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四光在中国长期被视为“政治正确”的大科学家。然而，一方面，学术问题往往被政治化；另一方面，用行政手段干预科学，又往往把科学范围内的简单问题变得复杂化。李四光献出的智慧和汗水，毕生忧国忧民的赤子情怀，由于这些长期流播的“学术-政治”传说，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真伪莫辨的效果


　　老高按：从读小学起，经过课本和课外书反覆宣讲，几位中国科学家的大名就如雷贯耳：茅以升、竺可桢、钱学森、李四光……对前几位的科学成就一直不甚了然，李四光则不同，因为1977年10月《人民文学》发表了著名作家徐迟的报告文学《地质之光》，印象深刻。由这篇作品带动，当时中国报刊上发表了大量关于李四光的文章，让我对他的地质力学、第四纪冰川等成果也能脱口而出。记得八十年代初，与一位女诗人在庐山上居然还就据称是李四光发现的第四纪冰川遗迹，讨论起来。
　　那时对李四光的宣传，除了不怕困难、不畏艰险、忘我钻研、废寝忘食、注重实地考察等等，最重要的侧面，是以李四光为典范，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将“攀登科学高峰”与“长中华民族的志气”画上等号。李四光所参与的地质界的争论问题，于是无一例外地打上政治烙印。热衷于打烙印的，既有执政者及其宣传喉舌，也有李四光本人。于是，持有与李四光对立观点的，若是外国人，就被贴上“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标签；若是中国人，就被贴上“洋奴哲学”“买办”的标签。而那时的我，在这种风气之下，“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对这些观点之偏激荒谬，竟然习焉不察——尽管当时已经处在思想解放运动之中，但却没有对这种说法做一番推究反思，完全没有想到，在学术上有很高造诣、政治上有很高地位的李四光，这一做法实际上是将学术讨论歪曲为政治斗争，上纲上线，借政治来压人，不仅无法在学术上得出正确的结论，最终也必然会损害国家的利益。
　　昨天读到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原中科院院史研究室主任樊洪业的文章《李四光“庐山论冰”真相》，引起很大的兴趣。“庐山论冰”——作者是从金庸小说中“华山论剑”而来。此文中提到作者此前还写过一篇，於是我又去找到了他两个月前发表的《李四光与丁文江的恩恩怨怨》，现将这两篇文章转载如下。
　　李四光早已作古。但是这种思维方式遗留至今。在生物、水利等许多科技领域，我仍然看到这种“求真”与“爱国”的交锋。而改革开放之后更加入了利益的纠缠，于是科学研究就更复杂了！



　　回望历史，在丁、李关系的履历表中，如果李四光在1950-1951年间讲的是真心话，1944年之前那些命名“丁文江（ting)”、劝驾出山、书序志悼、长沙谒墓、催促整理遗稿、参与丁奖授受活动等等，就显得虚伪；如果当年的那些行动是真情表达，则李四光在1950年后表现就极为费解。

从尹赞勋的诗说起

　　章丁翁李四大家，今后地质遗响大。
　　万人敬仰章夫子，戡乱战犯脚下踏。
　　一分为二是规律，评人不要简单化。
　　四人评价不定案，妄想地质向前跨。
　　名列第四李四光，建国前后不一样。
　　前尊后敬我有变，不知同行怎样讲？
　　地质创业第一人，遍查历史无与伦。
　　丁翁地阀两头目，莫惜笔墨赶著文。

　　这首“无题”诗作，是地质学家尹赞勋（1902-1984）先生1983年在患病住院期间写下的。
　　尹赞勋曾任中央地质调查所第四任所长（1940-1942），1957年以后任中国科学院地学部主任，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地质学史上的一位要角。
　　尹氏晚年为总结一生得失，根据自己的日记撰写了一本回忆录，成书于病榻之上，名为《往事漫忆》（海洋出版社，1988）。这首诗很可能是在回忆往事的过程中反复修改后才附录于书末的。未久，1984年1月27日，尹先生与世长辞。
　　这本小册子不到10万字，内容很丰富，极具史料价值，但用纸、插图的质量都很差。1983年就写完了，不知为什么到1988年8月才出版，难免令人觉得有些蹊跷。
　　这首诗写了中国科学史上的一桩公案，但表述得略显隐晦。要读懂这首诗，需要更多了解一些与诗中所涉地质学领域中章鸿钊（1877-1951）、丁文江（1887-1936）、翁文灏（1889-1971）、李四光（1889-1971）“四大家”相关的历史内容。
　　章鸿钊、丁文江和翁文灏，是中国现代地质学和地质事业的创始人，他们携手打造的地质调查所，硕果累累，人才辈出，闻名中外，是中国地质学领域的重镇。稍后回国的李四光，先后主持过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和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亦为中国现代地质学的重要奠基人，在研究、教育和组织管理方面都有突出贡献。
　　丁文江早于1936年初去世。翁文灏于1948年底被列为战犯。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8月25日，政务院决定成立“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任命李四光为主任委员，尹赞勋、谢家荣为副主任委员，章鸿钊为顾问。11月初，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开始时，主持会议的李四光，在恭请章鸿钊老人致词之后，即讲话高度赞扬这位老人，还特别说明“这次会议确是章老先生开创中国地质事业以来第一个重要的会议”。
　　翌年9月6日，章鸿钊在南京去世，李四光在北京中国地质学会为章举行的追悼会上的致词中进一步明确地强调：
　　（章鸿钊）对于中国地质事业的开创贡献尤大。因此中国地质事业创始人不是别人，而是章先生。
　　“不是别人”这四个字，是在断然明确地论定“创始人”的地位，是要“罢黜丁、翁，独尊章氏”。
　　在政权更迭的历史关头，李四光乘势改写了中国地质学的历史。在政治强势之下，原居主流的地质学人失去了话语权。此后直至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中，李四光的历史定调成为陈述中国早年地质学史的不二准绳，同时也长期构成了中国20世纪科学史上的一大公案。
　　19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长期噤声而心怀隐痛的老辈地质学家们，追寻历史真相的科学史研究者们，不断突破原有的无形禁区，逐步将地质调查所、丁文江、翁文灏这些被埋没的真实形象重新展示在世人面前。但是，因为吃够苦头而心有余悸的人们，在“翻案”的路上一步三回头，走得小心翼翼。
　　1983年下半年卧于病榻、预感到来日无多的尹赞勋先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回顾平生的回忆录中，为了追求历史的公正，为了地质学在中国今后的健康发展，留下了他临近生命终点时的心中呐喊。

尹赞勋诗释读

　　再来说尹赞勋的诗。
　　全诗可分四节，每节四句。第一节，说对中国现代地质学发展史产生重大影响的有章、丁、翁、李四大家。但这四个人的命运却很不相同。其中章鸿钊受到敬仰，翁文灏却因“战犯”获罪而被人踩在脚下，不得翻身。
　　第二节，说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这样简单化，应该一分为二。如果对这四位没有公正的评价，会影响中国地质学未来的发展。
　　第三节，李四光应该名列第四，我尹赞勋对他的看法，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是不同的。成立前是从内心“尊”他为师长的，以后则只能说是心存“敬”畏而远之了。不知同行们是怎么想的（其实为明知故问）。
　　第四节，名列第一位的章鸿钊老先生，主要成绩是在地质学史研究方面，但没有多少现代地质学研究成果。被李四光称为“地阀”的丁文江和翁文灏，才真正是中国地质学界的两位领袖。最后的“莫惜笔墨赶著文”，一个“莫”字，分明是要人们赶紧著文为丁、翁洗冤。
　　对同期的诗作，作者都注明了写作的时间在某月某日，甚至是某时，唯独这首诗只署“1983年患病住院期间写作”。持续时久而不能定稿，表明他难以用文字说清心中的纠结。
　　总而言之，他表达了对在中国地质学史上“四大家”地位的评价：真正居于最前列的是丁文江和翁文灏。
　　根据笔者阅读的历史文献判断，理清现代科学史上的悬案，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本文只考察“四大家”中丁文江与李四光的关系史，其他问题，且待后述。

丁文江与地质调查所

　　在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历史舞台上，丁文江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丁文江，字在君，1887年出生于江苏泰兴，自幼受读经求仕的传统教育，曾参加过秀才考试。16岁时被人带到日本，但政治热情使得他不能安下心来读书，更因受不了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歧视，18岁时（1904年）转赴英国。经过两年预备学习，以优异成绩获得了进入英国最高学府剑桥大学的资格，但又因为经济拮据而很快离开，转入格拉斯哥大学，3年后获得了地质学和动物学的双学位，掌握了英、法、德三种外语。
　　1911年4月，丁文江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毕业后回国。按当时清廷的规定，留洋学生归国后要到北京参加考试。丁文江参加了以皇帝名义在紫禁城举行的殿试，1911年10月4日发榜，丁文江名列最优等，被授赏“格致科进士”。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榜的“海归”进士，6天之后，就爆发了埋葬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
　　民国之后，丁文江很快就成了中国早期地质学界的第一号领袖。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实业部之下设立地质科，以章鸿钊为科长。后政府北迁。1913年2月，丁文江应召做了北洋政府工商部矿政司的地质科科长。不久，上司采纳他的提议，决定成立地质调查所。当年9月4日，丁文江被正式任命为该所所长。屈指算来，距今整整100年。
　　在中国现代地质学整体发展的历程中，相对于地方的多数地质调查机关而言，地质调查所处于宗主地位；相对整个中国的地质学界（含研究、教育、调查和学术团体）而言，地质调查所处于核心地位。
　　中国科学界的领袖人物蔡元培、任鸿隽等都对地质调查所在中国科学事业全局中起到的带动和示范作用，对其领导人丁文江的超凡才识和卓越成就，给予过高度评价。
　　在地质调查所初创之时，为了迅速解决人才短缺问题，丁文江主持开办了以培养地质调查员为目标的“地质研究所”，6月招生，10月开学。然后交给了比他年长的章鸿钊负责。1916年，学员毕业后大多被留用，地质调查所的工作蒸蒸日上。
　　着眼学科的长远发展，丁文江继续关注地质学人才的培养。他发现北京大学在1917年恢复地质学门（后改为地质系）之后，限于师资水平，教学质量很差。丁文江为此曾向新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当面提出批评意见。蔡氏虚心接受，并请他代为物色人才。
　　1919年5月，丁文江随梁启超到欧洲考察，他在途中了解到，有一位已于1918年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地质系取得硕士学位的李四光，就设法与其联系，动员他回国到北大任教。

生前身后的尊重

　　李四光，字仲揆，湖北黄冈人。祖父厍里是蒙古族人，通汉文，以在乡间设私塾为生，与汉族妇女结婚，后代取李姓。清末推行新政，张之洞在湖北兴学堂。小仲揆在父母的支持下，于1902年冬挑起行李到武昌求学。读了一年半，就被派赴日本留学。留日期间，16岁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07年考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选学“舶用机关”，那时他是打算将来为国家造船的。1910年夏毕业回国。也于1911年9月到京师参加“海归”考试，以最优等成绩获赏“工科进士”。1913年再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先是学采矿，后来感到采矿离不开地质，就转到理科的地质系。1918年5月，他以《中国之地质》的优秀论文获得了自然科学硕士学位，接着到欧洲大陆做地质考察。
　　1919年同时在欧洲考察的丁文江在得悉李氏情况后，及时向蔡元培校长推荐。李四光很快就接到了蔡元培的聘书。1920年5月，刚过而立之年的李四光进入北大校园，做了地质系的教授。
　　1920年，丁文江又从美国请来了德裔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利普，请他在地质调查所负责古生物学研究，同时在北大地质学系教授古生物学课程。
　　丁文江为北大请来这两位高手，北大地质系的教学有了明显改观，与地质调查所之间形成了密切合作的互补关系。丁文江对李四光在生活和工作上都很关心，两人之间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李四光对校系建设贡献突出，丁文江多有助力。李四光在校中主持修建地质学馆楼，就是采纳了丁文江出的主意。（《李四光年谱》，p104；以下简称《李谱》）
　　地质调查所和北大地质系在几年之中聚集了一批人才，使学术研究和专业教育走上了轨道。1922年1月，丁文江主持筹建中国地质学会，他提议成立五人筹备委员会，将李四光名列其中。2月正式成立时，推选李为首任副会长之一。李在抗战胜利之前一直积极参与学会活动，担任过多届会长、副会长。（夏湘蓉、王根元编《中国地质学会史》，地质出版社，1982年，第7页。）
　　丁文江对中国地质学的创始、奠基和持续发展所作的巨大贡献，形成了他在地质学界中的“共主”地位。李四光对丁文江是尊重和钦佩的。1923年在他研究（ting）科化石分类时，曾将一新属命名为“丁文江属”（《李谱》，p63）。
　　“九一八”事变后，北京的知识界在国难临头时热议为国家尽力做事的聚会中，李四光曾热心参加以胡适和丁文江为核心的议政活动。胡适曾在《丁文江传》说“有几个朋友，如李四光先生，如陶孟和先生，如唐钺先生，原来也常来参加讨论的聚餐”。这样看，丁、李之间就不只是局限于地质学方面的关联了。
　　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于1933年6月遇刺身亡，学者们“百感丛生，悲愤无状”。对研究院事业，他们有危机感的共识。对后继人选，他们也有唯丁文江是举的共识。李四光等老朋友积极劝说丁文江能允就总干事一职，初遭丁氏拒绝。6月23日，丁氏赴美国参加第16届国际地质学会大会，会后在美访问。在此期间，丁燮林（代理总干事）与李四光、傅斯年等多人联名致函丁文江，极力劝丁出任总干事一职。他们在劝驾长函中，字斟句酌，如泣如诉，于公于私，于情于理，甚至用激将法迫“丁大哥”就位：
　　目下研究院之局面，自有其困难处，非振作一下不易保得住。不保得住，则以前所费之国帑，吾等所用之心血，皆付流水矣。环顾学术界人士，更无他人有此魄力。见义不赴，非所谓“丁大哥”也。
　　在信中还有几句话，显然出自李四光（地质所所长）和傅斯年（历史语言所所长）之肺腑。他们了解丁氏是以学术为重的人，因此说：
　　地质、史语所皆在北极阁下建屋，地质所年底可成，史语所初春可成。……兄可在其中开若干工作之室，参考资料、辅助人员，皆易接近。总干事一职，初任时自然甚忙；数月之后，必能腾出甚多时间，自己作工。此吾等就事实考量之言，绝非虚语也。（转引自宋广波《丁文江年谱》，pp392-394页）
　　1934年5月18日，丁文江就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李由此同院共事。李于1934年12月赴英讲学，由丁文江代为指导地质研究所工作（《李谱》，p117）。

　　1935年底，华北危机，丁文江为国家未来预作大西南备战准备，赴湘粤铁路沿线调查煤矿资源，途中因煤气中毒医治不力，于1936年初逝世。
　　正是基于学术关联而形成的良好关系，当1936年初李四光在英国听到丁突然去世的消息时，他在刚刚完稿的英文《中国地质学》的“自序”中表达了对丁的敬意。回国后，曾到岳麓山左家陇拜谒丁文江墓（《李谱》，p126）；也曾特意嘱咐黄汲清及早整理丁文江的地质学遗稿（《李谱》，156）。
　　1936年11月，中国地质学会成立丁文江纪念基金保管委员会，选出7名成员，排序是翁文灏、李四光、章鸿钊、谢家荣、黄汲清、尹赞勋、杨钟健。这个名单传达出双重含意，一是表明丁文江在中国地质学界的地位之重，二是它隐约表达了丁文江身后中国地质学界顶级人物声望地位的排序，翁文灏占据首位，李四光为第二位（《李谱》，p123）。
　　1940年3月，第一届丁文江奖金授奖大会由李四光主持（《李谱》，p135），第二届丁文江先生纪念奖金则授予李四光本人（《李谱》，p146），他在先后的讲话和书面发言中都表达了对亡友丁文江的尊敬。
　　至此，看李四光与丁文江之间的关系，曰情，深也；曰谊，厚也。



1950年的地质工作扩大会议

　　在李四光1945-1949年间的活动中，未见涉及与丁文江有关的记录。
　　1950年6月20日，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第一次扩大院务会议上，李四光以副院长的身份做了一个意近思想改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当时还没有开始）的报告。他认为“最近二三十年以来，我们的学术界中充满了买办意识”，并把这种意识的形成归罪于已经制度化了的“买办教育”。
　　这是李四光走上院领导岗位后的第一次讲话，在此讲话的基础上继续扩充，20天后公开发表（参见《李四光全集》第8卷，pp181-182）。从文中可以看出，第一，他把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中建立起来的新教育制度整体地定性为买办教育制度，所有留学归国服务的留学生都是这种制度的产物；第二，把归国服务的留学生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外国人为后台老板而在中国学术界中得势的人，是将封建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之一切集大成于一身的“聪敏者”，另一类则是得不到外国人支持，或是不接受他们的指导而单独工作的“倒霉者”。还说“在这样买办选拔的制度中，也曾造出一些很能干的人才，可惜那些人才多半是为了外国服务而忘却了祖国”。
　　这里摆出了两面镜子，“聪敏者”照出的是丁文江；“倒霉者”照出的是李四光。
　　下一步，李四光的论述，从整个科技界具体落实到了地质学界。
　　1950年8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成立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李四光出任主任委员。
　　11月1-7日，在北京召开了由李四光主持的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扩大会议。笔者从1984年出版的《李四光传记》中了解到一些有关会议的情况（陈群等《李四光传》，pp207-208）：
　　1.到会六十余人，由李四光主持，会议主要讨论了中央地质机构的组织、中央与地方地质机构的联系、1951年工作计划和地质教育等问题。
　　2.由章鸿钊致开幕词，表达了到会的高兴心情，赞扬会议“是开地质界的新纪元”。
　　3.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应当是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身份到会）讲话，表达了中央政府对会议的支持，强调地质工作的统一领导是大家的要求，也是经过政府考虑过的。
　　4.李四光在讲话中用一大段话赞扬了章鸿钊，称“这次会议确是章老先生开创中国地质事业以来第一个重要会议”。含义有二，一是对本次会议评价，可以理解为是自开创中国地质事业以来的最重要的会议，也可以理解为自开创中国地质事业以来直至本次会议之前，没有开过任何一次重要会议。二是说中国现代地质事业是由章鸿钊开创的。一年后的1951年9月，章鸿钊在南京去世，李四光在中国地质学会在北京举行追悼会致词中声称“中国地质事业创始人不是别人，而是章先生”。本文开头已经指出，其立意在于明确否定丁文江和翁文灏为创始人。
　　5.李在会议闭幕词中认为：“会议开得很好，并且皆大欢喜，大家团结起来了。”同时，他要大家还须时刻提高警惕：“有团结的力量，同时也有反团结的力量。”李还表白自己只想做点研究工作，不愿负行政责任，但客观环境不允许这样。他说：“经过考虑，斗争，认为只顾自己的兴趣，就是自私。所以才决定人民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一直到我不能做的时候。”
　　我们至今不了解这次会议的全程实际情况，看不到有关这次会议的基本文献，尤其是李四光的大会报告和期间讲话记录的文本。在1996年出版的《李四光全集》中竟然没有收入这篇“开创中国地质事业以来第一个重要会议”上的最重要的讲话，甚至在全书附录“李四光著作总目录”中也没有列目，实在令后人难以理解和失望。
　　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根据对一些当事人采访写出的报告文学《科学大师的名利场》（载《新生界》，1995年第3期，地质出版社）中，披露了会议情况的一个细节：
　　后来是分组讨论，有一天，李四光在发言时，突然双手举起一张丁文江的像，“‘非常激动的样子”（当时目击者都这样说——何建明注），开口大骂丁文江是“地阀”（指地质学界的学阀——樊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蒋介石反动政府的走狗”云云。参会的代表像是晴天遭了一声霹雳，你看我，我看你，惊愕得半天没反应过来。
　　这是怎么回事？
　　会一散，好几位胆小的代表，围过来问他们尊师章鸿钊老先生。
　　“可怕！政治可怕噢！”章老先生躲到一边，胆怯地小声说道。

　　从史学研究规范看，何建明先生的《科学大师的名利场》一文有些不确或失实之处，但据多种史料参照，这里引述的一段内容应是可信的。
　　大概是属于杀“猴”儆鸡之举，丁文江是中国地质学界的开山宗师，骂丁文江，其他人就不在话下了。李在会议结束前撂下一句：“有团结的力量，同时也有反团结的力量。”是在警告尔等小心：看清形势，不要做“反团结的力量”。另撂下一句，在行政工作位置上，只要人民需要，就要做到“一直到我不能做的时候”，这也是意味深长的。
　　地质学界，可能也只有地质学界，就这样实现了改朝换代。实现大一统的中国地质界升起了“李”字号帅旗之时，竟然把死去15年的“丁大哥”拉出来献祭。

1951年说“良心”

　　1951年12月30日，中国地质学会在北京召开年会，李四光以学会理事长身份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后以《地质工作者在科学战线上做了一些什么》为题，发表于多家报刊（此文改入《李四光全集》第8卷，pp236-259）。他在讲话一开始便营造了一个极端政治化的语境，从政治到学术，把“三座大山”的阴影投射到地质学界。列出了帝国主义进行“科学侵略”的各种方式，指认在地质学界已形成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的“买办学者集团”，完全抹杀了以地质调查所为标志的地质学界4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
　　他要求每个地质学工作者须以对革命的正、反作用为标准，来检讨每个人以往的工作，由此引出了他自己虚晃一枪的检讨，又从“自我检讨”的隧道穿越到控诉丁文江。他是从自己在1936年1月完稿的英文《中国地质学》一书说起的：
　　我那一本用讲演稿子凑成的《中国地质学》，匆忙地在伦敦出版，直到现在还没有能够像我所希望的那样，用中文写成在中国出版，就是现在我检讨自己，必须举出的一个实例。……这本书序文里，我提到丁文江。有一些地质工作者都明了，我自己尤其明了，并不是为了发展中国地质学的原因，欺负我最厉害的人，就是这个人。然而他死了以后，我还要瞒着我的良心恭维他：说什么他一生苦心为了中国地质事业工作，来表示我的宽宏大度，我这种虚伪的态度，岂不是自欺欺人？
　　可能是习惯了英文写作，后边部分说得有些拗口。他要表达的意思应该是：丁文江是欺负我最厉害的人，他死后，我在《中国地质学》的序言中提到他，恭维说他一生苦心为中国地质事业工作。我这样做，是为了表示我的宽宏大度，这是瞒着我的良心的，是虚伪的，自欺欺人的。
　　我们把历史镜头回放到1936年初，李四光在英国听李突然去世的消息时，他在“The Geology of China”（《中国地质学》）一书的“自序”中写下最后一段文字 ：

　　As the preparation of my manuscripts drew to an end there came the sad news of the loss of a friend and highly valued colleague， Dr. V. K. Ting. It is perhaps not out of place if I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pay a tribute to this mand who worked so loyall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geological science in China.

　　笔者仿旧时书面行文风格试译为：
　　正当拙著整理脱稿之际，惊悉吾友贤僚丁文江博士谢世之噩耗。本书作者若假此时彰颂为中国地质科学发达而鞠躬尽瘁之丁君，或无不妥。
　　当初以学者特有的方式深情悼念自己的朋友和尊敬的同事，16年后却又痛心疾首忏悔自己当年曾表达过的这份感情。
　　人们不禁要问：李氏所说的“瞒着我的良心”，究竟是发生在1936年，还是发生在1951年？

1952年说“进攻”

　　中国科学院从1951年11月起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按统一部署，李四光在院部人员小范围内做过“检讨”。据《竺可桢日记》，李四光在3月20日下午的检讨中，谈到他“回国时受丁文江两次进攻，第一次要他到北大并兼农商部行走（行走，指旧时宫廷官府中无明确官职而承办具体事务工作的人员——樊注），第二次做北京图书馆副馆长事。”
　　翻一翻历史旧账。
　　丁文江关心朋友，很有“大哥”的风范，因此在朋友圈子中尊称他为“丁大哥”。李四光家中经济情况不好，回国之初，有学期交替的时间差，还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到学校教课领薪。丁文江此时在农商部矿政司兼第四科科长职（《丁文江年谱》，pp145-146），安排李四光到科里工作，让他在北大开学前能拿上几个月的薪水。李到北大开课后，工作勤奋，但生活寒苦，丁又为他找一份兼差，出任国立京师图书馆副馆长（梁启超为馆长），即使取半薪250元，收入也有很大增加。
　　关于后一件事，鲁迅在1925年底和1926年初的杂文中曾先后两次用以揶揄李四光。在双方论战中，李曾于1926年1月30日致函《晨报副刊》编辑徐志摩，声明任京师图书馆副馆长每月只取半薪250元。（陈群等《李四光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pp70-71）。
　　撇开各说各话的争辩，丁大哥对李四光出以援手是没有问题的。不晓得当年李是如何表达感谢的。弹指一挥，33年过去，两次援手变成了“两次进攻”。
　　“进攻”一词，有其时代政治的语境。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告诫一些革命队伍的人从战场转向城市工作时会“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是和“三反五反运动”穿插进行的。在“五反”中，常说有革命干部经不起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而倒下去了。
　　这就是说，李四光认为，他在历史上曾遭到过丁文江两次糖衣炮弹的进攻。
　　33年前吞下了送服的糖衣，33年后，要打退进攻的炮弹。
　　回望历史，在丁、李关系的履历表中，如果李四光在1950-1951年间讲的是真心话，1944年之前那些命名“丁文江（ting）”、劝驾出山、书序志悼、长沙谒墓、催促整理遗稿、参与丁奖授受活动等等，就显得虚伪；如果当年的那些行动是真情表达，则李四光在1950年后表现就极为费解。
　　后来，丁文江这个名字似乎消失了许多年，偶尔会以“买办学者”的头衔出现在批判性文章中。李四光在后来的谈话中，有时说到丁文江，都与第四纪冰川有关。或许“庐山论冰”是埋在李-丁关系史中的一颗定时炸弹，引爆在1950年，笔者拟另文考述。




　　冰川，是地球上存在之一“物”。第四纪冰川，是自然史中的过客。第四纪冰川遗迹在中国的有或无，是科学研究的问题，与国家荣誉无关。对“第四纪冰川”作政治解读，始作俑者是李四光。
　　第四纪冰川是地球史上距今最近的一次大冰川期。李四光自1921年起，相继多次报告了在中国东部发现的第四纪冰川遗迹，也引起了国内外地学界历时持久的争论。不同观点之间的讨论、交锋，本来是学术界极为正常的现象，但李氏大约从1951年起突然把学术问题政治化，殃及中国地质学的健康发展，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

1951年的李氏冰川故事

　　前文（《李四光与丁文江的恩恩怨怨》，《南方周末》2014.1.30）述及李四光在《地质工作者在科学战线上做了一些什么》一文中，否定丁文江、翁文灏和地质调查所，否定现代地质学在中国发展的成就，在其行文中只有政治上的判断而未列举具体事例。全篇讲话中列举有具体事例者，只涉及与他自己相关的成就，一是“第四纪冰川”，二是“地质力学”。
　　对李四光1951年论述做反复研读和考证之后，笔者发现，他在改写整个中国现代地质学史的同时，也改写了有关第四纪冰川问题争论的史实陈述。
　　把有关文字做一梳理，李四光讲述第四纪冰川问题的梗概是：
　　（1）1921年，我在太行山麓发现冰川遗迹，将采集到的条痕石带回北京，安特生看过之后，以轻蔑的态度一笑置之，使我大吃一惊。
　　（2）安特生的一笑，导致形成一个以他为中心的圈子，由这个圈子的把持，影响了第四纪地质等问题的研究发展。
　　（3）1933年我又在庐山发现了大批冰流遗迹。把持中国地质学界的权威怕丢面子，于是请外国人出面反对。
　　（4）请外国人到庐山举行辩论，结果他们或硬是反对，或是一言不发。那些外国人为什么这样做呢？就是要维持他们在中国的威信。
　　（5）1936年我在黄山发现了绝对无可否认的冰川遗迹以后，在中央大学任教的德国教授费斯孟，两次跑到黄山看过，他随后写文章吹嘘自己在中国看到的冰川现象。
　　（6）1937年安特生又来中国，我给他看了一些材料后，他跑到西康，回去发表在中国看到冰川现象的文章，但一字不提中国人在他以前所做的工作。
　　（7）在安特生发表意见以后，中国的某些人也随之跟着他走起来了。（《李四光全集》245-248页，以下简称《全集》）

　　通观李氏所讲，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印象：在李看来，反对李氏冰川观点的人，是一些为了维护自己面子和权势的中外权威人士，他们形成了压制李四光的圈子；赞同李氏观点的外国人费斯孟，有“吹嘘”和抄袭之嫌（李对费的评价在此前后有所不同——樊注）；改变了观点的中国地质学家，是因为跟着安特生跑的结果。
　　很不幸，在他列举的地质学家中，除他自己而外，似乎没有谁是对的。
　　更不幸的是，李四光继而把学术问题转化成为政治问题，结论是：
　　由于外来的文化侵略势力和本国的买办思想结合起来而成的局势，将近30年，在这一方面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全集》第8卷248页）
　　外国人不相信，就给他贴上外国“文化侵略势力”的标签；中国人不相信，就给他贴上“买办”的标签。

“安特生态度”的原始版与修订版

　　李氏冰川故事的第一个时间节点是1922年，主要事主是安特生，案由是安特生对待李四光发现冰川遗迹所持的态度。
　　安特生（1874-1960）是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1914年，因当时瑞典被中国认为是“没有帝国主义野心”的西方国家，中国政府根据丁文江的建议，聘请安特生来华担任农商部矿政司顾问。起初协助调查煤铁资源，后亦在地质研究所授课，曾带领学生在华北地区进行野外实习和考察。1918年，安特生因在北京附近的河北宣化发现了烟筒山铁矿而受到赞誉。在勘察矿藏顾问的职责范围之外，他还为推动中国史前史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是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和仰韶文化的发现者，也由此为中国古史研究引上田野考古之路。
　　安特生于1926年回国，担任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1928年任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馆长。
　　与冰川话题相关者，安特生多年在华北从事考古发掘，根据亲身所得资料，认为这一地区挽近地质时期（一般指第四纪以来地壳运动的时期——樊注）为干旱气候，不会有冰川发生。1937年他再度来华时，曾赴中国西部高原的西康一带考察冰川遗迹，结论认为那属于古冰川，而非第四纪冰川。
　　1921年，李四光根据在太行山麓发现的冰川遗迹，写出英文报道《华北挽近冰川作用的遗迹》，翌年1月发表在英国《地质杂志》上。
　　1922年5月26日，在北京召开中国地质学会第三次全体会员大会，李在会议上作了题为《中国第四纪冰川作用的证据》的讲演。身为中国地质学会创立会员的安特生也参加了会议。他对李的观点持怀疑态度，但没有公开发表评论。
　　有关安特生的态度，李四光在1933年11月中国地质学会年会上忆述往事的原始版本是：
　　11年前，当学会举行第三次大会时，我有机会把华北一些地区见到的某些堆积物和地形现象提请各位注意。并给各位看了一些非断层擦痕所能解释的条痕石。当时在华北从事发掘考古资料的安特生曾因这些意外的发现而大为震动。他对我所列举的证据的真实意义，表示强烈的疑问。他和我一次私人谈话中，指出秦皇岛的一些残积物，如果曾经冰流的扫荡，则不会保留原处。他有怀疑的理由。我认为他所持的怀疑态度是严肃的。当时安特生对条痕石的成因觉得难以解释，对于我所收集到的其他实地证据，当然也不能提出评论。（《全集》第2卷304页）
　　这就是说，安特生怀疑李四光的新发现，自有他的专业立场，会上没有表态，会下做了交流，并且对李四光有所启发。李四光那时认为安持生持怀疑态度是严肃的，对安氏的不提出评论也表示了理解。
　　然而，1951年底的李四光对这个版本做了颠覆性的修改：
　　在我们地质学会初成立的那一年，我在太行山东麓大同等处，发现了一些冰川流行的遗迹，并且采集了带冰擦条痕的漂砾，回到北京。当时农商部顾问安迪生（安特生）在内幕指导地质调查所工作，他看了我所带回的材料以后，一笑了之。安迪生曾经参加过南极探险，而又是来自冰川遗迹很多的一个西北欧的国家。照道理讲，他是应该认识什么样的石头是冰川漂砾。至少他该应认识带什么样擦痕的漂砾可能是来自冰川的。他用一种轻蔑的态度，把那些材料很轻视地置之一笑，使我大吃一惊。他那一笑不打紧，可绕着他便形成了故意或无意地不理会冰川现象的一个圈子。由于这个圈子的把持，第四纪地质问题以及其他有关问题的发展，就受了很大的影响。（《全集》第8卷245-246）
　　1933年李四光讲1922年的安特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严谨学者；
　　1951年李四光讲1922年的安特生，是一位令人气愤的可恶学阀。

关于那林的“私下说”

　　冰川事件的第二个时间节点是1934年，主要事主是丁文江和几位外国学者，案由是他们勾结起来否定李四光在庐山发现冰川遗迹的证据，以维护他们在中国的威信。
　　关于庐山辩论，李四光作如是说：
　　到1933年与1934年又在庐山发现了大批冰流遗迹。以外国人为灵魂的若干人，心里大不舒服。主要是恐怕丢掉他们的面子，失掉他们在地质界的权威。于是请外国人出面反对。特别是由美国来的巴尔博和其他几个外国人如德日进、那林等，同到庐山当地举行辩论。因为事实太明显了，那林私下对我说，假如这些现象在他家乡发现，这没有问题是冰川造成的。葛利普看了地形照片以后，也私下告诉我说很像他在美国所看的冰川地形。但是公开发表意见的时候，他们或是不说出理由而硬是反对，或是一言不发。那些外国人为什么这样做呢？就是要维持他们在中国的威信。（《全集》第8卷246页）
　　那林（E.Norin，1895-1982），瑞典地质学家。1919年经安特生推荐受邀来华，在太原等地考察煤层地质。1927年参加中瑞合作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工作。他对冰川甚有研究。
　　那林是否因为“事实太明显”而对李四光有过承认冰川的“私下”语，以及如何作“私下语”，李氏忆述也是另有版本的。
　　1964年1月14日，李四光与华北地质科学研究所人员谈话时旧事重提：
　　条痕石也不是处处都有，记得从前和巴尔博、德日进、诺林（那林）、杨钟健等在庐山地区跑了很多地方就没找到条痕石，我不服气，到1937年终于找到了大量条痕石，山上山下都有。（《全集》第2卷，606页）
　　在冰川运动中，当冰碛物在一定压力下较长时间内沿一定方向移动时，砾石表面被摩擦成光滑面和线状的条痕。地质学上，把这种在磨光面上刻蚀有冰川擦痕的砾石和石块称作“条痕石”，它是鉴定冰川遗迹的重要证据。不过，应该指出，条痕石还会存在于非冰碛物的泥石流中。
　　在1933年12月发表的文章中，李四光说是发现了很标准的条痕石（《全集》第2卷340页），但在邀洋人登庐山考察的几天中，连着几天一起跑了好多地方都没有找到条痕石。既然如此，为什么说是“事实太明显了”呢？
　　1967年2月24日，李四光在听取冰川地质队汇报工作后的谈话中，又说到那林在庐山与他谈话这件事：
　　诺林（那林）在鄱阳湖边的石灰岩上，发现了很多的擦痕，他说“假如在我们国家，这就是冰川”。（《全集》第2卷625-626页）
　　据1951的版本，是笼统地说“事实太明显了”，称那林与李四光有“私下说”，传达给人们的意思，一是那林面对“明显事实”而承认了李氏冰川观点；二是说那林虽然内心承认，但只是与李四光“私下说”的讨好性表白，但不肯在公开场合明确表示意见，很有“两面派”之嫌。
　　可是，据李氏1967年版本中的忆述，第一，那林仅是对石灰岩上的擦痕发表的意见；第二，那林与李四光之间的谈话应是在群体考察中的对话，不具有私密对话性质。
　　理解那林的话，还应该注意有很重要的潜台词。不管是1951年忆说“假如在我家乡”，还是1967年忆说“假如在我们国家”，都同样是有“假如”一词的条件句表述。
　　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竺可桢，在1970年2月16日函告施雅风：
　　中国冰川第四纪时代的分期方法不能拘泥于欧洲、北美办法，因我们是大陆气候，冬天雪少，夏季天热雨量多，所以比欧美造成冰川要难得多。（《竺可桢全集》第20卷38页）
　　这就是说，对第四纪冰川的认定，除了地表的地貌证据，地下和地面露头沉积物中的漂砾证据外，还要有古气候因素的证据，因为冰川的形成和移动同时取决于当时的温度与湿度这两大要素。中国东部夏季一般是湿度高而温度也高，冬季则温度低而湿度也低，都有碍冰川的形成。当然，一生治学严谨的竺可桢不是冰川学家，不会轻易表态断定中国东部有无第四纪冰川。他写信给冰川学家施雅风，只是提醒施氏在判定冰川证据时，要注意古气候学这个学科视角。
　　庐山在中国，那林家乡在北欧，此一地也，彼一地也。地理位置不同，则气候可能不同。因此那林的话不具有支持李氏观点的含意。他不公开表态支持李，自有他的道理，是无可指责的。
　　同样，没有上庐山的葛利普，只是在看了李四光出示的照片后说“很像他在美国所看的冰川地形”。葛利普从图片中看到的冰川地形联想到北美所见，亦如竺可桢所指，北美与我们中国的大陆性气候不同。莫说葛氏没有上庐山，即使上了庐山，这不是他的专业，不公开表态支持李氏观点也是无可指责的。不表态，正可见他的严谨。

“庐山论冰”的来龙去脉

　　与冰川考察有关，李四光于1921年到太行山，1931、1934和1936年三上庐山，1936年还曾到过黄山。但无论从他发表的研究成果来说，还是后来围绕冰川发现的社会宣传来说，核心故事是在庐山。本文借用金庸“华山论剑”的句式表达，把有关李四光发现第四纪冰川遗迹的争论，喻称为“庐山论冰”，以求简洁醒目。
　　在1967年的一次谈话中，李四光回顾当年发现冰川的历程，从庐山说到黄山和天目山，然后说：
　　不久，奥地利威士曼（前译费斯孟）来中国教书，他去看过，回来时高兴极了，说“看到了”。他写信给德国的一个冰川学家，并给德国的土壤冰川学杂志写了文章。这样，在国外引起了轰动。我国的丁文江等不服气，花了20000元，请了英国的巴尔博，瑞典的诺林，法国的特茵哈兰（此人没有上庐山——樊注）以及杨钟健到庐山去看。（《全集》第2卷625页）
　　李四光时年78岁，可能因记忆力衰退所致，谈话中把费斯孟跑黄山后写文章一事误植于庐山辩论之前，但却由此给1951年陈述提供了史实细节的脚注，由此知道了是丁文江为这次庐山之行筹得2万元款项。
　　去世于1979年元旦的杨钟健，临终前倾力撰写回忆录，可惜未能完稿即撒手而去。遗稿中关于庐山论冰一事，虽存隐晦之笔，但所提供的背景资料，是迄今为止笔者所见最为详细者。关于上山之前的情况，他说：
　　我们于1934年把野外工作计划推广到了扬子江流域，并且邀请前燕大教授、已归国而又特地回来的巴尔博参加，以期对扬子江流域的地文有共同的了解。我们决定野外计划不因步（指步达生，以定名发现“北京猿人”闻名。1934年3月15日，因劳累过度猝死于研究室中。——樊注）之逝世而中止，一切照常进行。中央研究院李仲揆先生已在江西庐山发现第四纪冰川，甚欢迎我们前去一看，以便一起探讨。（《杨钟健回忆录》第72页）
　　由此可见，登庐山的中外学者，是由李四光持“甚欢迎”的热情态度而前去一看的。李在庐山作为主持者与大家一起探讨，用今天的话说，那是科学共同体内具有同行评议性质的一次现场考察和讨论。
　　作为历史事件的庐山论冰已经过去了将近80年，既没有当时的新闻报道和档案记载，当事人也早已相继离世，都没有留下详细的全程回忆。笔者试将迄今所得史料碎片做一拼图，力图还原出一个更接近历史真相的画面，缕述如下：

　　（1）在1921年的太行山发现之后，李四光把第四纪冰川研究大约搁置了10年。
　　（2）1930年夏，他到庐山牯岭休养，认为庐山是很适合地质教学实习的好去处。1931年夏，以北京大学地质系兼职教授的身份带学生到庐山实习。根据这次考察的结果，他在1933年11月举行的中国地质学会年会上，发表了题为“扬子江流域之第四纪冰期”的演讲。（《李四光传》92-100页）
　　（3）1933年11月，李在中国地质学会第十次年会上发表演讲，题目为《扬子江流域之第四纪冰期》，论述了近年在庐山地区发现的冰川遗迹。参加讨论的中外地质学家有翁文灏、谢家荣、杨钟健、葛利普、德日进、尼斯特拉姆、那林等，他们当时大都持怀疑态度。（《李四光年谱》113页。以下简称《李谱》）
　　（4）丁文江说：“人家都说中国没有冰川，可是我们的李四光先生就能找出冰川来给我们看看，这真是一大收获。”（《石迹耿千秋》18页）
　　（5）李四光欢迎人们到庐山冰川遗迹现场一看。丁文江为此筹集了2万元经费。
　　（6）约1934年3-4月间（杨钟健等在步达生去世后南下，曾在南京一带考察，故将登庐山时间暂置3-4月间——樊注），李四光与德日进、巴尔博（刚从美国返回中国）、那林、杨钟健等在南京会齐后登庐山。（《杨钟健回忆录》72-73页。）
　　（7）在庐山时间有一周多，山上山下的各重要地点，均经李四光及其助手喻德渊详为解说。（《杨钟健回忆录》72页）
　　（8）李四光先前在1933年北平会上报告和同年在《中国地质学会志》上发表的文章中，声称找到了冰川发现重要证据的条痕石，但在此次集体考察中，“在庐山地区跑了很多地方就没找到条痕石”。（《全集》第2卷606页）
　　（9）在庐山上辩论冰川问题，意见未能一致，杨钟健回避表态（《杨钟健回忆录》73页），德日进和巴尔博明确持反对意见。（《李谱》115页）
　　（10）事毕，李四光回南京。杨钟健与德、巴等赴汉口，再北上参加步达生追悼会。（《杨钟健回忆录》73页）

　　这里须特别说明一下上述第（4）条。许淑彬（李四光的夫人）在这段引述之前有一段文字是“1933年，有一次仲揆开完地质学会回来告诉我说：有位地质界的当权人物曾用讥讽的口吻说……”。根据李四光的多种忆述，可以肯定句中所说的“地质界的当权人物”是丁文江。至于说丁文江“用讥讽的口吻”，这是许的回忆性描述。许的描述当然是来自她丈夫的看法。不过，李认定丁文江语含“讥讽”的看法产生于何时则值得推敲。
　　从丁文江的角度说，李四光在会上报告说已经在庐山找到了遗迹，并出示了重要证据“条痕石”，而参加会议的多数国内外学者怀疑李四光的发现。为解决这个疑问，他认为很必要支持争论双方到实地考察验证。因此，他才可能下决心筹款安排这次庐山论冰。凭着“丁大哥”的胸怀，不会是为了故意羞辱李四光而排兵布阵；根据丁氏的经济头脑，也不会为了令李难堪而筹款2万元作庐山游。
　　从李四光的角度说，他既然欢迎大家登庐山做实地考察，丁大哥又肯筹款帮忙，应该对丁是感激的。上述第（4）中引述的那段话应理解为是丁大哥对学术争论的支持和对中国地质学界“一大收获”的期待。上庐山之后，没有找到条痕石等预期的证据，李的结论没有得到众人的认可。似可推测，心胸狭窄的他，可能此时在失望中感到了难堪，心中会对持否定态度的人不满。丁文江没有上庐山，迄今为止，没有文献表明丁文江对李四光的这一发现持否定态度，在1950年之前的李四光言论中也一直没有提及丁文江对此问题的态度。如果我们倾向于认为前文所述李四光对丁氏生前身后的尊重是真诚的，那么，他的“讥讽”之论就应该是在1950年把丁文江锁定为“买办学者”之后的事情。

冤屈了谁？

　　在1951年论述中，李四光说他因为冰川问题“受了30年的抑制和冤屈”（《全集》247页），是这样的吗？
　　李四光可以认为丁文江和翁文灏“操控”了中国地质学会，实际上，从1922年起，他多次在中国地质学会的平台上发表冰川演讲，他多次在学会刊物上发表有关文章，丝毫看不到他受到压制的影子。
　　在中国学术界的最高平台上，1948年3月，李四光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这是在地质学界和科学界同行评议的基础上选举产生的。作为“当选资格之根据”，在为李列举的成绩中就写有一条：“发现第四纪冰川”（《中央研究院史初稿》200页）。须知，长期被李四光视为同行冤家的翁文灏，曾多年兼任中研院评议会秘书，且于此时位居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可见，并没有谁阻挡李四光研究第四纪冰川的进路。
　　一路走来，从冰川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李氏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勤奋执著的敬业精神，也可以看到中外科学家遵守学术规范的传统。对李氏所论，外国学者中有反对的，也有支持的。后来的进程表明，中国学者中，有由反对而变为支持的，也有由支持而变为反对的。此乃学术发展之常态。
　　对李四光关于第四纪冰川的立论，章鸿钊在1936年的书中称其为“比较新颖的，又惹人注目的”发现，“但是因此产生的其余问题还是甚多，将来如何展开，如何解决，自值得世人一般热烈的期待，至今后中国地质学界当不辞继起努力。”（《中国地质学发展小史》147-149页）
　　怀疑与期待并存，这恐怕是当时中国地质学界大多数同仁的普遍心理。
　　对于丁文江来说，除了一般地质学家的怀疑和期待之外，还有一份学术领袖人物的责任心。

第四纪冰川与“爱国主义”

　　尽管李四光对庐山论冰的结果感到失望，自尊心受到伤害，但至1940年代之前尚未见有语涉于此的表述文字。突然的爆发，就出现在1951年的那次报告中，朝鲜战场硝烟正浓之时，讲述一个30年前年庐山论冰的故事，一个用政治立场重新包装过的科学故事，突出了外国文化侵略者和买办学者的丑恶嘴脸，似可激励人们反帝、爱国的精神。
　　对“第四纪冰川”作政治解读，始作俑者是李四光。后来经过其夫人许淑彬和女儿李林的回忆录（《石迹耿千秋》16-20页）广泛传播于世，“第四纪冰川”与“爱国主义”携手同行，被编成人物故事，登上文艺舞台，收进中学课本，写入人物传记，甚至被记于学科历史。
　　长期以来，在一般社会公众的知识框架中，说中国科学家，就必然会想到李四光；说李四光，就必然会想到第四纪冰川；说冰川，就必然会想到爱国主义。笔者曾看到过一篇题为“爱国主义教育要形式多样”的新闻报道，称某学校为陶冶学生的爱国情操而举办“中国历代著名科学家”报告会，“从张衡的地震仪讲到李四光的第四纪冰川”。现在，北京有一家“中国第四纪冰川遗迹陈列馆”，在企业广告中介绍其主营产品是“传播第四纪冰川艺术成果，弘扬李四光爱国主义精神，普及地球科学知识”。
　　冰川，是地球上存在之一“物”。第四纪冰川，是自然史中的过客。第四纪冰川遗迹在中国的有或无，是科学研究的问题，与国家荣誉无关。
　　在科学发现问题上，常有优先权之争。获得科学发现的优先权，被科学家视为最重要的荣誉。在争取优先权的问题上为个人争“名”，是很正常、合理的事情。取得重大的科学发现，还会为国争光。因此，在科学落后的国度，爱国主义往往会成为激励科学家工作的重要动力之一。但是，如果在科研工作中把“爱国”置于“求真”之上，不仅会戮害科学的生命，也有可能给国家的荣誉带来损失。

庐山无冰川

　　像中国有无第四纪冰川这样的自然史事件，要靠寻找其存留的遗迹来判断，而对遗迹的认定，要通过科学共同体中的同行评议。李四光是提出在中国发现第四纪冰川的第一人，对后来中国开拓第四纪地质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而对其庐山等处冰川遗迹发现的认同上，地学家们各有其专业立场，因此，自1922年李四光报告发现第四纪冰川遗迹以来，争论一直未断。
　　冰川学家施雅风、崔之久、李吉均等，于1980年代初共同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项目，把工作重点放在研究对地貌和沉积物的冰川成因和非冰川成因的识别上。他们组织了多家机构的30多位学者，在1983-1986年间在全国广大地区内，对包括庐山在内近20个地点进行考察研究。他们合作撰写的《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与环境问题》（科学出版社，1989）一书，1991年获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二等奖。（《施雅风口述自传》342-356页）后由施雅风主编的《中国第四纪冰川与环境变化》（河北科技出版社，2006），2008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施雅风等人的研究结论是：中国东部海拔2500米以下不存在第四纪冰川，李四光学派论述的中低山地冰川遗迹及冰期划分，属于系统的误解。在被李四光称作第四纪冰川遗迹的庐山“大姑冰期冰碛物”中，找到了属于亚热带和温暖带的孢粉，由此证明，那些被李四光判定为冰川沉积的，实际上不过是泥石流沉积而已。可惜，李四光不仅缺少古气候学的视角，甚至在地质学的范围内，“他和他的支持者没有机会接触泥石流，也没有机会到西部高山的现代冰川和确切的第四纪冰川考察研究，自然容易把泥石流沉积当做冰川沉积看待，难于确切识别冰川和非冰川现象。”（《施雅风口述自传》353页）
　　庐山论冰，似乎可以画一个句号了。
　　过了花甲之年的李四光，在中国社会中，是一位长期被视为“政治正确”的大科学家。一方面，学术问题往往被政治化，另一方面，用行政手段干预科学，又往往把科学事业范围内的简单问题变得复杂化。第四纪冰川之论定，地质力学之超群，发现大庆油田理论之独创，“地震可以预报”之断言和对策……其中都饱含着李四光的智慧和汗水，亦可从中窥见他一生忧国忧民的赤子情怀，但这些长期流播的“学术-政治”传说，又都在一定程度上是真伪莫辨的。
　　如果真的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真的不甘心得到一颗“假作真时真亦假”的苦涩果实，只有在洗却铅华之后归返本真，才能让人们相信那位值得相信和可以相信的大科学家李四光。
　　这是科学史研究工作者的一份责任。
　　（本文与前文引用史料主要采自《李四光全集》和《李四光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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