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讀克魯泡特金自傳時，很想往他在俄羅斯邊疆西伯利亞考察時夢想建立遠東共和國的經歷。讀完《不被統治的藝術：山地東南亞的安那祺史觀》[1]，我不由得回憶起自己在此書中研究的Zomia“茁密阿” 山地（見圖。第17頁。包括幾乎所有緬甸和老撾、大部分泰國和越南、印度東部、柬埔寨的東北角和中國的雲南、貴州、部分四川和重慶和廣西）度過的歲月。

       1970年夏天，外祖母帶着我離開北京，到遠在貴州畢節（雲貴川交界處）的父母身邊上學。我們乘三天的火車經過四川的成都、重慶到達貴州的貴陽，再轉乘一天的汽車到達畢節的專區城裡，見到從山裡的師範學校步行一個多小時趕來接我們的母親。

       我父母大學畢業後自願從北京和重慶來到貴州工作，到畢節創建師範學校，為山區培養中小學教師。我也隨着大人們修過公路，學校有一輛馬車每天往返於學校和城裡。馬車夫是“工人貴族”，耀武揚威，因為人們免不了要請他在城裡買些油鹽醬醋的，我們小孩更巴不得有機會能坐上一趟馬車，好像自己也進入《金光大道》和《艷陽天》的腳色了。

       我到了以後，學校為我們這些教職員子弟開辦附小，也招收附近的農民子弟。雖然到處可見夏天也穿戴濃妝厚帽的苗族婦女，來讀書的都是漢族或漢化的農民子弟。有些農民因為沒有錢交學費，就帶來米、雞蛋等。因為山民孩子沒有出生紀錄，報名時只要左手過頭能摸到右耳，就算合格了。開學不到幾天，班上一個大女孩就退學了：她出嫁了。我的山民同學幾乎沒有連草鞋也不穿，終年只有一套衣褲。有時候，我的雨鞋陷進雪地里，還得靠光着腳的同學為我拔出來。

       師範學校有不少苗族學生，都非常純樸。有一次冬天清掃校園，我和小孩同伴們燒掉草木。一個衣着單薄的學生過來烤火取暖，被我臭罵一通：“老子點的火，讓你來烤？”沒想到這個20來歲的男子竟然向我這個7、8歲的毛頭小孩道歉，使我突然良心發現，趕快賠罪請他烤火。這倒是一個“北京文明”與貴州山民的遭遇經歷。其實，許多苗族人天生會講三種語言（我為了學習中日英文，不知費了多少精力！），他們在越南的同族（Hmong），那時正在茁密阿的最南端與超級大國美軍“並肩作戰”呢！

有一個留校的苗族年輕教師，在每星期一次的政治學習和批鬥會上少不了他。在批鬥會上，學校里的一個原國民黨軍官和一個“土匪”分子非常老實，但那個右派分子（一個名校物理系的畢業生）從來不肯低頭認罪，一般老師們都“君子動口不動手”，只有這個魯莽的苗族漢子懷着強烈的“無產階級感情”上陣，強行按下右派分子的頭。這是吹到貴州山溝的北京政治文明。

學校沒有圍牆，在教學樓、教師住宅和食堂之間就是農田，也有幾戶農民。有一個叫王老五的農民因為偷盜經常出入公安局，惡名遠揚，我們小孩都不敢靠近他。不過，有一天冬晚，我去熱水房打開水，看見他光着腳也來接開水，被燒水工大罵一通。他可憐地哀求道：“張大爺，兔子不吃窩邊草，我從來沒有偷過學校的東西。天這麼冷，我家又沒有火，老婆叫我來，請讓我接一點開水回家吧！”但張大爺立場堅定，就是不肯。我很想讓一點開水給他，但沒有那個勇氣。這與我剛學到的“工人階級大公無私”、“農民階級自發勢力嚴重”等政治教育很不合拍。還有另一件事也顯出貴州人的開化程度：畢節地區有一個很窮的赫章縣，出了一個全國勞動模範。他去北京開會時，連發給他的鉛筆、本子也還給大會，以為是國家財產不可貪污。他回來給我們作報告時炫耀他如何學聰明了：把人民大會堂的碗筷也帶回貴州！

1974年，我們家搬回父親的老家四川重慶。我的班上同學每人送給我一樣最好的小禮物（鉛筆、橡皮擦等），有幾個同學還逃課到汽車站來告別。但我在新的環境裡，剛開始不被接納，因為同學們歧視我是“貴州山兒”，我理解到為什麼貴州人普遍恨四川人“奸得狠”。這是人類學所指的“內殖民化”（漢化）經歷的後遺症。此書中引用的數據（p.138）顯示，四川在960年（“十國”時期）之前和1279年（元朝）以後很少起義紀錄，但在這之間爆發了46次起義，可以說在此期間完成了漢化的過程。而貴州在1368年（明朝開始）以前沒有起義的紀錄，在明朝期間（到1644年明朝滅亡）爆發了91次起義，這同時也是漢化過程的見證。還沒有完成（或還在抵抗）漢化過程的藏族因為形成了自己的政教合一制度，不在具有安那祺特徵的茁密阿圈內。茁密阿山民主要是動物崇拜，近代以來開始接受基督教，以抵抗平原的各種宗教入侵。[2]

我二十多年前在大阪大學人間科學部社會學專業學習時，就覺得隔壁的人類學專業不是一門“科學”。 日本的人類學實際上是東南亞研究，與我到日本研究“先進社會”相反。因為日本的經濟奇蹟，依靠從東南亞進口原料，日本政府提供了大量ODA(政府開發援助)給這些過去侵略戰爭的受害國，招收了不少東南亞學生，培養親日派。當我剛從Anarcho-Syndicalist Review雜誌2011夏季第56期讀到Graham Purchase對此書的書評時，覺得人類學者把貴州、雲南等中國的國土與東南亞並為一個新的版圖茁密阿（印藏發音“遙遠民”之意），涵括兩百五十萬平方公里、大約1億人口，大概是為了證明人類學的存在合理性。不過，由耶魯大學的人類學學者提倡安那祺史觀，至少值得一讀。讀完以後，我感到這是一部力作，值得向中文讀者介紹和推薦。

即使對茁密阿山地了解不多的中文讀者，也會感到這主要是對中國平原/漢文明的對照：如果沒有山地，這裡早被漢族征服/同化了。除了來自北方的漢文明外，印度（以及近代的越南、緬甸）的以平原水稻為基礎的朝廷政權、佛教、伊斯蘭教以及歐美殖民者帶來的基督教也從東南西方向向茁密阿山地合圍，使茁密阿具有日內瓦高地和哥薩克山谷的“自由”、“平等”、“鬆散臨時的聯盟”、“多樣化”等安那祺主義特徵。

成為基督教改革運動的發祥地的阿爾皮斯山脈一直被梵蒂岡視為異端的搖籃，而只有瑞士的平等社會結構、自由精神和高地山谷條件才保證了加爾文派、茨溫利（Ulrich Zwingli）派和門諾兄弟會等把個人心靈自由置於世俗教會權威之上的宗教改革運動持續下去。正如我在“我理解的門諾教派以及再洗禮派的和平主義神學政治”（2007年）一文中指出的那樣：“再洗禮派的起源並不是單純的神學教義之爭，也不是逆來順受的非暴力、非抵抗主義，而是發源於早期宗教改革和德意志農民戰爭的革命潮流。……正如敵視德意志農民起義和再洗禮派的早期歷史學者Josef Jäkel所斷言：叛亂農民是社會渣滓，再洗禮派就是社會安那祺主義者。”實際上，與茁密阿山地一樣，處於德國、法國、奧地利和意大利包圍中的瑞士，在經歷宗教改革之後，又成為自由社會主義（近代安那祺主義）的搖籃。剛受到啟蒙洗禮的俄羅斯青年（特別是無法進入俄羅斯大學的女子）聚集在這裡學習科學、醫學等；巴枯寧等革命家在這裡學習社會主義的組織方法，與法國、西班牙的社會主義團體找到了不同於以馬克思為首的國家社會主義的自由社會主義原理；而克魯泡特金正是在以富有獨立精神的鐘表匠為主的汝拉聯盟的活動中確立了終生不易的平等、自由的安那祺主義信念。只有幾百萬人口卻有4種官方語言的瑞士以federation[3]精神建國，獨立以來保持中立，倖免了包括兩次世界大戰在內的各種災難。當聯合國也成為國際政治角逐的犧牲品時，沒有加入聯合國的瑞士反而成為美蘇超級大國會談、國際裁軍會議、聯合國科教文機構、“世界經濟論壇”等一系列世界政治的中心舞台。[4]如果茁密阿能夠掌握自己的發展方向，這是理想的“模式”。不過，此書試圖說明的是：茁密阿更像哥薩克山谷的命運。

哥薩克作為俄羅斯邊疆也以平等、自由著稱，同時也是異端派“舊教徒”的溫床。幾乎動搖了沙皇統治的拉辛和普加喬夫領導的農民起義就是以“舊教徒”教義為號召的。列賓的油畫“扎波羅熱的哥薩克回復奧斯曼蘇丹穆罕默德四世的來信”（插圖，１８８１年作）是一個典型的寫照。扎波羅熱是１６至１８世紀時期哥薩克在“南俄”（烏克蘭）的自治組織，主要是由逃亡至扎波羅熱來的農奴組成，自行武裝。土耳其蘇丹要這批哥薩克人脫離俄國而歸附於他，惹惱了這些視自由為生命的哥薩克人。畫上描寫這些性格豪邁的扎波羅熱人在領袖賽爾柯的授意下，正寫信痛罵土耳其蘇丹的情景，人物眾多，特徵鮮明又饒有趣味，散發着哥薩克的自由平等、勇敢無畏的豪情。只是在普加喬夫起義（1773-74年）被徹底鎮壓後，哥薩克的原初的民主自治才被領主式的農奴製取代，被納入沙皇的專制體制。

俄羅斯內戰主要也是在烏克蘭以東的哥薩克山谷展開，這裡更誕生了安那祺主義的武裝起義傳奇----馬赫諾運動。“這裡是俄羅斯的糧倉，除了具有戰略價值的連接莫斯科與克里米亞的鐵路，也是從歐洲通向頓河流域、伏爾加河流域和高加索的必經之地。”“親身遭遇過馬克諾運動的南烏克蘭住民（包括門諾教派和猶太人）對馬克諾的評價各有不同，但遠離馬克諾運動的烏克蘭民眾卻一致視馬克諾為劫富濟貧的羅賓漢。Peters 甚至用康德的categorical imperative（絕對道德命令）來理想化馬克諾運動：‘對許多烏克蘭人和俄羅斯人來說，馬克諾運動代表了絕對的自由理想。……每一個人生活在他感到幸福的狀態，唯一的權威和制約來自他自身的絕對道德命令’。”[5]

除了上面提及的“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人無三分銀”的貴州，茁密阿的廣西（以及鄰接的廣州的一部分）更是明朝期間起義最頻繁（218次）的山地，而所謂“壯族”實際上是逃離苛捐雜稅的“脫漢化”的漢族。貴州的苗族、具有“種族博物館”之稱的雲南，都同時進行着漢化和脫漢化的雙向過程。太平天國發源於廣西，它的主力在石達開的帶領下，也避難到貴州（石達開本人束手就擒，但保全了部下遁入茁密阿深處）。直到在內戰後戰敗的國民黨軍隊、在文革期間逃越中國邊境的山民，都幸虧有茁密阿這塊巨大“梁山泊”可以讓108個部族（而不止108將）“聚義”。所以，茁密阿既是未開墾的處女地，又是逃避集權專制王朝的“桃源鄉”，構成了與中國、印度等平原文明相對應的山地文明，互相補充。此書作者總結道：“山地社會逃避統制的本能——消失、移動、種族雜居、小規模砍伐組織和平等性——都鼓勵分散，妨礙公司型組織和集體行動。……所有山地社會都表現出逃避國家的行為。……對於某些組織，逃避國家是靠一種被稱為阻止建立自己內部國家的實踐來實現的。象Akha、Lahu、Lisu和佤族這樣的具有強烈的平等和反固定階層傳統的無領袖型組織，就屬於這樣的分類。……他們通過婚姻聯盟阻止固定的家族等級的出現；他們有除掉或排除有過分權勢的首領的傳說；最後，當不平等固定下來後，他們就把村落或家族分散得更小、更平等。”（第331頁）。我們從莎士比亞的《凱撒大帝》，看到如此高度的羅馬文明因為除掉了凱撒引發內戰悲劇，不由得驚嘆茁密阿這塊不毛之地的山民們還有如此高超的政治藝術！逃避國家、不被統治的集體智慧，只有在巴黎公社（1871年）、喀琅施塔得起義（1921年）、西班牙革命（1936年）、天安門運動民主（1989年）等安那祺主義歷史的短暫期間才顯示出來，應該被聯合國確定為人類的最珍貴精神遺產。

不幸的是，自從世界大戰結束以來，除了緬甸，各國對茁密阿這塊人類“公共財產”的“圈地運動”已經接近尾聲。在茁密阿這個遠處的、原初的、平等自由的、可供1億人口共同移動生息的公共山地這個概念剛被人們提出、理解時，它的幾乎每一個山頭都被各個國家（特別用全球定位系統GPS等先進技術）瓜分、私有商業化了（此書也介紹越南起勁推行的同化運動）。緬甸除了海岸線，幾乎全國都屬於茁密阿山地，具有特殊含義。1947年2月12日，緬族（Burmans，約占全國人口的60%）的緬甸本部（Burma Proper）代表昂山將軍（昂山素姬之父）與撣族（人口的8%）的撣邦、欽族的欽區、克欽族（景頗族）的克欽邦等眾土族領袖簽訂了各邦各族擁有自主自決權的彬龍協議（Panglong Agreement），共同向英國爭取獨立。書中介紹Edmund Leach對克欽族、Thomas Kirsch對欽族如何在反抗低地國家入侵的同時，也學會了在內部防範山谷的部族建立國家（第304頁）。可惜，1948年元月4日獨立實現後，卻由大緬族主義單獨掌權，尤其1962年軍政府非法上台後，廢除了聯邦憲法，拒絕考慮各邦各族自主自決權，在全國進行暴力統治，通過戰爭推行英帝國殖民主義者失敗了的同化管理政策。非緬族地區從此被軍事占領，眾土族遭到殘酷的民族壓迫，引起撣族、克欽族等武裝反抗，至今沒有平息。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被鎮壓和出賣後，我在大阪見到1988年民主運動被鎮壓後的緬甸民主政府“外交部長”。他為我們展示在叢林裡“延安”根據地生活的幻燈，希望得到日本民眾和政府的援助。我深知日本企業和政府不會同情亞洲民眾的民主事業，很遺憾不能幫助他們。“通過幾十年的武裝與非武裝鬥爭,緬甸各族人民都看清楚緬族與135非緬族,合則兩利,分則全亡, 幾乎所有原住民族群, 現在無不主張在緬甸聯邦大家庭內, 各族尋求最大的自治邦自治權。大家要借鑑瑞士、德國的真正聯邦制。”[6]但緬甸的前途，更主要地決定於中國、印度和東盟、美國、日本、歐洲在茁密阿的利益關係。2010年5月，我在與緬甸利益關係最密切的美國公司雪佛龍（世界第2大石油公司）的股東大會上推動人權提案：“建立一個人權委員會負責審查和批准在出售和使用公司的產品和技術的國家從事的所有與人權相關的政策和行動。這個委員會將遵循聯合國人權宣言、包括公司的高級官員和受尊敬的外部人權專家以幫助公司了解公司海外業務的人權影響”[7]，在耶穌會等人權團體的幫助下，獲得7%的贊同。雪佛龍公司董事會雖然發表了反對我的提案的聲明，畢竟也部分聽取了我和耶穌會的意見，在全球範圍內重新制定了人權政策。

自19世紀以來，世界上不管是有上億人口的中國、印度等，還是只有幾萬人口的（如瑙魯）等諸多微小部族，都紛紛以民族國家nation-state為唯一的政治模式競爭發展，那些沒能“建國”的庫爾特人、巴勒斯坦人、韃靼人、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邊界的Pushtan人（還有藏人、台灣）等，似乎沒有別的選擇出路。茁密阿的非國家、反國家、逃避國家的歷史，為我們提供了新的模式。讓我們大家以各種形式，幫助緬甸等茁密阿山地，擺脫全球化“圈地運動”的厄運，譜寫當代茁密阿的安那祺主義運動史。

[趙京， 2011年8月8日，紀念緬甸民主運動反抗國家統治23周年。引用請以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http://cpri.tripod.com為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