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為什麼是偉大

　　蘇東坡的解體以及中國當前面臨的社會問題，引起當下網民對馬克思思想的質疑，這無疑是向前推進的歷史反思。但是，究竟什麼是馬克思最本質的思想，必須從他怎樣切入對當時社會經濟亂象的分析入手。

　　經濟生活之亂象，固然需要經濟學家們的經濟理論來解釋，但任何經濟理論都有一定的界限與假定。這些界限與假定一方面保證了它們的確定適應性，另一方面又帶來了漂浮混亂性。當活生生的經濟現象撲過來時，在經濟學家腦子裡就會出現悖論。悖論是直思經驗的必然結果，是有領域、層面、條件等經驗限制的有限思維，企圖把握隱藏在自己生活的世界裡面的那種無限蘊意時必然發生的，其實質是再生了理論與現象的兩個世界存在的根據。康德的“物自體”、黑格爾的“絕對”、胡塞爾的“現象”、海德格爾的“時間”、維特根斯坦的“語言”、薩特的“痛苦”、甚至佛洛依德的“無意識”等都是為了探尋兩個世界背後關係的哲學符號。這些符號所以叫“範疇”而不叫“概念”，就是因為它們連接的是兩個世界，是“悖論”後面的雙重關係。馬克思最偉大的地方是用“勞動異化”揭示了當時思想家們的“悖論”，解釋了古典經濟學“勞動創造價值”的現實矛盾。

　　斯密生活在工廠制手工業向機械制大工業的過渡時期。如何看待經濟發生的變化，各種理論四起。經濟學家們在雜亂無章的競爭、短缺、價格升高、險情連綿的經濟現象面前，陷入了困境。當時的重商主義認為交換是市場的根本，大量儲備貴金屬是經濟成功所不可或缺的;重農主義則對土地重視，認為價值的根本是土地帶來的。斯密從考察獨立手工業、工廠制手工業與機械工業的差別開始，提出了勞動才是最重要的，勞動分工將能大量的提升生產效率：有了分工，必有交換;有了交換，必要貨幣;貨幣是助長分工、交換的條件;有了這樣的條件，商品就有了價值及價格;所謂價格就是工資、利潤及地租;要說明工資、利潤及地租，就必涉及到資產、稅收、債務的性質。

　　斯密切入到的是經濟的價值性質：依據價值交換，市場實際上是個自行調整機制，自動生產社會最迫切需要的貨品種類與數量。如果某種產品供應短缺，其價格自然上升，價格上升會使商家獲得較高的利潤。由於利潤高，其他人也想要生產這種產品。這樣就會緩和原來的短缺，而且隨着競爭，會使商品的價格降回到“自然價格” 即生產成本。參與市場的任何人都不是有目的地通過消除短缺來幫助市場供給，但社會的消費卻得到了調節。這就是所謂的那“只無形的手牽着去實現一種他根本無意要實現的目的，其效果往往比他們真正想要實現的還要好。”所以，他認為人類追求自利並非不道德，倘若放任個人自由競爭，人人在此競爭的環境中，不但會憑着自己理性判斷，追求個人最大的利益，而且靠“看不見的手”使社會資源分配能達到最佳狀態。

　　但是，斯密有了矛盾：就商品來說，水是必需品，對人的價值很高，但價格很低，鑽石可有可無，對人的價值不高，但價格不低;就人來看，“利己”是必然性，“利他”也是必然性。他的理論矛盾混淆了價值、以及價值賴以生存的經濟的不同性質及其層面。後來的經濟學家們用主觀價值論代替了客觀價值論，用邊際效用價值論做了一些解釋，即用決定商品價值的不是它所包含的社會必需勞動量，而是消費者得到的效用，即消費該商品帶來的滿足或享受程度的觀念來解釋的。但最終還是沒有逃離斯密的設定，無法解釋更深一層的矛盾：一方面勞動創造着價值，另一方面勞動又毀滅着價值。

　　對這個經濟“悖論”的解釋造就了馬克思，下面的引證可能會更具體一些：

　　把勞動作為經濟的決定點始於亞當•斯密。他所以被經濟學家們崇拜為“現代經濟學之父”，在於他第一個揭示了人類一切財富本質上都是勞動創造的。他於1776年發表的《國富論》也由此被當作現代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經典之作。斯密的功績在於他駁斥了重商主義學說，批評了片面強調國家貨幣的重要性，同時也否決了重農主義者的土地是價值的主要來源的觀點，提出了勞動是財富源泉的論斷。據此，斯密反對政府干預經濟，積極倡導自由發展、要靠市場那隻“看不見的手”來調節的原則。同時，他也反對資本家投資人聯合起來傷害勞動者和消費大眾，認為合理的工資對勞動工人是必要的，否則，社會將不得安寧，“當社會大部分的分子窮苦無依，則那個社會斷然不能昌盛而安樂，凡是耕種五穀以養人、縫製衣服以衣人，及建築房子以居人者，應使他們在自己的工作內獲得相應的產品以勉資自養、自衣自居，這是最公道不過的事。”

　　應該承認，斯密前無古人地對勞動的肯定和尊重，以及由此他對經濟自由發展的倡導、資本投入者的道德勸慰以及勞動者的同情，這都促進了當時英國、乃至歐洲經濟的大發展以及自由貿易政策的實現。但是，經濟本身的後來發展並沒有完全按斯密設想的那種邏輯行走：如果一切財富都是勞動創造的，照此邏輯應該是誰有勞動，誰就應該有財富;誰越勞動，誰就應該越富有。可是，現實生活並非如此。特別是到了1840年代，勞動大眾生活狀況更糟，“種田的人沒糧吃，織布的人沒衣穿，建房的人沒房住。”這就是馬克思在1844年對當時勞動人民的“現實經濟矛盾”描述的原話。

　　古典學家的勞動價值論為什麼會在現實中發生悖論呢?難道人類的財富不是勞動創造的，還是勞動本身有什麼問題呢?對這個難題的探尋便促成了馬克思從純粹哲學的研究轉到了現實問題的思索。馬克思所以被地球的一半人信仰過，以致迄今西方人、包括即使反對馬克思的人也承認他的思想力量，就在於馬克思揭示了這個“現實經濟矛盾”的本質。

　　在馬克思看來，古典經濟學家們提出的勞動對財富價值的決定論並沒錯，只是這種勞動絕非單一肯定性，而是發生了性質改變同時具有否定性的異化勞動。所謂異化，就是指人同自己的產物發生了它不僅不為他所有、而且反過來統治殘害他的對抗狀態。異化勞動，就是指人的勞動活動不僅不為勞動者所掌控、反而控制損害着勞動主體。勞動的異化表明，無論在生產還是分配中，勞動着的人不只是同生產對象、機器和產品發生人與物的對抗關係，而且在這背後發生着人與人的敵對關係。生產的對象及其產品不是被自然界占有，而是“被站在生產過程之外的人所占有。”正是這種異化了的勞動才在生產財富的同時生產着貧窮。人的創造財富價值的現實勞動活動本身，在肯定創造者高於動植物的同時，也通過異化而具有了不僅不受人控制、反而控制人的現實否定性。正是這種肯定與否定的雙重性才讓馬克思看到了隱藏在財富與貧窮後面的人與人的秘密占有關係。

　　那麼，勞動者的勞動為什麼會異化即勞動及它的產品會被生產之外的人無償占有呢?在馬克思看來，第一，是由“人們在自己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意志為轉移的關係”決定的;這種生產關系所以不依人們的意志為轉移，則在於它要“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第二，是由豎立在這個基礎之上的“法律和政治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上層建築”決定的。這種異化原因的分析表明社會經濟的存在及發展是雙重性的：既是屬人的，由人們自己的勞動活動創造出來的;又是受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客觀運動決定的。

　　馬克思的高人之處在於他的辯證理解：社會經濟在內在本性上是人自己活動的產物，生產力不過是人們勞動的社會化，生產關係不過是勞動的物化關係，整個上層建築不過是與這個經濟基礎相適應形成的而已;但人的勞動活動在其現實性上又由社會的生產方式及其上層建築所決定。這些現實的社會關係及存在決定着人們勞動活動的現實性，從而決定着他們生活的性質。就現實性而言，有什麼樣的生產方式及上層建築，就有什麼樣的勞動活動;有什麼樣的社會關係，就有什麼樣的人的生活狀態。種田的人、造房的人、織布的人所以會越勞動越貧窮，原因就在於他們進行勞動的那種私有制不是勞動者所有制，而是勞動者被自己的產品作為資本所占有的非勞動者所有制。

　　憑藉勞動異化的發現，馬克思首先揭示了經濟中的商品之謎：生產商品、創造價值的勞動已不是人自我肯定的單一性活動，而是異化了的雙重性勞動，即勞動對產品有用性的創造，能使產品反過來表徵和確認勞動者的個性，這就是具體的勞動;勞動對商品交換性的生產，則使產品反過來抹殺和否定勞動者的個性，這則是抽象的勞動。商品的兩重性正是來源於勞動的兩重性：肯定性的具體勞動創造了商品的使用價值，而否定性的抽象勞動生產了商品的交換價值。商品成為“拜物”，從本身的內部來看，就在於它具有由異化勞動造成的雙重價值;從外部社會來看，就在於它是人與人之間的物化關係。人們不相信人本身而屈居於商品之下，在馬克思看來， “只是因為各個人讓他們自己的社會關係作為物同他們自己相異化”。商品世界的拜物教性質來源於生產商品的異化勞動特有的雙重性質。

　　其次，馬克思依據勞動的這種雙重性質揭示了資本生長的秘密。

　　在古典經濟學家中，李嘉圖曾提出了勞動時間決定商品價值，即價值的大小與這種勞動量成正比。但是，為什麼和在什麼條件下耗費掉的勞動表現為價值，用勞動時間測量的勞動量表現為價值量，在他看來是天經地義的。所以古典經濟學家們認為資本主義所以比較合理，因為工人出賣勞動，資本家付給了勞動工資。可是，如果工人出賣的勞動發生了異化，具有了社會的雙重性，那麼，工人出賣給資本家的就不只是作為滿足手段的勞動，而是異化出的整個生命力。因為勞動者“在進入生產過程以前，他自己的勞動就同他相異化而為資本家所占有，併入資本中了。”如果工人出賣的是整個勞動力，那資本家付給工人的工資就不是勞動的費用，而是工人 “勞動期間的生活費用和為勞動種族不致死絕”的費用。資本生長的秘密：工人生命力的勞動“不僅能補償工人所消費的東西，並且還使積累起來的勞動具有比以前更大的價值”。 這個新價值就工人的工資說來，就是剩餘價值。經濟危機就是剩餘價值不僅過大，而且急劇集中的結果。所以，任何資本經濟中的危機，一方面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另一方面又是生產關係沒有調整好直接造成的。剩餘價值不僅能帶來客觀上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衝突，而且會造成主觀上的工人與資本家作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階層、集團衝突。因此，任何經濟危機的解決，決不只是經濟方面的單一調整，必然涉及政治、文化的整個社會的調整。

　　在1905年至1908年大羅斯福敢於用“反壟斷法”軋那些大企業，保護的就是勞動的創造性;1933年小羅斯福勇於用“新政”同資本家們抗衡，維護的是勞動主體的利益;1960年代以來的平權運動、大政府與小政府之爭等，實質都是怎樣更好地對待勞動的問題。從理論上看，美國的這些調整都沒有超出上面馬克思對勞動及其異化的分析。這也就是在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把經濟學家們折磨得焦頭爛額時，為什麼有些人又搬出了馬克思。

　　馬克思所以能揭示資本的秘密，關鍵是他用了不同於古典經濟學家的思維方法。他不是僅僅在商品、價值、資本、勞動、工人、資本家等等的具體層面上單獨地分析，而是站在關係思維的高度，抓住了經濟世界中的最基本的兩種存在：勞動活動與社會關係。

　　作為勞動活動，經濟是人類改造自然、創造價值、滿足自己的主體生產過程。所謂主體，就是指人能夠作為主動地、能動地活動的實體。主動就是指能有目的的、有計劃的活動;能動就是指能改造、創建所要的東西。主體生產就是指經濟能讓人們按自己高於動植物等存在的目的，及計劃來生產自己想要的產品。這種生產是從勞動的需求出發，注重的是勞動的價值，保證的是勞動者的滿意，培養的是勞動的機能和創造性。所以，這種生產造就的是活勞動的生長和擴大。

　　作為社會關係，經濟是環境改造人們、資本繁生、滿足社會的客體生產過程。所謂客體，就是指人能夠作為被動地、受動地反作用的實體。被動就是指被迫使、被推壓的性質;受動就是指受改變、受控制的屬性。客體生產就是指經濟迫使人們不得不按自身以外的目的和計劃來生產。這就是不得不從市場的需求出發，注重資本的利潤，保證投資者的滿意，增長的是社會積累和財富。所以，這種生產造就的是死勞動的生長和擴大。

　　本來在人類與動植物區分的自然層面，活勞動與死勞動是一致的，因為它們就是人同自己的產物的關係;但在人與人區分的社會層面，活勞動與死勞動就會分離，甚至走向對抗、死勞動統治壓迫活勞動的局面。馬克思考察的1840年代，就是這樣一種死勞動專制活勞動的對抗年代。從英國的工人革命到法國的巴黎公社，從蘇聯的蘇維埃政權到中國的社會主義，從經濟本性上說，都是活勞動同死勞動的不斷抗爭。一個國家想讓自己的經濟既有活力，又平穩發展，說到底，就是要如何擺平活勞動與死勞動的關係。

　　東方社會主義者只知道抨擊剩餘價值、以及消滅私有制，而西方資本主義者只知道仇恨公有制、以及無產階級革命。 兩者根本都沒有弄明白馬克思對勞動雙重性的揭示，由這種雙重性而導致的勞動同勞動對象、活勞動同死勞動的分離對抗的雙重矛盾。到了1933年，美國的大蕭條逼得羅斯福沒辦法，只能政府干預。學者們還美其名曰，說是受了凱恩斯的影響。其實，老羅斯福早在1905年左右就實行過政府的干預，包括把勞資雙方請到白宮調解，並偏向勞工一方。政府干預，就是從政治上來調整勞動同勞動對象、活勞動同死勞動的對抗關係。

　　本來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資本主義已陷入困境而相互開戰，但在美國的率領下走出泥潭，能發展成經濟強國，最根本的就是美國抓住並擺平了這個根本關係。正是從這兒以後，不光美國，還有其他一些資本主義國家也看明白了，私有制並不可怕，關鍵是要解決好勞動同對象、活勞動同死勞動的關係。說白了，就是別讓基本勞動者太窮了，別把活勞動壓榨得太過分了。所以，很多國家都加大了社會福利。這就是資本主義本來到了垂死掙扎的地步，但卻又緩了過來，並過得有滋有味的根本政治原因。

　　以上摘自《美國為什麼與眾不同》第六章“美國為什麼能致富”。

　　如果說，斯密解決的是從一顆植物變成棉花的財富性質問題，那麼，馬克思解決的是把棉花織成布的人，為什麼沒衣穿的現實經濟矛盾的勞動性質問題。如果不懂得財富的性質，就看不到經濟的真正主體是什麼，不僅會“羊吃人”，而且會人吃人不臉紅，挎着二奶三妾不害臊;不懂勞動的性質，不要說能理解什麼經濟矛盾背後的危機實質了，就是現象本身都難於理解：

　　在國內來訪的兄弟們提着大包小裹從購物中心出來時，我經常逗他們，“美國為什麼能讓你們這樣的生產者用自己的棉花、布造出耐克鞋、寇馳包，用自己的船運來，然後再買下背回去，把利潤留給了美國，你們自己和家人還覺得占了便宜高興呢?究竟占了誰的便宜?究竟誰在占便宜?究竟最高興的是誰呢?”

　　很明顯，當美國能讓美國以外的生產者用自己的棉花、布造出耐克鞋、寇馳包，用自己的船運去，然後再買下背回來時，那該是多大的流通浪費呀?可即使是在明晃晃的浪費中，地球人還是得把利潤的大頭留給了美國，不僅願意把大頭奉獻給美國，而且自己還覺得便宜高興呢!

　　這就是擺在我們中國理論家們面前的現實問題。關於這個問題，斯密、馬克思沒給現成的答案，但如果不懂斯密、馬克思的學說，你是絕對解釋不清這個問題的，至多也就象國內那些所謂的股市評論專家那樣，虎虎那些不明就裡的業餘散客，或者象那些所謂的國際軍事專家那樣，蒙蒙那些沒當過兵的土八路而已。

　　這也是薩特為什麼說，“在十七世紀後和二十世紀之間，我看有三個時代可以稱為著名的時代：笛卡爾和洛克的時代，康德和黑格爾的時代以及馬克思的時代。這三種哲學依次成為任何特定思想的土壤和任何文化的前景，只要它們表達的歷史時代未被超越，他們就不會被超越。我常常看到，一種‘反馬克思主義的’論據只是馬克思主義以前的一種觀念的表面更新。對馬克思主義的一種所謂的超越，在最壞的情況下是回到馬克思主義以前的時代，在最好的情況下則是重新發現一種已包含在人們自以為超越的哲學中的思想。”

　　薩特尊敬並繼承了海德格爾，但批評了他;海德格爾尊敬並繼承了黑格爾、胡塞爾，但批評了他們;黑格爾、胡塞爾尊敬並繼承了康德，但他們也批評了康德。至少在薩特眼裡，馬克思的學說還是他們的高度發展，甚至他認為自己都未能超越。

魏中軍

2013年10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