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之都圣荷西的市中心（以墨西哥裔居民占多数）相当激进，除了郡政厅、市政厅以外，教会也相当活跃。在小布什当局发动侵略伊拉克战争的当天，Sandy（他介绍我加入美国劳动党，主持无家可归者的住宿）和Scott牧师等主持的紧靠市政厅大楼的教会马上挂出强烈反对战争的巨幅标语，使人感到连市政府也反对联邦政府了。我注意到这些历史悠久的教会过去都是白人教徒的聚会场所，现在被以墨西哥裔为主的信众取代，其政治取向也很明确。除了美国国内的事务（如医疗、住房、失业等问题），许多国际性的问题（如移民、战争与和平，伊朗、中东问题等）也常常由几家市中心的教会举办。

二00六年的夏天，在一家教会里举办过一场关于印第安原住民文化和安那祺主义运动的别开生面的晚会。我赶到那里，遇到几位前不久在De Anza学院组织抗议第一位黑人国务卿鲍威尔将军演说的安那祺主义活动人士。我本来也参加了他们的准备会议，但因为我知道自己被联邦调查局FBI收集了黑材料阻碍我拿到一份护照，就没有去抗议。三十多岁的白人Andy（他有一份正常的公司工作）告诉我：他们去抗议（“扰乱会场”）时，警察对他很客气，问清他的身份就把他放了，但有三个来自东南亚的穷学生（被疑为有伊斯兰背景）被关了三天。我记得在郡政厅工作的官员朋友（他曾经是托洛茨基分子）告诉我说，他们要求警察抹消关押那些学生的记录，免得那些学生以后升学或就职时会遇到麻烦。

晚会除了印第安食品（募捐），还表演印第安部落的传统舞蹈，其中有一名很漂亮的中国人长相的女子也跳得很娴熟。这使我想起在墨西哥城广场上看到的类似情形，让我们更能感受天、地、自然对人的养育之情。

演讲开始后，我感到一种在美国的社交场合少见的严肃气氛，因为三个演讲者都有独特的背景。第一位是坐在轮椅上的日本裔安那祺主义女战士（我现在记不起她的名字了），她用自己的生命在冷战期间的公民运动、反战运动中赢得了大家的尊重。第二位是黑人安那祺主义者，讲述自己“城市地下（‘非法’）游击战”和坐监牢的体验。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以下结论：“我并不以自己的被迫害经历作为资本。但是，如果你没有准备好靠吃老鼠为生，就别与我谈革命！”这句话不是他的首创，而是在引用“经典”信念。

当然，晚会的高潮是同为原住民出身和安那祺主义战士的Ward Churchill丘吉尔的演讲。同时也是学者的他因为坚持自己的激进观点并付诸实践（如携带枪支），被科罗拉多大学解除了教职。身材魁梧的丘吉尔一拍身上的枪带，向听众致意：“我是一个安那祺主义者，我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你们为什么害怕自己的同志带枪而不怕自己的敌人（警察）带枪？”一下子打消了大家的紧张气氛。他的演讲多少促使我改变了“绝对和平主义”的念头，大致能够理解在西方被描述为“恐怖分子”的激进自由主义战士的选择。今年初我在《华尔街日报》上读到一篇关于意大利武装激进小团体被逮捕的报道，其中一个美貌的女大学生在回答为什么要加入武装斗争时平静说：“因为爱（穷人）”。正是因为爱和平、生命才使他们选择了常人和同志都难以接受的牺牲。美国历史上唯一因为政治信念枪杀总统的安那祺主义者Leon Czolgosz在被问及动机时只是淡淡地说：“我不能容忍有人这么特权。”“他是善良劳动人民的敌人。”是啊，所有的特权，包括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特权，都是人类自由的敌人，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权势（特别是国家权力）和富贵都不惜手段迫害安那祺主义者的原因。

丘吉尔为了证明暴力手段的正当性，在成为经典的《和平主义病理学》书中（注1）引用了几个历史事例。一、犹太人在被纳粹屠杀时，没有人反抗。犹太人头目们争先恐后去讨好希特勒当局，以为“和平主义”可以带来较好的结局；二、甘地的和平运动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大英帝国军力的衰落和财政的枯竭（注2）；三、马丁·路德金之所以被美国主流突然承认和吹捧，就是因为民权运动中“最好的”部分如Malcolm X和黑豹党已经拿起武器，暴力抗争，迫使美国政府选择“较小的魔鬼”（金）作为谈判对手，立法保护公民权。丘吉尔的结论是：“暴力是改变国家的必不可少的成分”（第45页）。

丘吉尔在痛斥西方“霸道的和平主义”（hegemonic pacifism）阻碍第三世界的武装解放运动后，明确提倡要采取一切手段，甚至攻击性的军事行动（例如消除重要的国家设施，瞄准政府或公司的关键人物等）（第91页），正如英国特种空军的座右铭所指明的那样：“谁敢（行动），谁就赢”（第88页），实际上把自己置于“恐怖分子”的名单上。丘吉尔的加拿大白人战友Mike Ryan 甚至把美国、加拿大境内的原住民部落称为“第四世界”、“内殖民地”，把德克萨斯、加利福尼亚等美国西南部的州称为“北墨西哥”，建议：既然“60%的北美铀资源埋藏于原住民土地下”（第152页），如果把这些力量都动员起来，至少对于美国的军备生产是一个牵制。

丘吉尔对于国际局势、当代历史的判断不一定让人接受，他倡导的追求自由解放的战略也不一定让人信服，但我们不得不理解、尊重他的选择，而不必跟随“主流”社会去非难他。实际上，正是他对于那些力图把西方进步运动限制在“舒适领域”（comfort zone，即“合法”的行为）的主流白人自由派人士的批判，刺痛了那些人士。对于那些不愿意冒个人风险但有一定善良意愿的人士利用写信、请愿甚至集会抗议等方式表达对政府权力不满，本身值得尊敬。问题在于：有不少参与运动的人以此作为“职业”或个人机会，为了选举或媒体名声等目的，站在国家权力一方，攻击采取“非法”策略的同仁。这涉及到任何社会运动中必然面临的艰难选择，本来我们可以与他们在具体的行动中合作，但一定不能把主动权交给他们，因为他们最终会利用我们，与权力者分赃或者干脆出卖我们的事业。前几年，我曾关注过声称提高亚洲种族权益的 “80-20”协会http://www.80-20initiative.net/。这个由前任“第一位华人副州长”（德拉瓦州）发起的选举团体发出大量广告，其实最终目的是为民主党拉票。有一次，此前副州长要来硅谷募款，发出许多动听邮件，使我也动心准备前往。我直接给他发了一个电子邮件，说明作为一个安那祺主义者，也愿意支持（捐款给）他。没想到，他顺手回复到：“走开！我们有安那祺主义无关。”

我也不由得回想一九八九年，我们在日本的中国民主运动，就是因为一个学贼混入我们的运动，骗取了名声、捐款，最后向北京和东京的两个政权出卖了我们，教训惨痛。进一步看，“六四”以来的中国民主运动，主要也是由于少数由此民族悲剧获利的“名人”在美国、日本、台湾等国家权力面前争相出卖，迅速卖空了本来很有基础的民众运动，导致北京政权变本加厉地压迫民众。当一党专制完全失掉任何合法性的外衣，成为现代的奴隶制的今天，我们如果接受起码的洛克的“人民有权推翻暴政”的观点，就必然面临如何用各种手段结束一党专制的难题。虽然我自身没有任何暴力手段和意愿，但如果此时有中国的约翰·布朗挺身而出，我们有什么道德标准非难“暴力”呢（注3）？

丘吉尔很赞赏绿色和平、Earth First!（地球优先！）和Friends of the Earth（地球之友）等不惜自我牺牲的环保团体。因为目前没有国际法保护地球，所以他们“以身试法”以改变法律，其实倒不一定非要诉诸暴力。另一方面，如门诺教派那样的传统的和平主义再洗礼派，每当社会动荡时，总要被主流教会询问对国家的忠诚，现在他们在强调首先效忠天国的同时，也不免表白对国家的义务，如投票、一定范围内的军备、忠实地缴税（注4）。在西方世界，对于和平主义，已经没有多少明确的界限了。一般说来，安那祺主义尤其反对“权威式的”或“霸道式的”极端和平主义（注5）。我们一般地遵循非暴力的原则，但也要对具体的抵抗运动和形式具体分析。我在日本和美国二十多年，置身于不少进步事业的政治社会运动中，见识了不少西方的人物和组织，由于背景差异很大，很难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但是，无论有多大差异，我学会了用一个标准来判别：他/她是否付出个人的牺牲以追求社会的公正。以此为标准，丘吉尔、Ryan以及为丘吉尔此书写前言的Ed Mead都是我在西方社会的同志。

注1：Ward Churchill, Pacifism as Pathology: Reflection on the Role of Armed Struggle in North America. Winnipeg, Canada: Arbeiter Ring. 5^th printing, 2005.

注2：丘吉尔没有读到印度独立中关于军事斗争的记叙。据说英国首相艾得礼承认，在“赐与”印度独立时说“完全没有考虑甘地的因素”。

注3：前不久，有一位素不相识的国内“企业家”来访问我，谈到中共政权负责公安系统的政治局常委用军车撞死自己的发妻以娶新欢。此事无法证实，但看看中国的治安状况，可知中共政权的警务系统之腐败。

注4：见Christian Leader, September 2008第17页。其中带有狡辩地批驳有的信徒拒绝缴纳属于军事开支的部分（在联邦预算中高达60-70%）税额，这同时表明教派内的动摇。

注5：例如，参见1996年去世的英国安那祺主义者Albert Meltzer的传世之作Anarchism: Arguments for and against. Edinburgh, Scotland: AK Press, 7^th revised edition, 2000.

赵京 2008年9月21日 美国 圣拉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