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第一次聽到爸爸提起安東尼奧尼和他的反華紀錄片《中國》，便義憤填膺地記住了這個”大壞蛋”的名字。歲月如梭，真沒想到，幾十年之後才有機會一睹真容。

2014年父親節，觀賞意大利名導安東尼奧尼 先生於1972年拍攝的紀錄片《中國》，了解、重溫父輩生活過的那個特殊年代，與遠隔萬里的老父似乎又親近了一分。

感謝互聯網，感謝安東尼奧尼先生！

網友的評語也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我的心聲：

夏駿【紀錄片《中國》片長208分鐘】 意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1972年拍攝文-革時期的中國紀錄片，是當時中國極少有的真實生活記錄，因為當時中國官方電影電視紀錄片幾乎全部是根據政治宣傳需要擺拍的，惟有這個意大利人真“記錄”了一把，所以，受到當時官方媒體的強烈批判。

關爾Issac：【安東尼奧尼文革紀錄片：《中國》（完整版）】意大利電影大師安東尼奧尼受中國政府邀請於1972年拍攝的文革中的中國。該片在西方引起轟動，受到追捧，卻在中國遭到猛烈批判，被列為禁片。

殘荷聽雨：第一次認真、完整的看了一遍，非常珍貴的紀錄片，沒有看出安東尼奧尼有任何反華的意圖。 (6月14日 18:02)

中隱隱於網_輝瑞：覺得搞笑，歷史上將安東尼奧尼批判的體無完膚，幸虧人家不是中國人，不然就因一部電影被整死了；就像自己虐待自己家的孩子，還不讓鄰居評論一樣，過也不能全怪當時政府，當時的人民是真是愚惡啊，唉，別人幫你管虐待你的父母，你還為了向父母獻媚輪流揍好心人；活該他們遭罪，又傻又惡，傻X， (6月12日 10:38)

xxh78：從批判始牢牢記住了安東尼奧尼，說起來還得感謝這個批判。 (6月12日 07:09)

良宵佳人：還好有這個紀錄片，可知那時普通勞動人民比現在開心多了。 (6月12日 16:49)

塵蒙石：這是反映當時中國真實最好一面的記錄 (6月12日 15:31)

立冬松鼠：轉發微博//@上海殷慧芬: //@王周生:這場批判聲勢大得驚人，鋪天蓋地，歷歷在目，把這個安東尼奧弄得像魔鬼似的，回頭想想真是好笑，真該感謝他真實地記錄了一些（只是一些）史實。 (6月12日 14:17)

雨崩客：當年幼兒園小孩都會唱：安東泥奧泥，是亇大壞蛋。 (6月12日 10:02)

拾得台階綠：看看紀錄片，再看看現在的朝鮮，是不是似曾相識？ (6月12日 11:01)

瀘沽湖王妃：那個年代的一些事兒。//@出版病毒杜輝: 看過，很不錯。其實還是記錄了中國人善良淳樸的一面。隱去了那些醜惡。也許是被我們藏起來看不到了吧。//@風月蘭台令史:其實還算公正，只是沒有歌頌而已。怎麼不讓安東尼奧尼傷心。 (6月12日 09:17)

王繼微博六世：當年知道這個紀錄片，不是因紀錄片本身，而是從人民日報上連篇累牘的批判文章及中央廣播電台喋喋不休地批判聲中知道了她的存在。 (6月12日 08:53)

yuanmu323：針灸麻醉！那時可是很流行的。我小當時拔牙就是用的這種方法。是用針扎左耳下方腮後的穴位。因年尚幼記不得那叫什麼穴了。真的不很疼的。//@Z秦時明月H: //@見慣改變: 記錄一段歷史.有空再看!物質匱乏.剖腹產只用針炙麻醉.看了太糾心了!(6月12日 08:44)

清朝公民：//@私家野史: 記錄歷史。//@徐幸起: 這件事記憶猶新，現在聽來覺得批判安東尼奧尼反華很荒唐，當年就是因為這部紀錄片較真實地紀錄了一些中國社會生活的狀況，而羅織了一個“醜化社會主義中國”的罪名進行全國性批判。 (6月12日 07:47)

編劇高大庸：從前，有個醜八怪自覺美到不行，山雞舞鏡不滿足，於是請人來照相……照出來發現很醜，氣炸了，就把攝影師給罵了一頓……//@-農婦: 還記得小時候唱的歌謠：可恨安東尼奧尼，小丑反華真賣力 (6月12日 08:01)

2天前 來自優酷

1年前 來自微博

xiangpai

23天前 來自微博

安東尼奧尼《中國》：32年之後的理解和寬容

中國網 china.com.cn 時間： 2009-11-20 15:03 發表評論>>

安東尼奧尼 安東尼奧尼導演的紀錄片《中國》在“imdb”和“豆瓣”上的評分均為7.3，比同是他作品的《雲上的日子》，都要高出近1分。後者因為有讓·雷諾、蘇菲·瑪索、約翰·馬爾科維奇等一眾明星的加盟，以及筆記體敘事模式，被如今的文青當做電影寶典之一。不過，令人大跌眼鏡的是，和《雲上的日子》擁有數千投票評分相比，《中國》在imdb上只有26人參與投票，可見這部影片對於大多數觀眾而言，只是久聞其名而已。 而且，直到西方公映32年後的2004年，《中國》才在中國第一次公開放映——或許這正是理解和寬容需要的時間。此時的安東尼奧尼已經癱瘓10年，無法再來中國了。2007年，安東尼奧尼在羅馬病逝，享年94歲。 我用形象思考中國 米開朗基羅·安東尼奧尼是意大利現代主義電影導演，也是公認在電影美學上最有影響力的導演之一。上世紀70年代，60歲的安東尼奧尼對“紅色中國”充滿了浪漫的嚮往。在自傳中，他這樣描述對中國的想象：“我用形象思考，而我腦中的形象主要是帶有童話色彩的：黃河，有很多鹽，家和路都是用鹽做成，一片雪白的沙漠，還有其他沙漠，動物形狀的山峰，穿着童話般服裝的農民。” 紀錄片《中國》的素材有3萬米之多。安東尼奧尼最後剪輯成的影片超過3小時40分鐘，用去的素材只是其中的1萬多米。其餘的素材至今留在意大利，靜靜地背負着一個時代的影像和激情——西方人曾經的眼光，中國人的過往，還有電影大師揮之不去的激情和記憶。 1972年5月，安東尼奧尼和他的攝製組接受中國政府邀請，拍攝一部關於中國的紀錄片。他終於有了和中國近距離接觸的機會，紀錄片《中國》因此誕生。只是直到安東尼奧尼去世前，《中國》才在中國正式公映。2004年11月25日，在《中國》首映的30多年多後，北京電影學院舉辦的安東尼奧尼貢獻影展之上，這部紀錄片第一次在中國公映。好與壞，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安東尼奧尼以現實主義電影大師的眼光，為中國留下的珍貴影像，卻是留給生活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的我們最好的禮物。 “先準備理解，再拍攝” 按照安東尼奧尼的設想，《中國》是一部不帶教育意圖的政治紀錄片：“我是個觀眾，一個帶着攝影機的旅遊者。” 在他看來，中國是一個巨大的不為人知的國家。這樣的認知差不多代表當時西方世界對中國的看法——中國就像一隻睡獅般神秘莫測。安東尼奧尼曾這樣描述他拍攝《中國》的初衷：在這個國家中，我知道人民以前生活在極其不公正的封建統治下，而1972年的今天，他們在一天一天地努力建立一種新的公正。在西方人眼中，這種公正看上去似乎是種普遍的貧窮，但這種貧窮決定了一種有骨氣的生存的可能性，使人變得祥和，比我們更富有人性，甚至更接近我們的人文主義理想。 香港是安東尼奧尼1972年到達中國的“跳板”。在羅湖口岸，攝影師盧奇亞諾·都沃里正要拍攝，因為眼前的景象在他看來充滿寓意：一座普通的木橋連接兩岸，一邊是英國人，另一邊是中國士兵。盧奇亞諾回憶說，我們到了橋這邊，我扛起機器，裝上膠片，剛想開始拍，安東尼奧尼說：“不，不要拍”。我問為什麼不拍，他說：“我們先理解，先準備理解，然後我們再拍”。

肖同慶：安東尼奧尼的《中國》

“正是這一年春天，安東尼奧尼接到了來自中國的邀請，通過一位政治立場接近的西方著名導演拍攝的關於中國的紀錄片介紹中國。對於周恩來來說，就像乒乓球外交一樣，是當時政治步驟的一招。可惜，安東尼奧尼‘辜負’了中國人民的期望。” 

 

“被誤解的馬可·波羅”

看安東尼奧尼晚年的影片《雲上的日子》，我能夠感受到他的痛苦，這位畢生在探究真相的導演，直到晚年仍無法釋懷糾纏一生的困惑，對政治、人生、愛情，還有那些森林般生長在心靈邊緣的欲望，他都設法通過影像加以探討。

好奇是一個導演的天性，當1972年，整個中國推到他面前的時候，他的興奮是顯而易見的。今天，我們已很難了解當初中國政府選擇他來中國的詳細理由，也許意共左翼的背景是唯一的理由吧。

1972年，對中國來說意義非同尋常，和美國接觸，以牽制蘇聯——在毛澤東的晚年清醒狀態下做出唯一的一項劃時代的決定後，周恩來抓住機會把中國推向世界。在首都機場，周恩來打破外交禮儀的陳規，撇開他的隨從疾步迎向走下舷梯的尼克松，這次握手雙方以跨越太平洋和飛越四十年來概括。這一年，喬冠華在聯合國的笑聲被西方譽為“震碎了議會大廳的玻璃”。

而正是這一年春天，安東尼奧尼接到了來自中國的邀請，通過一位政治立場接近的西方著名導演拍攝的關於中國的紀錄片介紹中國。對於周恩來來說，就像乒乓球外交一樣，是當時政治步驟的一招。可惜，安東尼奧尼“辜負”了中國人民的期望。

《中國》的首播權被美國廣播公司購買，率先在電視上與美國人見面，並被評為1973年在美上映的“十佳紀錄片”之一，總統尼克松據說兩次調看此片。不過後來的結果超出了安東尼奧尼的控制範圍，台灣電視台多次播放此片，以此作為反共的重要教材，這一切激起中國政府的強烈憤慨，《中國》被定性為“一個公開反華、反共、反革命的作品，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的陰謀”。

1974年，圍繞紀錄片《中國》，發生了許多戲劇性的事件，幾乎釀成政治事件和外交事件。這一年，作為威尼斯藝術雙年展的一個重要活動計劃之一，《中國》被安排到鳳凰劇院上映，驚動了包括中國和意大利兩國的外交官員，來自中國政府的抗議使得意大利政府極為惶恐，雖然極力阻止這部影片上映，當仍然沒能如願，超越政治的藝術節還是促成了影片的公映。多年以後，一位意大利電影評論家阿貝爾托·埃科這樣寫道：“焦慮不安的安東尼奧尼再次忍受着他的非常個人的自相矛盾的戲劇性事件帶給他的痛苦——這位懷着愛慕和尊敬之情前往中國的反法西斯主義藝術家，發現自己被指責為受蘇聯修正主義和美帝國主義雇用的法西斯主義反動文藝家，引起八億人民的憎恨。”不知道安東尼奧尼是否知曉，更強大的輿論壓力則來自中國國內，這一年，從中國的權威報紙《人民日報》到各地報刊，一場鋪天蓋地的大批判席捲全國，人民文學出版社還特地結集部分文章出版，題為《中國人民不可侮》。

意大利評論家將安東尼奧尼比喻為“被誤解的馬可·波羅”，和一千多年前的馬可·波羅把中國描繪成人類的天堂一樣，安東尼奧尼同樣是懷着好奇和熱忱來到中國的，在埃科看來，“那些在電視上看到這部片子的人記得，這部片子從一開始就懷着熱忱投入到中國的大事中去了，電視的正義之舉最終向數百萬觀眾展示了一個實在的中國，一個擺脫了西方宣傳模式的充滿人性和祥和的中國，儘管中方指責這部影片充滿不可理喻的敵意，是對中國人民的侮辱。”這種誤解是根深蒂固的，作為一個享譽世界的現代主義電影大師，一位對西方現代工業深懷質疑的藝術家，他眼裡的中國顯然具有一種人類標本的意義。

“人總是放在第一位”

在片子的開頭，安東尼奧尼這樣概述他見到的中國：“中國正在打開大門，但仍然是一個陌生的世界，大部分地方仍然不得而知，我們到這裡只是瞧一眼而已。正如中國的一句古話所說，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安東尼奧尼的低調可見一斑，他只是透過鏡頭“觀察中國人的面目、姿態和習慣”。 他和攝製組一行9人在北京、南京、上海、蘇州和河南林縣農村待了22天，拍了這部長達三個半小時的紀錄電影。關於《中國》的主題，安東尼奧尼後來是這樣解釋的：“這部影片的主題是‘人’。我們進入中國，就是記錄那裡的人的生活和精神面貌，然後才是這些人背後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我儘量去攫取的正是中國工農的日常生活狀態。在我的影片中，人總是放在第一位。”

在中國的政治中心——北京天安門，鏡頭裡出現的是衣着單一樸實的青年女子，一位神清氣閒的長者在打太極拳，人們在王府井路旁歇息，長城上是寫生的學生，天壇上遊人如織，北京的日常生活恬淡而悠閒；在上海，擁擠的馬路上人們被電影的攝影機所吸引，表情好奇而惶恐，這組著名的長鏡頭記錄了馬路上的行人、茶館裡的飲茶、飯館的吃相，安東尼奧尼的攝影機隨揚子江水，緩緩流動着，靜靜捕捉着河岸及船家人的生活。解說詞惜墨如金，背景音樂是鏗鏘激昂的樣板戲，提示着很強的時代感，安東尼奧尼的影像本身在深刻地傳達人和時代的關係，傳達那種蘊藏在平靜表面下的神秘和力量。

在蘇州的一家叫做復興回民麵店，據稱這是整個城市最好的一家飯店，安東尼奧尼的鏡頭裡是：吃麵，抹嘴、抽煙、老人餵孩子，在解說里，他平靜地說：“他們的生活條件與我們的相差如此之遠，使我們感到驚奇。”驚奇之餘，安東尼奧尼試圖為他在中國所看到的一切找到一種富有意義的關係。比如，傳統和現實，比如生與死，比如動與靜。

在觀察中國傳統針刺麻醉的段落中，安東尼奧尼不惜筆墨，詳盡紀錄了整個治療過程，他特地用了幾個他喜歡的帶關係的長鏡頭把針刺麻醉這門傳統的醫術與醫院環境的關係；與接受麻醉的人的關係微妙地建立起來。這顯然已不僅僅是對一項神秘的東方醫術的展示，而把這項古老的醫術與現代中國人生活聯繫了起來。

在上海城隍廟的段落中，安東尼奧尼把他的形式風格——環境與人的關係進行了充分的發揮。茶、茶樓、老人這些象徵傳統的元素，與毛澤東畫像、宣傳畫、樣板戲音樂這些充滿時代感的元素完整地結合在一起，創造出神秘、而又不失快樂的氣氛。在安東尼奧尼眼裡：“這裡的氣氛稀奇古怪，懷念和歡樂交織在一起，既懷想過去，又忠於現在。”也許，這就是安東尼奧尼理解的中國。

在拍攝以建造紅旗渠著名的河南林縣時，安東尼奧尼進入了一個事先沒有得到通知的小山村。在他眼裡，這只是一個“荒涼和被拋棄的村落”，攝影機隨意地在這個山村中遊蕩着，村民們緊張地紛紛躲避着鏡頭，可又抑制不住好奇心。安東尼奧尼的鏡頭始終對準這些村民們的四處躲避，隱藏可又抑制不住好奇心的臉。安東尼奧尼試圖讓自己，或者說讓那些不了解中國的西方人，從這些生動的面孔後面看到一個真實的中國。通過村民們初次面對西方人的行為和表情，安東尼奧尼這樣闡述他對這裡的認識：“這裡的人很少離婚，因為夫妻很少吵架”，“由於中國人的貞節和謹慎，使人幾乎覺察不到他們的感情和痛苦。” 安東尼奧尼是憑着直覺和好奇在拍攝，他幾乎不放過任何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細節，他本能地躲避來自官方的安排和宣傳，希望走進角落和背面，這成為後來中國人耿耿於懷的最主要的一點。

“我只能注視而不能在深層次上闡釋”

1974年1月，也就是影片公映的第二年，針對《中國》的批判文章大量地被發表出來。批判的主要觀點是：醜化社會主義新中國，侮辱中國人民，誹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影片所具有的冷靜旁觀的氣質，與當時中國新聞紀錄電影的面貌大相徑庭。這個差異不僅表現在形式技巧上，更體現在對紀錄電影功能的認識上；而另一方面，針對《中國》的批判，也成為當時黨內鬥爭在文藝界的反應。

誤解深刻而難以調和，埃科這樣總結了安東尼奧尼的觀察：“這是一個博大而又不被人了解的國度，我只能注視而不能在深層次上闡釋。我只知道這個國家長期浸淫在不公正的封建環境裡，如今我看到新的公正通過日常鬥爭開始產生。在西方人的眼裡，這種公正或許顯得散漫和清貧。但是這種貧困造就了尊嚴生存的可能，它恢復了一種平靜的、比我們更具人性的人的本身，有時它接近我們所嚮往的寧靜，與自然界和諧相處，人與人之間的親情、頑強地創造力。這種創造力以簡單的方式在通常認為是貪婪的領域裡解決了財富再分配的問題。我對中國人像西方人那樣搞工業的事例並不感興趣。我知道他們有原子彈，但是，我似乎更有興趣向你們展示他們在互相尊重的工作環境下，如何用一些簡單的材料建造工廠、醫院或者兒童保育中心。我想告訴你那些工作需要付出多少悲傷和汗水，並且告訴你快樂的範疇——與我們不同——那裡能夠包容一切，大概那種快樂也是屬於我們的。”這種帶有辯護性質的總結對當時的中國人來說，顯然是過於高深和不可理喻。要知道，就在安東尼奧尼拍攝中國的時候，蘇聯國內正在放映一部利用各種素材編輯的電視紀錄片《黑夜籠罩着中國》，對中國進行不懷好意的詆毀。中國人無法心平氣和地對待一切來自敵對陣營的批評。

今天再來翻看當時對安東尼奧尼的大批判文字，總讓人忍俊不止，南京長江大橋管理處的一位工作人員在回憶拍攝這座令當時中國人無比自豪的大橋的經歷時說：“我們向他介紹情況，他不耐煩；為他準備的高架車，他不使用。他乘坐汽艇在大橋的江面上轉了兩圈不拍攝，卻要求把汽艇開到遠離大橋的下游去，故意從很壞的角度拍了幾個鏡頭，把一座雄偉的現代化橋梁拍得歪歪斜斜，搖搖晃晃；更卑鄙的是插入一個在橋下晾衣服的鏡頭加以醜化”。聞名中外的紅旗渠在影片裡只是一掠而過，既看不到“人造天河”的雄姿，也看不到林縣山河重新安排後的興旺景象，銀幕上不厭其煩地呈現出來的是零落的田地、孤獨的老人、疲乏的牲口、破陋的房舍。1974年1月30日的《人民日報》發表的社論《惡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從動機和藝術手法方面這樣抨擊安東尼奧尼：“為了詆毀中國革命，攻擊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在影片中對中國人民的精神面貌進行了令人不能容忍的醜化”，影片導演“把中國人民描繪成愚昧無知，與世隔絕，愁眉苦臉，無精打采，不講衛生，愛吃好喝，渾渾噩噩的人群”，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在拍攝手法上極其反動和惡劣，“在鏡頭的取捨和處理方面，凡是好的、新的、進步的，他一律不拍或少拍，或者當時做樣子拍了一些，最後又把它剪掉；而差的、落後的場面，他就抓住不放，大拍特拍”。面對上海這樣一座“工業化的大城市”，安東尼奧尼企圖誣衊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明明上海有許多現代化的大型企業，影片攝製者卻視而不見，而專門搜集設備簡陋、手工操作的零亂鏡頭。明明黃浦江邊矗立着能製造萬噸輪的造船廠，江上停泊着我國的遠洋輪，而在安東尼奧尼的鏡頭下，黃浦江里的大貨船都是外國的，小木船是中國的。這顯然是在全盤否定和抹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各條戰線取得的偉大成就，企圖使人相信今天的社會主義新中國同往昔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幾乎沒有什麼兩樣。”

今天的人們已經絲毫不會懷疑安東尼奧尼的藝術動機——想方設法走向真實。這是一個藝術家應有的本能，安東尼奧尼只是在用他的角度和方式觀察中國、表現中國而已，看他的影片，我總是心存感激，感激他為那時的中國留下了另一個角度的記錄，可以讓我們的後代窺見我們祖先曾經生活的時代。那是人類二十世紀碩果僅存的一個標本，沒有人預感到僅過幾年，中國將發生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而且這種變化將深刻影響人類文明的進程。

（肖同慶：中央電視台高級編輯，紀錄片拍攝者。原文鏈接： https://cochina.org/2012/04/肖同慶：安東尼奧尼的《中國》

米開朗基羅·安東尼奧尼（意大利語：Michelangelo Antonioni，1912年9月29日－2007年7月30日），意大利現代主義電影導演，也是公認在電影美學上最有影響力的導演之一。

獎項
奧斯卡金像獎
奧斯卡榮譽獎
1995年

其他獎項
柏林影展金熊獎
1961年 《夜》
戛納影展評審團大獎
1960年 《情事》
1962年 《蝕》
戛納影展金棕櫚獎
1967年 《春光乍現》
威尼斯影展金獅獎
1964年 《紅色沙漠》

《中國China》
1972年，在《無限春光在險峰》與《過客》之間，安東尼奧尼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總理周恩來的邀請，在文革期間訪問中國。他應邀拍攝紀錄片《中國》，但此後這部影片卻被中國政府以「反華」與「反共」的理由嚴厲譴責。這部紀錄片在中國的第一次放映是2004年11月25日在北京，由北京電影學院舉辦的一個紀念安東尼奧尼貢獻的影展之中。


這部拍攝於中國文革時期的紀錄片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是導演在北京對一些場景的捕捉，有著名的天安門廣場、長城、故宮、王府井，有中國政府安排的參加小學可見課間活動、醫院的針灸生產、工廠的工人家庭生活、生產合作社的狀況等。 
　　第二部分是導演被安排去河南林縣參觀紅旗渠、集體農莊，古城蘇州和南京，但他卻將大量的篇幅放在了隨意觀察的中國人的面孔上。 
　　第三部分是導演對上海的短暫觀察，從街景到中國共產黨誕生地，從新建的居民樓到殖民地時期的滾地龍，從茶館到大工廠，從外灘到黃浦江上的船戶，相對客觀地反映了當時上海民眾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