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为什么是伟大

　　苏东坡的解体以及中国当前面临的社会问题，引起当下网民对马克思思想的质疑，这无疑是向前推进的历史反思。但是，究竟什么是马克思最本质的思想，必须从他怎样切入对当时社会经济乱象的分析入手。

　　经济生活之乱象，固然需要经济学家们的经济理论来解释，但任何经济理论都有一定的界限与假定。这些界限与假定一方面保证了它们的确定适应性，另一方面又带来了漂浮混乱性。当活生生的经济现象扑过来时，在经济学家脑子里就会出现悖论。悖论是直思经验的必然结果，是有领域、层面、条件等经验限制的有限思维，企图把握隐藏在自己生活的世界里面的那种无限蕴意时必然发生的，其实质是再生了理论与现象的两个世界存在的根据。康德的“物自体”、黑格尔的“绝对”、胡塞尔的“现象”、海德格尔的“时间”、维特根斯坦的“语言”、萨特的“痛苦”、甚至佛洛依德的“无意识”等都是为了探寻两个世界背后关系的哲学符号。这些符号所以叫“范畴”而不叫“概念”，就是因为它们连接的是两个世界，是“悖论”后面的双重关系。马克思最伟大的地方是用“劳动异化”揭示了当时思想家们的“悖论”，解释了古典经济学“劳动创造价值”的现实矛盾。

　　斯密生活在工厂制手工业向机械制大工业的过渡时期。如何看待经济发生的变化，各种理论四起。经济学家们在杂乱无章的竞争、短缺、价格升高、险情连绵的经济现象面前，陷入了困境。当时的重商主义认为交换是市场的根本，大量储备贵金属是经济成功所不可或缺的;重农主义则对土地重视，认为价值的根本是土地带来的。斯密从考察独立手工业、工厂制手工业与机械工业的差别开始，提出了劳动才是最重要的，劳动分工将能大量的提升生产效率：有了分工，必有交换;有了交换，必要货币;货币是助长分工、交换的条件;有了这样的条件，商品就有了价值及价格;所谓价格就是工资、利润及地租;要说明工资、利润及地租，就必涉及到资产、税收、债务的性质。

　　斯密切入到的是经济的价值性质：依据价值交换，市场实际上是个自行调整机制，自动生产社会最迫切需要的货品种类与数量。如果某种产品供应短缺，其价格自然上升，价格上升会使商家获得较高的利润。由于利润高，其他人也想要生产这种产品。这样就会缓和原来的短缺，而且随着竞争，会使商品的价格降回到“自然价格” 即生产成本。参与市场的任何人都不是有目的地通过消除短缺来帮助市场供给，但社会的消费却得到了调节。这就是所谓的那“只无形的手牵着去实现一种他根本无意要实现的目的，其效果往往比他们真正想要实现的还要好。”所以，他认为人类追求自利并非不道德，倘若放任个人自由竞争，人人在此竞争的环境中，不但会凭着自己理性判断，追求个人最大的利益，而且靠“看不见的手”使社会资源分配能达到最佳状态。

　　但是，斯密有了矛盾：就商品来说，水是必需品，对人的价值很高，但价格很低，钻石可有可无，对人的价值不高，但价格不低;就人来看，“利己”是必然性，“利他”也是必然性。他的理论矛盾混淆了价值、以及价值赖以生存的经济的不同性质及其层面。后来的经济学家们用主观价值论代替了客观价值论，用边际效用价值论做了一些解释，即用决定商品价值的不是它所包含的社会必需劳动量，而是消费者得到的效用，即消费该商品带来的满足或享受程度的观念来解释的。但最终还是没有逃离斯密的设定，无法解释更深一层的矛盾：一方面劳动创造着价值，另一方面劳动又毁灭着价值。

　　对这个经济“悖论”的解释造就了马克思，下面的引证可能会更具体一些：

　　把劳动作为经济的决定点始于亚当•斯密。他所以被经济学家们崇拜为“现代经济学之父”，在于他第一个揭示了人类一切财富本质上都是劳动创造的。他于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也由此被当作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经典之作。斯密的功绩在于他驳斥了重商主义学说，批评了片面强调国家货币的重要性，同时也否决了重农主义者的土地是价值的主要来源的观点，提出了劳动是财富源泉的论断。据此，斯密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积极倡导自由发展、要靠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的原则。同时，他也反对资本家投资人联合起来伤害劳动者和消费大众，认为合理的工资对劳动工人是必要的，否则，社会将不得安宁，“当社会大部分的分子穷苦无依，则那个社会断然不能昌盛而安乐，凡是耕种五谷以养人、缝制衣服以衣人，及建筑房子以居人者，应使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内获得相应的产品以勉资自养、自衣自居，这是最公道不过的事。”

　　应该承认，斯密前无古人地对劳动的肯定和尊重，以及由此他对经济自由发展的倡导、资本投入者的道德劝慰以及劳动者的同情，这都促进了当时英国、乃至欧洲经济的大发展以及自由贸易政策的实现。但是，经济本身的后来发展并没有完全按斯密设想的那种逻辑行走：如果一切财富都是劳动创造的，照此逻辑应该是谁有劳动，谁就应该有财富;谁越劳动，谁就应该越富有。可是，现实生活并非如此。特别是到了1840年代，劳动大众生活状况更糟，“种田的人没粮吃，织布的人没衣穿，建房的人没房住。”这就是马克思在1844年对当时劳动人民的“现实经济矛盾”描述的原话。

　　古典学家的劳动价值论为什么会在现实中发生悖论呢?难道人类的财富不是劳动创造的，还是劳动本身有什么问题呢?对这个难题的探寻便促成了马克思从纯粹哲学的研究转到了现实问题的思索。马克思所以被地球的一半人信仰过，以致迄今西方人、包括即使反对马克思的人也承认他的思想力量，就在于马克思揭示了这个“现实经济矛盾”的本质。

　　在马克思看来，古典经济学家们提出的劳动对财富价值的决定论并没错，只是这种劳动绝非单一肯定性，而是发生了性质改变同时具有否定性的异化劳动。所谓异化，就是指人同自己的产物发生了它不仅不为他所有、而且反过来统治残害他的对抗状态。异化劳动，就是指人的劳动活动不仅不为劳动者所掌控、反而控制损害着劳动主体。劳动的异化表明，无论在生产还是分配中，劳动着的人不只是同生产对象、机器和产品发生人与物的对抗关系，而且在这背后发生着人与人的敌对关系。生产的对象及其产品不是被自然界占有，而是“被站在生产过程之外的人所占有。”正是这种异化了的劳动才在生产财富的同时生产着贫穷。人的创造财富价值的现实劳动活动本身，在肯定创造者高于动植物的同时，也通过异化而具有了不仅不受人控制、反而控制人的现实否定性。正是这种肯定与否定的双重性才让马克思看到了隐藏在财富与贫穷后面的人与人的秘密占有关系。

　　那么，劳动者的劳动为什么会异化即劳动及它的产品会被生产之外的人无偿占有呢?在马克思看来，第一，是由“人们在自己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决定的;这种生产关系所以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则在于它要“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第二，是由竖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法律和政治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决定的。这种异化原因的分析表明社会经济的存在及发展是双重性的：既是属人的，由人们自己的劳动活动创造出来的;又是受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客观运动决定的。

　　马克思的高人之处在于他的辩证理解：社会经济在内在本性上是人自己活动的产物，生产力不过是人们劳动的社会化，生产关系不过是劳动的物化关系，整个上层建筑不过是与这个经济基础相适应形成的而已;但人的劳动活动在其现实性上又由社会的生产方式及其上层建筑所决定。这些现实的社会关系及存在决定着人们劳动活动的现实性，从而决定着他们生活的性质。就现实性而言，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及上层建筑，就有什么样的劳动活动;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就有什么样的人的生活状态。种田的人、造房的人、织布的人所以会越劳动越贫穷，原因就在于他们进行劳动的那种私有制不是劳动者所有制，而是劳动者被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所占有的非劳动者所有制。

　　凭借劳动异化的发现，马克思首先揭示了经济中的商品之谜：生产商品、创造价值的劳动已不是人自我肯定的单一性活动，而是异化了的双重性劳动，即劳动对产品有用性的创造，能使产品反过来表征和确认劳动者的个性，这就是具体的劳动;劳动对商品交换性的生产，则使产品反过来抹杀和否定劳动者的个性，这则是抽象的劳动。商品的两重性正是来源于劳动的两重性：肯定性的具体劳动创造了商品的使用价值，而否定性的抽象劳动生产了商品的交换价值。商品成为“拜物”，从本身的内部来看，就在于它具有由异化劳动造成的双重价值;从外部社会来看，就在于它是人与人之间的物化关系。人们不相信人本身而屈居于商品之下，在马克思看来， “只是因为各个人让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作为物同他们自己相异化”。商品世界的拜物教性质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异化劳动特有的双重性质。

　　其次，马克思依据劳动的这种双重性质揭示了资本生长的秘密。

　　在古典经济学家中，李嘉图曾提出了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即价值的大小与这种劳动量成正比。但是，为什么和在什么条件下耗费掉的劳动表现为价值，用劳动时间测量的劳动量表现为价值量，在他看来是天经地义的。所以古典经济学家们认为资本主义所以比较合理，因为工人出卖劳动，资本家付给了劳动工资。可是，如果工人出卖的劳动发生了异化，具有了社会的双重性，那么，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就不只是作为满足手段的劳动，而是异化出的整个生命力。因为劳动者“在进入生产过程以前，他自己的劳动就同他相异化而为资本家所占有，并入资本中了。”如果工人出卖的是整个劳动力，那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就不是劳动的费用，而是工人 “劳动期间的生活费用和为劳动种族不致死绝”的费用。资本生长的秘密：工人生命力的劳动“不仅能补偿工人所消费的东西，并且还使积累起来的劳动具有比以前更大的价值”。 这个新价值就工人的工资说来，就是剩余价值。经济危机就是剩余价值不仅过大，而且急剧集中的结果。所以，任何资本经济中的危机，一方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是生产关系没有调整好直接造成的。剩余价值不仅能带来客观上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冲突，而且会造成主观上的工人与资本家作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层、集团冲突。因此，任何经济危机的解决，决不只是经济方面的单一调整，必然涉及政治、文化的整个社会的调整。

　　在1905年至1908年大罗斯福敢于用“反垄断法”轧那些大企业，保护的就是劳动的创造性;1933年小罗斯福勇于用“新政”同资本家们抗衡，维护的是劳动主体的利益;1960年代以来的平权运动、大政府与小政府之争等，实质都是怎样更好地对待劳动的问题。从理论上看，美国的这些调整都没有超出上面马克思对劳动及其异化的分析。这也就是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把经济学家们折磨得焦头烂额时，为什么有些人又搬出了马克思。

　　马克思所以能揭示资本的秘密，关键是他用了不同于古典经济学家的思维方法。他不是仅仅在商品、价值、资本、劳动、工人、资本家等等的具体层面上单独地分析，而是站在关系思维的高度，抓住了经济世界中的最基本的两种存在：劳动活动与社会关系。

　　作为劳动活动，经济是人类改造自然、创造价值、满足自己的主体生产过程。所谓主体，就是指人能够作为主动地、能动地活动的实体。主动就是指能有目的的、有计划的活动;能动就是指能改造、创建所要的东西。主体生产就是指经济能让人们按自己高于动植物等存在的目的，及计划来生产自己想要的产品。这种生产是从劳动的需求出发，注重的是劳动的价值，保证的是劳动者的满意，培养的是劳动的机能和创造性。所以，这种生产造就的是活劳动的生长和扩大。

　　作为社会关系，经济是环境改造人们、资本繁生、满足社会的客体生产过程。所谓客体，就是指人能够作为被动地、受动地反作用的实体。被动就是指被迫使、被推压的性质;受动就是指受改变、受控制的属性。客体生产就是指经济迫使人们不得不按自身以外的目的和计划来生产。这就是不得不从市场的需求出发，注重资本的利润，保证投资者的满意，增长的是社会积累和财富。所以，这种生产造就的是死劳动的生长和扩大。

　　本来在人类与动植物区分的自然层面，活劳动与死劳动是一致的，因为它们就是人同自己的产物的关系;但在人与人区分的社会层面，活劳动与死劳动就会分离，甚至走向对抗、死劳动统治压迫活劳动的局面。马克思考察的1840年代，就是这样一种死劳动专制活劳动的对抗年代。从英国的工人革命到法国的巴黎公社，从苏联的苏维埃政权到中国的社会主义，从经济本性上说，都是活劳动同死劳动的不断抗争。一个国家想让自己的经济既有活力，又平稳发展，说到底，就是要如何摆平活劳动与死劳动的关系。

　　东方社会主义者只知道抨击剩余价值、以及消灭私有制，而西方资本主义者只知道仇恨公有制、以及无产阶级革命。 两者根本都没有弄明白马克思对劳动双重性的揭示，由这种双重性而导致的劳动同劳动对象、活劳动同死劳动的分离对抗的双重矛盾。到了1933年，美国的大萧条逼得罗斯福没办法，只能政府干预。学者们还美其名曰，说是受了凯恩斯的影响。其实，老罗斯福早在1905年左右就实行过政府的干预，包括把劳资双方请到白宫调解，并偏向劳工一方。政府干预，就是从政治上来调整劳动同劳动对象、活劳动同死劳动的对抗关系。

　　本来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已陷入困境而相互开战，但在美国的率领下走出泥潭，能发展成经济强国，最根本的就是美国抓住并摆平了这个根本关系。正是从这儿以后，不光美国，还有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也看明白了，私有制并不可怕，关键是要解决好劳动同对象、活劳动同死劳动的关系。说白了，就是别让基本劳动者太穷了，别把活劳动压榨得太过分了。所以，很多国家都加大了社会福利。这就是资本主义本来到了垂死挣扎的地步，但却又缓了过来，并过得有滋有味的根本政治原因。

　　以上摘自《美国为什么与众不同》第六章“美国为什么能致富”。

　　如果说，斯密解决的是从一颗植物变成棉花的财富性质问题，那么，马克思解决的是把棉花织成布的人，为什么没衣穿的现实经济矛盾的劳动性质问题。如果不懂得财富的性质，就看不到经济的真正主体是什么，不仅会“羊吃人”，而且会人吃人不脸红，挎着二奶三妾不害臊;不懂劳动的性质，不要说能理解什么经济矛盾背后的危机实质了，就是现象本身都难于理解：

　　在国内来访的兄弟们提着大包小裹从购物中心出来时，我经常逗他们，“美国为什么能让你们这样的生产者用自己的棉花、布造出耐克鞋、寇驰包，用自己的船运来，然后再买下背回去，把利润留给了美国，你们自己和家人还觉得占了便宜高兴呢?究竟占了谁的便宜?究竟谁在占便宜?究竟最高兴的是谁呢?”

　　很明显，当美国能让美国以外的生产者用自己的棉花、布造出耐克鞋、寇驰包，用自己的船运去，然后再买下背回来时，那该是多大的流通浪费呀?可即使是在明晃晃的浪费中，地球人还是得把利润的大头留给了美国，不仅愿意把大头奉献给美国，而且自己还觉得便宜高兴呢!

　　这就是摆在我们中国理论家们面前的现实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斯密、马克思没给现成的答案，但如果不懂斯密、马克思的学说，你是绝对解释不清这个问题的，至多也就象国内那些所谓的股市评论专家那样，虎虎那些不明就里的业余散客，或者象那些所谓的国际军事专家那样，蒙蒙那些没当过兵的土八路而已。

　　这也是萨特为什么说，“在十七世纪后和二十世纪之间，我看有三个时代可以称为著名的时代：笛卡尔和洛克的时代，康德和黑格尔的时代以及马克思的时代。这三种哲学依次成为任何特定思想的土壤和任何文化的前景，只要它们表达的历史时代未被超越，他们就不会被超越。我常常看到，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论据只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一种观念的表面更新。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所谓的超越，在最坏的情况下是回到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则是重新发现一种已包含在人们自以为超越的哲学中的思想。”

　　萨特尊敬并继承了海德格尔，但批评了他;海德格尔尊敬并继承了黑格尔、胡塞尔，但批评了他们;黑格尔、胡塞尔尊敬并继承了康德，但他们也批评了康德。至少在萨特眼里，马克思的学说还是他们的高度发展，甚至他认为自己都未能超越。

魏中军

2013年10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