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世界上有一位最善良.最伟大的女性，她就是我们慈爱的母亲！都说人世间有一种最美，最温和的声音.那就是母亲对儿女的呼唤；都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最伟大.最无私.最勤劳的人，她----还是我们的母亲！“母亲”多么神圣而纯洁的字眼！喊一声妈妈，是那最纯真.最动人的原始蕴藏.那是我们对母亲最深切的呼喊！喊一声妈妈，也是我小时候梦寐以求却难以实现的愿望。

几度春暖几度秋， 几时思娘梦里游。

我不是孤儿，不是弃儿，也不是离异后的单亲子。爸爸妈妈都是知识分子，家庭经济条件也不错。
由于是双胞胎，我们小哥俩打出生第一天起就得到万般宠爱。据说我小时候(大概半岁左右)头上生了个疖子，爱弈帧＞捅话才旁诎致璧拇采希�由妈妈亲自照料�?哥哥较乖巧好带就由奶妈带。时间长了，也就这样习惯了。我就顺理成章地一直在大床上睡了。记得爸妈的床头有张很大的中国地图。我四五岁时妈妈就教我看地图， 给我讲故事。我喜欢把头枕在妈妈的肚子上，享受妈妈的故事。那种儿时的幸福点滴，一直在我美好的记忆里珍藏至今。

那时，中国的上小学年龄规定是七周岁。要提前上学是很难的。妈妈看小哥俩还算聪明，很小就教我们数数，认字。六岁时妈妈四处托人帮忙，好容易找到个小学同 意让我们去考试。但去这个学校必需过条小河(南京美丽的金川河)何上有座简陋的小桥。过桥板时，可见脚下哗哗的河水。我俩害怕过桥，就私下里商量好，不去上学。 考试时，老师给了二十根竹签，我数成十八，哥哥说是二十三。妈妈失望极了，回家的路上问我们:“平时在家数筷子都没问题，为什么今天就差那么多呢？”哥俩没敢对妈妈说谎，妈妈也没怪我们。只是心疼地说，“那就明年上吧，莎家湾小学是离家近些”。谁知道，这是妈妈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带我们去学校
一九六二年一月，南京特别冷。爸妈突然接到外祖父从香港发来的电报。外祖父得了肺癌，外祖母是个双目失明的老人，希望妈妈去香港探望一下二老。爸爸妈妈都是对 老辈十分孝顺的人。商量后决定爸爸先把照顾五个孩子的责任抗一下，妈妈赶去香港看看老人尽快回来。就这样，妈妈匆匆忙忙地走了。我们当时都还不懂事，那天妈妈 走得很早。我们起来时发现妈妈不在家，就到处找妈妈，连床底下都搜了。大人们说妈妈上班了，可是晚上妈妈还没回来，爸爸说妈妈加班。我们天天找不到，习惯了， 就不找了。从此家里就少了个主要成员，妈妈。
双胞胎小哥俩长得很象，走到哪里都会引起路人住足，总有人会来问长问短。“你们俩哪个是哥哥？”
我总是主动让人看我脑后的那个婴儿时生疖子留下的疤，告诉大人们我是弟弟。
“您们的妈妈呢？”
“......”
我们都不敢回答，这大概是我们被问得最多，也是我们最怕回答的问题。在那个年代妈妈去了香港是个非常丢脸的事。多少年啊，我们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他象一根被施了魔法的绳子，束缚了我们的心灵。使我们无法和同龄的孩子们一起平等的成长。
哥哥小时候很爱读书，我总是跟在哥哥后面。小学一年级暑假，哥哥一口气读完了长篇小说。读完了还会滔滔不绝地讲给小伙伴们听。我非常羡慕，也跟著 哥哥读，他读完一本我就跟一本。开始时生字太多，读的很慢。读久了，许多字就记得了，常常被故事情节牵著往前赶。到三年级时开始写作文了。老师总要求大家先列提纲，再打草稿，修改后再抄在作业本上。我俩从来就是直接在作业本上先把作文写好，再抄个“草稿”和“提纲”交差。从小到大，我们的作文一直是班上的尖子。一 次期终考试，我俩的成绩都不好(哥哥比我好些)。原因是作文题目“我的妈妈”让我们为难了。老师看出了我们的心思，提示说可以不写自己的妈妈，比如祖国也是我们 的母亲。哥哥反应快，总算在规定时间写完了。我却想不出那妈妈的形像是山，是河，是楼房。胡乱写了几句，老师客气，给了个65分。是啊，“我的妈妈”这篇文章让我在心里写了几十年，能真正理解妈妈的情，妈妈的爱，妈妈的辛劳，妈妈的付出，妈妈的崇高，那是二十五岁以后的事了。

六五年，那场触及灵魂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爸爸上班被整挨斗，回到家里当然也情绪不好，星期天常硬拉著我俩去玄武湖照相，回来自己把照片洗出来自己欣赏。我们从心里不愿意去公园，因为别人家都是爸爸妈妈一起带孩子去，只有我们，身边只有爸爸一人。总有些喜欢双胞胎的人会问及妈妈，讓我們尷尬。
不久文革进入了高潮。一天夜里，我们被一阵疯狂的敲门声惊醒，一个个目呆呆地站在厅里。进来一大帮人，宣读了革命委员会关于爸爸是国民党残余，里通外国的特务嫌疑，要审查抄家的决定。爸爸被关进了牛棚。家被抄了个底掉，家里的存款，粮票全部没收。我们熬了一夜，第二天五姐弟忐忑不安地照常上学。不知怎么那么快，同学们都知道了，我们在学校被孤立了。从此，我们姐弟五个，就像一群受伤的小老鼠。没人同情，只能自己可怜自己了。由于断了和妈妈的一切联系，爸爸又被关了，我 们生活的很苦。但生活的苦我们一点都不怕，难过的是事事被歧视，处处受排挤。无论您如何小心翼翼，总是不能得到信任。
一九六八年底，我们小学毕业被分配到南京八中上初中。那年初春，金川河上的薄冰刚化，河边的小路还很滑。我和几个新认识的同学，刚看完电影“南征北战”，回家特意绕道到小河边玩。一路上，大家讨 论著电影里的内容很起劲。在过一条小沟时，我学著电影里敌军长的腔调对前面的同学说“张军长，看在党国的份上，拉兄弟一把吧.”话刚落音，只见同学小平拉长了小脸，狠狠地看了我一眼。我知道坏了，我闯祸了。
第二天清早，我刚进学校大门，就被通知说学校工宣队的陈队长要我去他办公室。我把心提到嗓子眼，不知走了多久才到陈队长办公室。一进门见一个肥头大耳一脸芝麻的中年大汉坐在里面看报。自报了姓名后，我战兢兢地站著等待处罚。
“知道为什么请你来吗？”
“我不应该学电影里坏人说话”
“您爸爸是干什么的”
“在银行”
“现在干什么”
“隔离审查”
“妈妈呢？”陈队长的口气越来越凶了。
“......在香港”我迟疑了一下还是说了。
“在香港干什么？”
“我已经不记得她了，现在也没联系”这是真话。
陳隊長狠狠地丟下報紙﹐瞪著眼珠:“学电影里说话，要用阶级分析！你小小的年纪，头脑里被刻进了很深的阶级烙印！你不记得了，但资产阶级思想还在你脑子里。好好写份检查，要从你资产阶级家庭里走出来!”说完，把我帶进一间空教室，让我写检查。第一份没通过。再写第二次还是不行。一连写了四份，每份都是两三页。这时已是下午三点多钟。陈队长不得不来 启发我了。
“你的检查没有触及灵魂！你要从你怎样和反动家庭化清界限角度来写。”
没办法，我只好极不情愿地把爸爸妈妈在检查里批一通。最后过关时已是 下午快五点了，学校里空空的。我一人背著书包饥肠辘辘地回到家。吃过晚饭，我就倒在床上睡著了。夜里我梦到了爸爸妈妈:"...我坐在爸爸的自行车后，不小心 把脚圈进了后轮，疼的厉害。妈妈着急地帮我把脚往外拔..."醒来是自己的脚插在床框里。我把脚收回被子，眼前一片漆黑。我睡不着了，睁著两眼等著天亮。第二天，在全班的帮助会上，我读了饿著肚子用一天时间写出的检查，偏偏跳过那我最不愿读的一段。还好，混过去了。一九六九年，爸爸被释放了。回家不久，我们全家就被下放了。 爸爸当时看起来很高兴，一是在“光荣下放”的通知上，爸爸被称为“同志”；二是我们都逃离了这个是非的城市。到了农村，我们和妈妈反到有了断断续续的联系。在离别十二年后，我们五姐弟一起给妈妈写了第一封信。我们从来就没忘记妈妈，我们是多么想有一个和别人一样的家，和别人一样的妈啊！

一样的难熬一样的心， 一份切不断的母子情。

六二年，妈妈怀著焦急不安的心情，匆匆地闯进了香港这个“还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地方。别人怎样我不知道，至少妈妈在香港的这些年里倒是真的水深火热。妈妈到香港后不久，外祖父的病越来越重了。妈妈是五个孩子的慈母，也是她爸爸妈妈的孝顺女儿。无奈，妈妈只好强忍著对子女和丈夫的无比思念，暂时留下照顾父母。外祖父去世后，妈妈的中国护照早已过期。外祖母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也已经无法离开妈妈的照顾。这时妈妈的心就像被两股无法抗拒的力量撕裂，那种难忍的痛，超过了人世间任何苦难和折磨。
为了谋生，妈妈凭借自己的学历和工作经历，找到了一个纺纱公司的会计工作。她白天拼命地工作，一方面是为了维持这份得来不易的工作，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暂时忘掉那撕心裂肺的痛。晚上回到家里，除了照顾好老人,料理好家务，就是给南京写信。文革后，许多信是根本无法送到爸爸手里的。可妈妈还是天天不断地写。她是在用自己的心尖蘸著自己的血泪写，所以篇篇都是那么的激动人心。终于有一天，妈妈累倒了。

那天晚上，妈妈写信到后半夜。清晨起来，急匆匆赶到办公室，没来得及吃早餐。中午老板有紧急公务要她办，一直忙到下午。当她准备起生吃点东西时，突然，眼前一片漆黑，人失去了重心，昏倒在办公桌旁。口中红红的鲜血带著紫黑色的血块，大口大口地往外涌。救护车把妈妈送进了医院。

昏迷中，妈妈的灵魂飘忽在人鬼两世之间。她想到的是多年未见的丈夫和孩子，她飘进了六二年前，飘到了那段最幸福的日子里。她飘过了那条为人无法越过的边境，来到了我们身边。她看到了自己日思夜想的骨肉，她告诉自己，要坚持，要挺住！为了等待和丈夫及孩子们的重逢，一定不能飘离这苦难而又不舍的人间！她成功了，经过医生们几天的抢救，妈妈醒来了。醒来第一句话，是关照同事把她办公桌上的那封信寄出去！

大病一场后，妈妈又急匆匆回到公司，重复著和以往一样的日日夜夜。转眼又过去好几年，妈妈已是这家香港著名的纺纱公司的会计部主任，管理下属四个工厂及公司本部的财务。繁忙的工作没有解除半点思念家乡的痛苦。她买了大量的毛线，为我们织毛衣。过一两年估计我们又长大些了，就拆了再织。家里毛衣堆积如山，可她还是嫌少。一次在报纸上看到有人从海上游泳到香港。她就去店里买了个高倍度的望远镜。每到星期天就独自坐在海边，望着那茫茫的大海，期盼著奇迹的出现。每一次失望都没减少她下次再来等待的期望。望着这分隔母子的大海，望着自由飞越边境的海鸥，妈妈和我们一样在痛苦的思念中苦苦地熬过了十七年。

永远的感激永久的情，永世改不了的母子基因。

一九七八年的秋天的一个傍晚，爸爸带著我们姐弟五人，风尘仆仆地从苏北农村赶到上海，在上海华侨饭店门口焦急地等待著国际机场的交通车。一个振奋人心的时刻就要到了。一切的往事都不再重要，所有的苦难都将过去，我们全家的美好未来就要从这里开始！我们日思夜想的妈妈，我十七年都没叫过的妈妈，马上就要来了。

四辆崭新的面包车从南京路上飞驰而来，我被分配守在第四辆车的门口。车上的人都快下完了，几乎都是老外。没有象妈妈的人。我急了，离开车门跳起来从车窗往里看，一个熟悉的身影，慈祥的脸庞出现了。我禁不住大叫了一声“妈妈”！几乎是同时，妈妈也看见了我，两行老泪早已夺眶而出，我们全家都涌了过来，大家的泪早已流尽，有的只是兴奋，跳跃，欢呼和尖叫！全家人终于拥抱在一起了。妈妈最重的一个箱子里装的几乎全是毛衣。那每一针每一线都牵著我们的心，连著那永远的感情永久的爱！

又过了很久，妈妈申请我们一家来到美国。治好了儿子的哮喘病。在美国，我们和妈妈住得一直很近，走路只要几分钟。妈妈和哥哥嫂嫂住，我们一大家人就都成了哥哥家的常客，为的是多和妈妈亲近些。

有一次妈妈病了，我和太太每天下班都先去看妈妈，和妈妈聊聊天，陪妈妈散散步，然后才回家做饭，休息。在公园里妈妈总爱把我介绍给她的老年朋友们，“这是我的二儿子，又来陪我散步”那份为人母的自豪溢于言表。我们姐弟五个都非常爱妈妈。这也是妈妈最开心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