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不仅没听说过牙仙女，到二十多岁也没见识过牙医。谁让我的牙就没痛过呢？我很勤快的，每天都刷牙。

到德国进了雅可的实验室，发现德国人个个牙口不好。短短几个月，人人都看过一次牙医了。而且为看牙医或迟到或早退或中间溜号，居然都很理直气壮。我真不理解。

有一天雅可也来晚了，说他刚从牙医处回来。我就说，怎么你们牙都有毛病？中国人就不用看牙医！

我年轻时是属刺猬的，而且很有大中国意识。况且我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刚到雅可实验室时，很是刷新了大家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印象。有一次午饭时大家谈论一种什么植物，问我中国有没有。我不懂那个词，当然就无法具体说，但大方向总是对的。我告诉他们，中国这么大，自然是有的，我不知道它长什么地方也不打紧。

话说当时雅可组里，有一个沃夫博士。这个沃夫那时四十左右，在所里有终身职位。他既没有教授头衔，也无意领导一个小组。而且他与所里有特殊协议，每周只上四天班，拿那个位置的五分之四的薪水。他年轻时信奉共产主义，我在时已缓和为绿党派。他太太是瑞典人。他们有两个女儿，那时大的是刚上小学的年纪。我还记得小女儿叫汉娜，一个金发小姑娘。沃夫附属在雅可组里，是一种奇怪的安排。沃夫自己带两个学生，有自己的办公室，仪器虽放在一起，但他们的那一套是自己独立使用。沃夫早先到过中国，可能为了找寻共产主义。他的学生里有个中国人，大家叫他沉默的陈。陈其实是一个很诚恳的人，他话不多，也不惹事生非。因为沃夫是唯一去过中国的人，在我之前，陈自然是中国形象的沉默代表。沃夫他们做课题不用与雅可商量，发文章雅可也不署名。只有领文具器材和报销差旅费用是共一个小组账号。还有就是沃夫的学生毕业时雅可是他们的官方导师，因为沃夫自己没有博导的资格。雅可与沃夫的不睦是人所共知的。一次我问大师兄乌尔为什么会这样，乌尔说原因复杂，但告诫我要在他们的冲突中选对方向，站稳立场。乌尔的劝告让我紧张，我在中国都不懂政治，哪敢到德国搞路线斗争？我刚去时曾获邀与陈同去过沃夫家一次，我怀疑很可能是沃夫想加强自己的革命力量。经过思考，我也知道站错了队的危险，所以谨慎的选择了立场。在我离开德国几年后雅可与沃夫终于幸福的分手，沃夫对陈，以及雅可对我，都各自表达过对此的欢欣鼓舞。

呵呵，扯的离牙齿远了。总之我傻傻的替国人的牙齿骄傲之后，理所当然的被知道底细的沃夫嘲笑。他一口咬定中国人牙更坏。我就不服气的告诉他，不光我没看过牙医，我们全家都没有看过！我就不知道任何看过的人！

而陈后来私底下告诉我，他也刚看过一次牙医，医生给了他一个复杂的治疗计划，说他有严重的牙周炎症。我问他牙周炎什么症状，他说他牙龈出血。

但我刷牙有时也出血的呀！生平头一次，我也去看牙医。那个牙医说我的牙还不错，轻微出血在洁齿后会消失。但发现我右下的智齿歪在了邻牙上，造成那颗牙龋坏。

嘿，说起智齿，我老早就长齐了，大学时一次大家争论到底应该有几颗牙，各人对镜一数，我三十二颗胜出！是不是说明我有大智慧呀。

后来那颗不正的智齿被拔，龋坏的牙补上了。两年后，被拔的智齿对应的右上那颗大概没了伙伴对手横着长了起来，就也拔了。

剩下的三十颗被我完整带到加国。加国虽说全民健保，看牙却不在内。既然德国牙医都说我的牙还不错，我就不想自己掏腰包了。

在加国唯一一次洗牙，是在小加两个月大的时候。我自怀小加起就为补钙每天四杯凉牛奶，小加出生后我发现喝凉奶时补过的牙有感觉，怀疑补的地方漏了。但医生说没漏，让用脱敏牙膏。用过不久还真就好了。

转眼我又怀了小愚。当时小加肥实无比，我自己也还扛着第一次生产后多出来的二十磅，所以这次我对营养没有上次精心，一天也就喝个两杯奶，有时也还忘记。几年后发现，此举不仅亏欠了我的牙们，还连累了小愚的牙。

小愚出生后的头一年我们经济上捉襟见肘。我的失业金已拿完，我父母来给我们帮忙，我老公微薄的薪奉养着一大家子人。我知道自己牙齿迅速变坏，牙龈出血越来越经常。期间还牙痛过两次，都是那个补过的龋齿附近，也领教了牙痛时止痛药是没用的。

等到了美国，我研究清楚了各种保险条例后就给自己约了牙医。我的牙医危言耸听，说我如不赶快挽救，我的牙们十年之内就会弃我而去。想着四十几岁就没牙的样子，眼角的细纹和不够理想的腰围真不算什么。

力挽狂澜的工作是痛苦的，我也不想再回忆。总之在深度清洁和拔了残余的两颗智齿后，我现在每天花两秒钟洗脸但花三分钟洁牙。我的牙医上次说我那些不带智慧的二十八颗牙齿，其中一个十几年前补过的，或许他们可以服务到我七十五岁。

任何人，如果他的牙们经历这样的九死一生，都会要把那血的教训告诫给下一代。

我对儿子小加小愚的牙的关怀，除了无微不至不能用别的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