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子》一章中，颜子推先生提出了不能废除笞罚，这对我们目前的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都有很重要的启示。他写道：
凡人不能教子女者，亦非欲陷其罪恶；但重于诃怒。伤其颜色，不忍楚挞惨其肌肤耳。当以疾病为谕，安得不用汤药针艾救之哉？又宜思勤督训者，可愿苛虐于骨肉乎？诚不得已也。
王大司马母魏夫人，性甚严正；王在湓城时，为三千人将，年踰四十，少不如意，犹捶挞之，故能成其勋业。梁元帝时，有一学士，聪敏有才，为父所宠，失于教义：一言之是，遍于行路，终年誉之；一行之非，揜藏文饰，冀其自改。年登婚宦，暴慢日滋，竟以言语不择，为周逖抽肠衅鼓云。

用白话说：
大凡人们不会教育子女的原因，也不是想要陷害他们于罪恶之境地；只是掌握不好教育的方法和时机；有时想骂得他们又怕伤了他们的自尊心，想打又舍不得使他们有皮肉之苦罢了。应该用生病为比喻，哪有不用汤药针灸来救治他的呢？又应该想想勤于督促训导孩子的父母，难道愿意虐待自己的亲生骨肉的吗？确实因为不得已啊。

王僧辩王大司马的母亲魏夫人，性情十分严正；王僧辩在湓城时，已经是个统率三千人的将领了，年纪也过四十；但稍有过失，他母亲还要打他，因此才能成就王僧辩的功勋业绩。梁元帝时期，有一个学士，聪明有才能，被他的父亲所宠爱，失去了必要的教育：他一句话说得好，就是对过路人也要宣传一番，整年赞誉他；一事做错，千方百计为他掩盖辩护，希望他自己悄悄改正。到了成家立业的时候，横暴傲慢一天超过一天，最后竟因为胡言乱语，被周逖杀了抽他的肠来衅鼓。

因此关于笞罚，颜子推先生认为是必须的。他说，“比及数岁，可省笞罚。”而笞罚不是有意虐待骨肉，是因为“诚不得已也。”如果患病想治愈，一定要用到针灸，会弄痛孩子；一定要吃药，会使孩子感到很苦。但使用针灸药物，是不得已的。教育小孩也是一样，没有一个父母会忍心苛刻亲骨肉的，但是，为了教育，有时不得不使用鞭子。在这个问题上，颜子推先生还举了正反两个实例来证明：正例是王僧辩王大司马因为母亲的严格教训成就了他的功业；反例是某士人被父亲宠坏最终招致杀身之祸。

没有责罚就形不成教育，特别是对大多数中等质地的人们。“上智不教而成，下愚虽教无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因此，他在《治家》篇中，也强调了这点：“笞怒废于家，则竖子之过立见；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治家之宽猛，亦犹国焉。”因此，责罚是教育必不可少的一种手段。朱中卿先生曾说过：“我小的时候我妈经常对我进行打骂教育。打骂也是可以成为教育的，关键是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我妈对我进行打骂的理论指导有‘不打不成材’、‘棍棒底下出孝子’等。这是通俗版的打骂教育理论。还有一个严谨版的：上等人自成人、中等人打骂成人、下等人打骂也不成人。这个严谨版的打骂教育理论看上去就不同凡响，让我不得不承认我妈对我的打骂是教育。上等人自成人，中等人打骂成人，下等人打骂也不成人。不要小看这几句话，教育单个孩子要用到它，教育全社会的人还是要用到它。”（『关天茶舍』《教化众生之道：自成人与打骂成人》）
体罚固不足取，然而放松对子女的管教，则无疑是一种失职行为，在目前的中国家庭中，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为人父母者，放纵自己的孩子，大约都是出自“爱心”，过于严厉则于心不忍。仁父慈母们要知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天下父母，哪个不爱自己的孩子？循循善诱固然不错，冷面相向也不失为一种爱法。某学士之父宠溺其子而其子自取其祸，王司马之母训之以棍棒而其子功成。真是棍棒底下出孝子，蜜糖罐里淹死人。

近期，不少媒体上就有过“教育与惩罚”的讨论，还有的媒体上有过“能不能打孩子”的讨论。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这讨论说明了人们对教育的认识在走向清晰。因此，我的观点也就是，教育不能没有惩罚，但尽量以正面引导为主；对孩子用打的方法教育，是“诚不得已”的做法，但绝对不可多打，而且尽量不打。一张一弛，乃文武之道；红脸白脸，都导人向善。一切为了孩子未来的发展，而不是孩子目前的快意。教化与刑政是互为补充，不可偏废的；但必须以教化为主，刑罚，诚不得已也。对孩子的教育如此，对大众的教化又何尝不是如此？

——《颜氏家训》读后感系列之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