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如此开放，又如此安全
张欣武 刘卫华

　　哈佛大学的校内和校外没有明显的界线。因为哈佛既没有由门卫把守开关的大门，也没 有能围住校园的栅栏或院墙。倒不是因为没钱修建，而是哈佛一直在扩建，院墙和门只会给 扩建添麻烦。哈佛1636年建校时，老校园仅是现在的一角，经过300多年的发展，哈佛已覆 盖了大半个剑桥城，商学院干脆修到了查尔斯河对岸，医学院和公共卫生学院离我所在的哈 佛学院更远。我在签证时认识的那位从华西医大考入哈佛医学院的博士大姐，以后也很难见 面了。

　　讲究实际的哈佛人不在乎没有一个气派的大门，哈佛倒因此而多了一个风景——几乎每 天都有初到哈佛的游客在校园里东找西问：哈佛大学在哪里？从大一到大四，每年我都在回 答这个经典的问题。（点击哈佛的这个网页，可以看到亦古亦今的哈佛一角：http://www.n ews.harvard.edu/tour/guide.html）
　　哈佛校园的开放格局超出了我父母的想象力。爸爸妈妈收到拉瑞寄去的照片后，先是误 以为其中一张是我和拉瑞夫人在哈佛校门口的合影，看到我在电子邮件中说哈佛根本就没有 校门和院墙，马上又对这里的安全系数产生了怀疑。那是1999年10月下旬，休斯顿刚发生了 一位成都去的女孩被美国劫匪枪杀的悲剧，多少留学生的父母都含着眼泪揪着心呢。我赶紧 给父母回信说，尽管没有铁门和围墙，哈佛的安全程度却远非其他学校可比。校园内每隔几 十米就有一部“蓝灯保安系统”的报警电话，校方说，只要你觉得不安全，就可以利用蓝灯 下的电话呼叫警察，警察会在两分钟之内赶来帮助你，包括送你回家。
　　“警察来得再快也不如不出事啊！”爸爸妈妈还是担心。为了让父母吃得香睡得安，我 特地打了个越洋电话，详细解释哈佛在治安方面下的功夫。
　　“哈佛可精了。”我对爸爸妈妈说。为了保障学生的安全，哈佛对自己所在的剑桥城投 入了很多钱来加强治安。由于社区对保安设施和警力配备投入很高，地价和房租也水涨船高 ，没有较高稳定收入的人，几乎无法在这里生存。随着安全程度的提高，地价就涨得更高， 犯罪率自然就下来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尽量避免晚上单独在校园里走动。大二的时候，为了节约时间，我常 常利用零点以后无须等待也无人催促的机会，在科技中心大楼的高级电脑上做计算机课的作 业，虽说凌晨两三点才撤退，但每次都提前约好校车送我回宿舍。这一点，爸爸妈妈对我非 常满意。我则归功于哈佛的校车制度。应该说，哈佛的校车服务非常周到，零点以前有班车 ，零点至三点可以预约学校的小巴，哪怕只有一个人，校车也会准时前来接送学生。三点至 早班车之前则可以请警车护送。这样，科学中心365天24小时全开放的制度，就很有实用价 值了。
　　随着我在哈佛的学业逐渐深入，我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开放”是哈佛的最大特点 。哈佛不仅没有物质的篱笆和围墙来局限校园，也没有学术上的篱笆和围墙来局限思想。哈 佛之所以能在多个学术领域长期保持领先地位，并造就那么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直接得益 于思想的自由与开放。
课外活动：“让世界走向中国”
张欣武 刘卫华

　　当我在新生周的“课外活动集市”上到处浏览咨询的时候，大大小小五花八门的学生社团让我的心也躁动起来——何不约几个新生自己创办个社团呢，大家都弄个“师长旅长”干干！一时间，各种可能的名目，在我脑子里嗖嗖乱飞。不过，当我走近HPAIR(哈佛项目—亚洲与国际关系)的“摊位”时，我所感到的吸引力马上超过了先前的所有设想。
　　HPAIR是哈佛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和亚洲研究中心指导下的青年学术团体，成立于1
992年，每年在一个亚洲国家首都举办年会，报名参加大会的主要是各国著名高等学府的优秀学生——他们被认为是各国潜在的各界领袖。每届年会都会从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教育、发展等六个角度研讨有关亚洲发展的问题，应邀前来讲演的都是世界知名专家学者和政界要人。在我参加HPAIR前后，分别有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韩国总统金大中、新加坡总统纳丹、澳大利亚总督、东南亚国家联盟秘书长、美国大使，以及各协办大学的校长等作为嘉宾和讲演人出席过大会。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亚洲开发银行的官员和专家们，对来自HPAIR的讲演邀请也都十分支持。高层次、高质量的学术交流，使得HPAIR被一些权威的中介机构列入一流的国际会议，现已成为哈佛在亚洲影响最大的学生年会。
　　当时，HPAIR正在招聘“第9届亚洲与国际关系年会”的筹备人员。这届研讨会将于2000年暑假在北京召开，计划召集300名各国优秀大学生报名参加。我马上联想到，在国内总是说“让中国走向世界”，这下子不是在“让世界走向中国”吗？而且，HPAIR旨在让各国潜在的各界领袖在学生阶段就互相了解，甚至建立友谊，岂不是直接有利于亚洲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吗……没想到，刚到哈佛就遇到了能为祖国效力的机会，真是太好了！我越想越兴奋，决定放弃自立社团马上当头儿的打算，就在HPAIR从基层干起。
　　不料一问才知道，参加HPAIR还要笔试和面试——在哈佛，只有极少数学生社团如此“刁难”申请人！
　　这届年会的主席是刚升大三的美国男生阿里克斯，他说更希望招聘本科高年级的学生或者是研究生。可是我太想和他们一起“让世界走向中国”了！我要像抢篮板球一样跳起来争取这个机会。我没有在意主席对大一新生的婉拒，热切地要求他给我个机会试一试。得到申请表格后，我仔细思考了需要回答的三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参加这个社团？你为什么要申请某个职位？你计划如何开展这个职位的工作？”熬了个通宵，写了几页申请材料交了上去。
　　不久，我就得到了面试的机会。主席阿里克斯眨着透明的蓝眼睛，给我出了一个题：如果有个人很想参加我们的会议，可是被我们拒绝了，他非常生气，发了很多电子邮件来声讨我们，你面对这个人和这件事情的时候会怎么样处理？我说：“首先，我要感谢他，肯定他对我们团体的热情，他生气的背后是对我们的看重；第二，我会告诉他，你既然有用来生气的时间和激情，那你为什么不把它用在宣传我们团体的活动上来呢？如果你把气愤转换成热情，相信你可以干得很出色。”
　　就这样，我参加了这个团体，成了它的14名组委会成员之一。
　　后来在北京开会时，妈妈出于好奇，问主席为什么会在数十个申请者中选中我？阿里克斯用中文回答说：“我感到刘亦婷充满活力，对这个活动充满激情。HPAIR特别需要活力和激情。”
　　做完一届年会之后，我完全理解了HPAIR为什么要实行如此“挑剔”的招聘制度——这可是一份需要很多奉献和耐心的事业。为了实现HPAIR的理想和计划，参与者要无偿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哈佛学生来说，时间既是生命，又是金钱，还是含糊不得的成绩！如果仅仅被免费旅行和交友机会所吸引，只怕会因为得不偿失而半途退出。
　　和我一批加入HPAIR的还有两位华裔新生，后来我们都成了这个社团承上启下的核心人物。
学生能把事情做多大？
张欣武 刘卫华

　　加盟HPAIR之后，我才知道面临的筹备工作有多重。这个将要在大洋彼岸召开的国际会 议，所有的事情都要由我们这14个学生来策划和完成。包括请多少人？请什么人？具体议题 是什么？怎样跟协办会议的北京大学协调工作？最重要的是，会议的经费也要由我们自己筹 集。哈佛为我们提供的惟一帮助，就是校长为我们写了一封用于联系赞助和邀请讲演者的推 荐信。

　　负责筹款的是来自香港的大三学姐，她和搭档每天都要浏览《华尔街日报》，只要看到 哪家公司可能要到亚洲投资，马上就给那家公司写信，打电话，给他们讲这个会议的意义。 我们承诺，如果哪家公司出资在3万美元以上，就可以派代表出席会议并能发言，但是，发 言的内容不能直接做广告，必须要符合会议的议题。这样奋斗了一年，联系了上百家公司。 最后，加上报名费一共筹集了10多万美元。
　　主席让我负责联络媒体，并参与招募和选拔报名参加国际研讨会的各国优秀学生。我们 分工不分家，伙伴们一起建网站；发电子邮件联系想参加的各国优秀学生；邀请在研讨会上 讲演的各界权威人士……和我一起工作的人中，有好几个华裔同学。曾经有一种说法：中国 人在外面“一个人是条龙，两个人是条虫”。可我们却合作得非常好，真的是拧成了一股绳 。
　　大一暑假，因为想留在哈佛筹备会议，学习运作大型国际会议的全过程，我提前争取到 一份给哈佛商学院教授做研究助手的工作，每周有偿工作40小时，时薪10美元，解决假期的 生活问题（当然，这也是难得的学习与实践的机会）。与此同时，我连续三个月每周为HPAI R无偿工作40个小时以上。有一次我连续往数据库里输入了几百份登记表，人都快累瘫了。 两年后我担任主席时，第一批改革措施就有把报名方式改为网上登记，大大减少了劳动量。 但当时我和同伴们都毫无怨言，只觉得做了自己想做的事。
　　爸爸妈妈对我的选择十分赞赏，他们说：“我们一直在观察你什么时候能够表现出忘我 精神，因为成就事业需要这种强大的内趋力，结果，在你19岁的假期我们看到了期待之中的 宝贵品质。”事实上，HPAIR的骨干分子都具有这种忘我精神。
　　2000年盛夏，我们陆续飞到北京，为大会作最后的准备。“让世界走向中国”这句话， 过去说起来还十分遥远和抽象，现在却是如此的自然和贴近。每当意识到这一点，所有的劳 累便一扫而光。
　　为了节约经费，主席提前两个月来到中国后的住宿费全部自己掏腰包，我提前一周到达 也是自己出的房租费。会议期间，代表们都在五星级的长城饭店吃会议餐，我们这些工作人 员却毫无怨言地在饭店的厨房吃服务员的工作餐。因为在我们的预算中，每节约500美金， 就可以多来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学生代表，除了机票，我们一分钱也不肯多花在自己身上。这 一点，让我的爸爸妈妈特别感动。
　　8月27日，“第9届亚洲与国际关系研讨会”在北京长城饭店会议厅隆重开幕，来自30多 个国家和港澳台地区的300多名学生代表济济一堂，围绕“21世纪亚洲发展在世界中的地位 和作用”这一主题，进行了为期4天的广泛交流。50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学术权威和政界要 人在会上分别做了演讲。面对如此盛大的场面，我们很有成就感。因为单是把世界各国的优 秀学生召集到北京来，让他们亲眼看到现代中国的文明昌盛与电影《菊豆》、《大红灯笼高 高挂》描绘的时代有多大的差别，这本身就是一种成功。
　　在此要特别感谢北京的各大媒体，在他们的支持下，我圆满地完成了预定的宣传计划。 英文版的《中国日报》在头版配图刊发了对大会的报道，这张报纸成了不少代表从北京带回 国的纪念品。
　　2001年，我们在新加坡成功地举办了第10届年会。新加坡方面把这次盛会视为“国家的 荣耀”。新加坡总统纳丹在闭幕式上做了十分感人的讲话，他回忆起战火纷飞的青春年代， 并高度赞扬了HPAIR推动亚洲发展和世界和平的努力。东盟领导人与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和亚 洲研究中心的前主任傅高义（Ezra F. Vogel）教授，也是我们的嘉宾和讲演人。
　　傅高义教授是美国政府的日本问题及中国问题顾问，也是HPAIR的教授顾问组首席顾问 。他熟悉和喜欢中国文化，并精心选择了极为中国化的姓名译音“傅高义”。傅高义教授的 很多著作（如《日本的成功和美国的回应》《与中国共存：20世纪的美中关系》等），在世 界上很有影响。他一向主张美国应把中国当作合作伙伴，江泽民主席1997年访问哈佛并发表 讲演，也是傅高义教授联系和组织的。这位德高望重的学术权威十分幽默诙谐、和蔼可亲。 后来我担任HPAIR主席时，经常去向他请教，他总是乐意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听取我们这些学 生娃的汇报，并提出极有价值的建议。
　　另外值得提到的是，到新加坡开会的学生代表中有5位来自北大、人大、复旦和厦大的 佼佼者。作为第10届年会召集学生代表的负责人，我感到特别高兴。
伙伴们推举我当主席
张欣武 刘卫华

　　大三开学后，我原计划换一项不太花时间的课外活动，比如说，申请一笔经费，在哈佛 办一系列小型的当代中国图片展……但伙伴们推举我担任第11届年会的主席，给了我改革HP AIR筹备工作的宝贵机会，结果，我在大三这一年反而为HPAIR投入了更多的时间，来完善老 制度和推进新计划。
　　我的改革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1提高效率。通过把筹备工作系统化、制度化，缩短

新成员的摸索过程，减少低效劳动，使各部门的工作更有计划性和整体感。2改善服务。通 过增加网站功能，使交纳报名费的支付方式更多样，更便利，同时拉开不同报名时间的交费 档次，化解临近截止日的报名高峰，让报名者尽早得到答复。3理顺关系。通过把年会举办 地大学与我们的关系由“协办”提升为“联办”，明确划分双方的责任和权利，以便减少摩 擦，提高效率，增进友谊。4优化资源。通过加强组委会成员与教授顾问组的联系、约见其 他国际学生社团的主席、召开专题茶话会等等，扩大HPAIR在校园内的影响，以便更广泛地 利用校方潜在的资源，减少对组委会成员个人资源的依赖性——我的想法是，每年换届选举 时，都有人因为换项目或大四要忙于写毕业论文或应聘工作而退出HPAIR，只有校方资源的 稳定性最高，可供一届又一届的后继者长期使用。
　　在我和伙伴们的共同努力下，HPAIR的改革进行得十分顺利。傅高义教授、威廉?柯尔 比教授（William Kirby，当时是哈佛历史系主任及亚洲研究中心主任，现为哈佛学院院长 ，是哈佛历史上第一位会说中文的院长，中文名“柯伟林”）和另外六位哈佛教授欣然接受 了我们的邀请，组成了新的HPAIR教授顾问组。2002年3月5日，傅高义教授、柯伟林教授和 助理教授E.C.Chow（教中国文学文化课）出席了我们举办的专题茶话会——“全球化对亚洲 文化的影响”。哈佛最有名的学生报纸《哈佛红》随即报道了教授们和70余名哈佛同学的热 烈讨论。此后，在筹备期邀请名教授参与专题茶话会，也成了HPAIR在校内扩大宣传的“保 留节目”。
　　2002年8月15日，第11届HPAIR年会在澳大利亚的悉尼隆重开幕，这意味着年会的举办地 首次由亚洲扩展到了环太平洋。本届年会的主题是“从传统与转变的角度透视亚洲”，澳大 利亚总督彼得?霍林沃思如约出席了闭幕式，并发表讲演，大会开得非常成功。
　　本届年会的申请者有800多位，他们都提交了自己的论文。我们从30多个国家和港澳台 地区优中选优，邀请了350名学生参加大会。遗憾的是，由于暑假回国后申请赴澳签证遇阻 ，我这个主席没能亲自到悉尼参加这次盛会。放假前，因为我的护照有效期不够了，无法在 美国提前办理赴澳签证。回成都换了护照后，做梦也想不到：根据中澳两国的协定，澳大利 亚使领馆只给北京、上海、广州的本市居民发放旅游签证！我是成都签发的护照，不在允许 去澳旅游的范围之内。尽管暑假里我多次与澳大利亚驻香港领事馆交涉（当时我在一家跨国 投资银行的香港分部实习）；尽管联办方的负责人通过澳大利亚外交部帮我说了话，但签证 官仍然坚持不能违反中澳两国的协定。唉，被拒签的滋味，好郁闷！
　　所幸的是，HPAIR前期工作完成得很好，后期的运作计划也制定得很具体，只要有人不 辞辛苦地负责各方联络，并机动灵活地随时处理偶发情况，就能按部就班地推进。我们的CE O是一位非常能干的印度裔同学，当我在香港上班、签证两头忙的时候，他和两位“打前站 ”的女同学及澳方负责人在悉尼全力推进会前的准备工作，使我在签证遇阻期间不至于急得 发疯……一个好团队就是这样，精于协作，善于应变，我为历届HPAIR的好伙伴们深感自豪 ！
　　可以说，参加HPAIR这个学生社团，是我在哈佛最重要的选择之一。它不仅让我有机会 提前为祖国效力，还给了我开拓创新的舞台。在运作HPAIR的全过程中，我的各种能力和综 合素质都得到了锻炼和提高。我从中学到了太多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 的好伙伴。虽说我也在大四退出了HPAIR，但我对HPAIR和良师益友们的爱与感激，却永驻在 心里……
　　想对HPAIR了解更多的读者，请点击我们的网站：www.hpair.org
课程设计：意在培养“完整的人”
张欣武 刘卫华

　　跟别的学生一样，我在新生周里得到一本书，上面有哈佛当年所有课程的开课时间和地 点，包括本科的、研究生的，任你从上千门课里选出本期打算学的4门课。
　　哈佛本科4年，至少要学32门课，大概分为：8门“核心课程”、16门专业课、再加上8 门选修课。所谓“核心课程”，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涵盖“外国文化、文学与艺术、历史 研究、道德推理、数量推理、社会分析、科学”等7个领域。每个领域都有数十种课程轮流

开设，供学生选择。我读大四的时候（2002年秋），校方为了扩大学生选课的自由度，已将 “核心课程”改为7门。
　　“核心课程”制度是哈佛大学1978年的教研成果，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完善“通才教育” 。校方认为，本科阶段更重要的不是造就某个特定行业需要的“专才”，而是培养一个完整 的人，不论学生今后往哪个方向发展，都应通过“核心课程”的学习达到这些预定的培养目 标：
　　能够清楚、有效地进行思考和写作；
　　对某种专业知识有一定深度的认识；
　　具备文学和艺术方面的审美能力和理性知识；
　　能够用历史的方法认识现实问题和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
　　能够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的概念和分析方法；
　　掌握物理学和生物学的计量方法和实验方法；
　　对道德问题有一定的认识和思考的经验；
　　有更为广阔的社会经验。
　　我很喜欢哈佛的“核心课程”制度。我感觉，要求文科学生必修一些自然科学和数学方 面的核心课程，可以增加文科学生对科学技术的敏感性，避免成为“只会务虚，不会务实” 的人。同样的，理工科学生“被迫”在历史、文学艺术、外国文化、道德推理等方面的课中 修满一定的学分，也可避免成为“只懂技术，不会欣赏艺术，缺乏人文知识和生活情趣”的 人。事实上，自从哈佛实行“核心课程”制度之后，很快就引起美国其他大学和世界各国的 效仿。因为“核心课程”制度的好处十分明显，它既保证了基础知识，又提供了选择自由， 系统性和合理性都得到了满足，有利于提高毕业生的素质，现已成为美国大学本科教育的主 流模式。（听爸爸妈妈说，国内大学现行的“专才教育”是计划经济时代效仿前苏联的产物 ，2003年前后，中国已有一批大学开始向“通才教育”转型。）
　　哈佛大一不分系科专业，校方希望学生通过一年的学习和尝试，发现并确认自己真正感 兴趣的专业方向。大二开始在40多种学科中选择专业，选定之后也允许改变。不同的专业方 向对专业课和选修课的组合方式各有特定的要求，比如说，将来想上医学院的，必须有化学 、生物等方面的规定学分。我选择的是一门交叉专业“应用数学和经济”，这个专业可以简 要地介绍为“以经济为应用领域的数学”，主要培养学生用数学方法分析和解决经济问题的 能力。这个专业因为课程组合的难度系数高，是哈佛的“荣誉专业”之一。
　　哈佛的老师在授课方式上拥有很大的自由。校方主要是在开课前审查教学大纲，看是否 有学术价值。期末由学生给自己上过的课打分并写评语，校方把学生反馈印成一本书，供以 后的学生选课时做参考，也供教授提高自己的讲课水平。校方还从学生反馈中看教授适合用 什么方式上课，以便调整到最能发挥教授才能的状态。例如，有位教授得到的评价是“讲课 不行，但个别交流效果很好”。校方经过研究，认为问题出在该教授不适合教大课，便让他 改用小课教学，结果师生都皆大欢喜。
自己选的课，越学越来劲儿
张欣武 刘卫华

　　大一的秋季学期和春季学期，我分别选了“论文写作入门、人类行为生物学、数学、实 用物理、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等8门课。因为所有的课都是自己按兴趣和需要选的， 老师讲得也精彩，学起来觉得特别有意思。我的“实用物理”课老师是哈佛大学物理系主任 加布里埃尔斯（Gabrielse）教授，一个在“反物质”研究领域有重大发现的国际科学家小 组的领头人。他的授课内容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从电灯开关、手机、CD机、环保设 施……到全球卫星定位系统，深入浅出之间，让学生迅速理解深奥的物理学原理。上他的

课 要做许多有趣的实验，吸引得我这个高中学文科的人都想改行学物理了！
　　大四的核心课程“美国城市设计：市民的渴望和城市布局”也有类似效果。此课老师艾 里克斯?克雷格（Alex Krieger）是城市规划与设计部的主席，他的工作室承担过很多美国 城市的规划设计工作，哈佛紧邻的波士顿市中心就是他近年来完成的规划设计。他带学生到 波士顿实地考察，地上地下的规划设计意图和效果自然都讲得又具体，又生动。因为喜欢这 门课，我还申请到参加哈佛和成都合作的一个城市规划项目呢。遗憾的是，2003年春季中国 成了SARS（“非典型肺炎”）疫区，哈佛暂停到疫区的所有活动，我只好和这个项目拜拜了 。
　　有一任哈佛校长说，本科最重要的任务是教学生学会思考。我上过的课确实都具有这个 特征。例如，大二上的“在法律中和关于法律的推理”这门课，简直就像高强度的“思维体 操”，尽在分析讨论那些很极端的情理相悖的案例。例如：一群人在海上遇难，断粮数天， 面临全体饿死的绝境，他们以“民主”的方式（即多数人同意）决定吃掉看来会先死的体弱 者，继续逃生。当以此维系生命的幸存者终于上岸后，你说该不该以谋杀罪判处幸存者死刑 ？由于同学们的多元文化背景，辩论自然非常激烈……在挑别人漏洞和补自己漏洞的过程中 ，学生不仅得到了强有力的逻辑思维训练，价值观与伦理观也日益明晰和坚定。
　　中国历史文化研究是哈佛大学的强项之一。我在哈佛规定必修的8门核心课程中，特地 选了4门中国文化课，分属“文学与艺术”和“外国文化”——我趁机选修中国文化，了却 我在本科阶段继续了解祖国文化的心愿。我感觉，不论是中国文化本身还是哈佛老师中西对 比的研究方式，都是魅力十足，名不虚传。难怪我的入学面谈人会在哈佛迷上中国历史和文 化呢！
　　可以说，我选的每门课都有它独特的吸引力。但也有特别想上而上不成的课。有时候是 上课的时间错不开，有时候是想上这门课的学生太多了，要靠抽签来分配名额。
　　大二的时候，哈佛的核心课程开了一门要看很多中国电影的课：“透视现代中国：中国 电影和文化”。很多同学都看中了这门课，只好抽签分配名额，结果我没上成。我赶紧查找 其他核心课程来替补，发现哈佛的“外国文化”里还有一门很吸引人的课跟我的其他课程没 有时间冲突。这门课——“中国的家庭、婚姻和亲属关系：一个世纪的变化”——也是人满 为患，也要抽签。我赶紧找到负责抽签的助教老师，说了很多好话，“挤”进了这个大热门 。
　　大四的时候，哈佛开了一门以小说和电影为教材的外国文化课：“当代中国文化透视” ——主要研究海外华人社会的发展变迁，仍然要抽签。这回我“时来运转”，上成了！
　　我进哈佛读书时，正赶上美国“重塑本科教育”改革进行到第3个年头，哈佛的本科生 得到了比过去更多的重视，有很多机会由著名教授直接给我们上课（美国本科生的父母很重 视孩子和教授接触的机会多不多）。我选课的时候也优先选那些著名教授的课。
　　哈佛教授通常每年教一门本科生的课，教一门研究生的课，有时也可因研究课题的需要 申请暂停授课。因此，有些好课并非每届学生都有缘遇到。大二下学期选课时，我发现新开 了一门我很喜欢的课：“经济心理学”，授课的是该领域的两位著名教授安德雷?施莱佛（ Andrei Shleifer）和戴维?雷伯森（David I. Laibson）。从介绍来看，上这门课需要具 备一些我还没学过的金融专业知识，但从课程的时间预告来看，我在哈佛的4年中，可能只 有大二下学期能遇到开这门课。如果我不抓住机会，“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多可惜 呀！好在哈佛是自由选课制，没有让我留下遗憾。开课后我才发现，这门课的同学大都是大 四的学生。
　　我选的16门专业课也很有吸引力。这些课程意在培养学生用数学方法分析解决经济问题 的能力，非常实用。我在哈佛打过的几份工，基本上都和专业课培养的能力有关，尤其是经 济学本科最难的3门课——资本市场、公司财务、金融经济学课题——培养的能力。
　　“资本市场”课的内容有：金融市场和投资策略的分析、期权定价理论、市场效率、风 险管理、套利理论、各种金融工具（如债券、股票）和衍生金融工具等。掌握这方面的知识 可使学生对资本市场的各种现象及未来发展趋势有所认识。
　　“公司财务”课的内容有：资本预算、公司的资本结构、股利政策、内部激励机制、清 算等。掌握这方面的知识，是为了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这门课是微观金融学的核心课程， 应用性强，重在实用，采用的是商学院的案例教学法。
　　“金融经济学课题”研究性很强，是经济学本科难度之最。内容涉及：金融经济学的理 论与实践的选题、财务行为和市场效率、资本市场和公司内部的资金配置、银行业务和货币 政策等。重点是研究前沿性课题，如：大企业老总的报酬设计是否合理？为什么公司爱以期 权计酬而不愿以股票付酬？……（顺便说一句，西方经济学者习惯于研究非常具体的课题， 讲究“务实不务虚”）考查探讨这些课题，目的是使学生在掌握分析技能的同时，具备独立 分析和解释金融活动和金融现象的能力。上课方式是教授讲一个现象，和学生一起分析讨论 ，不仅研究现象，还研究如何印证观点，如何收集数据等等。
　　哈佛的经济学课程融进了多项20世纪90年代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研究成果，涉及到当 前经济生活中的诸多热点，学起来感觉很爽！
教学管理：既严谨，又灵活
张欣武 刘卫华

　　在哈佛开阔的草坪和厚重的建筑中，我随时随地感受着它的古老和严谨。虽说很多美国 大学“A泛滥”（即学生很容易得A），但哈佛教授对学生的要求却非常严格，评分的标准几 近苛刻。哈佛不像一般学校那样按绝对分值评定成绩，而是按“钟形曲线”“正态分布原理 ”来掌握评分标准。不管考高分的学生有多少人，得“A”的永远是极少数（据说是10％） 。学生写出一篇文体完美的论文，最多可以得个“B＋”，如果想得“A－”以上的成绩，就 得看你的独创性如何了。为了保持严谨的治学传统，校方对教授如何给学生打分也盯得

很紧 。2001年，有人批评哈佛打分标准下降，尽管教授们认为给分高是因为学生素质高，校方仍 然调高了打分标准。
　　哈佛在教学管理上也有着既讲究原则又不失灵活的风格。比方说，学生对教授给自己的 评分不满意，便可找教授申辩：“你在什么地方没能真正领会我的深意或妙处……”通过说 服、辩论，如果学生确有道理，教授也乐意改变原来的评分。
　　大一时，我在快要结束一篇作文时突然有了更满意的思路，我很想推翻重写，可又怕时 间来不及，于是给老师发了一个邮件：“按现在的进度我能够按时完成作文，但那不是最好 的，那样我会后悔。如果你能多给我24小时，我会写出令你我都更满意的作品。”老师考虑 到我一贯认真的学习态度，痛快地同意了。
　　教学管理的灵活性还表现为允许学生调整已经选定的课程。只要教授批准，开学的第5 个周一之前仍然可以调课；第7个周一之前可以减课但不能加课；之后若有特殊情况，学生 仍可找校方要求调课，即使被拒绝，还可以一次次地去据理力争。哈佛流行这样一句话：“ 不”的意思是“你需要更努力地试一次”。
　　在哈佛，学生主动或不主动，对教育资源的利用程度可以有天壤之别。哈佛学生个个都 忙得要命，很大的因素就是可利用的机会和资源太多，谁也舍不得轻易放弃。就说我吧，除 了正课之外，还旁听了一些不算学分的课。
　　灵活的管理方式带来的是学生心灵舒展，个性彰显，每个人都积极地在自己感兴趣的领 域努力钻研。以哈佛最常见的作业写“Paper”（论文、作文）为例，老师只要求篇幅至少 是多少页，选题由学生自定，自由发挥的空间很大。在大一的论文写作课上，我首次见识了 自由选题和研究式作业的活力与魅力，真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啊！在此试举几例同 学们的研究课题：
　　《大学对美国人的意义》
　　《现代艺术与伦理》
　　《医疗事故与医院自我调节制度》
　　《丧葬业者对生命的看法》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不平等》（这是我的选题）
　　《性别与族别暗示对学生考试成绩的影响》
　　《在哈佛说“我很累”的不同含义》
　　…………
　　老师不限你研究什么，但要求你严格遵守学术研究的规则。在你把自己的想法变成论文 之前，下面这三件事是必须要做的：
　　一查学术资料，看有没有侵权，如你立论的观点与前人撞车，必须调整角度或干脆重选 ，以避抄袭和剽窃之嫌。在哈佛，抄袭和剽窃是极其严重的劣迹，不仅会损害学术声誉和前 途，还可能会引来官司；
　　二查专家观点，对你有利的观点和对你不利的观点都要论及，而且要写明出处，不可含 糊其词，不能让人误以为别人的观点是你的创见；
　　三查数据资料（或自己调查统计），用客观事实来支持你立论的观点，光凭“我认为… …”，是过不了关的。有些有趣的想法，因为实证的难度太大或成本过高，只能割爱。
　　另外还有一些我称之为“洋八股”的条条框框，让你的文章从内容到形式都符合学术论 文的要求。这些规则让我强烈地感受到哈佛人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对独创性的推崇。
　　哈佛的教授大都是各个学术领域的领袖人物，他们既擅长严格训练学生，又能迅速地把 学生引到各个领域的前沿地带。老师既让你了解各种各样的流派和学说，也允许你质疑任何 一种流派和学说，还要求你必须有自己的见解，并初步形成自己的学术观点。
　　但是，不论你对权威的观点是反对还是赞同，或自己另有创见，都得通过严密的论证来 自圆其说。如果仅仅是情绪性的挥洒，老师的刨根问底层层质疑，绝对把你弄得体无完肤。
　　这种既开放又严谨的教学方法，对促进学生的创造性和逻辑性十分有效，也迫使学生对 学术研究持十分严谨的态度，凡是缺乏依据或经不起反证的论点，都不会轻易成文。所以， 哈佛并没有因为学术开放而“礼崩乐坏”。这一点和哈佛的治安策略倒很相似——内在逻辑 的互相制约，胜过戒备森严的大门和插满碎玻璃的院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