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之都聖荷西的市中心（以墨西哥裔居民占多數）相當激進，除了郡政廳、市政廳以外，教會也相當活躍。在小布什當局發動侵略伊拉克戰爭的當天，Sandy（他介紹我加入美國勞動黨，主持無家可歸者的住宿）和Scott牧師等主持的緊靠市政廳大樓的教會馬上掛出強烈反對戰爭的巨幅標語，使人感到連市政府也反對聯邦政府了。我注意到這些歷史悠久的教會過去都是白人教徒的聚會場所，現在被以墨西哥裔為主的信眾取代，其政治取向也很明確。除了美國國內的事務（如醫療、住房、失業等問題），許多國際性的問題（如移民、戰爭與和平，伊朗、中東問題等）也常常由幾家市中心的教會舉辦。

二00六年的夏天，在一家教會裡舉辦過一場關於印第安原住民文化和安那祺主義運動的別開生面的晚會。我趕到那裡，遇到幾位前不久在De Anza學院組織抗議第一位黑人國務卿鮑威爾將軍演說的安那祺主義活動人士。我本來也參加了他們的準備會議，但因為我知道自己被聯邦調查局FBI收集了黑材料阻礙我拿到一份護照，就沒有去抗議。三十多歲的白人Andy（他有一份正常的公司工作）告訴我：他們去抗議（“擾亂會場”）時，警察對他很客氣，問清他的身份就把他放了，但有三個來自東南亞的窮學生（被疑為有伊斯蘭背景）被關了三天。我記得在郡政廳工作的官員朋友（他曾經是托洛茨基分子）告訴我說，他們要求警察抹消關押那些學生的記錄，免得那些學生以後升學或就職時會遇到麻煩。

晚會除了印第安食品（募捐），還表演印第安部落的傳統舞蹈，其中有一名很漂亮的中國人長相的女子也跳得很嫻熟。這使我想起在墨西哥城廣場上看到的類似情形，讓我們更能感受天、地、自然對人的養育之情。

演講開始後，我感到一種在美國的社交場合少見的嚴肅氣氛，因為三個演講者都有獨特的背景。第一位是坐在輪椅上的日本裔安那祺主義女戰士（我現在記不起她的名字了），她用自己的生命在冷戰期間的公民運動、反戰運動中贏得了大家的尊重。第二位是黑人安那祺主義者，講述自己“城市地下（‘非法’）游擊戰”和坐監牢的體驗。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以下結論：“我並不以自己的被迫害經歷作為資本。但是，如果你沒有準備好靠吃老鼠為生，就別與我談革命！”這句話不是他的首創，而是在引用“經典”信念。

當然，晚會的高潮是同為原住民出身和安那祺主義戰士的Ward Churchill丘吉爾的演講。同時也是學者的他因為堅持自己的激進觀點並付諸實踐（如攜帶槍支），被科羅拉多大學解除了教職。身材魁梧的丘吉爾一拍身上的槍帶，向聽眾致意：“我是一個安那祺主義者，我不是一個和平主義者。你們為什麼害怕自己的同志帶槍而不怕自己的敵人（警察）帶槍？”一下子打消了大家的緊張氣氛。他的演講多少促使我改變了“絕對和平主義”的念頭，大致能夠理解在西方被描述為“恐怖分子”的激進自由主義戰士的選擇。今年初我在《華爾街日報》上讀到一篇關於意大利武裝激進小團體被逮捕的報道，其中一個美貌的女大學生在回答為什麼要加入武裝鬥爭時平靜說：“因為愛（窮人）”。正是因為愛和平、生命才使他們選擇了常人和同志都難以接受的犧牲。美國歷史上唯一因為政治信念槍殺總統的安那祺主義者Leon Czolgosz在被問及動機時只是淡淡地說：“我不能容忍有人這麼特權。”“他是善良勞動人民的敵人。”是啊，所有的特權，包括社會主義運動中的特權，都是人類自由的敵人，這就是為什麼所有的權勢（特別是國家權力）和富貴都不惜手段迫害安那祺主義者的原因。

丘吉爾為了證明暴力手段的正當性，在成為經典的《和平主義病理學》書中（注1）引用了幾個歷史事例。一、猶太人在被納粹屠殺時，沒有人反抗。猶太人頭目們爭先恐後去討好希特勒當局，以為“和平主義”可以帶來較好的結局；二、甘地的和平運動的成功主要是因為大英帝國軍力的衰落和財政的枯竭（注2）；三、馬丁·路德金之所以被美國主流突然承認和吹捧，就是因為民權運動中“最好的”部分如Malcolm X和黑豹黨已經拿起武器，暴力抗爭，迫使美國政府選擇“較小的魔鬼”（金）作為談判對手，立法保護公民權。丘吉爾的結論是：“暴力是改變國家的必不可少的成分”（第45頁）。

丘吉爾在痛斥西方“霸道的和平主義”（hegemonic pacifism）阻礙第三世界的武裝解放運動後，明確提倡要採取一切手段，甚至攻擊性的軍事行動（例如消除重要的國家設施，瞄準政府或公司的關鍵人物等）（第91頁），正如英國特種空軍的座右銘所指明的那樣：“誰敢（行動），誰就贏”（第88頁），實際上把自己置於“恐怖分子”的名單上。丘吉爾的加拿大白人戰友Mike Ryan 甚至把美國、加拿大境內的原住民部落稱為“第四世界”、“內殖民地”，把德克薩斯、加利福尼亞等美國西南部的州稱為“北墨西哥”，建議：既然“60%的北美鈾資源埋藏於原住民土地下”（第152頁），如果把這些力量都動員起來，至少對於美國的軍備生產是一個牽制。

丘吉爾對於國際局勢、當代歷史的判斷不一定讓人接受，他倡導的追求自由解放的戰略也不一定讓人信服，但我們不得不理解、尊重他的選擇，而不必跟隨“主流”社會去非難他。實際上，正是他對於那些力圖把西方進步運動限制在“舒適領域”（comfort zone，即“合法”的行為）的主流白人自由派人士的批判，刺痛了那些人士。對於那些不願意冒個人風險但有一定善良意願的人士利用寫信、請願甚至集會抗議等方式表達對政府權力不滿，本身值得尊敬。問題在於：有不少參與運動的人以此作為“職業”或個人機會，為了選舉或媒體名聲等目的，站在國家權力一方，攻擊採取“非法”策略的同仁。這涉及到任何社會運動中必然面臨的艱難選擇，本來我們可以與他們在具體的行動中合作，但一定不能把主動權交給他們，因為他們最終會利用我們，與權力者分贓或者乾脆出賣我們的事業。前幾年，我曾關注過聲稱提高亞洲種族權益的 “80-20”協會http://www.80-20initiative.net/。這個由前任“第一位華人副州長”（德拉瓦州）發起的選舉團體發出大量廣告，其實最終目的是為民主黨拉票。有一次，此前副州長要來硅谷募款，發出許多動聽郵件，使我也動心準備前往。我直接給他發了一個電子郵件，說明作為一個安那祺主義者，也願意支持（捐款給）他。沒想到，他順手回復到：“走開！我們有安那祺主義無關。”

我也不由得回想一九八九年，我們在日本的中國民主運動，就是因為一個學賊混入我們的運動，騙取了名聲、捐款，最後向北京和東京的兩個政權出賣了我們，教訓慘痛。進一步看，“六四”以來的中國民主運動，主要也是由於少數由此民族悲劇獲利的“名人”在美國、日本、台灣等國家權力面前爭相出賣，迅速賣空了本來很有基礎的民眾運動，導致北京政權變本加厲地壓迫民眾。當一黨專制完全失掉任何合法性的外衣，成為現代的奴隸制的今天，我們如果接受起碼的洛克的“人民有權推翻暴政”的觀點，就必然面臨如何用各種手段結束一黨專制的難題。雖然我自身沒有任何暴力手段和意願，但如果此時有中國的約翰·布朗挺身而出，我們有什麼道德標準非難“暴力”呢（注3）？

丘吉爾很讚賞綠色和平、Earth First!（地球優先！）和Friends of the Earth（地球之友）等不惜自我犧牲的環保團體。因為目前沒有國際法保護地球，所以他們“以身試法”以改變法律，其實倒不一定非要訴諸暴力。另一方面，如門諾教派那樣的傳統的和平主義再洗禮派，每當社會動盪時，總要被主流教會詢問對國家的忠誠，現在他們在強調首先效忠天國的同時，也不免表白對國家的義務，如投票、一定範圍內的軍備、忠實地繳稅（注4）。在西方世界，對於和平主義，已經沒有多少明確的界限了。一般說來，安那祺主義尤其反對“權威式的”或“霸道式的”極端和平主義（注5）。我們一般地遵循非暴力的原則，但也要對具體的抵抗運動和形式具體分析。我在日本和美國二十多年，置身於不少進步事業的政治社會運動中，見識了不少西方的人物和組織，由於背景差異很大，很難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但是，無論有多大差異，我學會了用一個標準來判別：他/她是否付出個人的犧牲以追求社會的公正。以此為標準，丘吉爾、Ryan以及為丘吉爾此書寫前言的Ed Mead都是我在西方社會的同志。

注1：Ward Churchill, Pacifism as Pathology: Reflection on the Role of Armed Struggle in North America. Winnipeg, Canada: Arbeiter Ring. 5^th printing, 2005.

注2：丘吉爾沒有讀到印度獨立中關於軍事鬥爭的記敘。據說英國首相艾得禮承認，在“賜與”印度獨立時說“完全沒有考慮甘地的因素”。

注3：前不久，有一位素不相識的國內“企業家”來訪問我，談到中共政權負責公安系統的政治局常委用軍車撞死自己的髮妻以娶新歡。此事無法證實，但看看中國的治安狀況，可知中共政權的警務系統之腐敗。

注4：見Christian Leader, September 2008第17頁。其中帶有狡辯地批駁有的信徒拒絕繳納屬於軍事開支的部分（在聯邦預算中高達60-70%）稅額，這同時表明教派內的動搖。

注5：例如，參見1996年去世的英國安那祺主義者Albert Meltzer的傳世之作Anarchism: Arguments for and against. Edinburgh, Scotland: AK Press, 7^th revised edition, 2000.

趙京 2008年9月21日 美國 聖拉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