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里住了很短的一段，就去了陕西的三线工厂。妈妈从干校回来，挤在这么一间小屋，又根本不会和邻居相处，可想而知心情有多恶劣。后来去陕西后，我每次回京探亲，大概只有一天的好脸，接着就是没完没了地因为房子骂我。就因为我自私，只顾自己，丢了原来的两间屋，一家人挤在这么个七平米的地方。然后就是你从小就坏，跟李锐一样。妈妈从来没问过我那些年是怎么过的。妈妈下放湖北干校，我一个人在北京要给她寄那没完没了的包裹，她的每件东西要在那家商店买，什么颜色，什么牌子，在来信中都是严格规定的，我永远做不到一次就买对。邮局的规定也多，这么包不行，那么包也不行，常常一整个工休日都用在跑邮局上了。那时还要给在东北插队的哥哥寄东西。还要惦记着住在留守处，只有八岁的妹妹。工休日接她回家，给她作点好吃的，带她出去玩儿。尽量让她感觉到世界上还有一个亲人在关心她。所有这些，妈妈从来没有提问过，她也从不问我在工厂作大型冲压工，只有17岁的女孩子是怎么对付那一分钟要抡17次的好几公斤的大钢板的。吃得怎样，安全怎样。

不过，我并不是这个家里唯一遭到妈妈虐待的。她的四个弟弟妹妹对她不说“人人有本血泪帐”吧，也至少都有一肚子的苦水。

我的大舅（我妈妈的大弟），用我爸的话，是个很有才华，非常能干的人－能得我爸如此评语的人是不多的。他一生在武汉长江航运局作会计师，一生贫困，郁郁不得志，五十岁的壮年就得肺气肿去世了。他是四个弟妹中受我妈害最大的。快解放时，大舅和一个一起唱戏的戏友姑娘结婚了。

姑娘的父亲在武汉临解放前带着小老婆跑到台湾，留下大老婆跟着女儿、女婿。我妈比爸爸晚两个月南下，一进武汉，就领着我的两个年轻、崇拜共产党，一心向往革命的姨斗争大舅。要他交代是如何帮助老丈人逃往台湾的，家里替他藏了那些财产。这真是子乌虚有的事，大舅当然不承认。为了表示革命干部不能包庇亲人，我妈一状告到舅舅的单位，单位来人抄了家，还给舅舅连降两级。文革期间更是被全家下放农村。我文革中到大舅全家所在的湖北烟墩去看他们。那里的水，一块雪白的新毛巾放下去，立时就变的黑黑的了。据说因为池塘里的水含油太多的原因。

瘦弱的小表弟们要到很远的地方挑来稍干净的水饮用。既是这种水，也要先用明矾漂过才能用。那几天我尝到了真正的亲情。舅舅，舅妈和几个小表弟，舅妈的妈妈（那个国民党军官的大老婆）都是那么好的人。舅舅跟我讲了好多他所知道的我爸爸的事儿。说我爸爸如何有才气。对妈妈，他没有任何的埋怨，只是说她太左了些。

多么善良的人！临去世前，大姨到医院去看他，告诉他我爸爸放出来了，我也回到了北京。他高兴极了，又问：“悌忠呢？”意思是怕我情况好了，会象很多高干子弟一样丢了工人出身的患难丈夫。

我的小姨在跑日本时，小小年纪受了惊吓，得了心脏病。也是不到五十岁就去世了。最后一次犯病，她写信告诉我妈，想借些钱再看看病，争取新的希望。妈妈当即寄了二百元钱。可是事过没几天，就又一封长信追过去，把小姨大骂一通。说她没有良心，范家的都没有良心，从来没有人关心过她，只跟她要钱。殊不知她的身体也极糟，就因为给小姨寄钱，这个月没钱买补药、买海参。小姨读了信，当下差点没气死，

立即让儿子把钱寄了回去。几天后就咽气了。

妈妈的信在那本来就已很脆弱的生命上，踹了最后致命的一脚。小姨临死前，对大姨说：“你们要有良心，我死后，绝对不许通知大姐。”

我的小舅五十年代在北京大学读政治经济学专业，学校领导本准备送他去苏联留学。因为我妈既是小舅的监护人，又是老革命，就征求她的意见。结果我妈一句好话也没说，反说我舅舅思想比较落后，小资产阶级意识较浓，不适于出国学习。断送了舅舅出国深造的机会。

我大姨（我妈的大妹妹）是我妈南下时介绍参加工作的。八十年代为了安抚大批退下来的干部，中央定了一个杠扛。凡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号前参加革命工作的，都按离休干部对待，享受百分之百的退休金和其他一些补贴。我妈却对我大姨说，她记得她是十一月后参加的工作。幸好当年我姨参加工作填的表还保留在商业部的人事部门。管事儿的干部说， “这回她可害不了你了。”看来我妈害人的名声是够可以了。

在我们家遭罪最大的还要数老阿姨。阿姨原来跟着我姥姥做事。爸爸去北大荒劳改后，妈妈有时发了疯地打几十页的电报去吵架离婚。她知道邮局是不会发这么长的电报的，自己不去，逼着家里的老阿姨一趟趟地跑。阿姨顶着盛夏正午的毒太阳，迈着一双小脚，往往一趟就要四十多分钟。而且先要挨邮局人的训斥，后要遭我妈的谩骂，常常坐在屋里掉泪。我心里替阿姨愤愤地不平，可也不敢跟我妈讲理。

我妈从干校回京后，阿姨已五十多岁。每晚只能在厨房用三张小方凳上搭块板子当床，挤在灶台间睡觉。后来家里在前边的楼里的五层又分到别人家单元里的一间屋子，妈妈就让阿姨顿顿做好饭，端到那里给她吃。饭菜稍凉了些，就要骂人。我很庆幸后来能够帮助阿姨。一九七Ｏ我去陕西后，一年回家探亲，阿姨嘱我把她在我妈这里的情况如实告诉在河南的侄女婿，让他们编个瞎话说家里出了事，无论如何要让阿姨回趟老家，阿姨这才得以脱身。后来我和先生正准备把阿姨接到陕西沟儿里（我所在的三线厂在山沟里，我们都这么叫）度晚年时，我爸恰好解放了。

阿姨很高兴地来到了我爸家。爸爸一九七九年结婚的也是老干部的玉珍妈妈，对她就象自己的老人。自己干的活比阿姨还多。八八年阿姨觉得自己干不动了，执意要回河南老家。我九四年第一次回国探亲，玉珍妈妈还特意把阿姨接到北京住了好长一段时间。阿姨说她没有想到自己的晚年会这么好。但是她落了毛病，不能提我妈，一提就要失声痛哭。她受我妈的气和折磨实在是太多了。我妈这个最“革命”的人，对待阿姨却是绝对的资产阶级，而且是那种最坏的资产阶级大小姐。

我和妈妈彻底闹翻是在周总理去世的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我和先生，那时是我刚交的男朋友一起从陕西回京探亲，约好一起去动物园玩儿。没想到一早就听到了总理去世的消息。我们去商店买了黑布，裁成黑箍带在手臂上后就直接去了天安门广场。广场已降了半旗，可还没有什么人带黑纱，人们用诧异的眼神注意我们胳膊上的黑布。第二天带黑纱的人才渐渐多了起来。当晚回到家已经十点多了。

妈妈和妹妹住在前边的五层楼的那间屋，我和老阿姨住在原来的七平米小屋。我直接回到自己的住处。老阿姨一直没有睡，在等着我。我一进门，就急急地对我说：“你妈发了大脾气，你快点过去看看吧！”我提心吊胆地上了楼，一进门我妈就问我野到哪儿去了，还没容我开口，骂声就劈头盖脑地砸过来。说我在总理逝世的时候和男朋友去玩儿，太不要脸。然后说悌忠的爷爷是伪保长，悌忠本人老奸巨滑，不是好东西。让我一定断掉这个关系，否则就和我断绝母女关系。说我在外面乱搞，和人家弄出孩子来，她也不管。这时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觉得她怎么可以这么污辱自己女儿的人格。就回了一句：“你胡说八道！”这就更不得了了，她一下子歇斯底里大发，连声让我滚。妹妹躲在被子里“呜呜”地哭出声。我一路哭，一路走回自己的住处。伤心地问阿姨：“阿姨你告诉我，我到底是不是我妈生的？”这么些年，我真是越来越不信我妈是我的亲生母亲。觉得后妈也不会这么坏。当晚思前想后，下决心走自己的路，该是从妈妈的阴影下走出来的时候了，否则一辈子都不会有自我。第二天一早，收拾了自己简单的行李，离开了家。自此，大概就回去了可数的几次，但是再也没有在家里住过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是一九九四年圣诞节，那是我离开大陆四年后第一次回国探亲。跟妈妈则不止有四年没见了。出国前，我没有去看她，那时正值“陆肆”后，我的处境微妙，又不了解她的态度，怕她再来个“向党汇报”之类的，没去道别。

那应是五年后第一次见面。事先哥哥帮我打了电话，证明愿意见我们，于是约好了时间。为防不测，嫂子和小侄女要跟我们一起去，被我妈一口回绝：“你们来干什么？”

我们已感到不大妙，可能会挨骂。哥哥说：“骂，你就听着，别还嘴。”带着女儿去了。一进家门，那久违了的黑沉，抑郁，死寂的感觉就一股股地压了过来。难怪大姨总说，去一次，回来要压抑好几天。多少日子心理的阴沉都去不掉。妈妈开了门，我心提到嗓子眼儿，不知这几年来的第一面会是什么样儿。“来了？进来吧。”“忙忙（我女儿的小名）长这么大了，变得象个女孩子了，小时候完全是个男孩儿样。”我心里揣摩着，“行，开头还不错。”这四室一厅的单元我只来过可数的两三次。家具依然是早就认识的，到处积满了灰尘，没有什么象样的东西。屋里唯一值钱的，大概就是那个当桌子腿儿的大金鱼缸架子了。还是五十年代，爸爸从琉璃厂买来的。大金鱼让我淘气鼓捣死了。大鱼缸不记得命运如何。这个古色古香，年深越久便越发亮的架子是文革中被扫地出门后，妈妈唯一没想卖的东西。普通家庭那时根本没有的三件套的沙发，大的才卖了四块钱，小的暂时寄放到亲戚家。电视机本想卖，可寄卖行只给四块钱，无异于抢，一赌气，又拉回来了。妈妈存了多年的一把象牙梳子，一个很精巧的景泰蓝钵子，现在是很难得看到那样的手工了，是我拿到琉利厂卖的。记得得了有二十多块钱。

一套十二件的小瓷猫，人家说什么不要，说不是古董。我就是闹不懂，多可爱呀，不比梳子，钵子好？这是爸爸当年从展览会上买回的样品，后来满大街都卖这种小猫，可是绝没有我家这套这么逼真，这么精巧。直到现在我还常想起这套小猫，好象是抄家后不见了。

家里几大盒爸爸从苏联带回的幻灯片，破四旧都没舍得处理，那时也不翼而飞了。其他家具我才知道都是公家的，如数还给了公家。我们整儿成了无产阶级！这个金鱼缸架子我们在上边搭了块板子当了饭桌。现在，它还是老样子，我就坐在它的旁边。妈妈说：“自己倒水吧。杯子脏，我也没精力洗，你自己洗洗。”杯子上确是盖着浮尘，我没洗，到了一杯凉开水。妈妈坐在了那张老藤椅内。我很熟悉它，冬天总是被盖上各种棉垫。屋里没有沙发，剩下的是几张方木凳儿。与其说是保持了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不如说这屋到处可见的凌乱，满屋没有一件使人感到有生气的物件，透着屋子的主人对生活那么地兴趣索然，只是凑合着活着。一种凄凉的感觉在我胸里涨着，眼睛只觉涩涩的。我从提兜里拿出带来的东西。一包西洋参，一套不粘锅炊具。我说：“知道国内也能买到西洋参，但听大姨说，常有假货，给你从美国买了点儿。现在的理论是老人少吃油，给你买了套不粘锅，炒菜可少放些油。”不料妈妈接过我的话头，“范元坤，她怎么会买到假西洋参呢！？陈忠介（我姨父）在商业部医药局工作，他们才是享受最好的东西呢！”那种尖酸刻薄的老调直刺我的心口。我暗暗骂自己，“好好的，干嘛要把大姨扯上受过。”我太知道，天底下再也没有姨父那么老实的人了。他从来没给自己走后门买过药，从来是我妈要他买药，他没办法拒绝，才硬着头皮办的。

我太熟悉我妈这种德行了，用人走后门给自己办事，反过来又把别人批一通。我知道，我给了我妈一个很好的开骂的由头。果不其然，从大姨开始，三下五除二，就径直地朝我爸去了。“那个右倾机会主主义分子，反党分子。文革完了，以为自己平反了，又当了部长了，当了中央委员，了不得了。在我眼里，他一钱不值！他还不是从组织部下来了。告诉他，苗苗（我哥哥的小名）是在卡车上生的，所以有缺陷。这个儿子得给钱，他得管。李锐现在又有老婆了，又当官了，有钱了，他必须要管这个儿子。这一点你一定要告诉李锐！”从开骂，我一直直视着这张脸。过去多少年，我总是低头听骂，心里翻江倒海地难过。这次，我极冷静地端详着这张脸，听着，感叹着“人怎么会活得只有恨，而且这么刻骨地恨？”然后又骂到我的朋友。

这个朋友的妈妈当年在延安也是有名的女强人，是妈妈的熟人，我去年托这个朋友春节时看过我妈。朋友回来后写信告诉我，我妈很激动，痛哭流涕地向她诉说跟李锐的事。只可惜她什么也没有记住，只记住大意是“李锐一贯反党，与党不是一条心。”临走这位朋友留下了在大街上匆匆忙忙买的一个大果篮。

哪知道她赶上了奸商，表面的好水果下铺的是一层烂橘子。老太太蹬蹬地跑到另一个房间拎来了篮子，把篮子举到我面前，“就是这个篮子。送烂橘子，你知道在旧社会这是什么意思吗？这是骂人呀！说是叫朋友来看我，实际叫她来骂我！”这可是典型的范元甄的不讲理。要骂应该骂这帮奸商太坏，怎么怪到买东西的人？退一万步，我的本意如果是送朋友来骂她，怎麽会想到这种旧社会的伎俩？要知道我是“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怎么会知道这种旧社会拐着弯儿骂人的破玩艺儿。

接着又挖苦我的大忙人朋友：“还给我一张名片，经理头衔一大串儿！坐在这儿，腰里的BB机‘哔！哔！哔！’地一会儿一叫，一会儿一叫。什么样子！那个俗气！” 我心里是又好气，又好笑。心里数落这个朋友，“也不看看你看的是什么人，这么大大咧咧的，害死人。去年春节到现在小一年了，老太太把这篮子溜溜存了一年，这气可是存大发儿了，今天这关怕是不大好过”。老太太接着从我三岁就要打死她开始，一一历数我的罪状，说我给她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痛苦。到了美国，以为了不起了，每年春节寄一百多美元来打发叫化子。不记得什么时候，话锋一转，拿出了一块怀表。我听说过这种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时出的头象怀表。紫铜色，古色古香，很雅致。老太太把表递到女儿面前：

“忙忙，你认识这是谁吗？”

孩子自进门来，老太太一开骂，眼泪就象断线的珠子，没有停过。这个孩子是在爱的温暖里长大的，她常说的一句话：“因为我有一个坏外婆，所以得了个好妈妈。”这话不错。我太知道妈妈是怎么伤了我的，我为什么不喜欢我妈妈。我刻意地避免一切我恨我妈妈的地方。把我小时候希望得到而永远得不到，那份我理想中的爱都给了孩子。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我的继母玉珍妈妈），姥姥，姥爷（孩子对我的姨和姨父的称呼）都爱她，呵护她。妈妈，爸爸，丹丹阿姨（我那位朋友），外公，姥姥这些她至亲至爱的人，在外婆嘴里都成了天底下最丑陋，最不要脸的东西。孩子的心整个儿翻了船。简直地就是找不到岸了。几次侧过脸动着嘴，不出声地大声说：“妈妈，咱们走吧！”都让我压下了。我心里觉着，这大概是最后一次来了，无论如何要尽量多呆些时候。

另外也是希望这个在蜜罐里泡大的孩子看看世界苦的一面。孩子说不出话来，只是点了点头。 “他是谁？” “毛泽东。”牙缝里挤出了三个字。 “毛泽东是谁？” 半天的沉寂，我的心简直不敢跳了。 这孩子如果把我们平日里在家的胡说八道变成她的想法如实说出，那可就别活了。 “不知道。” 半天，女儿抽噎着又蹦出了这三个字。事后女儿告诉我，“我知道毛泽东是谁，就不想让她知道我知道。”

我妈一下接了过去： “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没有我们的幸福生活。”这句话一出口，老太太的眼泪就落了下来，象是先把自己感动了，“这年头还有什么人真能这么记着他老人家的恩情啊！小孩子都不知道谁是毛主席了。”老太太哽咽的说不下去。我不由地想起文革后期，中央的老人已经没有什么人不是敌人了。总理的地位也摇摇欲坠，说不清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有一次，我妈百感交集地对我说：“现在象江青同志和我这样真心革命的人是几乎没有了。”我妈把自己比作江青应该是确切的，不为过的，也符合周围的人对她的看法。无论是我妈的好朋友还是坏朋友，亲戚还是同事，都有一个共识：“范元甄/小范亏了没在江青的位置上，要不她比江青还江青。”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老人家，要世世代代记着他的恩情。” 老太太哽噎地说不下去了。她说话时，我始终直视着她的脸。 那里没有半点的虚伪和作戏。我相信她说的都是心里话。

这个人是完完全全地与世隔绝了。生活在共产党和毛泽东建起的精神牢笼里。真的，现如今这世道，是个人恨不得就得是个经理，腰上bb机乱叫，一百多块钱光鲜鲜的果篮，楞敢给你装烂果子。还有谁会记着老人家呀？外边的老老小小，上至市长，下至草民，都脱了共产主义的紧箍咒。

“陆·四”则更是破了共产党的神话，没有多少人真再信党了。可是，妈妈文革后就再也没有工作，又没有朋友。亲戚们是断不敢粘她。她就象埋在地窖里的陈年老酒，年代越久，“革命”的味道越“醇厚”。其实她当年是很有过自己的思想的。她最开始倒霉就倒在给我爸爸的一封信上。“大跃进”时，我爸在外地出差，我妈给他写信，询问外地的真实情况，对报纸上放卫星的报导提出了质疑。我爸被隔离审查后，秘书清理他办公室的东西，在爸爸的抽屉深处发现了这封信，把它交给了当时三机部的党组。这位秘书对我爸一个字也没揭发过，之所以对我妈这么干，实在是对她气不过。我爸一出事，我妈就开始揭发他。秘书原以为我妈跟我爸观点完全不一样，没想到我妈也有“反党”思想。既然观点一致，怎么可以这么揭发呢？

我是在文革中才知道我妈的遭遇不仅仅象她一向跟我说的，完全受害于我爸。我们家在六八年三月被抄了，妈妈随即被抓走，关在机关被群众专政。他们机关的专案组给我写信，我当时已进工厂，在青岛实习，让我揭发我妈。说如果我揭发，就可不将我家的情况告诉我所在单位的组织。他们告诉了我这封信的存在。我至今记得当时的震惊。不是震惊于她的“反党思想”，而是不能相信她既然实际上同意我爸的观点，怎么可以一直以她是坚决反对我爸的反党言行，坚定的革命者自居？我写了信，但是开头第一句话是：“我不相信我妈妈是反革命，我相信她是跟着毛主席，要革命的。在这个前提下，我可以写我所知道的妈妈的问题。”

我写了一九六一年底爸爸妈妈离婚后有一小段时间，爸爸仍住在我们家的南屋。妈妈天天逼着爸爸搬家。后来把他的枕头，被子从三楼的窗口扔下去。爸爸才因此从水电部要到了房子。不过人也许是矛盾的。爸爸从家里搬出去后，妈妈到是时时让我们去看他，到他那里吃饭。一九六Ｏ年爸爸在北大荒劳改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几乎饿死。在北京刚刚开始有高价饼干卖时，妈妈带我去百货大楼，买了整整一箱苏打饼干。

我们坐三轮儿回的家。拉三轮儿的师傅还问我妈箱里装的是不是收音机。妈妈吱唔过去了。那时一个工人的月工资只够买几斤高价点心的，要是让人知道这里装的都是饼干，不定要遭什么样的白眼儿呢。除此外，没什么可揭发了。

后来，我妈自己也告诉我，反右时，她正在航空学院学习，她曾经很同情被斗争的右派学生马云凤。认为他无非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说不上是反党，反人民。后来组织上撤了她的职，审查她的问题，自己才猛然醒悟，吓坏了，“自己怎么能够怀疑到毛主席的头上！才认识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性。要好好认识，承认错误，重新做人。”这辈子，妈妈跟我说的心里话，大概就是这些了。我觉得这么多年一直受了她的骗。她和我爸离婚，揭发我爸根本不是因为他们思想不一致，而是她胆小，为保自己出卖了丈夫。她的倒霉也不是如她一向所说，完全受过于我爸。从那以后，照在她身上的老干部的神圣光环，在我眼里消逝了。我的小舅，大姨，还有妈妈的好朋友都反对过我的看法。他们说，我妈妈那时没有办法，为了孩子，只有那么做。我至今不能同意。也许离婚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但是把我爸爸置之死地的揭发，却是用保护孩子无法说通的。她是吓破胆了。那个当年认为“毛泽东不就是个师范生？”（爸爸告诉我，我妈当年刚进城时，跟我爸一起议论毛的话）的范元甄再也不存在了。只剩下一个一心一意地跟着毛泽东走的思想，跟着党走的没有灵魂的躯壳。

记得华国锋当政时，我们这代人都颇看不上他，很反感他的“凡是”论。一天在家看电视，新闻正有华国锋的镜头，我脱口出了一句老华如何，如何，当即变了脸，声色俱厉地说：“你怎么能管我们的英明领袖华主席叫老华？！你简直反动的不成样子了！”当时我出了一身冷汗。告诫自己是太忘形了。家里阶级斗争的弦崩得紧着呢！一不小心妈妈告到我的单位，我可就得吃不了兜着走。可不能轻易忘记过去的教训。文革时，我回家探亲，我妈领着我们三个孩子天天对着毛主席象早请示，晚汇报。我搜肠刮肚地找词对付妈妈。既要狠斗私心，又不能让她认为我思想反动。后来，我常常在家露出消极，悲观的情绪。认为“四人帮”当道，天昏地暗。个人、国家前途何在？我妈教训我，我听不进。她竟一封信写到我的车间的党支部书记那儿，告发我的反动思想，让组织上教育我。幸好，车间党支部书记是个好人，叫我去谈了一次话，只轻描淡写地说，“你妈也是为你好，怕你到处乱说乱道出事。你正面理解老人的做法。”如果说我妈当年与我父亲观点相同，为了孩子和自保，向党揭发。那么到了此时，可以说产生了质的飞跃。已经完全抛却了儿女亲情的母亲，已经不是自然意义上的人了。“亲不亲阶级分”，已溶于她的血液。她已经不是迫不得以，不能不干揭发。她就象魔鬼附身，谁反对毛主席，就坚决打倒谁。她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凡是派”。

我妈给我的信永远充满了革命词汇。我那时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给我妈写信。给组织写思想汇报，还可写可不写。给妈的信却是万万逃不掉的。我妈会时不时地寄剪报来，让我学习“天津火车站工人批林批孔的先进经验”，让我学习王洪文。说同是工人阶级，人家那样先进，你却是如此落后。

我那时成为伟大的工人阶级队伍的一分子已小有年头了，早就知道生活中的工人阶级和报纸上无限拔高的形象是两码子事儿。

也早就没有了对党报的那份儿崇敬感，知道报上天天地编瞎话骗人。我自觉报纸是没有采访我所在的工厂，采访了写出来一样好。我告诉我妈王洪文那是机遇，我要是赶上了，也能当副主席。我妈是觉得我真正成了小李锐。

后来改革开放，人人向钱看，她提起邓小平，赵紫阳那是绝对的大不敬。一点也没把他们当了党的化身。对江青，我不知她是否还有着敬意。

对毛主席，我是从心底里相信她的绝对忠诚。她对主席的忠诚是她现在唯一可骄傲的资本，可以“一览众山小”。可以象以前一样眼睛永远长在后脑勺上（我姥爷对我妈的评语）。那是她精神上的唯一支柱。可叹的是不管她如何表现，党却从来没有再认可过她。文革一开始，她就挨斗。她过去的下属还有人跳到台上抽了她的耳光。

我六八年初参加工作，到青岛实习之前，妈妈大概感到文革这关她可能过不去了，告诉我家里有多少存款，存款单藏在什么地方。告诉我她认为自己是革命的，万一出了事，要让周总理知道。总理是了解她的，会想办法救她。她被机关造反派抓走后，我给总理写了信，为怕信寄不到总理的手里，我是用的表忠心的笔法。告诉总理我是谁的女儿，爸爸无音信，妈妈被群众专政，我自己会跟着党走，不会走父母的反党道路。但是信发出后如石沉大海，从来没有过回音。后来我妈自己给王力，陈伯达写信，以延安马列学院的老关系，请求给她工作，也是只字的回音也没有。后来她在干校也受了很多苦。她本来就有风湿性关节炎，那时犯得很重。再加从来养尊处优，与同宿舍人根本无法相处，没人同情她。她在作了胆囊切除手术后立即被要求返回干校下水田劳动。干不动时，只能双膝跪在田里往前爬。那个时日，是妈妈对我最好的时候。常常往陕西的三线厂给我寄卫生纸、枕巾、新打小麦磨的面粉。似乎干校小卖部能买到的东西都会买了寄来。可是她回京后，一切很快就又都恢复了老样子。

我写给我妈机关专案组的信的底稿一直留在抽屉里，我妈放出来后，偷偷看了，把它从中撕开，又放回抽屉。我发现后十分生气，问她为什么翻我的东西，撕我的东西？这是我唯一一次见她无言。后来大姨告诉我，我妈跟她说：“困难时期还是自己家的人可靠。不乱讲坏话。”我不知道她是否知道，专案组曾去秦城监狱找我爸外调我妈的材料，我爸一句她的坏话都没有说，尽写了关于她的好话。可是爸爸就没有她的福分。那些最致命的“攻击”毛主席的话都是我妈妈揭发的。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后，我爸妈离了婚，本来我爸爸是准备恢复党籍，降为局级任用。我妈一份长篇揭发材料报了上去。据刘澜波说，传到他手里时已满是烟迹。不知过了多少人的手。最后传到邓小平那儿，邓说：“太恶劣了，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