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第一次听到爸爸提起安东尼奥尼和他的反华纪录片《中国》，便义愤填膺地记住了这个”大坏蛋”的名字。岁月如梭，真没想到，几十年之后才有机会一睹真容。

2014年父亲节，观赏意大利名导安东尼奥尼 先生于1972年拍摄的纪录片《中国》，了解、重温父辈生活过的那个特殊年代，与远隔万里的老父似乎又亲近了一分。

感谢互联网，感谢安东尼奥尼先生！

网友的评语也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我的心声：

夏骏【纪录片《中国》片长208分钟】 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1972年拍摄文-革时期的中国纪录片，是当时中国极少有的真实生活记录，因为当时中国官方电影电视纪录片几乎全部是根据政治宣传需要摆拍的，惟有这个意大利人真“记录”了一把，所以，受到当时官方媒体的强烈批判。

关尔Issac：【安东尼奥尼文革纪录片：《中国》（完整版）】意大利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受中国政府邀请于1972年拍摄的文革中的中国。该片在西方引起轰动，受到追捧，却在中国遭到猛烈批判，被列为禁片。

残荷听雨：第一次认真、完整的看了一遍，非常珍贵的纪录片，没有看出安东尼奥尼有任何反华的意图。 (6月14日 18:02)

中隐隐于网_辉瑞：觉得搞笑，历史上将安东尼奥尼批判的体无完肤，幸亏人家不是中国人，不然就因一部电影被整死了；就像自己虐待自己家的孩子，还不让邻居评论一样，过也不能全怪当时政府，当时的人民是真是愚恶啊，唉，别人帮你管虐待你的父母，你还为了向父母献媚轮流揍好心人；活该他们遭罪，又傻又恶，傻X， (6月12日 10:38)

xxh78：从批判始牢牢记住了安东尼奥尼，说起来还得感谢这个批判。 (6月12日 07:09)

良宵佳人：还好有这个纪录片，可知那时普通劳动人民比现在开心多了。 (6月12日 16:49)

尘蒙石：这是反映当时中国真实最好一面的记录 (6月12日 15:31)

立冬松鼠：转发微博//@上海殷慧芬: //@王周生:这场批判声势大得惊人，铺天盖地，历历在目，把这个安东尼奥弄得像魔鬼似的，回头想想真是好笑，真该感谢他真实地记录了一些（只是一些）史实。 (6月12日 14:17)

雨崩客：当年幼儿园小孩都会唱：安東泥奥泥，是亇大坏蛋。 (6月12日 10:02)

拾得台阶绿：看看纪录片，再看看现在的朝鲜，是不是似曾相识？ (6月12日 11:01)

泸沽湖王妃：那个年代的一些事儿。//@出版病毒杜辉: 看过，很不错。其实还是记录了中国人善良淳朴的一面。隐去了那些丑恶。也许是被我们藏起来看不到了吧。//@風月蘭台令史:其实还算公正，只是没有歌颂而已。怎么不让安东尼奥尼伤心。 (6月12日 09:17)

王继微博六世：当年知道这个纪录片，不是因纪录片本身，而是从人民日报上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及中央广播电台喋喋不休地批判声中知道了她的存在。 (6月12日 08:53)

yuanmu323：针灸麻醉！那时可是很流行的。我小当时拔牙就是用的这种方法。是用针扎左耳下方腮后的穴位。因年尚幼记不得那叫什么穴了。真的不很疼的。//@Z秦时明月H: //@见惯改变: 记录一段历史.有空再看!物质匮乏.剖腹产只用针炙麻醉.看了太纠心了!(6月12日 08:44)

清朝公民：//@私家野史: 记录历史。//@徐幸起: 这件事记忆犹新，现在听来觉得批判安东尼奥尼反华很荒唐，当年就是因为这部纪录片较真实地纪录了一些中国社会生活的状况，而罗织了一个“丑化社会主义中国”的罪名进行全国性批判。 (6月12日 07:47)

编剧高大庸：从前，有个丑八怪自觉美到不行，山鸡舞镜不满足，于是请人来照相……照出来发现很丑，气炸了，就把摄影师给骂了一顿……//@-农妇: 还记得小时候唱的歌谣：可恨安东尼奥尼，小丑反华真卖力 (6月12日 08:01)

2天前 来自优酷

1年前 来自微博

xiangpai

23天前 来自微博

安东尼奥尼《中国》：32年之后的理解和宽容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09-11-20 15:03 发表评论>>

安东尼奥尼 安东尼奥尼导演的纪录片《中国》在“imdb”和“豆瓣”上的评分均为7.3，比同是他作品的《云上的日子》，都要高出近1分。后者因为有让·雷诺、苏菲·玛索、约翰·马尔科维奇等一众明星的加盟，以及笔记体叙事模式，被如今的文青当做电影宝典之一。不过，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和《云上的日子》拥有数千投票评分相比，《中国》在imdb上只有26人参与投票，可见这部影片对于大多数观众而言，只是久闻其名而已。 而且，直到西方公映32年后的2004年，《中国》才在中国第一次公开放映——或许这正是理解和宽容需要的时间。此时的安东尼奥尼已经瘫痪10年，无法再来中国了。2007年，安东尼奥尼在罗马病逝，享年94岁。 我用形象思考中国 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是意大利现代主义电影导演，也是公认在电影美学上最有影响力的导演之一。上世纪70年代，60岁的安东尼奥尼对“红色中国”充满了浪漫的向往。在自传中，他这样描述对中国的想象：“我用形象思考，而我脑中的形象主要是带有童话色彩的：黄河，有很多盐，家和路都是用盐做成，一片雪白的沙漠，还有其他沙漠，动物形状的山峰，穿着童话般服装的农民。” 纪录片《中国》的素材有3万米之多。安东尼奥尼最后剪辑成的影片超过3小时40分钟，用去的素材只是其中的1万多米。其余的素材至今留在意大利，静静地背负着一个时代的影像和激情——西方人曾经的眼光，中国人的过往，还有电影大师挥之不去的激情和记忆。 1972年5月，安东尼奥尼和他的摄制组接受中国政府邀请，拍摄一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他终于有了和中国近距离接触的机会，纪录片《中国》因此诞生。只是直到安东尼奥尼去世前，《中国》才在中国正式公映。2004年11月25日，在《中国》首映的30多年多后，北京电影学院举办的安东尼奥尼贡献影展之上，这部纪录片第一次在中国公映。好与坏，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安东尼奥尼以现实主义电影大师的眼光，为中国留下的珍贵影像，却是留给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我们最好的礼物。 “先准备理解，再拍摄” 按照安东尼奥尼的设想，《中国》是一部不带教育意图的政治纪录片：“我是个观众，一个带着摄影机的旅游者。” 在他看来，中国是一个巨大的不为人知的国家。这样的认知差不多代表当时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看法——中国就像一只睡狮般神秘莫测。安东尼奥尼曾这样描述他拍摄《中国》的初衷：在这个国家中，我知道人民以前生活在极其不公正的封建统治下，而1972年的今天，他们在一天一天地努力建立一种新的公正。在西方人眼中，这种公正看上去似乎是种普遍的贫穷，但这种贫穷决定了一种有骨气的生存的可能性，使人变得祥和，比我们更富有人性，甚至更接近我们的人文主义理想。 香港是安东尼奥尼1972年到达中国的“跳板”。在罗湖口岸，摄影师卢奇亚诺·都沃里正要拍摄，因为眼前的景象在他看来充满寓意：一座普通的木桥连接两岸，一边是英国人，另一边是中国士兵。卢奇亚诺回忆说，我们到了桥这边，我扛起机器，装上胶片，刚想开始拍，安东尼奥尼说：“不，不要拍”。我问为什么不拍，他说：“我们先理解，先准备理解，然后我们再拍”。

肖同庆：安东尼奥尼的《中国》

“正是这一年春天，安东尼奥尼接到了来自中国的邀请，通过一位政治立场接近的西方著名导演拍摄的关于中国的纪录片介绍中国。对于周恩来来说，就像乒乓球外交一样，是当时政治步骤的一招。可惜，安东尼奥尼‘辜负’了中国人民的期望。” 

 

“被误解的马可·波罗”

看安东尼奥尼晚年的影片《云上的日子》，我能够感受到他的痛苦，这位毕生在探究真相的导演，直到晚年仍无法释怀纠缠一生的困惑，对政治、人生、爱情，还有那些森林般生长在心灵边缘的欲望，他都设法通过影像加以探讨。

好奇是一个导演的天性，当1972年，整个中国推到他面前的时候，他的兴奋是显而易见的。今天，我们已很难了解当初中国政府选择他来中国的详细理由，也许意共左翼的背景是唯一的理由吧。

1972年，对中国来说意义非同寻常，和美国接触，以牵制苏联——在毛泽东的晚年清醒状态下做出唯一的一项划时代的决定后，周恩来抓住机会把中国推向世界。在首都机场，周恩来打破外交礼仪的陈规，撇开他的随从疾步迎向走下舷梯的尼克松，这次握手双方以跨越太平洋和飞越四十年来概括。这一年，乔冠华在联合国的笑声被西方誉为“震碎了议会大厅的玻璃”。

而正是这一年春天，安东尼奥尼接到了来自中国的邀请，通过一位政治立场接近的西方著名导演拍摄的关于中国的纪录片介绍中国。对于周恩来来说，就像乒乓球外交一样，是当时政治步骤的一招。可惜，安东尼奥尼“辜负”了中国人民的期望。

《中国》的首播权被美国广播公司购买，率先在电视上与美国人见面，并被评为1973年在美上映的“十佳纪录片”之一，总统尼克松据说两次调看此片。不过后来的结果超出了安东尼奥尼的控制范围，台湾电视台多次播放此片，以此作为反共的重要教材，这一切激起中国政府的强烈愤慨，《中国》被定性为“一个公开反华、反共、反革命的作品，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阴谋”。

1974年，围绕纪录片《中国》，发生了许多戏剧性的事件，几乎酿成政治事件和外交事件。这一年，作为威尼斯艺术双年展的一个重要活动计划之一，《中国》被安排到凤凰剧院上映，惊动了包括中国和意大利两国的外交官员，来自中国政府的抗议使得意大利政府极为惶恐，虽然极力阻止这部影片上映，当仍然没能如愿，超越政治的艺术节还是促成了影片的公映。多年以后，一位意大利电影评论家阿贝尔托·埃科这样写道：“焦虑不安的安东尼奥尼再次忍受着他的非常个人的自相矛盾的戏剧性事件带给他的痛苦——这位怀着爱慕和尊敬之情前往中国的反法西斯主义艺术家，发现自己被指责为受苏联修正主义和美帝国主义雇用的法西斯主义反动文艺家，引起八亿人民的憎恨。”不知道安东尼奥尼是否知晓，更强大的舆论压力则来自中国国内，这一年，从中国的权威报纸《人民日报》到各地报刊，一场铺天盖地的大批判席卷全国，人民文学出版社还特地结集部分文章出版，题为《中国人民不可侮》。

意大利评论家将安东尼奥尼比喻为“被误解的马可·波罗”，和一千多年前的马可·波罗把中国描绘成人类的天堂一样，安东尼奥尼同样是怀着好奇和热忱来到中国的，在埃科看来，“那些在电视上看到这部片子的人记得，这部片子从一开始就怀着热忱投入到中国的大事中去了，电视的正义之举最终向数百万观众展示了一个实在的中国，一个摆脱了西方宣传模式的充满人性和祥和的中国，尽管中方指责这部影片充满不可理喻的敌意，是对中国人民的侮辱。”这种误解是根深蒂固的，作为一个享誉世界的现代主义电影大师，一位对西方现代工业深怀质疑的艺术家，他眼里的中国显然具有一种人类标本的意义。

“人总是放在第一位”

在片子的开头，安东尼奥尼这样概述他见到的中国：“中国正在打开大门，但仍然是一个陌生的世界，大部分地方仍然不得而知，我们到这里只是瞧一眼而已。正如中国的一句古话所说，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安东尼奥尼的低调可见一斑，他只是透过镜头“观察中国人的面目、姿态和习惯”。 他和摄制组一行9人在北京、南京、上海、苏州和河南林县农村待了22天，拍了这部长达三个半小时的纪录电影。关于《中国》的主题，安东尼奥尼后来是这样解释的：“这部影片的主题是‘人’。我们进入中国，就是记录那里的人的生活和精神面貌，然后才是这些人背后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我尽量去攫取的正是中国工农的日常生活状态。在我的影片中，人总是放在第一位。”

在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天安门，镜头里出现的是衣着单一朴实的青年女子，一位神清气闲的长者在打太极拳，人们在王府井路旁歇息，长城上是写生的学生，天坛上游人如织，北京的日常生活恬淡而悠闲；在上海，拥挤的马路上人们被电影的摄影机所吸引，表情好奇而惶恐，这组著名的长镜头记录了马路上的行人、茶馆里的饮茶、饭馆的吃相，安东尼奥尼的摄影机随扬子江水，缓缓流动着，静静捕捉着河岸及船家人的生活。解说词惜墨如金，背景音乐是铿锵激昂的样板戏，提示着很强的时代感，安东尼奥尼的影像本身在深刻地传达人和时代的关系，传达那种蕴藏在平静表面下的神秘和力量。

在苏州的一家叫做复兴回民面店，据称这是整个城市最好的一家饭店，安东尼奥尼的镜头里是：吃面，抹嘴、抽烟、老人喂孩子，在解说里，他平静地说：“他们的生活条件与我们的相差如此之远，使我们感到惊奇。”惊奇之余，安东尼奥尼试图为他在中国所看到的一切找到一种富有意义的关系。比如，传统和现实，比如生与死，比如动与静。

在观察中国传统针刺麻醉的段落中，安东尼奥尼不惜笔墨，详尽纪录了整个治疗过程，他特地用了几个他喜欢的带关系的长镜头把针刺麻醉这门传统的医术与医院环境的关系；与接受麻醉的人的关系微妙地建立起来。这显然已不仅仅是对一项神秘的东方医术的展示，而把这项古老的医术与现代中国人生活联系了起来。

在上海城隍庙的段落中，安东尼奥尼把他的形式风格——环境与人的关系进行了充分的发挥。茶、茶楼、老人这些象征传统的元素，与毛泽东画像、宣传画、样板戏音乐这些充满时代感的元素完整地结合在一起，创造出神秘、而又不失快乐的气氛。在安东尼奥尼眼里：“这里的气氛稀奇古怪，怀念和欢乐交织在一起，既怀想过去，又忠于现在。”也许，这就是安东尼奥尼理解的中国。

在拍摄以建造红旗渠著名的河南林县时，安东尼奥尼进入了一个事先没有得到通知的小山村。在他眼里，这只是一个“荒凉和被抛弃的村落”，摄影机随意地在这个山村中游荡着，村民们紧张地纷纷躲避着镜头，可又抑制不住好奇心。安东尼奥尼的镜头始终对准这些村民们的四处躲避，隐藏可又抑制不住好奇心的脸。安东尼奥尼试图让自己，或者说让那些不了解中国的西方人，从这些生动的面孔后面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通过村民们初次面对西方人的行为和表情，安东尼奥尼这样阐述他对这里的认识：“这里的人很少离婚，因为夫妻很少吵架”，“由于中国人的贞节和谨慎，使人几乎觉察不到他们的感情和痛苦。” 安东尼奥尼是凭着直觉和好奇在拍摄，他几乎不放过任何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细节，他本能地躲避来自官方的安排和宣传，希望走进角落和背面，这成为后来中国人耿耿于怀的最主要的一点。

“我只能注视而不能在深层次上阐释”

1974年1月，也就是影片公映的第二年，针对《中国》的批判文章大量地被发表出来。批判的主要观点是：丑化社会主义新中国，侮辱中国人民，诽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影片所具有的冷静旁观的气质，与当时中国新闻纪录电影的面貌大相径庭。这个差异不仅表现在形式技巧上，更体现在对纪录电影功能的认识上；而另一方面，针对《中国》的批判，也成为当时党内斗争在文艺界的反应。

误解深刻而难以调和，埃科这样总结了安东尼奥尼的观察：“这是一个博大而又不被人了解的国度，我只能注视而不能在深层次上阐释。我只知道这个国家长期浸淫在不公正的封建环境里，如今我看到新的公正通过日常斗争开始产生。在西方人的眼里，这种公正或许显得散漫和清贫。但是这种贫困造就了尊严生存的可能，它恢复了一种平静的、比我们更具人性的人的本身，有时它接近我们所向往的宁静，与自然界和谐相处，人与人之间的亲情、顽强地创造力。这种创造力以简单的方式在通常认为是贪婪的领域里解决了财富再分配的问题。我对中国人像西方人那样搞工业的事例并不感兴趣。我知道他们有原子弹，但是，我似乎更有兴趣向你们展示他们在互相尊重的工作环境下，如何用一些简单的材料建造工厂、医院或者儿童保育中心。我想告诉你那些工作需要付出多少悲伤和汗水，并且告诉你快乐的范畴——与我们不同——那里能够包容一切，大概那种快乐也是属于我们的。”这种带有辩护性质的总结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显然是过于高深和不可理喻。要知道，就在安东尼奥尼拍摄中国的时候，苏联国内正在放映一部利用各种素材编辑的电视纪录片《黑夜笼罩着中国》，对中国进行不怀好意的诋毁。中国人无法心平气和地对待一切来自敌对阵营的批评。

今天再来翻看当时对安东尼奥尼的大批判文字，总让人忍俊不止，南京长江大桥管理处的一位工作人员在回忆拍摄这座令当时中国人无比自豪的大桥的经历时说：“我们向他介绍情况，他不耐烦；为他准备的高架车，他不使用。他乘坐汽艇在大桥的江面上转了两圈不拍摄，却要求把汽艇开到远离大桥的下游去，故意从很坏的角度拍了几个镜头，把一座雄伟的现代化桥梁拍得歪歪斜斜，摇摇晃晃；更卑鄙的是插入一个在桥下晾衣服的镜头加以丑化”。闻名中外的红旗渠在影片里只是一掠而过，既看不到“人造天河”的雄姿，也看不到林县山河重新安排后的兴旺景象，银幕上不厌其烦地呈现出来的是零落的田地、孤独的老人、疲乏的牲口、破陋的房舍。1974年1月30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从动机和艺术手法方面这样抨击安东尼奥尼：“为了诋毁中国革命，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影片中对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进行了令人不能容忍的丑化”，影片导演“把中国人民描绘成愚昧无知，与世隔绝，愁眉苦脸，无精打采，不讲卫生，爱吃好喝，浑浑噩噩的人群”，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拍摄手法上极其反动和恶劣，“在镜头的取舍和处理方面，凡是好的、新的、进步的，他一律不拍或少拍，或者当时做样子拍了一些，最后又把它剪掉；而差的、落后的场面，他就抓住不放，大拍特拍”。面对上海这样一座“工业化的大城市”，安东尼奥尼企图诬蔑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明明上海有许多现代化的大型企业，影片摄制者却视而不见，而专门搜集设备简陋、手工操作的零乱镜头。明明黄浦江边矗立着能制造万吨轮的造船厂，江上停泊着我国的远洋轮，而在安东尼奥尼的镜头下，黄浦江里的大货船都是外国的，小木船是中国的。这显然是在全盘否定和抹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取得的伟大成就，企图使人相信今天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同往昔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今天的人们已经丝毫不会怀疑安东尼奥尼的艺术动机——想方设法走向真实。这是一个艺术家应有的本能，安东尼奥尼只是在用他的角度和方式观察中国、表现中国而已，看他的影片，我总是心存感激，感激他为那时的中国留下了另一个角度的记录，可以让我们的后代窥见我们祖先曾经生活的时代。那是人类二十世纪硕果仅存的一个标本，没有人预感到仅过几年，中国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将深刻影响人类文明的进程。

（肖同庆：中央电视台高级编辑，纪录片拍摄者。原文链接： https://cochina.org/2012/04/肖同庆：安东尼奥尼的《中国》

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意大利语：Michelangelo Antonioni，1912年9月29日－2007年7月30日），意大利現代主義電影導演，也是公認在電影美學上最有影響力的導演之一。

獎项
奧斯卡金像獎
奥斯卡榮譽獎
1995年

其他奖项
柏林影展金熊奖
1961年 《夜》
戛纳影展评审团大奖
1960年 《情事》
1962年 《蝕》
戛纳影展金棕榈奖
1967年 《春光乍現》
威尼斯影展金狮奖
1964年 《红色沙漠》

《中國China》
1972年，在《無限春光在險峰》與《過客》之間，安東尼奧尼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总理周恩来的邀請，在文革期间訪問中國。他应邀拍摄紀錄片《中国》，但此后这部影片卻被中國政府以「反華」與「反共」的理由嚴厲譴責。這部紀錄片在中國的第一次放映是2004年11月25日在北京，由北京電影學院舉辦的一個紀念安東尼奧尼貢獻的影展之中。


这部拍摄于中国文革时期的纪录片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导演在北京对一些场景的捕捉，有著名的天安门广场、长城、故宫、王府井，有中国政府安排的参加小学可见课间活动、医院的针灸生产、工厂的工人家庭生活、生产合作社的状况等。 
　　第二部分是导演被安排去河南林县参观红旗渠、集体农庄，古城苏州和南京，但他却将大量的篇幅放在了随意观察的中国人的面孔上。 
　　第三部分是导演对上海的短暂观察，从街景到中国共产党诞生地，从新建的居民楼到殖民地时期的滚地龙，从茶馆到大工厂，从外滩到黄浦江上的船户，相对客观地反映了当时上海民众的生活。