共产党内少有的有人情味的干部。而妈妈正好相反。大义灭亲，“亲不亲阶级分”，怎么可能不吵呢？

我爸的用人路线，也是吵架的另一原因。五十年代在水电建设中，爸爸重用了国民党政权留下的老技术人员，对他们很尊重，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反右时，水电系统被打成右派的人数很少。我自己就亲眼见过爸爸对有些党的干部很是随便，但是对技术人员总是未见有半点怠慢。

当年跟我爸共过事的老技术人员都记得我妈的那张冷脸。妈妈文革中常说，你爸一贯右倾，建国初期，就专用国民党人员，他的秘书，司机，都是那种最没觉悟和最糊涂的旧社会留用人员。也幸亏爸爸用了这样的人，他们在爸爸倒台后没有揭发过一个字。否则老婆，秘书，司机三管齐下，他大概早就没命了。

尽管妈妈爸爸老吵架，可我小的时候妈妈从来没有碰过我一下，也不记得跟我红过脸。

最厉害的一次是因为我胡闹的太大发了，妈妈抄起一个小凳子向我砸来，不过没有打着。我小时，哮喘很厉害。犯了病，嗓子眼儿就象拉风箱，呼呼地叫。一次，外边下着大雨，我又犯病了。妈妈骑着自行车，打着伞去六铺炕商场给我买药。

去商场的路是煤渣铺的，坑洼不平，妈妈一手打伞，一手扶把。再加天黑，雨大，没看见前面的一个凹坑，一下从车上摔了下来。看着一身泥水，满脸是血的妈妈拿着药进了家门，我和阿姨都吓坏了。阿姨狠狠地对我说：“你要是长大了不孝顺你妈，就叫狗吃了！”这话我是记住了，一直记到现在。一九九一年到了美国，妈妈来过一封“信”，只有这么一句话：

“李南央，二十五英寸彩电，直角平面，遥控。价钱你看着办。”

我二话不说，就要寄钱。先生和女儿都反对，说她不能算妈。可我记着妈妈那一脸的血。她这辈子没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如果买个彩电能让她高兴，就给她买。

在我九岁的时候，家里没有了爸爸，他去了北大荒劳改农场。妈妈失去了发泄的对象，我就成了爸爸的替身，挨骂自此成了我的家常便饭。那真不是人过的日子！常常整晚上地挨骂，不许睡觉。每次开骂总是车骨碌话：“你从小心眼就狠毒，三岁就说打死妈妈。你和李锐一个样。”

可我真是不记得自己三岁时在什么场合，因为什么说要“打死她”。心里说，“当妈的记三岁小孩儿的仇，真是没意思。”阿姨说，我见了我妈就象耗子见了猫。放了学，只要听到妈妈在家，就轻手轻脚溜进和阿姨合住的房间，再不出来。我妈说我从不叫她妈。

我心里其实是对她没有爱。妈妈对我永恒的咒骂就是：“你这个小李锐！你跟你爸一模一样！”每次有客人来家，我都提心吊胆地防着那句话：“这姑娘越长越象李锐。”可总有些不识象的大人爱这么说。他们根本不知道，李锐是这个家庭一切罪孽的源泉，是提不得的。

我妈特爱讲大道理，很注重对我们孩子的思想教育。每年放暑假总要买书，大多是所谓有教育意义的。可我却偏偏不可救药，总想着那些妈妈不让看的书。在小学，我就偷偷翻遍了家中书柜里的所有文学作品。《安娜·卡列尼娜》、《静静的顿河》、《天才》、《傲慢与偏见》、《子夜》、《海底两万里》还偷偷地用每月的零花钱买小说。《林海雪原》、《苦菜花》、《迎春花》、《朝阳花》、《这一代人》，《乘风破浪》都看烂了。书都是钻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看的。或者午睡时看。中午我妈自己要睡觉，是绝不会来查的，阿姨也不打小报告。最使我妈生气的是，我竟然到我爸爸那儿要钱买书。那次是大发雷霆，一晚上没让睡觉。我坐在床上，听着她在里面打呼噜，心里那份儿恨哪。我最怕的是我妈中午睡午觉，要是在这时弄出了声响，吵了她的瞌睡，你就等着挨几个小时的骂吧。我那时学会了完全不出声地走路，开门。可是楼上邻居弄出声响是免不了的。我妈老让我上楼去告诉人家中午不要走动。妈妈是最革命的，我心里想，“革命者不是连生命都可以牺牲吗，怎么连楼上走路的声音都不许有呢？再说人家也不是故意的，怎么能好意思让人家不要走呢？”可嘴上却是从不敢违抗母命的。红着脸敲开邻居的门，听人家的冷言冷语，看人家的脸色，那种滋味儿，那种难堪，真是无地自容。我就写日记，把对妈的疑问，不满都叙述在日记里。我那时发了疯地想当兵。

报纸上，电影上把解放军说得太好了。我在日记里说：“我没有母爱，也不需要有母爱。我将来当了兵，在连队里有指导员、连长关心，爱护我。”为了不让妈妈发现我的日记，我到处藏。有一次，妈妈发脾气，讥讽我：“你小小年纪，还母爱，母爱的，满脑子令人作呕的资产阶级思想。”我才知道，小孩子是永远藏不过大人的。就再也不敢在日记里写对妈妈的看法了。可是这点自由吐苦水的小天地都被剥夺了以后，我对妈妈是真真儿地没了感情。也没有了一丝一毫的尊敬：“偷看人家的东西，太不要脸！”

我小时喜欢军事体育。初一的暑假，趁妈妈在南方疗养，参加了西城区少年之家测向队，还和另一个师大女附中的同学合作，拿了当年的北京市少年女子组团体第一名。可是妈妈一回来，发现我着了魔似地跑测向队，说我满脑子资产阶级锦标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发了疯，跟李锐一样。非让我停止活动不可。后来北京队想要我当专业运动员，教练到家里来作工作，让我妈大骂一顿。教练从我家出来，脸上连血色都没了，气得浑身哆嗦，“没见过这样不讲理的老干部！”测向队是呆不成了，我又偷偷参加了少年宫的射击队，很快从三队升到一队，夏天要到昆明参加全国比赛，选拔国家队。

每次活动，都要想出各种办法编造回家晚的理由。星期天活动的谎话是最难编的，只好常常缺勤。我自认是从小爱说谎，但我从不认为我是妈妈说的那种从小爱编瞎话，品质恶劣的坏孩子。我至今认为凡是小孩子说瞎话，那必是大人的错。一定是大人没给孩子说真话的空间。我现在最不能听的就是大人说自己的孩子：“这个孩子总爱撒谎。”但凡听到这样的话，我一定要立即为孩子辩护：“最好先自己检查一下作家长的错，自己是否给了孩子说真话的条件。扪心自问，为什么自己养的孩子不跟自己讲真话。”

后来，文化大革命了。我在学校挨斗，回家一言不发，精神极沉闷。妈妈大概看出有什么不对，问我怎么了，态度极和蔼。我有些受宠若惊，在那种冷酷的环境里，感到了一丝母爱的温暖，不觉的流了眼泪。告诉妈妈，自己因为爸爸的问题，也有她的因素，在学校里挨了同学的批斗。还没等我说完，妈妈的嘴角向下一撇，露出了极为幸灾乐祸、可有机会报复的冷笑：“啊哈！你不是一向标榜自己不要母爱，自己最坚强吗？哭什么！跟我说什么？你在学校挨不挨斗，跟我没有关系，不要往我身上扯。那是你自己在学校一定有问题。以后，你不要再跟我讲这些事情。你自以为了不起，自以为坚强，就不要以为还有妈妈。我在机关挨斗，又向谁去哭？"我那时还不到16岁，看着妈妈那狠毒的近乎狰狞的面孔，只觉得自己向一个大冰窟窿里沉下去，从里到外地冻僵了。从此以后，我的心门是永远地死死地向母亲锁住了。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麻烦、痛苦，从不再向她诉说一句，自己默默地顶住一浪接一浪的厄运。后来我家被赶到一个大杂楼，我们住在一楼把角的两间屋。周围的男孩子知道只有一个女孩子守在这里，而且是狗崽子，把窗户的玻璃都打碎了。我用纸条一条条地贴好。邻居强迫我一个人交全楼道的电费，只因我家有电视和收音机。我当冲压工，在工厂出事故受伤，这些我从没告诉过妈妈，也不向任何人诉说。直到有一天，小姨从武汉来北京看病，来看我，看到了我居住环境的险恶，给我妈妈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跟机关说，要搬家。这样我妈从干校跟军管会交涉，我们从大杂楼搬到一个与另一家合住的单元里的一间七平米的小屋。五六个一同进厂的女学员帮我把东西搬到三楼。我自己象耗子一样，一件件地把东西拖进屋摆好。但是这就成了我后来十几年挨骂生活的第一罪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