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四光在中國長期被視為“政治正確”的大科學家。然而，一方面，學術問題往往被政治化；另一方面，用行政手段干預科學，又往往把科學範圍內的簡單問題變得複雜化。李四光獻出的智慧和汗水，畢生憂國憂民的赤子情懷，由於這些長期流播的“學術-政治”傳說，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真偽莫辨的效果


　　老高按：從讀小學起，經過課本和課外書反覆宣講，幾位中國科學家的大名就如雷貫耳：茅以升、竺可楨、錢學森、李四光……對前幾位的科學成就一直不甚瞭然，李四光則不同，因為1977年10月《人民文學》發表了著名作家徐遲的報告文學《地質之光》，印象深刻。由這篇作品帶動，當時中國報刊上發表了大量關於李四光的文章，讓我對他的地質力學、第四紀冰川等成果也能脫口而出。記得八十年代初，與一位女詩人在廬山上居然還就據稱是李四光發現的第四紀冰川遺蹟，討論起來。
　　那時對李四光的宣傳，除了不怕困難、不畏艱險、忘我鑽研、廢寢忘食、注重實地考察等等，最重要的側面，是以李四光為典範，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將“攀登科學高峰”與“長中華民族的志氣”畫上等號。李四光所參與的地質界的爭論問題，於是無一例外地打上政治烙印。熱衷於打烙印的，既有執政者及其宣傳喉舌，也有李四光本人。於是，持有與李四光對立觀點的，若是外國人，就被貼上“帝國主義侵略勢力”的標籤；若是中國人，就被貼上“洋奴哲學”“買辦”的標籤。而那時的我，在這種風氣之下，“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對這些觀點之偏激荒謬，竟然習焉不察——儘管當時已經處在思想解放運動之中，但卻沒有對這種說法做一番推究反思，完全沒有想到，在學術上有很高造詣、政治上有很高地位的李四光，這一做法實際上是將學術討論歪曲為政治鬥爭，上綱上線，借政治來壓人，不僅無法在學術上得出正確的結論，最終也必然會損害國家的利益。
　　昨天讀到中科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原中科院院史研究室主任樊洪業的文章《李四光“廬山論冰”真相》，引起很大的興趣。“廬山論冰”——作者是從金庸小說中“華山論劍”而來。此文中提到作者此前還寫過一篇，於是我又去找到了他兩個月前發表的《李四光與丁文江的恩恩怨怨》，現將這兩篇文章轉載如下。
　　李四光早已作古。但是這種思維方式遺留至今。在生物、水利等許多科技領域，我仍然看到這種“求真”與“愛國”的交鋒。而改革開放之後更加入了利益的糾纏，於是科學研究就更複雜了！



　　回望歷史，在丁、李關係的履歷表中，如果李四光在1950-1951年間講的是真心話，1944年之前那些命名“丁文江（ting)”、勸駕出山、書序志悼、長沙謁墓、催促整理遺稿、參與丁獎授受活動等等，就顯得虛偽；如果當年的那些行動是真情表達，則李四光在1950年後表現就極為費解。

從尹贊勛的詩說起

　　章丁翁李四大家，今後地質遺響大。
　　萬人敬仰章夫子，戡亂戰犯腳下踏。
　　一分為二是規律，評人不要簡單化。
　　四人評價不定案，妄想地質向前跨。
　　名列第四李四光，建國前後不一樣。
　　前尊后敬我有變，不知同行怎樣講？
　　地質創業第一人，遍查歷史無與倫。
　　丁翁地閥兩頭目，莫惜筆墨趕著文。

　　這首“無題”詩作，是地質學家尹贊勛（1902-1984）先生1983年在患病住院期間寫下的。
　　尹贊勛曾任中央地質調查所第四任所長（1940-1942），1957年以後任中國科學院地學部主任，可以說是中國現代地質學史上的一位要角。
　　尹氏晚年為總結一生得失，根據自己的日記撰寫了一本回憶錄，成書於病榻之上，名為《往事漫憶》（海洋出版社，1988）。這首詩很可能是在回憶往事的過程中反覆修改後才附錄於書末的。未久，1984年1月27日，尹先生與世長辭。
　　這本小冊子不到10萬字，內容很豐富，極具史料價值，但用紙、插圖的質量都很差。1983年就寫完了，不知為什麼到1988年8月才出版，難免令人覺得有些蹊蹺。
　　這首詩寫了中國科學史上的一樁公案，但表述得略顯隱晦。要讀懂這首詩，需要更多了解一些與詩中所涉地質學領域中章鴻釗（1877-1951）、丁文江（1887-1936）、翁文灝（1889-1971）、李四光（1889-1971）“四大家”相關的歷史內容。
　　章鴻釗、丁文江和翁文灝，是中國現代地質學和地質事業的創始人，他們攜手打造的地質調查所，碩果纍纍，人才輩出，聞名中外，是中國地質學領域的重鎮。稍後回國的李四光，先後主持過北京大學地質學系和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亦為中國現代地質學的重要奠基人，在研究、教育和組織管理方面都有突出貢獻。
　　丁文江早於1936年初去世。翁文灝於1948年底被列為戰犯。
　　新中國成立後，1950年8月25日，政務院決定成立“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委員會”，任命李四光為主任委員，尹贊勛、謝家榮為副主任委員，章鴻釗為顧問。11月初，在北京召開了中國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委員會擴大會議。會議開始時，主持會議的李四光，在恭請章鴻釗老人致詞之後，即講話高度讚揚這位老人，還特別說明“這次會議確是章老先生開創中國地質事業以來第一個重要的會議”。
　　翌年9月6日，章鴻釗在南京去世，李四光在北京中國地質學會為章舉行的追悼會上的致詞中進一步明確地強調：
　　（章鴻釗）對於中國地質事業的開創貢獻尤大。因此中國地質事業創始人不是別人，而是章先生。
　　“不是別人”這四個字，是在斷然明確地論定“創始人”的地位，是要“罷黜丁、翁，獨尊章氏”。
　　在政權更迭的歷史關頭，李四光乘勢改寫了中國地質學的歷史。在政治強勢之下，原居主流的地質學人失去了話語權。此後直至改革開放之前的30年中，李四光的歷史定調成為陳述中國早年地質學史的不二準繩，同時也長期構成了中國20世紀科學史上的一大公案。
　　1980年代，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長期噤聲而心懷隱痛的老輩地質學家們，追尋歷史真相的科學史研究者們，不斷突破原有的無形禁區，逐步將地質調查所、丁文江、翁文灝這些被埋沒的真實形象重新展示在世人面前。但是，因為吃夠苦頭而心有餘悸的人們，在“翻案”的路上一步三回頭，走得小心翼翼。
　　1983年下半年臥於病榻、預感到來日無多的尹贊勛先生，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在回顧平生的回憶錄中，為了追求歷史的公正，為了地質學在中國今後的健康發展，留下了他臨近生命終點時的心中吶喊。

尹贊勛詩釋讀

　　再來說尹贊勛的詩。
　　全詩可分四節，每節四句。第一節，說對中國現代地質學發展史產生重大影響的有章、丁、翁、李四大家。但這四個人的命運卻很不相同。其中章鴻釗受到敬仰，翁文灝卻因“戰犯”獲罪而被人踩在腳下，不得翻身。
　　第二節，說對歷史人物的評價不能這樣簡單化，應該一分為二。如果對這四位沒有公正的評價，會影響中國地質學未來的發展。
　　第三節，李四光應該名列第四，我尹贊勛對他的看法，在新中國成立前後是不同的。成立前是從內心“尊”他為師長的，以後則只能說是心存“敬”畏而遠之了。不知同行們是怎麼想的（其實為明知故問）。
　　第四節，名列第一位的章鴻釗老先生，主要成績是在地質學史研究方面，但沒有多少現代地質學研究成果。被李四光稱為“地閥”的丁文江和翁文灝，才真正是中國地質學界的兩位領袖。最後的“莫惜筆墨趕著文”，一個“莫”字，分明是要人們趕緊著文為丁、翁洗冤。
　　對同期的詩作，作者都註明了寫作的時間在某月某日，甚至是某時，唯獨這首詩只署“1983年患病住院期間寫作”。持續時久而不能定稿，表明他難以用文字說清心中的糾結。
　　總而言之，他表達了對在中國地質學史上“四大家”地位的評價：真正居於最前列的是丁文江和翁文灝。
　　根據筆者閱讀的歷史文獻判斷，理清現代科學史上的懸案，還有許多工作要做。本文只考察“四大家”中丁文江與李四光的關係史，其他問題，且待後述。

丁文江與地質調查所

　　在20世紀前半葉的中國歷史舞台上，丁文江是一個“百科全書式”的人物。
　　丁文江，字在君，1887年出生於江蘇泰興，自幼受讀經求仕的傳統教育，曾參加過秀才考試。16歲時被人帶到日本，但政治熱情使得他不能安下心來讀書，更因受不了日本人對中國人的歧視，18歲時（1904年）轉赴英國。經過兩年預備學習，以優異成績獲得了進入英國最高學府劍橋大學的資格，但又因為經濟拮据而很快離開，轉入格拉斯哥大學，3年後獲得了地質學和動物學的雙學位，掌握了英、法、德三種外語。
　　1911年4月，丁文江從英國格拉斯哥大學畢業後回國。按當時清廷的規定，留洋學生歸國後要到北京參加考試。丁文江參加了以皇帝名義在紫禁城舉行的殿試，1911年10月4日發榜，丁文江名列最優等，被授賞“格致科進士”。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榜的“海歸”進士，6天之後，就爆發了埋葬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
　　民國之後，丁文江很快就成了中國早期地質學界的第一號領袖。
　　1912年，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實業部之下設立地質科，以章鴻釗為科長。後政府北遷。1913年2月，丁文江應召做了北洋政府工商部礦政司的地質科科長。不久，上司採納他的提議，決定成立地質調查所。當年9月4日，丁文江被正式任命為該所所長。屈指算來，距今整整100年。
　　在中國現代地質學整體發展的歷程中，相對於地方的多數地質調查機關而言，地質調查所處於宗主地位；相對整個中國的地質學界（含研究、教育、調查和學術團體）而言，地質調查所處於核心地位。
　　中國科學界的領袖人物蔡元培、任鴻雋等都對地質調查所在中國科學事業全局中起到的帶動和示範作用，對其領導人丁文江的超凡才識和卓越成就，給予過高度評價。
　　在地質調查所初創之時，為了迅速解決人才短缺問題，丁文江主持開辦了以培養地質調查員為目標的“地質研究所”，6月招生，10月開學。然後交給了比他年長的章鴻釗負責。1916年，學員畢業後大多被留用，地質調查所的工作蒸蒸日上。
　　着眼學科的長遠發展，丁文江繼續關注地質學人才的培養。他發現北京大學在1917年恢復地質學門（後改為地質系）之後，限於師資水平，教學質量很差。丁文江為此曾向新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當面提出批評意見。蔡氏虛心接受，並請他代為物色人才。
　　1919年5月，丁文江隨梁啓超到歐洲考察，他在途中了解到，有一位已於1918年在英國伯明翰大學地質系取得碩士學位的李四光，就設法與其聯繫，動員他回國到北大任教。

生前身後的尊重

　　李四光，字仲揆，湖北黃岡人。祖父厙里是蒙古族人，通漢文，以在鄉間設私塾為生，與漢族婦女結婚，後代取李姓。清末推行新政，張之洞在湖北興學堂。小仲揆在父母的支持下，於1902年冬挑起行李到武昌求學。讀了一年半，就被派赴日本留學。留日期間，16歲參加了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1907年考入大阪高等工業學校，選學“舶用機關”，那時他是打算將來為國家造船的。1910年夏畢業回國。也於1911年9月到京師參加“海歸”考試，以最優等成績獲賞“工科進士”。1913年再到英國伯明翰大學，先是學採礦，後來感到採礦離不開地質，就轉到理科的地質系。1918年5月，他以《中國之地質》的優秀論文獲得了自然科學碩士學位，接着到歐洲大陸做地質考察。
　　1919年同時在歐洲考察的丁文江在得悉李氏情況後，及時向蔡元培校長推薦。李四光很快就接到了蔡元培的聘書。1920年5月，剛過而立之年的李四光進入北大校園，做了地質系的教授。
　　1920年，丁文江又從美國請來了德裔美國古生物學家葛利普，請他在地質調查所負責古生物學研究，同時在北大地質學系教授古生物學課程。
　　丁文江為北大請來這兩位高手，北大地質系的教學有了明顯改觀，與地質調查所之間形成了密切合作的互補關係。丁文江對李四光在生活和工作上都很關心，兩人之間建立了良好的私人關係。李四光對校系建設貢獻突出，丁文江多有助力。李四光在校中主持修建地質學館樓，就是採納了丁文江出的主意。（《李四光年譜》，p104；以下簡稱《李譜》）
　　地質調查所和北大地質系在幾年之中聚集了一批人才，使學術研究和專業教育走上了軌道。1922年1月，丁文江主持籌建中國地質學會，他提議成立五人籌備委員會，將李四光名列其中。2月正式成立時，推選李為首任副會長之一。李在抗戰勝利之前一直積極參與學會活動，擔任過多屆會長、副會長。（夏湘蓉、王根元編《中國地質學會史》，地質出版社，1982年，第7頁。）
　　丁文江對中國地質學的創始、奠基和持續發展所作的巨大貢獻，形成了他在地質學界中的“共主”地位。李四光對丁文江是尊重和欽佩的。1923年在他研究（ting）科化石分類時，曾將一新屬命名為“丁文江屬”（《李譜》，p63）。
　　“九一八”事變後，北京的知識界在國難臨頭時熱議為國家盡力做事的聚會中，李四光曾熱心參加以胡適和丁文江為核心的議政活動。胡適曾在《丁文江傳》說“有幾個朋友，如李四光先生，如陶孟和先生，如唐鉞先生，原來也常來參加討論的聚餐”。這樣看，丁、李之間就不只是局限於地質學方面的關聯了。
　　中央研究院總幹事楊杏佛於1933年6月遇刺身亡，學者們“百感叢生，悲憤無狀”。對研究院事業，他們有危機感的共識。對後繼人選，他們也有唯丁文江是舉的共識。李四光等老朋友積極勸說丁文江能允就總幹事一職，初遭丁氏拒絕。6月23日，丁氏赴美國參加第16屆國際地質學會大會，會後在美訪問。在此期間，丁燮林（代理總幹事）與李四光、傅斯年等多人聯名致函丁文江，極力勸丁出任總幹事一職。他們在勸駕長函中，字斟句酌，如泣如訴，於公於私，於情於理，甚至用激將法迫“丁大哥”就位：
　　目下研究院之局面，自有其困難處，非振作一下不易保得住。不保得住，則以前所費之國帑，吾等所用之心血，皆付流水矣。環顧學術界人士，更無他人有此魄力。見義不赴，非所謂“丁大哥”也。
　　在信中還有幾句話，顯然出自李四光（地質所所長）和傅斯年（歷史語言所所長）之肺腑。他們了解丁氏是以學術為重的人，因此說：
　　地質、史語所皆在北極閣下建屋，地質所年底可成，史語所初春可成。……兄可在其中開若干工作之室，參考資料、輔助人員，皆易接近。總幹事一職，初任時自然甚忙；數月之後，必能騰出甚多時間，自己作工。此吾等就事實考量之言，絕非虛語也。（轉引自宋廣波《丁文江年譜》，pp392-394頁）
　　1934年5月18日，丁文江就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丁、李由此同院共事。李於1934年12月赴英講學，由丁文江代為指導地質研究所工作（《李譜》，p117）。

　　1935年底，華北危機，丁文江為國家未來預作大西南備戰準備，赴湘粵鐵路沿線調查煤礦資源，途中因煤氣中毒醫治不力，於1936年初逝世。
　　正是基於學術關聯而形成的良好關係，當1936年初李四光在英國聽到丁突然去世的消息時，他在剛剛完稿的英文《中國地質學》的“自序”中表達了對丁的敬意。回國後，曾到嶽麓山左家隴拜謁丁文江墓（《李譜》，p126）；也曾特意囑咐黃汲清及早整理丁文江的地質學遺稿（《李譜》，156）。
　　1936年11月，中國地質學會成立丁文江紀念基金保管委員會，選出7名成員，排序是翁文灝、李四光、章鴻釗、謝家榮、黃汲清、尹贊勛、楊鍾健。這個名單傳達出雙重含意，一是表明丁文江在中國地質學界的地位之重，二是它隱約表達了丁文江身後中國地質學界頂級人物聲望地位的排序，翁文灝占據首位，李四光為第二位（《李譜》，p123）。
　　1940年3月，第一屆丁文江獎金授獎大會由李四光主持（《李譜》，p135），第二屆丁文江先生紀念獎金則授予李四光本人（《李譜》，p146），他在先後的講話和書面發言中都表達了對亡友丁文江的尊敬。
　　至此，看李四光與丁文江之間的關係，曰情，深也；曰誼，厚也。



1950年的地質工作擴大會議

　　在李四光1945-1949年間的活動中，未見涉及與丁文江有關的記錄。
　　1950年6月20日，在中國科學院召開的第一次擴大院務會議上，李四光以副院長的身份做了一個意近思想改造（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當時還沒有開始）的報告。他認為“最近二三十年以來，我們的學術界中充滿了買辦意識”，並把這種意識的形成歸罪於已經制度化了的“買辦教育”。
　　這是李四光走上院領導崗位後的第一次講話，在此講話的基礎上繼續擴充，20天后公開發表（參見《李四光全集》第8卷，pp181-182）。從文中可以看出，第一，他把中國從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轉型中建立起來的新教育制度整體地定性為買辦教育制度，所有留學歸國服務的留學生都是這種制度的產物；第二，把歸國服務的留學生分為兩類：一類是以外國人為後台老板而在中國學術界中得勢的人，是將封建主義、官僚買辦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之一切集大成於一身的“聰敏者”，另一類則是得不到外國人支持，或是不接受他們的指導而單獨工作的“倒霉者”。還說“在這樣買辦選拔的制度中，也曾造出一些很能幹的人才，可惜那些人才多半是為了外國服務而忘卻了祖國”。
　　這裡擺出了兩面鏡子，“聰敏者”照出的是丁文江；“倒霉者”照出的是李四光。
　　下一步，李四光的論述，從整個科技界具體落實到了地質學界。
　　1950年8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決定成立中國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委員會，李四光出任主任委員。
　　11月1-7日，在北京召開了由李四光主持的中國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委員會擴大會議。筆者從1984年出版的《李四光傳記》中了解到一些有關會議的情況（陳群等《李四光傳》，pp207-208）：
　　1.到會六十餘人，由李四光主持，會議主要討論了中央地質機構的組織、中央與地方地質機構的聯繫、1951年工作計劃和地質教育等問題。
　　2.由章鴻釗致開幕詞，表達了到會的高興心情，讚揚會議“是開地質界的新紀元”。
　　3.中宣部副部長胡喬木（應當是以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秘書長身份到會）講話，表達了中央政府對會議的支持，強調地質工作的統一領導是大家的要求，也是經過政府考慮過的。
　　4.李四光在講話中用一大段話讚揚了章鴻釗，稱“這次會議確是章老先生開創中國地質事業以來第一個重要會議”。含義有二，一是對本次會議評價，可以理解為是自開創中國地質事業以來的最重要的會議，也可以理解為自開創中國地質事業以來直至本次會議之前，沒有開過任何一次重要會議。二是說中國現代地質事業是由章鴻釗開創的。一年後的1951年9月，章鴻釗在南京去世，李四光在中國地質學會在北京舉行追悼會致詞中聲稱“中國地質事業創始人不是別人，而是章先生”。本文開頭已經指出，其立意在於明確否定丁文江和翁文灝為創始人。
　　5.李在會議閉幕詞中認為：“會議開得很好，並且皆大歡喜，大家團結起來了。”同時，他要大家還須時刻提高警惕：“有團結的力量，同時也有反團結的力量。”李還表白自己只想做點研究工作，不願負行政責任，但客觀環境不允許這樣。他說：“經過考慮，鬥爭，認為只顧自己的興趣，就是自私。所以才決定人民需要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一直到我不能做的時候。”
　　我們至今不了解這次會議的全程實際情況，看不到有關這次會議的基本文獻，尤其是李四光的大會報告和期間講話記錄的文本。在1996年出版的《李四光全集》中竟然沒有收入這篇“開創中國地質事業以來第一個重要會議”上的最重要的講話，甚至在全書附錄“李四光著作總目錄”中也沒有列目，實在令後人難以理解和失望。
　　報告文學作家何建明根據對一些當事人採訪寫出的報告文學《科學大師的名利場》（載《新生界》，1995年第3期，地質出版社）中，披露了會議情況的一個細節：
　　後來是分組討論，有一天，李四光在發言時，突然雙手舉起一張丁文江的像，“‘非常激動的樣子”（當時目擊者都這樣說——何建明注），開口大罵丁文江是“地閥”（指地質學界的學閥——樊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蔣介石反動政府的走狗”云云。參會的代表像是晴天遭了一聲霹靂，你看我，我看你，驚愕得半天沒反應過來。
　　這是怎麼回事？
　　會一散，好幾位膽小的代表，圍過來問他們尊師章鴻釗老先生。
　　“可怕！政治可怕噢！”章老先生躲到一邊，膽怯地小聲說道。

　　從史學研究規範看，何建明先生的《科學大師的名利場》一文有些不確或失實之處，但據多種史料參照，這裡引述的一段內容應是可信的。
　　大概是屬於殺“猴”儆雞之舉，丁文江是中國地質學界的開山宗師，罵丁文江，其他人就不在話下了。李在會議結束前撂下一句：“有團結的力量，同時也有反團結的力量。”是在警告爾等小心：看清形勢，不要做“反團結的力量”。另撂下一句，在行政工作位置上，只要人民需要，就要做到“一直到我不能做的時候”，這也是意味深長的。
　　地質學界，可能也只有地質學界，就這樣實現了改朝換代。實現大一統的中國地質界升起了“李”字號帥旗之時，竟然把死去15年的“丁大哥”拉出來獻祭。

1951年說“良心”

　　1951年12月30日，中國地質學會在北京召開年會，李四光以學會理事長身份在會上作了長篇講話，後以《地質工作者在科學戰線上做了一些什麼》為題，發表於多家報刊（此文改入《李四光全集》第8卷，pp236-259）。他在講話一開始便營造了一個極端政治化的語境，從政治到學術，把“三座大山”的陰影投射到地質學界。列出了帝國主義進行“科學侵略”的各種方式，指認在地質學界已形成為帝國主義利益服務的“買辦學者集團”，完全抹殺了以地質調查所為標誌的地質學界40年來所取得的成就。
　　他要求每個地質學工作者須以對革命的正、反作用為標準，來檢討每個人以往的工作，由此引出了他自己虛晃一槍的檢討，又從“自我檢討”的隧道穿越到控訴丁文江。他是從自己在1936年1月完稿的英文《中國地質學》一書說起的：
　　我那一本用講演稿子湊成的《中國地質學》，匆忙地在倫敦出版，直到現在還沒有能夠像我所希望的那樣，用中文寫成在中國出版，就是現在我檢討自己，必須舉出的一個實例。……這本書序文里，我提到丁文江。有一些地質工作者都明了，我自己尤其明了，並不是為了發展中國地質學的原因，欺負我最厲害的人，就是這個人。然而他死了以後，我還要瞞着我的良心恭維他：說什麼他一生苦心為了中國地質事業工作，來表示我的寬宏大度，我這種虛偽的態度，豈不是自欺欺人？
　　可能是習慣了英文寫作，後邊部分說得有些拗口。他要表達的意思應該是：丁文江是欺負我最厲害的人，他死後，我在《中國地質學》的序言中提到他，恭維說他一生苦心為中國地質事業工作。我這樣做，是為了表示我的寬宏大度，這是瞞着我的良心的，是虛偽的，自欺欺人的。
　　我們把歷史鏡頭回放到1936年初，李四光在英國聽李突然去世的消息時，他在“The Geology of China”（《中國地質學》）一書的“自序”中寫下最後一段文字 ：

　　As the preparation of my manuscripts drew to an end there came the sad news of the loss of a friend and highly valued colleague， Dr. V. K. Ting. It is perhaps not out of place if I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pay a tribute to this mand who worked so loyall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geological science in China.

　　筆者仿舊時書面行文風格試譯為：
　　正當拙著整理脫稿之際，驚悉吾友賢僚丁文江博士謝世之噩耗。本書作者若假此時彰頌為中國地質科學發達而鞠躬盡瘁之丁君，或無不妥。
　　當初以學者特有的方式深情悼念自己的朋友和尊敬的同事，16年後卻又痛心疾首懺悔自己當年曾表達過的這份感情。
　　人們不禁要問：李氏所說的“瞞着我的良心”，究竟是發生在1936年，還是發生在1951年？

1952年說“進攻”

　　中國科學院從1951年11月起開展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按統一部署，李四光在院部人員小範圍內做過“檢討”。據《竺可楨日記》，李四光在3月20日下午的檢討中，談到他“回國時受丁文江兩次進攻，第一次要他到北大併兼農商部行走（行走，指舊時宮廷官府中無明確官職而承辦具體事務工作的人員——樊注），第二次做北京圖書館副館長事。”
　　翻一翻歷史舊賬。
　　丁文江關心朋友，很有“大哥”的風範，因此在朋友圈子中尊稱他為“丁大哥”。李四光家中經濟情況不好，回國之初，有學期交替的時間差，還要過一段時間才能到學校教課領薪。丁文江此時在農商部礦政司兼第四科科長職（《丁文江年譜》，pp145-146），安排李四光到科里工作，讓他在北大開學前能拿上幾個月的薪水。李到北大開課後，工作勤奮，但生活寒苦，丁又為他找一份兼差，出任國立京師圖書館副館長（梁啓超為館長），即使取半薪250元，收入也有很大增加。
　　關於後一件事，魯迅在1925年底和1926年初的雜文中曾先後兩次用以揶揄李四光。在雙方論戰中，李曾於1926年1月30日致函《晨報副刊》編輯徐志摩，聲明任京師圖書館副館長每月只取半薪250元。（陳群等《李四光傳》，人民出版社，1996年，pp70-71）。
　　撇開各說各話的爭辯，丁大哥對李四光出以援手是沒有問題的。不曉得當年李是如何表達感謝的。彈指一揮，33年過去，兩次援手變成了“兩次進攻”。
　　“進攻”一詞，有其時代政治的語境。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中，告誡一些革命隊伍的人從戰場轉向城市工作時會“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着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1952年，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是和“三反五反運動”穿插進行的。在“五反”中，常說有革命幹部經不起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進攻而倒下去了。
　　這就是說，李四光認為，他在歷史上曾遭到過丁文江兩次糖衣炮彈的進攻。
　　33年前吞下了送服的糖衣，33年後，要打退進攻的炮彈。
　　回望歷史，在丁、李關係的履歷表中，如果李四光在1950-1951年間講的是真心話，1944年之前那些命名“丁文江（ting）”、勸駕出山、書序志悼、長沙謁墓、催促整理遺稿、參與丁獎授受活動等等，就顯得虛偽；如果當年的那些行動是真情表達，則李四光在1950年後表現就極為費解。
　　後來，丁文江這個名字似乎消失了許多年，偶爾會以“買辦學者”的頭銜出現在批判性文章中。李四光在後來的談話中，有時說到丁文江，都與第四紀冰川有關。或許“廬山論冰”是埋在李-丁關係史中的一顆定時炸彈，引爆在1950年，筆者擬另文考述。




　　冰川，是地球上存在之一“物”。第四紀冰川，是自然史中的過客。第四紀冰川遺蹟在中國的有或無，是科學研究的問題，與國家榮譽無關。對“第四紀冰川”作政治解讀，始作俑者是李四光。
　　第四紀冰川是地球史上距今最近的一次大冰川期。李四光自1921年起，相繼多次報告了在中國東部發現的第四紀冰川遺蹟，也引起了國內外地學界歷時持久的爭論。不同觀點之間的討論、交鋒，本來是學術界極為正常的現象，但李氏大約從1951年起突然把學術問題政治化，殃及中國地質學的健康發展，則是極不正常的現象。

1951年的李氏冰川故事

　　前文（《李四光與丁文江的恩恩怨怨》，《南方周末》2014.1.30）述及李四光在《地質工作者在科學戰線上做了一些什麼》一文中，否定丁文江、翁文灝和地質調查所，否定現代地質學在中國發展的成就，在其行文中只有政治上的判斷而未列舉具體事例。全篇講話中列舉有具體事例者，只涉及與他自己相關的成就，一是“第四紀冰川”，二是“地質力學”。
　　對李四光1951年論述做反覆研讀和考證之後，筆者發現，他在改寫整個中國現代地質學史的同時，也改寫了有關第四紀冰川問題爭論的史實陳述。
　　把有關文字做一梳理，李四光講述第四紀冰川問題的梗概是：
　　（1）1921年，我在太行山麓發現冰川遺蹟，將採集到的條痕石帶回北京，安特生看過之後，以輕蔑的態度一笑置之，使我大吃一驚。
　　（2）安特生的一笑，導致形成一個以他為中心的圈子，由這個圈子的把持，影響了第四紀地質等問題的研究發展。
　　（3）1933年我又在廬山發現了大批冰流遺蹟。把持中國地質學界的權威怕丟面子，於是請外國人出面反對。
　　（4）請外國人到廬山舉行辯論，結果他們或硬是反對，或是一言不發。那些外國人為什麼這樣做呢？就是要維持他們在中國的威信。
　　（5）1936年我在黃山發現了絕對無可否認的冰川遺蹟以後，在中央大學任教的德國教授費斯孟，兩次跑到黃山看過，他隨後寫文章吹噓自己在中國看到的冰川現象。
　　（6）1937年安特生又來中國，我給他看了一些材料後，他跑到西康，回去發表在中國看到冰川現象的文章，但一字不提中國人在他以前所做的工作。
　　（7）在安特生發表意見以後，中國的某些人也隨之跟着他走起來了。（《李四光全集》245-248頁，以下簡稱《全集》）

　　通觀李氏所講，可以得出這樣一個印象：在李看來，反對李氏冰川觀點的人，是一些為了維護自己面子和權勢的中外權威人士，他們形成了壓制李四光的圈子；贊同李氏觀點的外國人費斯孟，有“吹噓”和抄襲之嫌（李對費的評價在此前後有所不同——樊注）；改變了觀點的中國地質學家，是因為跟着安特生跑的結果。
　　很不幸，在他列舉的地質學家中，除他自己而外，似乎沒有誰是對的。
　　更不幸的是，李四光繼而把學術問題轉化成為政治問題，結論是：
　　由於外來的文化侵略勢力和本國的買辦思想結合起來而成的局勢，將近30年，在這一方面阻礙了科學的發展。（《全集》第8卷248頁）
　　外國人不相信，就給他貼上外國“文化侵略勢力”的標籤；中國人不相信，就給他貼上“買辦”的標籤。

“安特生態度”的原始版與修訂版

　　李氏冰川故事的第一個時間節點是1922年，主要事主是安特生，案由是安特生對待李四光發現冰川遺蹟所持的態度。
　　安特生（1874-1960）是瑞典地質調查所所長。1914年，因當時瑞典被中國認為是“沒有帝國主義野心”的西方國家，中國政府根據丁文江的建議，聘請安特生來華擔任農商部礦政司顧問。起初協助調查煤鐵資源，後亦在地質研究所授課，曾帶領學生在華北地區進行野外實習和考察。1918年，安特生因在北京附近的河北宣化發現了煙筒山鐵礦而受到讚譽。在勘察礦藏顧問的職責範圍之外，他還為推動中國史前史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是周口店北京猿人遺址和仰韶文化的發現者，也由此為中國古史研究引上田野考古之路。
　　安特生於1926年回國，擔任斯德哥爾摩大學教授，1928年任瑞典遠東古物博物館館長。
　　與冰川話題相關者，安特生多年在華北從事考古發掘，根據親身所得資料，認為這一地區挽近地質時期（一般指第四紀以來地殼運動的時期——樊注）為乾旱氣候，不會有冰川發生。1937年他再度來華時，曾赴中國西部高原的西康一帶考察冰川遺蹟，結論認為那屬於古冰川，而非第四紀冰川。
　　1921年，李四光根據在太行山麓發現的冰川遺蹟，寫出英文報道《華北挽近冰川作用的遺蹟》，翌年1月發表在英國《地質雜誌》上。
　　1922年5月26日，在北京召開中國地質學會第三次全體會員大會，李在會議上作了題為《中國第四紀冰川作用的證據》的講演。身為中國地質學會創立會員的安特生也參加了會議。他對李的觀點持懷疑態度，但沒有公開發表評論。
　　有關安特生的態度，李四光在1933年11月中國地質學會年會上憶述往事的原始版本是：
　　11年前，當學會舉行第三次大會時，我有機會把華北一些地區見到的某些堆積物和地形現象提請各位注意。並給各位看了一些非斷層擦痕所能解釋的條痕石。當時在華北從事發掘考古資料的安特生曾因這些意外的發現而大為震動。他對我所列舉的證據的真實意義，表示強烈的疑問。他和我一次私人談話中，指出秦皇島的一些殘積物，如果曾經冰流的掃蕩，則不會保留原處。他有懷疑的理由。我認為他所持的懷疑態度是嚴肅的。當時安特生對條痕石的成因覺得難以解釋，對於我所收集到的其他實地證據，當然也不能提出評論。（《全集》第2卷304頁）
　　這就是說，安特生懷疑李四光的新發現，自有他的專業立場，會上沒有表態，會下做了交流，並且對李四光有所啟發。李四光那時認為安持生持懷疑態度是嚴肅的，對安氏的不提出評論也表示了理解。
　　然而，1951年底的李四光對這個版本做了顛覆性的修改：
　　在我們地質學會初成立的那一年，我在太行山東麓大同等處，發現了一些冰川流行的遺蹟，並且採集了帶冰擦條痕的漂礫，回到北京。當時農商部顧問安迪生（安特生）在內幕指導地質調查所工作，他看了我所帶回的材料以後，一笑了之。安迪生曾經參加過南極探險，而又是來自冰川遺蹟很多的一個西北歐的國家。照道理講，他是應該認識什麼樣的石頭是冰川漂礫。至少他該應認識帶什麼樣擦痕的漂礫可能是來自冰川的。他用一種輕蔑的態度，把那些材料很輕視地置之一笑，使我大吃一驚。他那一笑不打緊，可繞着他便形成了故意或無意地不理會冰川現象的一個圈子。由於這個圈子的把持，第四紀地質問題以及其他有關問題的發展，就受了很大的影響。（《全集》第8卷245-246）
　　1933年李四光講1922年的安特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嚴謹學者；
　　1951年李四光講1922年的安特生，是一位令人氣憤的可惡學閥。

關於那林的“私下說”

　　冰川事件的第二個時間節點是1934年，主要事主是丁文江和幾位外國學者，案由是他們勾結起來否定李四光在廬山發現冰川遺蹟的證據，以維護他們在中國的威信。
　　關於廬山辯論，李四光作如是說：
　　到1933年與1934年又在廬山發現了大批冰流遺蹟。以外國人為靈魂的若干人，心裡大不舒服。主要是恐怕丟掉他們的面子，失掉他們在地質界的權威。於是請外國人出面反對。特別是由美國來的巴爾博和其他幾個外國人如德日進、那林等，同到廬山當地舉行辯論。因為事實太明顯了，那林私下對我說，假如這些現象在他家鄉發現，這沒有問題是冰川造成的。葛利普看了地形照片以後，也私下告訴我說很像他在美國所看的冰川地形。但是公開發表意見的時候，他們或是不說出理由而硬是反對，或是一言不發。那些外國人為什麼這樣做呢？就是要維持他們在中國的威信。（《全集》第8卷246頁）
　　那林（E.Norin，1895-1982），瑞典地質學家。1919年經安特生推薦受邀來華，在太原等地考察煤層地質。1927年參加中瑞合作的西北科學考察團工作。他對冰川甚有研究。
　　那林是否因為“事實太明顯”而對李四光有過承認冰川的“私下”語，以及如何作“私下語”，李氏憶述也是另有版本的。
　　1964年1月14日，李四光與華北地質科學研究所人員談話時舊事重提：
　　條痕石也不是處處都有，記得從前和巴爾博、德日進、諾林（那林）、楊鍾健等在廬山地區跑了很多地方就沒找到條痕石，我不服氣，到1937年終於找到了大量條痕石，山上山下都有。（《全集》第2卷，606頁）
　　在冰川運動中，當冰磧物在一定壓力下較長時間內沿一定方向移動時，礫石表面被摩擦成光滑面和線狀的條痕。地質學上，把這種在磨光面上刻蝕有冰川擦痕的礫石和石塊稱作“條痕石”，它是鑑定冰川遺蹟的重要證據。不過，應該指出，條痕石還會存在於非冰磧物的泥石流中。
　　在1933年12月發表的文章中，李四光說是發現了很標準的條痕石（《全集》第2卷340頁），但在邀洋人登廬山考察的幾天中，連着幾天一起跑了好多地方都沒有找到條痕石。既然如此，為什麼說是“事實太明顯了”呢？
　　1967年2月24日，李四光在聽取冰川地質隊匯報工作後的談話中，又說到那林在廬山與他談話這件事：
　　諾林（那林）在鄱陽湖邊的石灰岩上，發現了很多的擦痕，他說“假如在我們國家，這就是冰川”。（《全集》第2卷625-626頁）
　　據1951的版本，是籠統地說“事實太明顯了”，稱那林與李四光有“私下說”，傳達給人們的意思，一是那林面對“明顯事實”而承認了李氏冰川觀點；二是說那林雖然內心承認，但只是與李四光“私下說”的討好性表白，但不肯在公開場合明確表示意見，很有“兩面派”之嫌。
　　可是，據李氏1967年版本中的憶述，第一，那林僅是對石灰岩上的擦痕發表的意見；第二，那林與李四光之間的談話應是在群體考察中的對話，不具有私密對話性質。
　　理解那林的話，還應該注意有很重要的潛台詞。不管是1951年憶說“假如在我家鄉”，還是1967年憶說“假如在我們國家”，都同樣是有“假如”一詞的條件句表述。
　　氣象學家和地理學家竺可楨，在1970年2月16日函告施雅風：
　　中國冰川第四紀時代的分期方法不能拘泥於歐洲、北美辦法，因我們是大陸氣候，冬天雪少，夏季天熱雨量多，所以比歐美造成冰川要難得多。（《竺可楨全集》第20卷38頁）
　　這就是說，對第四紀冰川的認定，除了地表的地貌證據，地下和地面露頭沉積物中的漂礫證據外，還要有古氣候因素的證據，因為冰川的形成和移動同時取決於當時的溫度與濕度這兩大要素。中國東部夏季一般是濕度高而溫度也高，冬季則溫度低而濕度也低，都有礙冰川的形成。當然，一生治學嚴謹的竺可楨不是冰川學家，不會輕易表態斷定中國東部有無第四紀冰川。他寫信給冰川學家施雅風，只是提醒施氏在判定冰川證據時，要注意古氣候學這個學科視角。
　　廬山在中國，那林家鄉在北歐，此一地也，彼一地也。地理位置不同，則氣候可能不同。因此那林的話不具有支持李氏觀點的含意。他不公開表態支持李，自有他的道理，是無可指責的。
　　同樣，沒有上廬山的葛利普，只是在看了李四光出示的照片後說“很像他在美國所看的冰川地形”。葛利普從圖片中看到的冰川地形聯想到北美所見，亦如竺可楨所指，北美與我們中國的大陸性氣候不同。莫說葛氏沒有上廬山，即使上了廬山，這不是他的專業，不公開表態支持李氏觀點也是無可指責的。不表態，正可見他的嚴謹。

“廬山論冰”的來龍去脈

　　與冰川考察有關，李四光於1921年到太行山，1931、1934和1936年三上廬山，1936年還曾到過黃山。但無論從他發表的研究成果來說，還是後來圍繞冰川發現的社會宣傳來說，核心故事是在廬山。本文借用金庸“華山論劍”的句式表達，把有關李四光發現第四紀冰川遺蹟的爭論，喻稱為“廬山論冰”，以求簡潔醒目。
　　在1967年的一次談話中，李四光回顧當年發現冰川的歷程，從廬山說到黃山和天目山，然後說：
　　不久，奧地利威士曼（前譯費斯孟）來中國教書，他去看過，回來時高興極了，說“看到了”。他寫信給德國的一個冰川學家，並給德國的土壤冰川學雜誌寫了文章。這樣，在國外引起了轟動。我國的丁文江等不服氣，花了20000元，請了英國的巴爾博，瑞典的諾林，法國的特茵哈蘭（此人沒有上廬山——樊注）以及楊鍾健到廬山去看。（《全集》第2卷625頁）
　　李四光時年78歲，可能因記憶力衰退所致，談話中把費斯孟跑黃山後寫文章一事誤植於廬山辯論之前，但卻由此給1951年陳述提供了史實細節的腳註，由此知道了是丁文江為這次廬山之行籌得2萬元款項。
　　去世於1979年元旦的楊鍾健，臨終前傾力撰寫回憶錄，可惜未能完稿即撒手而去。遺稿中關於廬山論冰一事，雖存隱晦之筆，但所提供的背景資料，是迄今為止筆者所見最為詳細者。關於上山之前的情況，他說：
　　我們於1934年把野外工作計劃推廣到了揚子江流域，並且邀請前燕大教授、已歸國而又特地回來的巴爾博參加，以期對揚子江流域的地文有共同的了解。我們決定野外計劃不因步（指步達生，以定名發現“北京猿人”聞名。1934年3月15日，因勞累過度猝死於研究室中。——樊注）之逝世而中止，一切照常進行。中央研究院李仲揆先生已在江西廬山發現第四紀冰川，甚歡迎我們前去一看，以便一起探討。（《楊鍾健回憶錄》第72頁）
　　由此可見，登廬山的中外學者，是由李四光持“甚歡迎”的熱情態度而前去一看的。李在廬山作為主持者與大家一起探討，用今天的話說，那是科學共同體內具有同行評議性質的一次現場考察和討論。
　　作為歷史事件的廬山論冰已經過去了將近80年，既沒有當時的新聞報道和檔案記載，當事人也早已相繼離世，都沒有留下詳細的全程回憶。筆者試將迄今所得史料碎片做一拼圖，力圖還原出一個更接近歷史真相的畫面，縷述如下：

　　（1）在1921年的太行山發現之後，李四光把第四紀冰川研究大約擱置了10年。
　　（2）1930年夏，他到廬山牯嶺休養，認為廬山是很適合地質教學實習的好去處。1931年夏，以北京大學地質系兼職教授的身份帶學生到廬山實習。根據這次考察的結果，他在1933年11月舉行的中國地質學會年會上，發表了題為“揚子江流域之第四紀冰期”的演講。（《李四光傳》92-100頁）
　　（3）1933年11月，李在中國地質學會第十次年會上發表演講，題目為《揚子江流域之第四紀冰期》，論述了近年在廬山地區發現的冰川遺蹟。參加討論的中外地質學家有翁文灝、謝家榮、楊鍾健、葛利普、德日進、尼斯特拉姆、那林等，他們當時大都持懷疑態度。（《李四光年譜》113頁。以下簡稱《李譜》）
　　（4）丁文江說：“人家都說中國沒有冰川，可是我們的李四光先生就能找出冰川來給我們看看，這真是一大收穫。”（《石跡耿千秋》18頁）
　　（5）李四光歡迎人們到廬山冰川遺蹟現場一看。丁文江為此籌集了2萬元經費。
　　（6）約1934年3-4月間（楊鍾健等在步達生去世後南下，曾在南京一帶考察，故將登廬山時間暫置3-4月間——樊注），李四光與德日進、巴爾博（剛從美國返回中國）、那林、楊鍾健等在南京會齊後登廬山。（《楊鍾健回憶錄》72-73頁。）
　　（7）在廬山時間有一周多，山上山下的各重要地點，均經李四光及其助手喻德淵詳為解說。（《楊鍾健回憶錄》72頁）
　　（8）李四光先前在1933年北平會上報告和同年在《中國地質學會志》上發表的文章中，聲稱找到了冰川發現重要證據的條痕石，但在此次集體考察中，“在廬山地區跑了很多地方就沒找到條痕石”。（《全集》第2卷606頁）
　　（9）在廬山上辯論冰川問題，意見未能一致，楊鍾健迴避表態（《楊鍾健回憶錄》73頁），德日進和巴爾博明確持反對意見。（《李譜》115頁）
　　（10）事畢，李四光回南京。楊鍾健與德、巴等赴漢口，再北上參加步達生追悼會。（《楊鍾健回憶錄》73頁）

　　這裡須特別說明一下上述第（4）條。許淑彬（李四光的夫人）在這段引述之前有一段文字是“1933年，有一次仲揆開完地質學會回來告訴我說：有位地質界的當權人物曾用譏諷的口吻說……”。根據李四光的多種憶述，可以肯定句中所說的“地質界的當權人物”是丁文江。至於說丁文江“用譏諷的口吻”，這是許的回憶性描述。許的描述當然是來自她丈夫的看法。不過，李認定丁文江語含“譏諷”的看法產生於何時則值得推敲。
　　從丁文江的角度說，李四光在會上報告說已經在廬山找到了遺蹟，並出示了重要證據“條痕石”，而參加會議的多數國內外學者懷疑李四光的發現。為解決這個疑問，他認為很必要支持爭論雙方到實地考察驗證。因此，他才可能下決心籌款安排這次廬山論冰。憑着“丁大哥”的胸懷，不會是為了故意羞辱李四光而排兵布陣；根據丁氏的經濟頭腦，也不會為了令李難堪而籌款2萬元作廬山游。
　　從李四光的角度說，他既然歡迎大家登廬山做實地考察，丁大哥又肯籌款幫忙，應該對丁是感激的。上述第（4）中引述的那段話應理解為是丁大哥對學術爭論的支持和對中國地質學界“一大收穫”的期待。上廬山之後，沒有找到條痕石等預期的證據，李的結論沒有得到眾人的認可。似可推測，心胸狹窄的他，可能此時在失望中感到了難堪，心中會對持否定態度的人不滿。丁文江沒有上廬山，迄今為止，沒有文獻表明丁文江對李四光的這一發現持否定態度，在1950年之前的李四光言論中也一直沒有提及丁文江對此問題的態度。如果我們傾向於認為前文所述李四光對丁氏生前身後的尊重是真誠的，那麼，他的“譏諷”之論就應該是在1950年把丁文江鎖定為“買辦學者”之後的事情。

冤屈了誰？

　　在1951年論述中，李四光說他因為冰川問題“受了30年的抑制和冤屈”（《全集》247頁），是這樣的嗎？
　　李四光可以認為丁文江和翁文灝“操控”了中國地質學會，實際上，從1922年起，他多次在中國地質學會的平台上發表冰川演講，他多次在學會刊物上發表有關文章，絲毫看不到他受到壓制的影子。
　　在中國學術界的最高平台上，1948年3月，李四光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這是在地質學界和科學界同行評議的基礎上選舉產生的。作為“當選資格之根據”，在為李列舉的成績中就寫有一條：“發現第四紀冰川”（《中央研究院史初稿》200頁）。須知，長期被李四光視為同行冤家的翁文灝，曾多年兼任中研院評議會秘書，且於此時位居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可見，並沒有誰阻擋李四光研究第四紀冰川的進路。
　　一路走來，從冰川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到李氏強烈的創新意識和勤奮執著的敬業精神，也可以看到中外科學家遵守學術規範的傳統。對李氏所論，外國學者中有反對的，也有支持的。後來的進程表明，中國學者中，有由反對而變為支持的，也有由支持而變為反對的。此乃學術發展之常態。
　　對李四光關於第四紀冰川的立論，章鴻釗在1936年的書中稱其為“比較新穎的，又惹人注目的”發現，“但是因此產生的其餘問題還是甚多，將來如何展開，如何解決，自值得世人一般熱烈的期待，至今後中國地質學界當不辭繼起努力。”（《中國地質學發展小史》147-149頁）
　　懷疑與期待並存，這恐怕是當時中國地質學界大多數同仁的普遍心理。
　　對於丁文江來說，除了一般地質學家的懷疑和期待之外，還有一份學術領袖人物的責任心。

第四紀冰川與“愛國主義”

　　儘管李四光對廬山論冰的結果感到失望，自尊心受到傷害，但至1940年代之前尚未見有語涉於此的表述文字。突然的爆發，就出現在1951年的那次報告中，朝鮮戰場硝煙正濃之時，講述一個30年前年廬山論冰的故事，一個用政治立場重新包裝過的科學故事，突出了外國文化侵略者和買辦學者的醜惡嘴臉，似可激勵人們反帝、愛國的精神。
　　對“第四紀冰川”作政治解讀，始作俑者是李四光。後來經過其夫人許淑彬和女兒李林的回憶錄（《石跡耿千秋》16-20頁）廣泛傳播於世，“第四紀冰川”與“愛國主義”攜手同行，被編成人物故事，登上文藝舞台，收進中學課本，寫入人物傳記，甚至被記於學科歷史。
　　長期以來，在一般社會公眾的知識框架中，說中國科學家，就必然會想到李四光；說李四光，就必然會想到第四紀冰川；說冰川，就必然會想到愛國主義。筆者曾看到過一篇題為“愛國主義教育要形式多樣”的新聞報道，稱某學校為陶冶學生的愛國情操而舉辦“中國歷代著名科學家”報告會，“從張衡的地震儀講到李四光的第四紀冰川”。現在，北京有一家“中國第四紀冰川遺蹟陳列館”，在企業廣告中介紹其主營產品是“傳播第四紀冰川藝術成果，弘揚李四光愛國主義精神，普及地球科學知識”。
　　冰川，是地球上存在之一“物”。第四紀冰川，是自然史中的過客。第四紀冰川遺蹟在中國的有或無，是科學研究的問題，與國家榮譽無關。
　　在科學發現問題上，常有優先權之爭。獲得科學發現的優先權，被科學家視為最重要的榮譽。在爭取優先權的問題上為個人爭“名”，是很正常、合理的事情。取得重大的科學發現，還會為國爭光。因此，在科學落後的國度，愛國主義往往會成為激勵科學家工作的重要動力之一。但是，如果在科研工作中把“愛國”置於“求真”之上，不僅會戮害科學的生命，也有可能給國家的榮譽帶來損失。

廬山無冰川

　　像中國有無第四紀冰川這樣的自然史事件，要靠尋找其存留的遺蹟來判斷，而對遺蹟的認定，要通過科學共同體中的同行評議。李四光是提出在中國發現第四紀冰川的第一人，對後來中國開拓第四紀地質研究做出了重大貢獻。而對其廬山等處冰川遺蹟發現的認同上，地學家們各有其專業立場，因此，自1922年李四光報告發現第四紀冰川遺蹟以來，爭論一直未斷。
　　冰川學家施雅風、崔之久、李吉均等，於1980年代初共同申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項目，把工作重點放在研究對地貌和沉積物的冰川成因和非冰川成因的識別上。他們組織了多家機構的30多位學者，在1983-1986年間在全國廣大地區內，對包括廬山在內近20個地點進行考察研究。他們合作撰寫的《中國東部第四紀冰川與環境問題》（科學出版社，1989）一書，1991年獲得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二等獎。（《施雅風口述自傳》342-356頁）後由施雅風主編的《中國第四紀冰川與環境變化》（河北科技出版社，2006），2008年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
　　施雅風等人的研究結論是：中國東部海拔2500米以下不存在第四紀冰川，李四光學派論述的中低山地冰川遺蹟及冰期劃分，屬於系統的誤解。在被李四光稱作第四紀冰川遺蹟的廬山“大姑冰期冰磧物”中，找到了屬於亞熱帶和溫暖帶的孢粉，由此證明，那些被李四光判定為冰川沉積的，實際上不過是泥石流沉積而已。可惜，李四光不僅缺少古氣候學的視角，甚至在地質學的範圍內，“他和他的支持者沒有機會接觸泥石流，也沒有機會到西部高山的現代冰川和確切的第四紀冰川考察研究，自然容易把泥石流沉積當做冰川沉積看待，難於確切識別冰川和非冰川現象。”（《施雅風口述自傳》353頁）
　　廬山論冰，似乎可以畫一個句號了。
　　過了花甲之年的李四光，在中國社會中，是一位長期被視為“政治正確”的大科學家。一方面，學術問題往往被政治化，另一方面，用行政手段干預科學，又往往把科學事業範圍內的簡單問題變得複雜化。第四紀冰川之論定，地質力學之超群，發現大慶油田理論之獨創，“地震可以預報”之斷言和對策……其中都飽含着李四光的智慧和汗水，亦可從中窺見他一生憂國憂民的赤子情懷，但這些長期流播的“學術-政治”傳說，又都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偽莫辨的。
　　如果真的要反對歷史虛無主義，真的不甘心得到一顆“假作真時真亦假”的苦澀果實，只有在洗卻鉛華之後歸返本真，才能讓人們相信那位值得相信和可以相信的大科學家李四光。
　　這是科學史研究工作者的一份責任。
　　（本文與前文引用史料主要采自《李四光全集》和《李四光年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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